移徙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每个人都应该可以选择留在自己的国家并获得发展。为此目的，所有国家都应为其人民努力创造更多的、像样的就业机会。
如同所体现的人力资本全球流动一样，劳动力迁移已变得对全球经济极其重要，既是日益相互依存的产物，又是其成因。然而，国家和国际各级的移徙政策并没有反映这个现实。国家需要制定前瞻性政策，现实地考虑到自己对于低技能和高技能工人的长期结构需求。尤其是发达经济体，这些结构性需要产生于国民教育水平日益提高，人口老龄化动态变化，以及不断扩大的服务经济，在中期内不会消失。
临时移徙方案越来越多，是对接受国劳动力日益增加的需求的反应。虽然最近一些方案接纳的移徙者人数不多，但这些方案有可能促成移徙者、原籍国和目的地国有益的协同增效。在这些方案中，移徙者受益于获得合法身份，原籍国受益于移徙者的汇款；倘若移徙者在国外汲取的经验能够在本国发挥生产性作用，原籍国也能从他们的最终回归中受益。接受国则获得了所需的劳动者，并通过允许移徙者居住足够长的时间来积累储蓄，从而增进移徙的积极影响。
然而，临时移徙方案并没有全面解决移徙的种种挑战。具体而言，因其临时身份，移徙者适应更加困难，并可能导致边缘化。此外，鉴于工业化国家因经济、人口和社会趋势而需要更多移徙者的结构性需要，完全靠临时移徙者满足这种需要最终可能造成问题。
鉴于妇女参与移徙比例很高，有关国际移徙的政策应该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以确保这些政策有助于增强女性移徙者的能力，而不会促成使她们处于易受伤害的境地。
原籍国必须促进合法移徙，同时通过与接受国合作减少非正常移徙。遏止非正常移徙的努力必须符合有关庇护制度的国际法律义务以及难民保护原则，一些人出于寻求保护的理由被迫离开原籍国，对这些人的需要应该十分敏感。作为难民，他们的特殊需要要求作出特别反应。
合法化为有关当局重新控制非正常移徙提供了有用的政策工具。然而，为防止合法化成为管理移徙者的主要手段，应该辅之以若干政策，解决劳动力需求，为移徙者有序回归提供激励，并为工作有保障、能对东道社会作出贡献的移徙者长期留下作出规定。
大多数国家都接受一些国际移徙者。有些国家认为自己不是“目的地国”，但流入的外国人越来越多，这些国家必须审查接纳外国人的管理框架，以确保法律法规对当前需要作出适当反应。
延伸阅读
今天，会员国都有一套有关移徙的核心目标，包括：加强国际移徙的发展影响，确保移徙主要通过合法途径，确保移徙者权利受到保护，防止移徙者、特别是处于易受伤害情况下的移徙者受剥削，打击偷运移徙者和贩运人口罪行。政府应该重申致力于这些目标，并拟定一项基于共同发展的战略以实现这些目标。
国际移徙成为共同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有相当大的空间。在国家一级，共同发展举措将受益于移徙政策与发展政策之间更好的协调和一致性。这要求主管移徙的部门和负责制定发展战略和发展合作的部门更密切地合作。在双边一级，共同发展战略需要原籍国和目的地国利益有关者都积极参与。
在国际一级，通过各种途径，特别是提供方便、减少费用和利用汇款，加强原籍国社会与其外侨社区之间的知识、贸易和投资联系，以及鼓励回移和循环移徙，一个基于共同发展目标的框架，能够促成推动国际移徙惠益的新举措。共同发展应该缓解移徙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帮助因技术工人移徙国外而造成技术人员短缺的国家形成人力资本。
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全面和一致的国家政策，积极开展持续的国际对话，交流经验，讨论实现共同目标的途径和手段，制订国际合作的有效模式，包括通过多方利益有关者伙伴关系。在高级别对话的一个可能后续步骤方面，联合国可以为这种持续对话提供场所，从而保持促进移徙为发展作出贡献方面的势头。
区域协商进程在促进政府之间相互理解和促成合作与一致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政府代表应该提请联合国会员国注意他们的经验和成功事例。在国际一级开展对话和协商的空间也将有助于改善区域进程间的协同增效。
在条约义务和源于习惯国际法的义务范围内，国家对哪些人可以入境居留拥有主权权利。
为了充分实现国际移徙的惠益，必须尊重移徙者的权利。国家有义务保护国内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必须采取有效行动，保护移徙者免受一切形式的侵犯人权行为和虐害。还必须打击一切形式的歧视、仇外心理、本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
另一方面，移徙者就像公民一样，有义务遵守接受国的法律和法规。
接受国政府应该支持移徙者和东道社会相互适应，促进容忍和相互尊重，促进移徙者可丰富社会和文化。移徙政策需要辅之以管理的多样性和促进跨文化学习的战略。
对于许多国家的繁荣而言，移徙者过去不可或缺，现在仍然不可或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有责任据此塑造舆论，特别是通过传播战略，阐明和解释现有移徙政策如何符合社会容纳和融合移徙者的能力。
贩运人口和偷运移徙者是犯罪行为，犯罪行为人应受到起诉。贩运的受害者应得到保护。鼓励尚未成为《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和《关于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书》缔约国的政府成为这些议定书的缔约国。缔约国政府应当实施这些议定书。为了做到有实效，反贩运措施应该多管齐下，包括预防、调查、起诉、援助和保护受害人等要素。
接纳高技能移徙者的国家应该鼓励承认其学位或资格，避免浪费移徙者的技能。此外，高收入国家应避免(直接或通过本国招聘机构)在技术人员本已短缺的国家大肆招聘技术人员，或者更积极一些，支持这些国家人力资本的形成。
原籍国和目的地国都需要更好地评估对技术人员的近期和长期需求。在目的地国，在本地培训技术人员，可能减少中长期对外国技术人员的需求。在原籍国，扩大培训可能减少短缺，即使出国移徙仍在继续。作出区域乃至全球安排，培训对提供教育和医疗等基本服务至关重要的人员，也许是对最贫穷国家技术人员短缺的有效反应。在提供必要的培训方面，政府间合作进行或让公私机构参与，能够发挥关键作用。更广泛而言，在技术劳动者高度流动的世界，越来越应该把人力资本的形成看作国际的而不仅仅是国家的政策问题。
保留住需要的劳动者也很重要。为此目的，原籍国必须着重增加就业机会，改善技术工人的工作条件，既要提供事业发展机会，又要给予适当报酬。为了留住医疗人员，还有必要改善基本的保健基础设施，提供基本的医疗用品。这方面的共同发展行动值得认真考虑，包括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医疗机构结谊配对，以及开展各种形式的南南合作。
历史表明，让人呆在家里不仅费用昂贵，而且徒劳无功。人口移动多，同经济成功相伴相生。不过，各国政府应加紧努力，在原籍国促进收入增长，创造就业，促进发展。
关键的是，诱使人们移徙的许多问题也限制了汇款刺激原籍社区发展的能力。在收入和农业生产都在增长的国家，移徙是成功的反映，汇款有促进发展的用武之地。但在人力资本有限、基础设施不佳、市场疲软、体制薄弱、经济停滞的国家，国际移徙则说明发展失败，而移徙的积极效应很可能受到局限。
国际移徙在一个社区或区域一旦启动，往往很难停止。因此，为缓解国际移徙，各国政府不妨把发展工作的重点放在移徙尚未成型的地区。不过，把贫穷地区转变为能够留住人口、有活力的经济体，则很难，而且费用很高，甚至可能因为资源有限，或是地理位置偏僻，而不可行。在这种情况下，移徙可能是最有效率的对策，条件是移徙的积极效应能得到支助。
收到海外汇款同失去提高生产率所需的劳工之间的冲突，可能是把国际移徙作为原籍国经济发展动力面临的最大的单一挑战。随着汇款的流入，外汇的供给有可能导致汇率估价过高，不利于出口，并增加进口产品同本地产品之间的竞争。确保汇款不降低国内竞争能力，是经常面临的挑战，对于汇款占国内总产值比例很高的小经济体来说，更是如此。
在家庭内，出现了一个同样的困境：得到汇款的家庭常常缺少有效利用汇款收入的劳力。这样，期待这些家庭增加生产，就不大合乎常理。因为一些家庭长于移民，另一些家庭长于生产物品，解决的办法可能就是通过信贷机构（小额信贷往往比较适合）使两者联系起来，这就会产生生产性投资。否则，没有移徙人口的家庭因缺少信贷，总会找到移徙的途径，这样投资当地生产的动力就会减少。
由于汇款是国际移徙立时可见的好处，决策者很容易让国际移徙不间断地继续下去。这是个错误。国际移徙很容易假扮成良好的发展政策的替代物，国家可能会依赖于汇款流入。若没有适当的经济环境，国际移徙就会把产生移徙人口的地区变为“幼儿园和养老院”，而非有活力的经济体，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创造除移徙之外其他有吸引力的出路。各国政府需要掌握环境的形成，使国际移徙成为有效的发展手段。具体措施如下。
A. 降低汇款交易费用
大多数移徙者送出的汇款数额不大。汇款代理人收取的费用会下降，尤其是在汇款多的地区，但同国际汇款的实际费用相比，仍然很高（Orozco，2006）。显然，交易费用高，减少了移徙者家人最终得到的钱数。
迄今为止，正常的汇款渠道只由少数汇款运营商把持，如Moneygram汇款公司或西联(国际汇款)公司。汇款业务利润很高，已经吸引了其他商号加入。例如邮局就越来越多地转向费用更低、更安全、有时间保证的电子汇款业务。目前，万国邮政联盟(万国邮联)的大约160个成员每年处理100多亿邮政汇票和资金汇划，大约50个成员已经提供电子汇划服务。商业银行也承认，汇款是新商机的重要来源。
最近，银行、信用社、甚至服务于发展中社区的小额信贷机构也进入了汇款业务，因客户基础扩大而获利。Orozco（2006）记录了这些机构在以下国家提供的创新服务：孟加拉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埃及、危地马拉、印度、肯尼亚、墨西哥、摩洛哥、巴基斯坦、菲律宾和乌干达。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美洲开发银行通过多边投资基金，自1999年以来开展研究和宣传，降低汇款费用，扩大汇款给发展带来的影响（Orozco，2006）。多边投资基金资助了私营部门金融机构的活动，在发展中国家扩大服务；还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一道争取资金，推动农村地区的小额信贷和投资。双边捐助者也扩大了供资，开办项目，以便利汇款，扩大汇款对发展的影响。
尽管出现这些进展，汇款费用仍然很高，尤其是在汇款额低的地区；而且在交易之前不向客户透露的货币兑换费用，也是一项负担。各国政府可以开展许多工作，增加汇款市场的竞争，保持压力，争取降低费用。这种措施包括：降低设立汇款服务的资本要求，向同汇款代理商建立的开放型合作伙伴开放邮局、银行和零售网络；要求汇款代理商在交易之前公布所有收费和费用；有系统地公布关于费用的信息。
扩大获得银行服务的机会也很重要。各国政府可以帮助海外银行设立分行，促进商业银行和储蓄银行、信用社和小额信贷机构参加汇款服务。汇款可以存入储蓄账户，赚取利息，使其本身也成为一种资源，提供其他金融产品，如贷款或保险，尤其是向原籍社区的人口提供。为推广使用正式汇款渠道，原籍国政府和目的国政府可以减少移徙者使用银行机构的条例限制。还应协助移徙人口及其在原籍国的家人了解更多的金融知识，同时考虑到，妇女虽然常常比男子能够更好地管理家庭财务，但可能面临文化障碍，很难获得金融机构的服务。
各国政府还可以协助汇款机构协调统一电子汇款系统。目前主要的汇款代理商和银行都利用自己专有的汇款系统，这就增加了成本。商业银行使用的环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通信系统，每笔交易费用不到15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开发维护的一个电子汇款系统“Fedwire”，可以把每笔交易的费用降低到大约45分。万国邮联的国际金融系统可以迅速安全地利用一个万国邮联自有的安全网络，传送邮政汇票和银行间汇款；并且已经同其他的汇款系统和银行建立伙伴关系，扩大了服务范围。使用提款卡和信用卡及自动取款机，也正在降低劳动成本，导致了总体服务费用下降。还可以通过促进汇款公司与在原籍国，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拥有广泛分发网络的机构建立伙伴关系，降低交易成本。
降低汇款费用，不仅会增加移徙者家人得到的款额，也会增加通过正式渠道进行的汇款流动，甚至会增加总的汇款数。为此，正规汇款服务的费用、可靠性和方便程度必须证明优于非正规渠道。显然，原籍地和目的地的政府都以协助汇款流动和降低成本为目标。但由于汇款活动遍及全球，因此应采取全球行动，至少要求全球协调各种活动，尽快并尽可能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
A. 移徙在全球的经济影响
移徙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发展主导移徙，移徙反过来又影响发展，影响的方式有时并非显而易见。然而，由于大多数研究都着重于目的地国的情况，我们对国际移徙的全球影响力的了解S远不及对这种移徙在目的地国的影响力的了解。但我们知道，1870-1914年跨大西洋大规模移徙是第一个“移徙时代”西欧与美国工资水平趋同的最重要一个因素（Hatton and Willianson，2006）。此外，在同一时期，欧洲和非欧洲移徙潮流有不同分支，明显各异，结果助长了南北不平等（Lewis，1969；United Nations，2005a）。同样，当今世界的收入分配日益有利于流动性强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和高技能劳工，越来越不利于流动性低的要素，包括低技能劳工（Rodrik，1997）。换言之，更自由的劳工国际流动不仅有助于提高全球的收入水平，而且有助于更公平地分配收入。
最近，世界银行指出，国际移徙的惠益超过商品贸易自由化的惠益，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这一结论以世界经济总体平衡模式为依据。该模式模拟国际移徙增加对有关各方收入的影响，分析了两种假设情况：根据基线假设，2001 至2025 年期间国际移徙趋势为每一区域国际移徙者比例保持不变。而根据移徙假设，在2010 至2020 年期间有1 420 万新移徙者，包括450 万技术工人，从发展中国家来到高收入国家，移徙人数比2000 年国际移徙者人数增加8％。与基线设想的情况相比，在移徙设想的情况下全球收入增加0.6％。此外，发展中国家（包括其出国移民）的收入总额增加1.8％，高收入国家国民的收入增加0.4％。收入的增加既包括工资，也包括投资回报。新近移徙者得益最多。与基线假设情况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家庭收入也平均增加0.9％。有损失的是较早的移徙者，由于很容易被新移徙潮所取代，他们的总体消费水平会下降6％。这些结果与关于移徙在经济方面对接纳移徙者的经济体的影响的研究是一致的。
B. 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
根据经济理论，移徙会降低目的地国的工资水平或增加失业人数。然而，下文列出的证据显示，这些影响即使有，也十分微小，主要原因是如上文所述，就接受国绝大多数工人而言，移徙者并非取代他们，而是对他们的补充。新的移徙者只会同先到的移徙者竞争。移徙者与本国工人的互补性，有利于促进接受国的经济。
在目的地国，多数不同背景的研究都表明，国际移徙的增加对总体工资水平和失业影响甚微（Gaston and Nelson，2002）。但低技能移徙者的涌入影响较大的是降低已经在目的地国的低技能工人的工资（United Nations，1998；ILO，2004b）。不过在多数高收入国家，由于本国低技能工人所占比例很低，而且不断降低，因此低技能移徙者增加对降低平均工资的压力很小。在美国进行的研究表明，即使在移徙者比例很高的地区，移徙对工资和失业的影响也很小，但对于那些直接竞争移徙者从事的工作的人，即其他国际移徙者或具有类似教育水平和经验的本国人，这种影响可能较大（见Smith and Edmondson，1997；Borjas，2003）。专题小组研究证实了这些结论（World Bank，2006）。
在工资相对缺乏弹性的地方，例如在许多欧洲国家，移徙者的涌入并不会降低工资水平，但可能会增加失业人数，在低技能公民中特别如此（Angrist and Kugler，2002）。在法国，这一结果是关于工资的规章造成的（Dustmann and Glitz，2005）。然而，如果移徙者是受经济扩张吸引而来，就业就可能增加，至少不会减少。因此，在1984-1989 年和1990-1995年，若干欧洲国家失业和移徙入境人数的变动彼此并无关联（SOPEMI，1998）。移徙人数增加带来消费的增加，这反过来又提高对劳工的总体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从而改善本国人的经济状况。
在多数目的地国，移徙者的职业分布与非移徙者迥异，这也表明两者的互补性。此外，移徙者在劳工市场的活动有特定范围，而假如没有移徙者，这类活动即使存在，也不会具备如此的规模。只要这种情况存在，经济就会受益。因此，总体而言，移徙能增加就业人数。Linton 认为（2002 年），移徙者从事特定职业工作，而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些职业。移徙人口多的城市通常会有本来不存在或少见的货物和服务，例如外国饮食或托儿服务等等。因此，在高收入经济体，低技能移徙者往往是对低技能本国人的补充，而非同他们竞争（Castles and Kosack，1984）。
C. 国际移徙者融入目的地国劳工市场
对移徙者来说，加入劳工市场、获得体面的就业是融入当地社会的关键一步。如果移徙者失业率全面高于非移徙者，或如果移徙者更可能长期失业，那么在劳工市场就可能存在系统性的歧视（Zegers de Beijl，2000）。因此必须考虑移徙者融入劳工市场的趋势。
移徙工人失业时，准许他们临时入境的国家要求他们离境。在一些国家，移徙者只能为特定雇主从事特定工作，他们的入境和居留取决于有工可做。如果是这样，上述情况就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接受国的移徙工人人数在经济兴旺时会上升，在经济萧条时会下降，因而每次遇到经济调整，移徙者便首当其冲。1997年东亚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大批移徙者回国，原籍国得应付突如其来的工人返国潮流。
在多数移徙者具有永久或长期居留许可的发达国家，移徙者所占劳工比例通常相当高（见表10）。在经合组织多数国家，这一比例一直在上升。1998 年至2003年，一些国家移徙人数增幅尤其大。按增幅排列如下：卢森堡、爱尔兰、西班牙、美国、葡萄牙和意大利。
1990年代，欧洲本国国民和外籍人士的就业均增加，特别在爱尔兰和西班牙，其劳工市场吸收了大批外籍工人（SOPEMI，2005）。然而，2000年开始经济萧条，多数发达国家外籍人就业增长放慢，比利时、法国、德国和荷兰的外籍人就业减少。甚至在1990年代，年轻（20至24岁）和年纪较大（55岁以上）的外籍人士和各年龄组的外籍妇女在寻求就业时都继续面临障碍。但比利时、法国和荷兰在推动外籍妇女就业方面取得成绩。
在经合组织多数国家，外籍人士失业率和本国国民失业率持续悬殊，引起不安，政府于是对移徙者就业和居留时间规定条件，否则不愿接纳更多移徙者。2003年，比利时、丹麦、法国、荷兰、挪威和瑞典的外籍人士的失业率至少为本国国民的两倍。在较新的目的地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海外移民国和卢森堡，失业差距较小。在多数国家，外籍妇女失业率高于外籍男子（SOPEMI，2005）。
在欧洲国家外籍和本国男性工人失业率的差距主要是两者社会经济特点的差异所致，但也不能排除歧视为造成这种差距的一个因素。在比利时、法国和荷兰这三个国家，甚至除去其他因素的影响，与配偶一起居住的外籍男性工人的失业率仍偏高。外籍妇女融入社会的困难，似乎影响其就业机会。即使除去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外籍妇女与本国妇女失业率也仍有差距，对有子女的外籍妇女而言特别如此（SOPEMI，2005）。
各国政府认识到必须促进移徙者融入劳工市场，以加强社会凝聚力。为此必须通过适当立法和反歧视方案揭露和消除歧视行为。由于失业移徙者通常缺乏在不断变化的劳工市场取得成功所需的人力资本，他们能受益于培训，以更好地掌握当地语言，发展职业技能。在职见习培训、咨询、对创业活动的协助等也很有用。可能有必要开设特别方案，以满足移徙妇女、年轻和年纪较大的移徙者或包括土著人民在内的特定背景的移徙者的具体需要。
D. 移徙者的创业
许多高收入国家的大城市已成为世界性都市，移徙者开设店铺，销售来自母国的“异国”特产。移徙创业家使现有货物和服务种类更加丰富，为一些城市街区增添了活力，从而防止，甚至扭转了这些街区的衰败。移徙创业家的技能在所在经济体往往已告缺乏，而且他们愿意长时间工作，利用其社会资本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
先进经济体服务业在扩大，顺应这一结构变更，移徙者的创业活动和能灵活因应万变的消费潮流的小规模生产也在增加（Kloosterman and Rath，2003）。移徙者的经营通常在开始时仅为满足本族裔人的需要，随后才扩大服务范围，拓宽市场。这种经营往往集中在特定族裔聚居区附近，为移徙者创造了就业，也为他们提供了学习经商的机会。经营扩大后，往往雇用更多当地人。
促进移徙者创业的因素包括移徙者大家庭具有凝聚力，能提供免费或廉价劳动的子女或兄弟姐妹众多，同乡开办的轮流借贷会提供了集资机会，移徙社区内社会网络强劲有力，社区内能依赖以信为本、强制守信的关系等等（Light and Rosenstein，1995）。创业机会无疑使移徙社区增添了活力，为移徙创业家通过积累财富提高经济地位提供了重要的渠道。移徙创业家销售其原籍国的土特产，往往导致同这些国家的贸易增加。
与本国人相比，移徙者更可能自营职业。在联合王国和美国，移徙者及其后代在自营职业者中所占比例偏高。除比利时和法国以外，在经合组织其他发达国家，1998至2003年期间移徙者中自营职业的人数上升，无论按绝对数还是按在自营职业总人数中所占比例统计都是如此（SOPEMI，2005）。在一些国家，外籍妇女更有可能创办小企业。例如在法国，北非移徙妇女开店经营的越来越多。2000年，法国44％的小企业外籍业主是北非人，46％是欧洲人（Khachani，2004）。
在美国，自营职业的移徙者的收入往往高于工薪族，即使计及自营职业的高收入专业人士，也是如此（Bradley，2004）。移徙群体往往专门从事特定类型的创业活动（Portes，1995）。在美国，来自印度的移徙者在小旅店生意方面独占鳌头；韩国人专长于零售生意；中国人开餐馆。在法国，开店的法国人退休后，由北非人取而代之；在联合王国，南亚移徙者开糖果店和报摊；在荷兰，土耳其移徙者开面包店、杂货店等。
在德国，到1990年代末，51 000名德国籍土耳其企业家雇用了185 000人，其中20％是德国人。73％的德国籍土耳其企业家依靠德国企业供货。德国籍土耳其人创办的公司越来越多地投入在土耳其以外的国际商业活动。德国政府为考虑创办企业的移徙者提供财政帮助和咨询，推动创业活动。奥地利、葡萄牙和苏格兰也有类似的措施（Pécoud，2001）。
在南非，来自其他非洲国家的移徙者开办了各种小企业。许多移徙妇女从事街头贸易和跨界贸易，这种活动使她们增强了经济能力。一项研究表明，一个移徙企业平均创造三个就业机会（Peberdy and Rogerson，2003）。
许多移徙企业家承接了本国人脱手的企业。Millman（1997年）指出，在美国，随着许多年纪较大的本国出生的农场主脱离农业，越来越多的农场归讲西语的拉美人和亚洲移徙者所有。
对移徙者创业情况的系统评估结果不一。有人认为，自营职业对于在正规劳工市场获得就业机会不多的移徙者可能是第二最佳选择。移徙者自营职业能否增加收入的问题争论很多（Borjas，1990；Bates，1997；Waldinger，1996；Kloosterman and Rath，2003）。评估结果的部分问题是一小撮自营职业者十分成功，换言之，虽然自营职业者平均收入不高，但潜力很大。对美国城市移民社区的分析显示，同具备类似特点的工薪职工相比，自营职业者工作时间较长，按小时计算的平均收入较低（Logan and Others，2003）。尽管如此，移徙者中自营职业人数持续增加表明，自营职业有其他优势。例如，自营职业能使不熟悉接受国语言和习俗的移徙者获得就业；自营职业是一种家庭战略，据以积累财富，为下一代经济地位的提升打下基础；自营职业也是打进主流经济的可能途径。现有证据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自营职业移徙者取得成功（Bradley，2004）。
各国政府认识到移徙者创业的潜在惠益，已经开始为有意创办新企业的移徙者提供一些帮助。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为提出可行的商业计划并保证有一定投资的外国企业家签发移民签证。为了推动移徙者创业，各国政府应排除规章方面阻碍移徙者自营职业的障碍，无论是全面性的障碍，还是特定行业的障碍，并确保正常状况下的移徙者与本国人一样有平等机会获得金融服务，而且财产权受到尊重。
E. 国际移徙与城市复兴
国际移徙在防止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减少、调整其住房市场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许多发达国家本国人纷纷搬到市郊区，城市人口增长减慢，因而形成了称为“逆城市化”的趋势。但在1980年代，逆城市化趋势止步，原因之一正是在大城市中心定居的国际移徙者不断增加。2000年，移民被认为是改变美国城市面貌的两个最强劲的人口趋势之一（Florida，2004）。在主要城市，如美国的芝加哥、达拉斯、休斯顿、洛杉矶、迈阿密、纽约、圣地亚哥、旧金山和华盛顿以及加拿大的多伦多和温哥华等“入境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主要原因就是流入的国际移徙者人数超过了流出的本国人人数。大多数这类城市都是“全球性城市”，是贸易和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公司总部或政府机关所在地（Frey，2004；Pumain，2004）。尽管这些趋势的全面影响尚待确定，但这些都市似乎受益于国际移徙者的流入以及对住房需求的增加（Grogan and Proscio，2000）。
例如在纽约，外国出生的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28％上升到2000年的40％，与此同时，房产升值，破落的街区复苏，犯罪率大幅下降（Florida，2004；Millman，1997）。此外，一些移徙群体迁入以前的穷区定居，给这些街区带来繁荣。例如，在布鲁克林的西印度群岛人往往一家有多人工作，他们利用本族裔人经营的非正式信贷系统购置平价房产，从而推动房产升值（Crowder，1999）。
在欧洲城市，居者很难有其屋的问题以及一些移徙群体住在市郊隔离社区的趋势产生了负面后果。在一些城市，新到来的移徙者都想租平价房，导致价格上涨。例如在巴塞罗那，移徙者为同样的住房所付租金通常高于本国人，而且形成了地区上的隔离（Domingo i Vals，1996）。在马德里，波兰移徙者往往在较贫穷的街区定居，但鉴于60％的波兰移徙者具有中学以上学历，30％上过大学，他们的住房条件日后很可能得到改善（Aguilera Arilla and Others，1996）。
同根同源的移徙者往往在特定城市定居，因而出现了移徙者聚居区，使他们能够保持与同胞的文化和社会关系，可以形成足够的人数，有利于族裔企业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移徙者立业成功，并能投资住房，这些聚居区可能变得繁荣；如果移徙者迁往他处较好的住房，这些聚居区可能沉沦，或者也可能停留于隔离、贫穷的状态。关于产生上述每一种结果的因素，还有很多情况尚待了解，但创建为社区服务的移民企业以及可能拥有住房这两者似乎是有利于产生有益结果的要素。
国际移徙可以对原籍国产生若干积极影响：减轻劳工过剩国劳动力市场的压力；通过汇款改善移徙者家庭的福祉；发挥汇款的倍增效应促进收入增长并帮助减轻社区一级和国家一级的贫穷以及利用财政中介使汇款促进生产性投资。本章集中讨论移徙的这些影响。
不过，原籍国面临一个矛盾：为了产生汇款它们必须放弃提高生产力所需的劳工和技术。这或许是使国际移徙成为原地经济发展促进因素的一个最大问题。下面第四章将审查技术人员移徙所产生的各种挑战和机会。
除了因扣下汇款移交费和利用汇款影响所产生扛杆作用获利外，原籍国还可以通过与旅居国外侨民社区合作、通过回移促进储蓄、知识和技术转移。移徙在这方面促进共同发展的潜力将在第五章讨论。
A. 国际移徙与原籍国的劳动力市场
实际上所有迹象都显示出需求大的劳动力市场会削弱移徙意愿。不过，工人离开却不一定会导致劳动力市场需求加强。在一些国家，移徙的工人很容易被取代，他们的离开不会带来明显的产出损失或工资增加。在移徙者数目比劳动力相对低的情况下较可能出现这种结果，离开的工人大多数是失业者或就业不足者，可以通过内部移徙或培训来取代他们而不会导致工人素质明显下降，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或斯里兰卡的情况正是如此（Lucas,2005）。在失业或就业不足情况严重的人口极为稠密的国家，即使是大量移徙也只会对失业情况或工资产生微不足道的影响（联合国，1998）。
不过，移徙是有选择性的，因此可能对特定部门的工资带来上升压力。例如在巴勒斯坦，移徙到海合会国家可能导致技术熟练建筑工人的工资增加，也可能导致非技术工人和农业工人的工资增加（联合国，1998）。同样地，菲律宾的实际工资似乎与移徙并增，特别是对产业工人而言（Lucas,2005）。在移居国外人口众多的小国家内，移徙会使失业和就业不足情况明显减轻。
不管工资会出现什么情况，低技术工人移民出国一般会使留国者获益，例如在阿尔巴尼亚，移民出国有助于向私营部门就业过渡（Lucas,2005）。在出现大量移徙者外流的国家，例如墨西哥、巴基斯坦或菲律宾，每年离去的人数与没有移徙的劳动力增加人数相接近，显示出在失业者增加或经济停滞时期，移徙会提供重要的就业出路（O’Connor 和Farsakh,1996年）。
劳工移徙也一直是促使一些群体积极参与经济的手段。移徙到外国当家庭用人的妇女，尤其是来自印度尼西亚或斯里兰卡等国家的此种妇女，在移徙前往往从事没有工资的工作。1980年后期离开斯里兰卡的妇女移徙工人约有一半是第一次加入劳动队伍（Rodrigo 和Jayatissa,1989）。一些发达国家内年轻“假期兼职者”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在移徙前大多是学生或最近才毕业的学生。
B. 国际移徙、收入分配和减轻贫穷
低收入加强了人们移徙出国的意愿，但在收入增加时国际移徙往往也增加。一般来说，国际移徙者来自本国中等收入家庭，主要是因为国际移徙费用高风险大，贫穷家庭没有足够的办法也不可能承受这些风险。因此，生活贫穷者的国际移徙相对来说仍然较少，在原籍社区，低收入家庭的移徙可能性较低，但随着收入增加而提高，而收入较高者的移徙倾向则会减少（Taylor,2006）。
不过，来自某一社区的移徙者一旦在国外有了立足点，该社区的移徙就可能增加，因为出国者会帮助亲友们移徙。结果建立起“移徙网络”，使移徙费用和风险下降，移徙妇女较关心避免风险问题，网络关系对她们特别重要（Massey等，1998年）。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网络的途径就不仅包括亲友，而且还扩展至包括促进移徙和使移徙得以持续的机构，包括征聘业（Woodruff 和Zenteno 2001年；McKenzie 和Rapoport,2005年）。
了解到移徙先从生活较富裕家庭开始，后来才扩大到更多的较贫穷家庭，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的研究所报告的国际移徙对收入不平等和贫穷的影响的结果表面上看是矛盾的（Barham和Boucher,1998年；Knowles和 Anker,1981年；Adams 1989年；Adams和Alderman,1992年；世界银行,2006）。也就是说，当一个社区开始有人移徙的时候，汇款首先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情况，但随着较贫穷家庭的移徙者加入外流队伍，汇款会减少不平等情况。例如墨西哥农村，在移徙变得更普遍时，汇款在加剧收入不平等方面的影响下降，但现金流入在减轻贫穷的深度和严重程度方面的影响则加强（Taylor,Mora等，2005年）。其他地方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些结果（Ozden和Schiff，2006年）。一项重大的后果是，低技术工人移徙很可能会减轻发展中国家的贫穷状况（世界银行，2006年）。
鉴于移徙有助于减轻贫穷，必须在制定减贫战略和编写联发援框架规划文件时将移徙问题考虑在内，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这样做，要在这方面制定有效干预措施，必须扩大证据基础，特别是寻找出加速汇款对最贫穷家庭的积极影响的途径。
C. 汇款的影响
汇款是国际移徙最直接最明显的利益。世界银行估计，过去十年来全世界的汇款3 转移增加了一倍以上，从1995年的1 020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约2 320亿美元。汇往发展中国家的数额在全球汇款中所占的比例也有所增加，从1995年的57％（580亿）增至2005年的72％（1 670亿美元）。汇款集中在几个国家：2004年收款最多的20个国家所收汇款占世界总额的66％，其中有8个是发达国家（见表11）。按重要次序开列，印度、中国、墨西哥和法国收取全球汇款的三分之一，只有在菲律宾及塞尔维亚和黑山这两个主要收款国，汇款占国内总产值的高比额。汇款至少占国内总产值10％的20个国家中大多为发展中小国。
由于报告系统未必知道通过非正规作业或随身携带转移的汇款，人们认为真正的汇款数额比所引述的估计数大。不过，这些估计数大约已是实际报告值的两倍（世界银行，2006年）。由于许多国家无法报告汇款数据，必须估算数值。由于这一不足之处，在解释可得到的估计数时必须小心谨慎（Kapur,2003年；世界银行，2006年）。
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希望收取汇款的家庭会用汇款进行生产性投资，从而在本土创造新的收入机会或用于走向今后移徙以外的另一条途径。不过，专门集中研究汇款使用情况的报告不断显示出，汇款大多用于消费。要了解汇款的真正影响，眼光必须超越其直接用途。比较有无国际移徙者家庭支出的研究报告显示出有移徙者家庭比起同一收入水平的其他家庭投资较多，消费较少，表示汇款确有助于改善经济成果（Taylor 和Mora，2006年；Adams，2005年）。特别是，汇款往往成为支付教育和保健的手段，从而加强人力资本（世界银行，2006年）。此外，国际移徙因产生汇款，也帮助家庭克服它们因市场发展不足而面临的一些限制。缺乏信贷和保险、产出和投入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以及因通信和交通基础设施不佳而只能获得有限信息等因素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内家庭的生产力。这些限制因素可因移徙部分克服（Stark,1991年；Taylor和Martin，2001年）。移徙者可以通过汇款使家庭获得资本和收入保障，这可促进过渡到更具生产性的活动，例如商业农业生产或微型企业。例如在墨西哥，投资到微型企业的款项约有五分之一与汇款有关（Woodruff和Zenteno，2001年）。汇款似乎也会纾解新设立企业在信用贷款方面所受限制，例如在菲律宾（Yang,2004年）。
但移徙无法克服所有类型的市场问题。如果家庭无法聘用工人或以节省劳力的设备取代移徙者，生产力就会下降。因此，移徙可能会在短期内减少派出移徙者家庭的生产，但长期而言，随着有人移徙到国外的家庭较能够投资并适应移徙者离家的情况，其生产力会增加（Massey等，1998年）。由于向家庭提供它们进行投资所需的流动金和收入保障，移徙和汇款会在家庭内创造“收入乘数”，使家庭每收到一元汇款，其收入即增加一元。
汇款也具有潜力增加无移徙者家庭的收入。由于信增效应，每一元的汇款可以在原籍社区创造两元或三元的额外收入，主要是因为汇款用于地方经济内其他人提供的货物和服务。就算是用汇款来购买原籍社区外生产的货物和服务，倍增效应也会因为在全国经济扩散而使收入增加。结果，汇款增加会刺激收取汇款以外的家庭进行投资，因为货物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会使收入增加。因此，汇款不仅会影响到收取汇款的家庭，而且会影响广泛的经济。尽管汇款乘数在国家一级比原籍社区一级大，但它们在社区一级的比例效应较大。
不过，如果汇款用于非贸易项目，即不在国际市场交易的货物和服务，它们所产生的额外需求可能会导致这类货物和服务的价格上升。这一迹象显示出有大量移徙者在外国的地区的工资或地价较高。这些价格变动可能减少生产，除非生产力也增加。因此，国际移徙可能会在短期内减少地方生产，特别是减少严重依赖劳力的活动，但就中期和长期而言，则可能会通过它所产生的收入和投资信增效应增加地方的生产（Massey等，1998年；Taylor和Adelman，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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