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堵墙，存在了28年零91天。墙的倒塌，既标志着东西方冷战的终结，也意味着生命、自由和人性尊严等价值的回归。这堵墙，汇合了亡者与生者，过去与现在，历史与自然。二战之后的德国深知只有克服过去，才能面向未来。通过深刻反思和清算纳粹罪行，德国重塑了在世界舞台上的国家形象。冷战后的德国，面对另一种极权制造的粗暴和不公正，又如何纪念这段过去？
柏林。68岁的古斯塔夫·鲁斯特站在勃兰登堡门背面的一处街心花园前，不时向路人散发白色宣传单。其北面几百米远处，就是德国联邦议会所在地—国会大厦。
花园铁篱笆上，陈列着十几个鲁斯特自制的白色十字架。
“乌都·杜里克， 1961年10月5日试图渡过施普雷河逃往西柏林，被射杀。”
“英戈·克霍格，1961年12月10日试图渡过施普雷河逃往西柏林，溺毙河中。”
“克里斯·格夫罗伊，1989年2月5日试图由布里茨运河逃往西柏林，被射杀。”
……
每个十字架都详细记载了一个东德人的名字、生卒年月和死亡原因。那段历史距今至少20年，如今穿越时空，在21世纪的柏林苍穹下散发出被记忆尘封的气息。身为东西方冷战时期的东德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越墙者。
不时有路人驻足、俯身细看鲁斯特对柏林墙以及柏林墙所代表和维护体制受害者的私人纪念。在瓦尔特·乌布利希和埃里希·昂纳克执政下的东德，这个大脑门、豁牙、左手腕吊着一副手铐的瘦高个曾经度过了9年多的铁窗生涯。过去，他为东德民众的自由等基本政治权利而战；而今他依然在抗争，只是任务远为艰巨—他对抗的，是人们习惯性的对过去的遗忘。
越墙者
2008年五六月份旅居柏林时，我曾多次从古斯塔夫·鲁斯特身边经过。很多时候他就倚桌而坐，旁边放着一个捐款箱，听凭路人自取宣传单。
在我随手取来的宣传单上，正面是三张配有德英文字说明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人们为柏林墙受害者而建的自由纪念碑，游客在一人高的十字架间徜徉凭吊。照片旁边这样注释：“弗里德里希大街与齐默尔街交界处的这块空地上曾经竖立着1065个十字架。2005年7月4日，几个幸存的柏林墙受害者在此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一早，纪念碑就被拆除。”
宣传单末尾处是鲁斯特及其朋友的呼吁：柏林市政府正计划拆除德国国会大厦旁的十字架纪念碑，请求您签名保留它。
对德国联邦政府和柏林市政府而言，古斯塔夫·鲁斯特是个令人头疼的麻烦制造者。过去几年，他坚守在德国政治中心的这一小角落里，愤怒地抗议地方当局对昔日柏林墙死亡地带进行的任何改造或重建，偶尔还会攻击路人。他自制的十字架纪念碑曾被移除两次，但每次他都回到原地，固执地重立十字架。
鲁斯特的抵制与政治无关，尽管其想法是多么地不切实际，但传递了他为之坚决捍卫的柏林墙受害者的强烈情感：拆除纪念碑犹如铲除过去，而这正是将生者与死者联系起来的唯一纽带。十字架背后，不仅仅是一个个生命竭力追求自由的故事，也是一段痛彻心扉的集体记忆。
1961年8月13日凌晨，冷战最为剑拔弩张的时刻，东西柏林边界的灯光突然熄灭。2万多名东德士兵根据昂纳克的指示，迅速用铁丝网在边界构筑起一道临时屏障。中午12时37分，以一个路口的封锁为标志，柏林被强行一分为二。柏林墙—东德称之为“反法西斯防卫墙”的第一道防线从此建立，并在以后几年里不断被改建加固。
当夜，隆隆驶过的坦克和军车，将东德人从乌布利希（时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当众撒下的谎言中惊醒。仅仅两个月前，乌布利希还在一个国际新闻发布会上宣称：“没人想要建立隔离墙！”但显然，那时他决心已下—二战过后，260多万名东德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出于私人的、政治或经济的原因，纷纷“用脚投票”逃往西方—柏林墙，是阻止东德公民继续逃离的唯一方法。
但墙没能像乌布利希和昂纳克希望的那样，让东德民众学会“正确”地思考。从建墙当夜开始，越来越多的东德人冒死冲关，在柏林墙边洒下了滩滩热血。
艾达·司克曼是柏林墙最早的受害者之一。她在伯诺尔大街上的公寓虽位于东柏林，但窗户面向西柏林。1961年8月22日，这个58岁的老妪不顾一切跳窗而下，结果重重地摔在人行道上，死于西柏林的一辆救护车内。
齐默尔街则是18岁的彼得·费克特的遇难地。1962年8月17日，他已成功攀上了柏林墙头，但就在那一刻枪响了。受了重伤的费克特跌落墙内，痛苦呻吟。西柏林警察和查理检查站的盟军岗哨目睹了这一切，却无人施以援手。一小时后，他在众目睽睽下流血而亡。几天后，西柏林市民举行了一场示威游行，抗议东德在边境实施的恐怖政策和盟军的不干预政策。一年后，西柏林人为费克特举行了死亡周年纪念。
24岁的布克哈德·尼云死得更为惨烈。1974年1月5日晚，这个东德边防士兵冲进查理检查站，他手持冲锋枪，把两个同事作为人质，成功地通过了第一道防线。但当他弯腰欲过第二道防线时，有几分钟时间人质脱离了他的控制，狙击手瞬间狙杀了他。
在柏林墙沿线，在一些有历史意义的场所，民间自发设立的小纪念碑和柏林市政府统一规划的信息牌随处可见。若是在屋顶或厕所下方发现十字纪念架，也不必惊讶，那儿正是越墙者的遇难地。在漫长的岁月里，为翻越那堵壁垒森严的柏林墙，东德人想尽了一切办法。
弗里德里希大街，莱纳·希尔德布兰特（Rainer Hildebrandt）1963年为反对柏林墙而建的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内，丰富的馆藏和纪录片展示着东德人为自由而竭尽的努力、智慧和勇气：几辆发动机经改装可供容身的汽车；两个家庭费时两年手工制成的热氢气球；37个半专业人士用6个月时间挖出的5号隧道。
越墙者也并非孤立无援。莱纳·希尔德布兰特创立的市民行动小组“8月13日工作组”就位于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内。日复一日，逃跑助手们透过博物馆的小窗户，观察跨越边境的种种可能性，然后制定各种逃跑计划。距此一箭之遥，德国报业巨子阿克塞尔·施普林格，挑衅式的在柏林墙边建立了十几层楼高、以其名字命名的出版大楼。“反对柏林墙的斗争，就是为自由而战。”当西柏林人渐渐放弃对两德统一的希望时，被德国商业杂志《资本》戏谑为“勃兰登堡门的傻瓜”的施普林格，仍不懈地在旗下《世界报》、《图片报》上呼喊。为遮挡出版大楼和高悬楼顶的宣传横幅，东德政府在莱比锡广场竞相建立电视塔和高楼，唯恐“西风压倒了东风”。
这场以生命为代价的残酷游戏持续了28年零91天。成功越墙者毕竟少数，更多的人未及抵达彼岸，便成为柏林墙的奠基石。伯诺尔大街上的柏林墙文献中心内，一份历年柏林墙死难者名单令人神伤。资料显示，1961年至1989年约有11万东德人经确认非法越境，其中4万人成功逃离，7.1万人因试图逃离而被收押，几百人在逃离途中被射杀或遭遇各种意外。究竟有多少东德人死于柏林墙边？德国政府至今没有确切的统计，但至少有152人已被确认死亡。
他人的生活
东德是什么样？人们为何要逃跑？冷战时期的普通西方人对此缺乏想象。对他们而言，谴责柏林墙和援助越墙者，虽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但更是出于人道主义情怀和对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认同，毕竟现代历史上从未有一个国家，建一堵墙把本国人民关在里面。
当时，西方人看到更多的是东德“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面：东德是世界上前十强工业国家，政府提供一切福利保障，没有失业。1973年夏，从世界各地来到东德访问的青年，也相信他们到了一个开放的国度：音乐和舞蹈充满了各个角落，东西德人之间畅所欲言。各项安保措施都已到位，但国家安全部门—斯塔西未加任何干涉。
但只有东德人知道，这绝非生活常态。许多年轻人为此疑惑不已：为何生活不能总像这样？
17年后，当开放多元的生活真的来到德东地区之时，正经历转型之痛的德东人面对经济衰退、高达25%的失业率，却对前东德产生了一股怀旧之情。这可以说是2006年彼得·康泽曼在施普雷河畔建起民主德国（DDR）博物馆的动因之一。其现任馆长Robert Rückel说：“对东德的怀旧应该避免。柏林墙倒塌后，东德以及东德的生活方式迅速消失了，我们希望能还原真实的历史。这个国家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而且国家干预须臾未离。”
剥离对前东德政权和旧秩序的虚幻想象，DDR博物馆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本质：
人们住在工厂化的住房里，这些建筑就像火柴盒，外表看上去毫无二致。有一个笑话这样说：晚上你可能会醉醺醺地误入别人的家，因为所有公寓的布局都一样。面包只需花5芬尼，相当于免费，这造成了惊人的浪费，但同时货架上找不到你需要的东西。排长队是惯常的现象。特拉比汽车没有冷却系统，动不动就熄火，但许多人还是愿意为此等上15年。东德青年的命运自出生之日起便已注定。在托儿所，蹲坑排便也以集体的方式进行，所有儿童必须等最后一个拉完才能一起起身，这是“接受社会教育的第一步”。
东德人喜欢阅读，但39家报纸的内容大同小异，头版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演讲。艺术为人民服务，但政府决定什么才是时尚和艺术。政治上的压制有时会导致其他方面的开放。东德青年大都早婚，赤裸着身体打网球、排球或登山是稀松平常的事。
生活中还有一根看不见的高压线，人们因此变得敏感多疑。斯塔西无处不在，窃听和监视的对象是一切民主德国的假想敌，不仅包括本国公民和外国人，甚至包括秘密警察本身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其全盛时期，斯塔西共有超过9.3万名全职雇员、17.3万名线人，秘密档案涉及500多万名东德人，相当于每三个东德人中就有一个。到后来，连斯塔西官员都不得不承认这个制度出了问题。“它注定要出问题的，因为人性。人不可能被改造或变成另一类人，除非他们本来就是。”Major Risse，1978年至1983年斯塔西一部负责人，在接受英国历史学家蒂莫西·阿什的访问时说。阿什正是Major Risse的监视目标之一，那几年他往返于东西柏林和华沙，为博士论文收集资料，却引起斯塔西的警觉。
1975年12月，《明镜周刊》发表的一篇报道，也彻底扭转了西方人对东德的认知。为惩罚那些试图逃跑者，东德政府强行剥夺了为父母者的抚养权，将孩子交由党的忠实拥趸收养。在养父母处，他们将按社会主义的方式成长。负责协调这一计划的，是东德教育部部长、埃里希·昂纳克之妻玛格特·昂纳克，一个每月飞往巴黎做头发、享受着特权的女人。
一个伟大的时刻
一度为东德带来高速增长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走到了尽头。
在这个曾经的世界先进工业国家，生产过剩和生产短缺已经明显到了极致：当梅森州的一家瓷器厂厂长向昂纳克汇报说，该厂出产的瓷器有5%不合格时，昂纳克开玩笑地回答：“这些是不是够整个国家使用了？”与此同时，生活必需品已紧缺到了计件供应的地步。为买到童衣，母亲们不得不把孩子带到商店，以证明孩子的真实存在。
此时的东德，就像他亦步亦趋、时刻效仿的苏联老大哥一样，早已债台高筑，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这事情是如此的机密，以致大多数东德领导人被蒙在鼓里，成了自己制造的谎言的牺牲品。
意识形态的活力也消失了。然而，当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纷纷进行民主化改革时，昂纳克却停止了学习。1989年8月14日，他公开发表声明：“无论是公牛还是驴子，都没办法阻止社会主义前进。”
但人们早已看清了昂纳克的幻觉。1989年整个夏季，民众都在进行和平抗议。在莱比锡，人们定期于周一晚上在圣尼古拉斯大教堂举行“和平祷告”，然后步行去卡尔.马克思广场集会，表达对自由旅行的迫切希望。作家英戈·舒尔茨那时还是一个27岁的青年，在莱比锡以南45公里的阿尔腾堡州立剧院工作。尽管心中充满恐惧，但他也充满了希望。和平游行一周周地发展壮大，从最初的7万人，到14万、30万，再到50万人，人们高呼“我们是人民”的口号。而在匈牙利，由于匈奥边界的开放，大批东德人经由匈牙利、或西德驻布拉格和华沙大使馆逃到西方，形成新一轮的难民潮。当年10月底，这一逃亡人数便达到了5万。
10月7日东德建国40周年纪念日成为最后的转折点。这天，东德举行了规模盛大的阅兵仪式，但应邀参加庆典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没有给水深火热中的昂纳克以任何希望。相反，有走泄的消息称，戈尔巴乔夫不仅强调“苏联驻军不能用于东德境内的镇压”，而且还直接鼓励埃贡·克伦茨和君特·沙伯夫斯基行动起来，罢免昂纳克。
最后这一时刻的到来显然比人们想象的快。1989年11月9日晚，东德中央政治局委员沙伯夫斯基宣读了一份简短的新闻稿，称每个东德公民从即刻起都有权拥有护照。尽管这仅仅是一份关于护照的规定，但从电视上看到这一新闻的民众认为自己自由了。他们冲出家门，云集在柏林墙前，强烈要求开放边境，一些人则挥起了手中的铁锤。柏林墙，这道把本国民众当成囚犯、强行禁闭达28年之久的牢门，终于倒塌了。
尼德基尔希纳（Niederkirchner）街，在原第三帝国盖世太保总部大楼对面，一段200米长的柏林墙遗址，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当年人们挥锤砸向墙体的痕迹。除涂鸦外，墙体上还有多处被砸开的大洞，裸露出拇指粗细的钢筋。有的洞足够容一人屈身钻过。需要多大的力量和愤怒，人们才可以砸出这样一个洞来？又是需要多大的力量，人们才能克制住彻底摧毁柏林墙的冲动？1990年，这段柏林墙体作为历史纪念物得到了保护。如今，它连同地下壁报的第三帝国纳粹暴行展示和战犯审判资料，共同组成了“恐怖地带”展览（Typography of Terror）。德国历史上两段最晦暗的过去—极右翼的纳粹独裁和极左翼的极权主义，就这样赤裸着，接受公众的每日审视。它同时也在警示人们：历史不会自动消失。它既然发生过，也就有可能再度发生。遗忘历史的人必将重蹈覆辙。
对东德人来说，这也是那样一个重要的时刻：28年的隔离之后，他们第一次有可能对两种不同的制度进行比较。11月12日，柏林墙开放后的第一个周末，约200万东德人穿过柏林墙，涌入了西柏林。那一天，蒂莫西·阿什看到的是东德人拖家带口、默默在街上散步的场景。他们在银行门前排起长队，领取西德政府发给东德访客的100西德马克“问候金”，小心翼翼地开始购物。面对商场中琳琅满目的货物，他们有些无所适从，最终大都只购买了一两件小物品，如新鲜的水果、儿童玩具等，然后紧紧抓住购物袋，默默地往回走，穿过柏林墙，穿过灰色、荒凉的东柏林街道，回到家中。
阿克塞尔·施普林格没能等到这一天。4年前，他带着德国未能统一的遗憾离世。1958年1月，他和妻子曾在酷寒的莫斯科呆了两周，等待赫鲁晓夫的接见。他带着一项促成两德统一的私人计划而来，其中甚至包括把未来统一的德国建成中立国的设想，但他的游说最终被冷漠地拒绝。31年后的11月12日，《图片报》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代他向苏联表达了敬意：当天的头版头条是一个黑红金三色（德国国旗的颜色）的通栏大标题：《早上好，德国》。下面是一封该报编辑部致戈尔巴乔夫的热情洋溢的感谢信。
克服过去
柏林墙的倒塌，弥补了人为的分裂和隔离带给两边人民的伤痛；但瞬间的激情过去后，开始恢复正常生活秩序的德国人发现，统一远较法律层面复杂得多。
二战后，德国对纳粹罪行的彻底反思，是通过调查真相、起诉战犯和人事清算、赔偿受纳粹迫害者以及在柏林政治中心建立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等方式进行的。战后60多年来，德国通过不断地反省和实际行动，最终与犹太人受害者和当年各受害国达成和解，重新赢回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国家形象。两德统一后，联邦政府把处理纳粹历史的经验，用在了柏林墙上。
在蒂莫西·阿什看来，统一后德国在揭露真相和清算过去上做的努力，是其他现代民主国家所远远不及的。1992年，建造柏林墙的决策者和组织者—埃里希·昂纳克，因其在冷战期间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下令开枪射击越墙者，被引渡回国受审。与此同时，德国还对原东德的行政系统进行清洗，并成立了真相委员会。
对历史最深刻的反思和记忆，莫过于向公众系统开放斯塔西的秘密档案。1990年，德国成立高克管理局，3000多名来自前东德和西德的全职雇员，开始对被斯塔西撕碎的文件进行复原，并为每一文件每一页码重新编号。根据德国国会1991年通过的一项特别法，高克管理局对档案使用作出了详细规定。在向公众开放之前，档案中斯塔西受害者和无辜第三者的名字，以及一些个人隐私等，已被特意抹去。至2005年，高克管理局共开放了450万份个人档案。
阅读档案是个很可怕的经历。在高克管理局办公室，蒂莫西·阿什曾目睹有些人因为承受不住负荷，当场痛哭。很多人通过档案才发现，昔日亲密无间、一起工作或生活的朋友、同事、兄弟、夫妻，原来背后一直在告密。“找出真相，记录，反思，然后继续前进。这是我知道的关于真相和和解的最不坏的公式。”蒂莫西·阿什说。
对众多的柏林墙受害者来说，同意保留让他们憎恨的一部分柏林墙，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和解的开始。这一度是个争议话题，但经过长期和充分的讨论，人们最终达成共识：柏林墙遗址的存在，足以警示后人不致遗忘这段历史。有勇气面对过去，才能重新建立新的社会意识和国家认同，展望未来。
新生之墙
历史毕竟在渐渐远去。
和德东人一道经历了转型之痛的柏林墙，除了几处抢救下来的残垣外，如今只剩下地面上鹅卵石铺就的两道暗红色墙线。墙线时断时续，连同沿线的信息牌和纪念碑，不时勾起人们对这个城市和民族精神创伤的回忆。
车水马龙的弗里德里希大街上，查理检查站—确切地说是个复制品—还在，周围依旧垒着沙袋，还有身穿制服、装作执勤的假东德边防兵。纪念品货架旁，一个假守卫殷勤地兜售麦穗围绕着锤子和圆规图案的东德签证章。“2欧元一套”，他笑嘻嘻地说。
这个曾经的东西方分裂的象征，如今成为柏林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但它仍能调动起人们记忆中枢的某根神经，重新把人们带到冷战的过去。1961年至1989年，它是外交官、外国公民和美英法盟军军人进出东德的唯一通道。美苏两国坦克曾在这里结阵对峙；也就是在这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意识到了现状的严重性，决定拆毁“铁幕”。检查站上方，黑色大字书写的警示“注意，你即将离开美国管辖区！”仍然令人心生寒意—即便此刻望过去的对面是和谐熙攘的繁华街道，内心深处依然有一个声音在提醒你，检查站后面会是怎样一个未知世界？
离查理检查站80米远处，当古斯塔夫·鲁斯特为之抗议的自由纪念碑移除后，柏林市政府恢复了原来的街道设计，被毁坏的历史建筑则以现代建筑代替。这是上世纪90年代柏林市城建局对柏林墙沿线地区进行“批判性重建”的一个方面，其思路在于既保护历史遗址，又优化沿线景观。今天，约有25处纪念物被纳入了柏林市政府的保护名单，其中包括三处柏林墙遗址和弗里德里希车站附近的泪宫，那儿是当年墙两边的亲友团聚的地方。
伯诺尔大街上，一堵70米长的新柏林墙也是个复制品，并与钢筋裸露的柏林墙遗址紧紧连接。它简直是由多道防线构筑的柏林墙的微缩版，登上街对面柏林墙文献中心的四楼观望平台，所有加固设施一览无遗：两道钢筋水泥墙，几十米宽的死亡地带，巡逻小道，探照灯，通电铁丝网。沧桑、阴森的新旧柏林墙，与右边金色麦田中形同谷仓的和解小教堂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小教堂是为纪念1985年被东德政府炸毁的和解大教堂而建，与大教堂的哥特式建筑不同，小教堂风格简约，圆形象征着统一。一边是柏林墙代表的恐怖和杀戮，一边是教堂代表的宽恕和和解，谁更强大？答案已然揭晓。
如果说柏林墙是历史和柏林人开的一个黑色玩笑的话，令人讽刺的是，由于数十年未能踏触，空旷的边境无人地带反而成为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对人口密集的柏林市区来言，这是一笔意外之财。空地提供了机会，可以将之改建成城市公园、运动场或休憩地，柏林市已经出现了几个这样的公园。在柏林市北部，潘科柏林墙纪念公园和巴尔尼姆自然公园间长达9公里的边境，如今成了自然环境保护区。
但是，不少街道荒凉依旧，即使在市中心，亦宛如置身郊野。从阿克塞尔-施普林格报业大楼沿柏林墙线折向东南，Kommandanten街原东柏林一侧灌木丛生，杂草疯长到一人高，风过之后发出沙沙的声音。傍晚时分，在这条悄无一人的街道上行走的人不免会加快脚步。
在柏林墙倒塌后的20年，大量新老土耳其移民，很快填补了过去的边境无人区。每当有足球赛事时，挥舞着土耳其国旗的球迷们会站在汽车里呼啸而过，高声叫喊。嬉皮士装束的年轻柏林人身上，已分辨不出谁来自东德谁来自西德。只有当你在马路上驻足时，或可从“红女绿男”的交通信号灯上看出，那里曾经是东柏林。开放、多元和宁和，正在代替过去的封闭、单一和恐怖。尽管在这里，对外来移民的歧视，仍然是土耳其人的永久话题。
这就是现在的柏林墙，生者与死者、过去与现在、历史与自然交汇融合。阴霾仍在，希望也在孕育。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陈宇)
延伸阅读
1961年7月15日，冷战时期最香艳的政治风波在迈阿密海滩爆发。身高172厘米、芳龄24岁的“德国小姐”玛莲娜·施密特（Marlene Schmidt）击败其余47位佳丽，荣膺“环球小姐”桂冠。但这位代表西德出赛的佳人却不是土生土长的联邦德国公民，而是在1960年穿越东西柏林分界线、由耶拿迁居到斯图加特的民主德国逃亡者。《时代周刊》揶揄说：“就冲放跑了这位5英尺8英寸高的美女，东德的边界卫兵也该被控渎职罪。”民主德国共青团机关刊物《青年世界》则攻击欧美舆论企图利用选美激起人们对东德难民问题的关注，并恶毒地诅咒说：“西方关心的只是这个姑娘的胸和屁股，没有人会真正尊重她……她很快就会被全世界遗忘了。”
1961年环球小姐、东德流亡者玛莲娜·施密特。她如今在萨尔布吕肯安度晚年。
事实证明，玛莲娜·施密特被遗忘的速度远比民主德国本身要慢。她在青年时代的迁徙轨迹，则折射出了战后东德难民的普遍命运：大战结束后，玛莲娜一家定居的布雷斯劳连同整个西里西亚一起割让给了波兰，她们被驱逐出境、重新安置到东德的耶拿；又因为东德的经济萧条和高失业率，家族成员被迫先后经西柏林逃往联邦德国，寻求出路。在玛琳娜一家出走后一整年，柏林墙拔地而起，穿越“铁幕”从此成为彻底的生死冒险。
从1945年到1989年，先后有近350万德国公民从东部地区迁居到联邦德国境内，其中近1/3是因战乱和强制迁徙造成的难民。他们被历史学家称为“民德逃亡者”（Republikflüchtling），在东德受到长期政治批判。但这些从万马齐喑的“铁幕”之后仓皇逃出的流亡者，最终在西部的同胞那里收获了他们所期望的一切——个人自由、就业机会和上升空间；这种反差不仅进一步打击了东德政权的声望，也使以西德为中心完成统一具备了现实的情感基础。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最终被推倒，“民德逃亡者”和民主德国本身一起成了历史名词。
德意志人大迁徙
二战结束后东南欧德意志人的大迁徙，根源应当追溯到1930年代纳粹德国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理论和“复归帝国”（Heim ins Reich）政策。按照希特勒的想法，大德意志帝国的最终疆域不应受现行国际法的约束，而是要由德意志民族根据自己的聚居状况、历史传统和经济需求来确定。按照这一谬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划入新独立国家版图的但泽走廊和上西里西亚东部（波兰）、默默尔（立陶宛）、苏台德区（捷克斯洛伐克）以及独立的奥地利、卢森堡两国都应当“复归”到德国疆界之内，波罗的海沿岸、波兰东部、乌克兰一部以及中欧其他地区也要加以“德意志化”，驱逐或屠杀当地原有的居民，迁入德裔定居者。从1939年到1944年，近180万德国人以这种方式被安置到了波兰，代价则是200万波兰人流离失所、并沦为奴隶劳工。
如此残暴的经济和人口入侵，在战后当然会遭遇同等烈度的报复。为了彻底杜绝德国人卷土重来的可能，并对纳粹战时的经济掠夺加以补偿，欧洲各国几乎是自发地开始了一场驱逐德裔居民、实现“民族分离”的运动。捷克斯洛伐克剥夺了近300万德裔居民（大部分是苏台德德意志人）的公民权，令其限期离境；1930年时德意志族在捷克总人口中占22.3%，到1950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至1.8%。匈牙利驱逐了62.3万人，罗马尼亚78.6万人，南斯拉夫50万人，波兰（以德波旧国界为限）130万人，连德裔相对较少的荷兰也驱逐了2.5万人——在1944冬天因德军强征农产品造成的饥荒中，有2.2万名荷兰平民被饿死，现在的驱逐可以视为对等复仇。
1945年春，乘坐马车向德国本土撤退的东普鲁士难民。德国东部疆界的变化最终导致了1000万以上的难民。
更重要的是，东欧命运的裁决者斯大林早已决定通过人口置换和强制性民族迁徙的方式，一劳永逸地确保苏联西部边境的安全。早在1930年代，苏联就曾对国内少数民族实施过惩罚性的集体迁徙；二战结束后，这一“经验”又被运用于波兰和东普鲁士。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苏美英三国就波兰新国界问题达成一致：波兰东部边界退回到1919年的“寇松线”，往东的部分由苏联兼并，当地的450万波兰居民迁往西部领土；作为补偿，奥得河-尼斯河一线以东的德国领土——即德意志帝国的发源地之一东普鲁士——被整体并入波兰，当地的350万德国居民在两年内集中迁徙到盟军占领下的德国本土。加上1945年春苏军抵达前从东普鲁士撤走的600万难民，德国东部边界的变化最终造成了1000万以上的难民，其中至少1/10在迁徙过程中死亡。
西德联邦统计局1958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对德裔居民的强制性迁徙造成了1240万之多的难民（含停战前撤出的部分则为1600万以上），有210万人在迁徙过程中死亡，经济损失超过3000亿西德马克。剩余的1000余万难民占到战前德国6900万人口的15%以上，单是为他们提供食品、医疗和住房就足以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由于救援措施来不及跟进，英美法三国不得不拒绝难民无限制地涌入西部占领区，而要求数百万人在土地充裕的苏占区（占战前德国领土面积的40%）安家。以1949年两德分裂时的统计论，安置在西德和东德境内的难民人数比率约为2：1；换言之，至少410万人留在了“铁幕”以东，另有10万人留在分区占领下的柏林。
如果说在1948年之前，急于求生的难民还顾不上挑剔东西部定居区的优劣，那么1948年之后，事情明显起了变化：柏林空运和“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使美英法控制区开始显露出复兴迹象，苏联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专断则使人不得不怀疑东部地区的命运。西德联邦1949年颁布的《国籍法》，则为东部居民继续向西迁徙提供了法理依据，它规定：世界上只存在一个单一的德国国籍；所有在1945年停战前出生的德国公民，无论其居住于何处，都被视为西德联邦的当然公民；东德公民在进入西德境内后，可自行申领西德身份证件。由于两德之间的“内部边界”（Inner German border）在1949年时把守还不很严密，东德人开始成千上万地越过简陋的栅栏，甚至持假证件通过检查站公开出境。从1949年到1952年，有67.5万人以这类方式抵达了西德。
1945年，被临时安置在巴伐利亚一个简陋收容所内的东普鲁士难民家庭。
平地起高墙
在两德关系史上，1952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年头：统一社会党开始在东德实行工商业的国有化改造、农业集体化和宗教压制，与市民阶层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东德开始沿“内部边界”构筑隔离带，驻扎边防部队加以把守。边界以东500米内被设置为“保护带”，5公里内为“隔离带”，一切遮挡视线的植物和建筑都会被铲除，树立起电网、电子探测器和警报器。过去居住在“隔离带”周边的8300位居民被集体迁走，此后靠近边界者须持有许可证，否则将遭到边防部队的盘问甚至射击。做好了这些防范工作之后，统一社会党的喉舌开始大言不惭地宣称：“离开东德是一种政治和道德上的落后与堕落。”“仅仅因为诱人的工作机会或其他虚假的承诺，就离开一个美好新生活正在萌芽结果的国家，跑去军国主义者的战争策划地，这难道不是可鄙的吗？”
但统一社会党很快以实际行动展示了他们的“新生活”：1953年6月17日，4万名东柏林工人走上街头，要求减少工时、增加工资、罢免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东德警察邀请苏军协同镇压，打死513人，打伤1800余人。随后的搜捕又使5100余人牵扯进来，其中100多人被处决。这一事件使得东德的国内矛盾再度激化，不仅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在竭尽所能地越境，就连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也动了向西德逃跑的念头。
在“内部边界”已经要塞化的情况下，唯一一条敞开的逃生之路就只剩下了四国分区占领下的柏林。尽管东西柏林之间的分界线同样筑起了铁丝网和岗哨，但留下了许多缺口，持有效证件的东柏林居民甚至可以合法地通过检查站进入西柏林。东德人开始拖家带口地穿越这个“小水管”：从1961年1月到6月，经西柏林前往西德的东德公民足足有14万之多，仅7月份一个月就外逃了3万人；自1949年起到1961年夏，东德公民累计外逃350万人，占其总人口的1/6。对宣称“美好新生活正在萌芽结果”的统一工人党来说，这无疑是莫大的讽刺。
韦拉河上的“内部边界”关卡，摄于1952年刚刚建成时。由于早期边防设施较为简陋，许多东德人从河中游泳进入西德。
他们最终找到了赢回面子的机会。1961年夏，赫鲁晓夫打算给新上台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制造些麻烦，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利用这一契机，开始沿东西柏林分界线构筑围墙。8月13日凌晨，数千名东德人民军和工人战斗队开始在埃森大街、波茨坦广场、勃兰登堡门等主要检查站附近集结，构筑街垒、拉起铁丝网。到当年年底，45公里长的铁丝网和简易砖墙已经演变成为总长达165.7公里、用反坦克水泥构筑的“反法西斯防卫墙”。墙的东柏林一侧是宽约100米、埋设有地雷的隔离带，布满了电网、高音喇叭、探照灯、阻拦车辆前进的壕沟以及各种警报系统，然后是一圈禁止东柏林人接近的内墙。在隔离带边缘，卫兵牵着警犬四处巡查，295个瞭望塔和43个地堡里的14000名哨兵时刻处在警戒状态，准备随时向越境者开枪，后来还安装了自动射击装置。
柏林墙最荒诞的地方在于，它表面上是用来防御西德“法西斯”入侵的，但却完全是修筑在东德境内——西柏林只是东德领土包围下的一块飞地，没有人能从那里派出大军入侵东德；而整条柏林墙全部构筑在东柏林领土之上，甚至特地留出了10多米宽的边缘带。换言之，它除去防止本国公民外逃外并无其他用处。因为墙的存在，有1/3的柏林市民被迫与亲友分离，10万名居住在东柏林、工作在西柏林的德国人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
1961年8月13日，刚刚开始修建时的柏林墙。背景中可见勃兰登堡门。
讽刺的是，甚至连高墙也没能堵住东德人“向西去”的热情。由于四国占领区存在复杂的交界地带，在靠近西柏林的东德领土上还分布着10块属于西柏林的飞地。其中的一些没有被囊括进最初的隔离墙工程，因此成为绝佳的越境通道。1962年，20多名东德人民军士兵集体逃入施泰因斯图肯飞地（Steinstuecken），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美军哨所和200多名西德居民，为他们提供了庇护，最终用直升机将他们送到西德。东德当局鞭长莫及，只能把施泰因斯图肯周围的铁丝网也换成水泥墙。东柏林居民进入西柏林的通道自此基本断绝；而每逢特殊节庆，东德当局会不定期地向西柏林居民发放若干入境探亲签证——他们一点儿也不担心对方是来“入侵”的。
再见，昂纳克
对生活在昂纳克（1971—1989年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时代的东德人来说，1970年代初物质条件的改善只是昙花一现。国家安全机构“斯塔西”（Stasi）正在建立越来越严密的监控网络，出生率逐年下滑的困境则使政府力图阻止一切可能的人口外流。东德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孤岛：该国公民获准自由出入境乃至移民的对象国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另外可以持旅游签证短期前往保加利亚、朝鲜、苏联、罗马尼亚等7个国家。只有公务人员和少数已退休的老年人才能获准前往西方国家，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和运动会的专业人士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有一则笑话说：假使昂纳克同意开放东西德边境，一天后留在“铁幕”东边的就只剩下他和他老婆了。
在柏林墙刚刚筑起的那个阶段，数千名东德人试图偷越还不完善的隔离带，进入咫尺之遥的西柏林。1963年4月，人民军士兵沃尔夫冈·恩格斯从苏军基地偷出一辆装甲运兵车，在柏林墙上撞开一个洞，随后翻墙进入西侧。1987年7月15日，东德青年托马斯·克鲁格驾着运动俱乐部的Z-42轻型飞机越过分界线，降落在驻德英军的加托夫基地。普通人则通过更曲折的方式实施偷渡：挖掘地道，制造热气球，游过穿越分界线的运河，甚至爬过下水道。另一种方法则是以旅游为名进入波兰、捷克等周边国家，随后闯入当地的美国或西德大使馆寻求庇护，这类人士被称为“滞留者”。仅在1976年之后的13年间，就有8700人通过“滞留”方式出走。
但更多的出逃者不曾享受这种幸运。从1976年到1989年，平均每年有2500名以上的东德人出逃失败，他们有的是在偷越围墙时被哨兵打死，有的是在运河中淹死，有的是在划船穿越波罗的海（企图逃往北欧）时被边防军的炮艇截住。1962年8月17日，18岁的工人彼得·费希特在翻越柏林墙时被东德边防军击中，掉落在东侧的隔离带内，挣扎一小时后死去。两名开枪的士兵在两德统一后被判刑。而在毗邻围墙的贝尔瑙大街，每年都会有人抱着九死一生的信念，从沿街楼房的高层跳向西柏林，最后警察只能将朝西一面的窗户全部封上。
1961年柏林墙建立后的近30年里，至少有200人在偷越围墙时身亡，3200余名失败者被逮捕，但依然有5000多名幸运儿成功地穿越“铁幕”到达西柏林。更重要的变化是“铁幕”本身的削弱：1989年10月7日庆祝东德建国40周年的游行中，出现了要求昂纳克辞职的示威浪潮；11天后，这位铁腕人物被他的同志们解职，以“严重破坏国民经济”、“中饱私囊”等罪名开除党籍，移送检察院。11月1日，东德全面开放与捷克的边界，一星期内就有5万人出走。9日晚，政治局委员兼东柏林第一书记沙博斯基宣布开放东西柏林边界，高墙被推倒。仅11月12日这一天，去往西柏林的东德人就多达50万人！
1990年10月3日，德国宣布统一。经历了45年的分裂之后，难民穿越“铁幕”的悲剧终于画上句号。这种曲折而独特的经历，或许是今日的德国在安置叙利亚难民问题上态度最为积极的原因——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那种痛苦，也没有人曾为改变那一切做出过更多的尝试。
1989年11月2日，大批西德青年骑坐在柏林墙上，欢庆柏林边界开放。
都柏林公约是一部欧盟法律，它指定了难民在日内瓦公约(经过纽约协议修订)下寻求政治避难的申请流程。目的是理清哪个欧盟成员国负责特定的寻求避难者，并确保至少一个成员国处理申请。
第一条
1、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协议，特作如下解释:
(a)"外国人"指:任何非签约国的人员;
(b)"避难申请"指:根据《日内瓦条约》第1条和《纽约修正草案》，有合法难民身份的外国人提出寻求签约国保护的请求。
(c)"避难申请者"指:还未获得最后决定的提出避难申请的外国人。
(d)"对避难申请的调查"指:根据避难申请，相关权利机构进行的调查、决定和裁决方法的全部审查过程，不包括与签署国责任相关的调查避难申请的程序。
(e)"居留许可"指:任何根据签约国的相关权利机构允许外国人在该国的领地居留的认证，但在居留许可和避难申请的调查期间发布的签证和"暂住"证除外。
(f)"入境签证"指:在其它入境条件符合的情况下，允许外国人进入的签约国的决定。
(g)"过境签证"指:在其它入境条件符合的情况下，允许外国人穿越它的主权领土或从该国的海港和机场中转的签约国的决定。
2、签证种类根据第1条中(f)和(g)给出的定义进行评估。
第三条
1、签约国有义务对在其边境或国家主权领土的外国人提出的每一份避难申请进行调查。
2、由签约国根据条约定义的标准对所提出的申请进行调查。其中第四条至第八条的标准按它们出现的先后应用。
3、调查申请的国家根据本国法律和国际义务进行调查。
4、如果申请者同意，各签约国有权调查外国人提交的申请，即使该调查不是在条约中所规定的。签约国在上述规定下可履行对向其提出避难申请的人员进行调查的职责，并可以转让给愿意调查该申请的签约国。若申请转交给后者，则前者须将所有的资料一并移交。
5、任何签约国都有权根据相关的国家法律，依据《日内瓦条约》和《纽约草案》的限定性条文将难民申请送交第三国。
6、当难民申请第一次到达签约国时，依据条约的规定，签约国调查难民申请的过程自此开始。
7、目前处于其它签约国主权领地并在那里已经提出难民申请，但在决定国家责任的过程中撤回他的或她的申请后，为了完成对难民申请的调查，该难民申请者应依据第十三条由收到难民申请的国家遣返。若难民申请者曾离开签约国主权领土三个月以上或已在签约国获得三个月以上的有效居留许可，该限制不再适用。
第四条
提出难民申请的家庭中的一个家庭成员已经根据《日内瓦条约》和《纽约修正草案》被承认有合法难民地位，并在签约国合法居住，如果其他家庭成员愿意，该国有权调查其他人的申请。难民申请者的配偶或他(她)的18岁以下未成年的并且是未婚的子女为其家庭成员。如果难民申请者本人是18岁以下未婚的未成年人，他(她)的父母均为家庭成员，其它人不属于其家庭成员。
第五条
1、对于拥有有效居留许可的难民申请者，发放许可的签约国有义务调查其难民申请的资料。
2、拥有合法签证的难民申请者，除了以下情况，发放签证的签约国有义务调查难民申请。
(a)若签证是根据另一签约国的书面认可签发的，则难民现在所申请的避难国家有义务对其进行调查。但首先应该参考另一签约国签发书面认可的重要依据。考虑到安全原因，与其不一致将使本条款中所规定的书面认证失效。
(b)对于拥有过境签证的难民申请者，如果向不需要其签证的另外一个签约国提交申请，则该国有义务调查他的难民申请。
(c)对于拥有过境签证的难民申请者，向签署了他(她)的通行签证的国家提交难民申请，若该国接到另一签约国外交或领事结构的书面认证，证明申请者在满足进入后者的条件下，放弃了签证要求，则后者有义务进行难民申请的调查。
3、对于拥有不同国家签发的一个以上有效居留许可或签证的难民申请者，签约国对难民申请的调查应按下列顺序进行:
(a)给予最长居留期限的国家;或者在所准许的居留期限一致的情况下，在最近的日期批准居留许可的国家;
(b)同一类型的签证中，批准的居留许可最近期满的国家。
(c)对于不同类型的签证，批准有效期最长的居留许可的国家;或在有效期一致的情况下，居留许可最近期满的国家。该条目不适用于拥有一个或多个过境签证的情况下，对另一个签约国的入境签证的调查。在该情况下，签署入境签证的签约国有义务进行难民申请调查。
4、对于拥有目前居留期限少于两年的一个或多个居留许可，或目前居留许可的期限少于六个月的一个或更多签证的难民申请者，实际上可以让他或她进入一个签约国的主权领域，本条款1、2、3节的条目，适用于未离开签约国领土的外国人。对于拥有目前居留期限少于两年的一个或更多居留许可，或目前居留许可的期限少于六个月的一个或更多签证的难民申请者，可以让他或她进入一个签约国的主权领域，只有当外国人未离开共同体领地范围的时候，签约国才有义务受理申请。
第六条
当来自签约国的难民申请者通过海、陆、空非法穿越签约国边境的时候，其进入的签约国有义务调查难民申请。若该国可证明该申请者在提出该难民申请前，在其提交申请的某签约国连续居住六个月以上，则该国可以不承担该义务，而由避难者向其提交申请的国家负责调查。
第七条
1、难民申请调查的责任应由有责任控制外国人进入主权领土的签约国承担，除非是该外国人合法进入不需他或她签证的某签约国的领土。
2、对于横越签约国间未定边境的入境，如果是不离开该横越区的旅行者，对于穿越该地区空港的签约国无须控制入境。
3、若难民申请在某签约国的过境空港中提出，则该国应负责对其进行调查。
第八条
没有签约国负责调查的难民申请，应根据条约中的其他相关规定，由难民首次提交申请的签约国负责调查。
第九条
任何签约国，即使是根据条约规定无义务进行调查的，出于人道主义，特别是基于家庭或其他方面的文化因素，如果申请者愿意，可应另一签约国的请求进行难民申请的调查。若签约国同意调查请求，调查的职责可转到该国。
第十条
1、根据条约标准进行难民申请调查的签约国应担负如下责任:
(a)根据第十一条的规定，有权对在另一签约国提交了难民申请的申请者进行调查。
(b)须对避难申请的调查进行到底。
(c)根据第十三条的规定，重新接纳或准许已审查过其避难申请的非法居住在另一签约国的申请者。
(d)根据第十三条的规定，送还撤回调查中的在另一国递交申请的申请资料。
(e)根据第十三条的规定，拒绝并送还非法居留在另一签约国的外国人所提交的申请。
2、若有一签约国向申请者签发一个超过三个月的居留许可，则一(a)到(e)指定的义务转到该国。
3、若相关外国人已离开签约国领地三个月以上，则一(a)到(d)指定的义务不再适用。
4、在撤回或拒绝申请后，若调查难民申请的国家采取必要措施让外国人回到他的初始国家或是另一合法进入的国家，则一(a)到(d)指定的义务不再适用。
第十一条
1、若受理了难民申请的签约国考虑到另一签约国有责任调查该申请，它应尽快在申请提交后的六个月内告诉另一签约国受理该申请。若该要求过了六个月的期限，受理该申请的国家有义务进行调查。
2、提出控诉的要求应包括一些指示，允许用其它国家的法典来判定它是否依据条约的标准承担其义务。
3、根据规定，哪些国家负有义务，应基于申请者第一次向签约国提出难民申请时的情形来确定。
4、签约国应在收到要求的三个月内宣布关于该要求的判定。若是三个月内无任何表示，视为自动接受该要求。
5、从难民申请递交的签约国将申请转送到负责该事的签约国，应在同意处理该要求的日期前一个月送达;如果该外国人对该转送决定提出异议，则应在异议解决后的一个月，或者在这些过程暂时中止之时，将申请送达。
6、根据第十八条的规定而实施的具体措施应首先确定处理申请过程的程序。
第十二条
居住在一签约国主权领土境内的申请者根据另一签约国的规定提交难民申请，对避难申请的调查应由申请者居住地所在的国家来执行，该国将被视为受理难民申请的签约国。
委托处理避难申请的签约国应立即通知该签约国并且将该协议的目的看作是在此提出避难申请的国家。
第十三条
1、如果出现第三条第七款和第十条中的情形，难民申请者将按如下规定被遣返:
(a)对提出遣返申请者的要求应给出指示，根据第三条第七款和第十条的规定，可以让收到该要求的国家确定自己的责任。
(b)被告知接受申请者的国家应在该事件送交它后8天内对要求做出应答。若它承认自己的义务，最迟应在其同意后的一个月之内接受难民申请。
2、根据第十八条的规定采取的措施可以在较晚的日期定出接受申请者的程序的细则规定。
第十四条
1、签约国将以下情况通知彼此:
(a)国家立法或管理的措施以及对难民问题的适用惯例;
(b)每月难民申请者达到的统计数字和对他们根据国籍进行的分类;
签约国间应相互交换信息。该信息按季度提交给理事会的综合秘书处，可使该信息在签约国及代理国和联合国的难民委员会之间进行流通。
2、签约国间的相互交换依据:
-难民申请的最新动态的一般信息;
-避难申请者所在国情况的一般信息;
3、若提供第二款所提到的信息的签约国希望它成为机密，则其它签约国应答应该要求。
第十五条
1、各签约国应与其它各个签约国相互沟通，以下的各个情况是必要的:
-确定主管调查避难民申请的签约国;
-调查避难申请;
-执行该条约下产生的任何义务;
2、该信息只含有:
-申请者，如果有必要，包括其他家庭成员的个人细节(姓、名、如果有必要;以前的名字;绰号或化名;目前和以前的国籍;出生地点和日期)，
-身份证和旅行证件(证件号码，有效期限，发行日期，发行机构，发行地点，等等);
-其它确定申请者身份的必要信息;
-居住地和旅行路线;
-签约国颁发的居住许可或居留签证;
-申请提交的地点;
-避难申请者以前提交的申请日期，目前的申请的提交日期，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包括对申请处理的不同阶段的进展情况和最后的决定。
3、此外，一签约国可以要求另一签约国告知避难申请者提出申请的原因，如果有必要，还应包括其关于申请做出决定的理由。是否透露这些信息，由被要求提供信息的签约国决定。在任意情况下，要求交流的信息需要获得正式批准。
4、应签约国的要求，可进行信息交换。这只发生在各签约国和委员会根据第十八条的规定而进行交流后所定的权限之中。
5、信息交换只限定用于本协议第一款所规定的目的。
各签约国中，该信息只可与权威法院和委托法庭交流:
-确定主管调查避难申请的签约国;
-调查避难申请;
-执行该条约下产生的任何义务;
6、提供信息的签约国应保证其正确性和实效性。若该签约国提供了不准确信息或不应提供的信息，应及时告知被接受的签约国，他们有义务纠正该信息或将之销毁。
7、如果要求，避难申请者有权接收关于他或她的交换信息。这时，信息依然可以利用。若他或她确定该信息不正确或不应提交，他或她有权纠正或销毁该信息。该权利的行使参见第六款中规定的条件。
8、各相关签约国之间转交和接受交换信息应有相关记录。
9、该信息的保留期不应超过它被交换所需的时间。相关签约国将在适当时间调查保留该信息的必要。
10、在任何情况下，相同的信息应至少受到接受它的签约国对类似信息的平等的保护。
11、若资料不是自动处理而是以其它形式处理的，通过有效控制，各签约国应采取适当措施来保证与该条款相一致。若签约国有第十二款提到的监督体系，可以指派给它控制任务。
12、若一个或多个签约国希望用计算机处理第二款和第三款提到的所有或部分信息，考虑到个人数据的自动处理，只有当相关国家采用保护个人的1981年2月28日《斯特拉斯堡条约》的法律规定，并且委托适当的有独立监测该过程的机构时，才有可能采取该计算机化的处理过程。
第十六条
1、为消除在应用中的困难，签约国可以向委员会提交关于本条约第十八条规定的修正方案。
2、若证明有必要修正或补充该条约，为获得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谈判的第八a条给出的目的，特别是，该目的与建立协调难民的共同签证政策相连，由签约国任职的委员会应召开与第十八条规定相关的委员会议。
3、该条约的任何修正或相应补充应被第十八条中所规定的委员会接受。它应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相协调。
第十七条
1、若签约国经历的主要困难是因为获得该条约结论的前提条件有较大的变化，有问题的国家可以将问题提交第十八条所规定的委员会，后者可以让签约国采取处理该情形的措施或在必要时采用该条约的修正或补充规定，适用条件如第十六条第三款所示。
2、若在六个月后，第一款描述的情况仍然存在，根据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所起作用的委员会可以批准受到该变化影响的签约国暂时延缓实施本条约。如果没有延缓，将违反欧洲经济共同体谈判的第八a条规定或是违反签约国间的其它国际义务。
3、根据第二款，在延缓期间，除非已经达成共识，委员会应继续对本条约进行修订。
折叠编辑本段第十八条
1、应建立一个含有各签约国政府代表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应由一个在委员会任职的签约国任主席。代理国应依据第四条的规定参与委员会的讨论和工作会议。
2、应一个或多个签约国的要求，委员会应调查向一个或多个签约国提出申请的一般问题或对该条约的阐释的任何问题。委员会应确定第十一条第六款和第十三条第二款中的相关措施。应给出第十七条第二款的相关授权。委员会应依照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对条约进行修正或补充。
3、所有决定需要委员会成员全部通过。但是对于第十七条第二款所述的特殊情况，它可按成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做出决定。
4、委员会确定程序章程，召开工作会议。委员会和工作会议的秘书由理事会综合秘书处推荐。
第十九条
1、对于丹麦王国，该条约的规定不适用于法罗群岛和格陵兰，除非丹麦王国制定了相反的声明。该声明可以在任何时间通过与爱尔兰政府的交流制定，并且该信息应通知其它签约国。
2、关于法兰西共和国，该条约只适用于法兰西共和国在欧洲的主权领土。
3、对于挪威王国，条约的规定只对该王国在欧洲的主权领土适用。对于联合王国，条约的规定只对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适用。不适用于与联合王国有外部关系的欧洲领土，除非联合王国发布例外的声明。该声明可在任何时间通过与爱尔兰政府的协商而制定，但应通知相关的其他签约国。
第二十条
本协议不受制于其他条约规定。
第二十一条
1、该条约对任何签约国的同意公开。同意方式应与爱尔兰政府协商。
2、根据条约规定，对于其他签约国的同意，该条约在接受同意三个月后的第一天生效。
第二十二条
1、该条约应受到批准、接受或同意。批准、接受或同意的方式应与爱尔兰政府协商。
2、爱尔兰政府应通知其他成员关于批准、接受或同意的方式。
3、只要最后一个成员国采用批准、接受或同意的方式，则该条约在三个月后的第一天生效。采用批准、接受或同意的方式应通知其他成员关于该条约生效的日期。
二战后德国被分裂为两个国家，直到1990年为止。导致社会主义东德最终消亡的起因，是该国发生了大批涌往西方的逃亡潮：当时有四百多万人民逃往西德。抵达西德的逃亡人口，首先被送往临时收容所，例如位于西柏林，今天已成为纪念馆的马林费尔德。德国之声记者为您回顾这段历史。
1965年，17岁的哈特穆特.里希特在校门口被逮捕，因为他留着长发，喜欢听西方流行音乐。这在当时的东德十分引人侧目。国安部门的官员对哈特穆特进行了审问和高压恐吓。
一年以后，哈特穆特经由柏林的泰尔托运河，游泳越过了德国内部边界线。这种逃亡过程不仅艰辛劳累，而且非常危险，因为有些人在通过所谓的"边界线"时遭到射杀。
居留在临时收容所里的人都能获得医疗照顾、住宿和衣食供应。不过他们还得通过一项国家审核考验。这意味着冗繁的官僚手续，以及来自官方和盟军的一连串面谈及问话，原因是西德只收容受东德政府迫害的人。此外，他们也必须防范间谍及犯罪份子的渗入。
马林菲尔德难民营曾总共收容了130万名东德难民。对许多难民来说，在西德开展新生活可说是举步维艰。马林费尔德纪念馆馆长艾芙娜女士表示：“情况充满不确定因素：获得居留许可的难民，不知道自己将被分配到哪个联邦州。有些人在转换好几个难民收容所，设法找到了工作以后，才租屋定居下来。这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
从纪念馆的展出内容可以看出，其中也包括反向操作的情况，这就是说：也有一些西德人民选择前往东德，在那儿协助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纪念馆解说员柯梅茨，对于德国近代史中有关这一段史实的记载出现空白而感到懊恼。他说：“当时也有西德人投效东德的例子，但是联邦德国的历史教科书对此却只字不提。”
从西德迁往东德的民众总共约有50万人，其中包括著名的演员和知识分子。当时东德也设有收容西德难民的临时收容所。
马林费尔德纪念馆馆长艾芙娜认为，东、西两边人民的流亡潮，对于今日德国是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忆。她表示：“我认为，这是德国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份，尤其是分裂状态下，东、西两边人民的逃亡行动，不仅反映了两德政府的统治状况，同时也是冷战时期拉锯战的交叉口。”
当初西德政府在全国境内设置了三个东德难民临时收容所，而设于柏林马林费尔德的收容所，因围墙及境内分割线的关系而具有特殊重要性，并成为接收东德难民的总收容站。
难民是指一切由于种族、宗教、民族、加入某一社团，或政见不同等原因，不能获得原籍国保护；或原无国籍，现在原居住国之外，不能或不愿回原居住国的人。
从地理学角度讲，难民是人口迁移的特殊形式。因天灾、战祸、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宗教和种族歧视、国界变更等，导致大批人口被迫离开家园，流落他乡，形成强制性的迁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难民问题日益突出，主要集中在亚、非两洲，非洲难民主要来自南非和非洲之角，亚洲难民主要来自阿富汗、柬埔寨和越南。联合国1951年7月28日通过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1967年又通过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呼吁应给予难民基本人权，并设有难民高级专员负责监督执行难民公约及接助等事项。
难民是国际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是战争、种族迫害、部族矛盾、国家领土变动、政治避难、自然灾害、经济恶化等原因造成的一个不能或不愿回原籍国的群体，具有群体性、无助性、流动性、自发性和被动性的特征。
难民分为经济难民、战争难民、种族与宗教难民、政治难民、自然灾害难民等。经济难民是为了改善生活而“自愿”背井离乡的人，也称“非法移民”。自然灾害难民是因地震、严重的水旱灾害等原因被迫离开家园的人，往往能通过临时救济返回来源国。战争难民是为躲避战乱而逃离家园的人。每一类难民的属性又不是单一的，有时战争难民同时又是政治难民，灾害难民同时又是环境难民等。目前，国际上解决难民问题一般采用3种办法：自愿遣返、就地融合和第三国安置。
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规定缔约国应给予其领土上的难民一定的待遇，其中包括，在初级教育、公共救济、劳动和社会安全等方面给以国民待遇；在动产和不动产、自由职业、房屋等方面给以至少不低于一般外国人并尽可能优惠的待遇；各国应尊重难民取得个人身份的权利，给予难民身份证件和保护他们不被驱逐出境，并尽可能便利难民的入籍和同化。
“世上最大的悲痛莫过于失去祖国。”这是一位古希腊诗人对难民悲惨境遇发出的慨叹。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过去60多年来，全世界约有7500多万人因战乱、灾害等原因被迫离开家园。非洲和中东是世界上输出难民最多的地区。
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
2005年，来自马其顿的难民受到被驱逐出境的威胁，得到洛桑一所教堂的庇护。© Julie Hunt
瑞士人为自己的人权传统感到骄傲。长久以来，瑞士一直是战争或政治难民的避难所，他们及其祖孙也为瑞士做出了贡献。
据联邦统计局调查：2001年，瑞士的三分之一的居民是其他国家的移民或移民后代。
但在二战期间，瑞士曾遣送或驱逐了上千难民，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当时，瑞士拒绝难民的理由是：种族迫害并非政治迫害，因此犹太人享有政治避难的权利。当时所使用的口号是：“已经满船(难民太多了)”。除犹太人外，来自波兰及俄罗斯的奴隶工人也禁止入境；还包括企图逃避纳粹强迫工作及服兵役的法国及意大利公民。
瑞士接收了来自世界各国的难民。2001年，九万三千多外国人被接纳或考虑被接纳为政治难民。该数据比较前一年少了5.2%。2004年，瑞士的多数难民来自塞尔维亚和黑山。
与西欧其它国家相比，瑞士的避难申请人数与自身人口较高。根据联邦移民局的统计，2003年年初到2004年9月，瑞士难民与人口比例为441：100000。
难民人数在1999年达到最高，有48000个难民递交申请。2002年以来，难民申请人数开始下降。2004年的难民申请人数为14250人，达到十年最低数，比2003年几乎少了不三分之一。
“我们必须告诉你们：在我们学校，遣送难民的问题很受重视；一点没有考虑到他们回去的艰苦处境，就把他们送回去……我们无法想象：瑞士，一个和平的天堂，一个自认慷慨的国度，会把这些不幸的人们驱赶出国境……如果我们现在不做任何建设性的事情，那么赞扬瑞士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又有什么意义呢? 也许你们不得不服从命令，因此不能接纳任何犹太人，但这绝不是上帝的旨意。服从上帝应高于服从强权。”
选自一位来自瑞士罗尔沙赫(Rorschach)的14岁女孩的信中。这封信写于1942年9月7日。当时，瑞士政府刚刚宣布不再接纳难民。
“泰坦尼克”号的知名主要因为它是当时世界最大船舶，它的沉没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也对航运安全敲响警钟。其实在和平时期民船事故中，它按死亡人员排也只居第7位（最高的是1987年菲律宾渡轮“多纳帕兹”号的4341人）。如果换成战时，最高的沉船死亡人数高达9343人，这发生在被苏联潜艇击沉的德国客轮“威廉·古斯特洛夫”号上。它的沉没背后的伦理悲剧远甚于“泰坦尼克”。
仇恨进军
二战中的欧洲，土地的争夺频繁而戏剧。作为德国军国主义支柱——容克贵族发源地的东普鲁士1939年随波兰西部一起被德军占领后，德国人大增，然而到1944年8月末，英国连续两晚向东普鲁士首府柯尼斯堡投下1000吨炸弹，将其化为火海，1945年1月，对当面德军拥有11：1兵力优势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和第2方面军挥师150万，杀入东普鲁士。
突然被围的东普鲁士指挥官撤离平民的请求被希特勒拒绝，柯尼斯堡地方长官埃里希·科赫（Erich Koch）直到苏军已近，仍只许该省东部的人撤离，却为自己的逃跑安排妥当。
这场战役，德国人是否打算保卫家园根本不重要，因为他们面临的是一支在德军近4年的残暴侵苏中蓄满深仇大恨的虎狼之师，大规模的摧毁、抢掠和强奸发生了，但多年不被提及。到4月的柯尼斯堡之战，德国人已根本无力抵挡苏军的大锤，6天狂轰滥炸后，苏军只用3天就从战斗转入抢掠。
对此，多数德国官员非常清楚，从1月23日起直到战争结束，一场称为“汉尼拔行动”的大撤退将被围在东普鲁士的平民、军人、纳粹官员从格但尼亚撤至德国和仍在德国占领下的丹麦。共有672艘民船和409艘军舰参加，共撤走80~90万平民和35万部队（这个规模是敦克尔刻大撤退的3倍。另一说共约250万人），直到4月26日撤退依赖的桥头堡彼劳港（Pillau）失守，仍有其它地方继续，当月共撤出265000人。5月前8天还有15万人从Hela海滩撤走。欧洲战事的最后一天5月8日，大小92艘船从拉脱维亚还撤回18000人。直到德国投降条款禁止此类行动。
乱世方舟
1945年1月30日中午12：20，4艘拖船拖着“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缓缓驶出格但尼亚港。这艘长208米、宽23米，排水量2.4万吨的客轮在1937年下水时是世界上最大的之一。最新研究结果显示，这艘核定载客量1865人的船上，登记在册的乘客就有173名船员（海上武装部队辅助人员）、第2潜艇训练师的918名海军官兵、373名海军女护士、162名伤兵、4424名难民，共计6050人，加上根本来不及登记的4000多难民，竟达10582人，平民中估计有4000名儿童。
鉴于63岁的弗里德里克·彼德森（Friedrich Petersen）船长已多年不航行，为确保在危机四伏的波罗的海上的安全，该船还配备了两名海军军官和一名撤退行动指挥，相当于4个船长。同时，还安排它与客轮“汉莎”（Hansa）号和两艘鱼雷艇一起离港。不巧的是，“汉莎”号和一艘鱼雷艇因机械故障很快返航，只留下一艘鱼雷艇（“吕韦”号，L?we）陪伴上万逃命者。
有文章称:出航前的深夜，彼德森船长收到德军波罗的海潜艇舰队司令部电报，称波罗的海中部和西部海域活动的3艘苏联潜艇处在严密监视之下，上述海域未发现其他敌舰。其实从当时德国海军的潜艇活动来看，这纯属自欺欺人。
果然，船上4位指挥员很快对躲避潜艇的航线选择发生分歧，虽有来自潜艇部队的威廉·扎恩（Wilhelm Zahn）少校建议应沿海岸浅水闭灯航行，级别更高的文职船长彼德森仍决意进入深水。
冰海屠宰场
18时左右，彼德森船长接到电报，称一队德军小型扫雷艇正朝它驶来，请注意规避。由于这片海域仍处于德军控制，彼德森不假思索地下令打开舷侧的红绿导航灯。这则电报的真伪无从考证，但事实上根本没有这样的舰队驶来。
更不幸的是，这片海域的水下已经不属于德军，苏军波罗的海舰队的S-13号潜艇正由亚历山大·马林涅斯科(Alexander Marinesko)少校指挥，在水下单艇游猎。
对马林涅斯科在夜间不良能见度下，从潜望镜中究竟能否分辨这艘航速不高、旁边还有一艘鱼雷艇的大船是德国重型巡洋舰还是客轮，其实没有意义，因为即使他看到乘客名单，也全无仇恨和立功意愿，也可以指出：该船虽是民船，但载有敌军部队和防空火炮，有军舰护航，根本不是专职的医院船。
19：30分，S-13号潜艇加速驶入“古斯特洛夫”号左舷与海岸之间，避开了鱼雷艇的视线。21时左右，S-13号加速后掉头，与缓缓驶来的“古斯特洛夫”号形成90度夹角，取得了理想的攻击阵位。
马利涅斯科一声令下，4条鱼雷以两秒的间隔，接连冲出发射管，雷体上被艇员们分别写着“为了祖国”、“为了苏联人民”、“为了列宁格勒”和“为了斯大林”。900米外的“古斯特洛夫”号在劫难逃，首条鱼雷命中左舷船首，第二枚命中中部前方,钻入船内的游泳池爆炸，第三枚钻入烟囱下方机舱，只有“为了斯大林”因故障未射出。
伴着剧烈的爆炸，“古斯特洛夫”号开始向左倾斜，人群一片恐慌，但德国人的素质值得钦佩，持枪官兵只允许妇女和儿童上救生艇，一些企图强行登艇的男人被无情地推下大海。
无力回天
不到40分钟，“古斯特洛夫”号船艏向下，沉入距海岸30公里、44米深的海底。
海面上到处是漂浮的人头，当时的海水水温约4°C，但当天气温只有-18~-10°C，水面漂着浮冰。
距该船只有15分钟距离的“吕韦”号鱼雷艇立即投入救援，但它实在太小，只捞起472人。“希佩尔海军上将”号巡洋舰也载着1500名难民，海因斯特舰长接到了望哨报告有鱼雷攻击后，未敢停船（另一说它救起564人后匆忙离开）。
附近的德国舰船纷纷赶来，无奈都是些小船。T-36鱼雷艇救起564人，M387扫雷艇98人，M375号43人，M341号37人，汽轮“哥廷根”号28人，TF19捞雷船7人，货轮“戈特兰”号2人，V1703号巡逻艇只救起一个婴儿。
由于该船实际载客量无法准确统计，战后对其死亡人数一直不明。最初，研究者埃尔文·卡佩斯在《航海经典》杂志上发表“船上超过6千人，死亡5348人”的结论，这一结论显然很不准确，直到海茵兹·肖恩（Heinz Sch?n）经过多年详尽研究，才得出死亡约9343人的结论。美国“探索”频道的“未解历史”（Unsolved History）节目还用EXODUS逃生软件进行了计算机模拟，考虑目击者报告的乘客密度、逃生路线和沉船时间内的存活可能性，估计10600人中有9400人必死无疑。
不大光彩的是，4名指挥员都活下来，而且居然只对提出正确意见的扎恩进行了正式的海军调查，只是因为纳粹的垮台，他的责任一直未确定。
现在，在波兰海图上标为“第73号物”的“古斯特洛夫”号已被划为一处战争公墓，坐标是55.0729°N 17.4213°E。为保护船上的财产和死者尊严，波兰格但尼亚海事局禁止在距残骸半径500米以内潜水。
不止于此
如果我们只以死亡人数最高才关注这一事故，显然是不人道的。事实上，就在同一海域，悲剧也不止一起。
1945年2月10日，苏联潜艇S-13再次击沉14660吨的德国豪华客轮“冯·斯陶本”（SS General von Steuben）号。该船也是1939年还只充当德国海军宿营船，1944年被征用为武装运输船，将德军运到波罗的海东部港口，将伤兵运回基尔。“汉尼拔”行动开始后，该船2月9日从彼劳启航时，装载了2800名伤兵、800名难民、100名士兵、270名海军医务人员（医生、护士和辅助人员）、12名地方护士、64名防空炮手、61名海军人员（无线电员、信号兵、机枪手和指挥人员）、160名商船船员，共4267人。
当天午夜后，被S-13号的两条鱼雷击中，20分钟内就告沉没，死亡3~4000人，只有约300人被T-196鱼雷艇救起。
4月16日，5230吨的德国货轮“戈雅”号（MV Goya）也载着第25战车团的200名军人和6100名旅客（只是登记数量），驶回德国西部。在但泽湾出口经过黑尔半岛时，被苏联布雷潜艇L-3发现。虽然“戈雅”号比潜艇快，但船队因其它舰船发动机故障停下修理时，L-3艇长弗拉基米尔·科诺瓦洛夫（Vladimir Konovalov）于23:52下令开火。由于没有客轮的安全措施，“戈雅”号7分钟内就沉入约76米的海底，估计船上约7000人中只有183人幸存。
当然，灾难并非单方面的。早在1941年11月7日，苏联建造的首批黑海客轮之一、后改为医院船的“亚美尼亚”号（Armenia）就在从克里米亚半岛的几所医院撤运难民、伤兵和物资时被一架德军He 111轰炸机用鱼雷击沉，估计有5000~7000人死亡，其中2000人是未登记的平民，只有8名幸存者被一艘护航船救起。该船两侧都涂有红十字。
道义困境
由于事关纳粹德国，战后对“古斯特洛夫”号灾难的评说，各方可谓五味杂陈。
一些德国人认为，由于死难者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苏联人当时犯下了滥杀无辜的罪行。不过，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原为纳粹工会组织德国劳工阵线旅游船的“古斯特洛夫”号1939年9月1日的确曾被德国海军征用，作为“医院船D”（Lazarettschiff D）。1940年11月20日，由于英国封锁德国海岸，该船又被德军买下，拆除医疗设备，停泊在格但尼亚，作为德国第2潜艇训练师近1000名学员的浮动营房，外观也从带绿条的白色喷涂成标准的海军灰。
因此，在被击沉时，该船装有防空高炮，没有医院船标志，也没有通报过它正执行医院船功能，而且船上的确载有作战部队，就否应受战争法保护，显然只能靠对方的仁慈。何况，希特勒1944年11月11日已宣布波罗的海为战区，命令德国战舰可对海面上任何敌国目标开火。再考虑到纳粹垂死挣扎时，将大量德国男子编入“人民冲锋队”，进行无谓的抵抗，在本已被仇恨占据的苏军眼中，哪里还有“难民”的概念。而且在当时，为避免国内民众陷入恐慌，所有幸存者均被要求严禁透露消息，德国报纸、广播对此只字未提。直到2002年，随着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Günter Grass）以该事件为背景的小说《蟹行》（Crabwalk）广为流传，这次大海难才浮出水面。
即使是格拉斯，2003年4月8日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也表示：“我写这部小说的原因之一是反驳极右的观点，他们说这起惨剧是战争罪行。它不是，它很可怕，但它是战争的结果，战争可怕的结果。”
当然，二战中双方都击沉过载有平民的船只，这的确是战争本身的罪恶。对“古斯特洛夫”号灾难，美国知道后也并未借题发挥，因为他们也不希望留下“德国人也是受害者”的印象。
但是，随着时光流逝，欧洲人已经能够坦率面对二战的仇恨时，随着苏军二战末期在德国疯狂报复行为（也包括进入中国东北后的军纪败坏）被逐步揭露，对这一系列灾难也应有另一面的评说。S-13获得红旗勋章，其艇长和L-3的艇长都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古斯特洛夫”号上的德国海军女护士也被歪曲为“集中营的党卫军”。
其实，只要看看东普鲁士，包括围绕它的波兰所在的这块领土，在欧洲近代史上的命运，哪怕仅仅是每个地名被改来改去，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民族仇争史。直到今天，这块地区才总算在欧洲一体化框架下恩仇渐消。
苏联著名诗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也是1945年1月进入东普鲁士的红军上尉，后来在他的《古拉格群岛》（Gulag Archipelago）中写道：“我们都深知只要是德国姑娘，就会被XX后杀掉，这几乎成了一种作战荣誉”。在他的诗《普鲁士之夜》（Prussian Nights）中，描写了在东普鲁士城市莱登堡一所住房内目睹的景象：半死的母亲面前横陈着女儿被凌辱后的尸首，乞求“大兵，杀了我吧”。
二战当然有正义一方和非正义一方，这是大是大非，但战争本身的残酷绝对超出人类控制。虽然没有被拍成电影，但希望“古斯特洛夫”号在你眼中，绝不仅仅因为是史上死亡最多的海难而好奇。正如“泰坦尼克”号一样，在灾难面前，一切荣耀和卑微都是浮云，只有人性永恒。
位于美国西南地区，与新墨西哥州、犹他州、内华达州、加州以及墨西哥毗邻。亚利桑那源于印第安语“小泉的地方”，以仙人掌为州花。位于境内的科罗拉多大峡谷(Grand Canyon)举世闻名，因而亚利桑那又被称为“大峡谷之州”。整个亚利桑那州风景优美，尤以峡谷风景更胜一筹，每年都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而来。许多美国西部著名历史事件曾在亚利桑那州上演，使得这里成为领略美国西部狂野风情和独特魅力的较佳选择。
位于图森(Tucson)和墨西哥边界之间的亚利桑那州东南部，是美国真正的铜墙铁壁，也是“旧西部”与“新西部”交融之地。从图森沿着西班牙古道(Old Spanish Trail)向东南方向前行至手枪山公路(Pistol Hill Road)全程160英里(257公里)，沿途风光无限。然后从10号州际公路转入83号高速公路往南进入圣丽塔山(Santa Rita Mountains)，领略旧西部时代的荣耀与沧桑。在索诺伊塔(Sonoita)82号公路东向进入80号公路，一路往南到达墓碑镇(Tombstone)，在继续往前便是西行目的地比斯比(Bisbee)。
完美起点：图森
位于美国西南部的图森是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地处沙漠河谷，气候温和干燥、阳光充足，有着“沙漠绿洲”之美称，这里也是户外爱好者的天堂。美不胜收的峡谷风光、天然的峭壁悬岩吸引着无数山野爱好者前来接受挑战，在与大山的拥抱中感受惊喜，在与悬崖峭壁的抗衡中学会坚强。停好车，沿着萨比诺峡谷(?Sabino Canyon)七瀑布山路(Seven Falls Trail)慢慢徒步向前，达到山顶时一座波光潋滟的天然湖泊出现在眼前。湖水湛蓝无边，明媚的阳光照耀在湖面上，微风吹过，泛起一片涟漪，如此美景令人心动不已。驱车驶入位于仙人掌国家公园(Saguaro National Park)东区的仙人掌森林大道(Cactus Forest Drive)，总长不过8英里(13公里)，沿途的旎旖风光却数不胜数，美国西部戈壁蛮荒之地的壮丽美景顿时映入眼帘，让人不忍离去。
峡谷深处：山林秘境
离开图森，便进入了广袤无垠的瀚海沙漠。漫山遍野的巨型仙人掌军团点缀在万里黄沙之中，仙人掌公园也因此得名。驰骋在83号高速公路上，向南行驶，四周群山绵延，绿树葱茏，矮松环绕，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其中。抵达82号高速公路的索诺伊塔，一脚便踏入了约翰·福特(John Ford Western)电影镜头里的西部世界。径直往西是圣丽塔峰巅，位于东北角的是磨石山脉(Whetstone Mountains)，东南方向则是华彻卡斯(Huachucas)。峡谷深处隐匿着西部时代废弃的矿井和鬼城。险峻的地势因阿帕奇勇士(Apache warrior Geronimo)曾经的到来而名闻天下。
天然奇境：喀车纳洞穴州立公园(Kartchner Caverns State Park)
从82号公路掉头向东，绕道90号公路往北前往班森(Benson)，便可抵达卡特彻那溶洞国家公园。这座钟乳石溶洞于1974年被世人发现，至今形态完好，未受到一丝破坏，洞内景观更是令人称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有王座殿(Throne Room )和大殿(Big Room)。
历史名郡：墓碑镇(Tombstone)
从90号公路掉头往南，进入82号公路后向东或80号公路向南，前方便是西部最著名的墓碑镇。墓碑郡府州立历史公园(Tombstone Courthouse State Historic Park)向人们细细述说着墓碑镇的传奇历史。小镇街头矗立着西部电影里经典人物雕像：牛仔、酒吧妓女、女教师以及执法强悍的法官。一群正在相互开枪火拼的亡命之徒，顿时将人们带回到了《OK镇大决斗》(O.K. Corral)那段风起云涌的岁月中。1881年墓碑镇发生了著名的喋血枪战，布特山公墓(Boot Hill Cemetery)成为美国西部边境拓荒区埋葬枪手的地方。同样源自19世纪80年代的“鸟笼”(Bird Cage)剧院曾是《平升街》(Basin Street)和《巴巴里海岸》(Barbary Coast)里最臭名昭著的红灯区。传说“鸟笼”剧院实际上是一家当地妓院，面容憔悴的女演员们不仅要登台演出，而且私底下还要供男人们消遣娱乐。现如今这里已是一家私人博物馆，展现《执法悍将》(Wyatt Earp)和《霍利戴医生》(Doc Holliday)时代的藏品早已布满灰尘。据报道，墓碑镇的水晶宫依旧保留着《执法悍将》中的酒吧场景，游客可以一边品尝大杯啤酒，一边玩法罗牌游戏，感受旧西部时代的狂野风情。
云之彼端：比斯比(Bisbee)
沿着80号公路继续向东南前行达到科奇斯县，县治比斯比便是亚利桑那州西行的终点站。这座充满艺术气息的异域小镇是新旧西部完美的结合体。比斯比拥有丰富的铜矿和其他金属资源，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些价值连城的矿藏资源为比斯比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歌剧院和股票交易所遍布整座小城，使得这儿成为穆勒峡谷(Mule Gulch)狭长地带最具经济实力的城镇。对比斯比发展历程感兴趣的朋友，可前往比斯比采矿历史博物馆(Bisbee Mining and Historical Museum)进行参观。著名的女王矿井(Queen Mine)对外开放，游客可以带上安全帽亲自进行体验。
比斯比街道蜿蜒曲折，有点类似希腊村庄风格，然而比斯比是一座典型的美国小镇。护墙板小屋在挡土墙凸起的地方印着“PWA”(市政工程管理局)缩写，标志着新西部时代的到来。如今那些被称作“Old B”的老建筑，在经历一场毁灭性大火后，于1910年重建，较大程度地保留了原貌，成为一段保存几近完美的历史。即使在荒漠中，也能将车停靠在房车营地(RV park)和沙迪戴尔(Shady Dell)老式的清风房车(Airstream)停车场或克里斯游艇(Chris-Craft yacht)上。
在这里发生的一切犹如时光倒转，令每一位渴望成为逃离世界的独行者的老嬉皮士和网络新人类心悸不已。或许，在他们的记忆里，古老的西部足以代表一段曼妙的时光。
20世纪70年代越南政府穷兵黩武，造成大量难民外逃
香港近500万的人口集中在404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历来就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地区之一。现在，这个英国直辖殖民地正在尽力对付难民的入侵。除了从越南从海上到达的“船民”（即乘船外逃的难民）以外，还有大陆的偷渡客《时代》记者戴维·德沃斯参加了一次缉拿并遣返非法移民在香港边界的巡逻，并于1979年6月发表了这一报道。
黄昏刚刚降临沿顺春（SHUM CHUN）河的稻谷和家禽农场，27岁的大卫·托马斯警长和他的小组就开始了他们的日常巡逻。泛光灯很快就开始搜索并照亮几层带刺铁丝网和一直通到河流上的螺旋状篱笆。托马斯是在北爱尔兰的英国军队里服过役的一个老兵，他突然用“星光夜视仪”发现了动静，“远处山脊那边来了两个人。”他说道。果然，可以看见两个人正在一个篱笆下挖洞，然后从带刺铁丝网中间钻过来。就在他们越过障碍时，托马斯和他的小组正手拿面包和用啤酒罐装的热茶在等着他们，在审问完以后，就立即毫不含糊地遣送回中国。
边境巡逻兵又抓住了一些“I-I”（非法移民）——那些企图从大陆偷渡到香港的非法移民的绰号。“如果抓住非法移民政府发奖金，我们可都发财了。”托马斯开玩笑说。的确，今年迄今为止已经抓获并遣返了将近46000人；仅在6月份就抓到了11000多人。尽管如此，香港官员们估计他们只抓到企图偷渡到香港的人当中的一半。
对付这些难民，香港现在靠的是5艘非常老的警艇，900名英国军队廓尔喀步兵，150名正规军和90名香港士兵。虽然，香港仅次于马来西亚，是无家可归越南难民第二大聚集区（现在这个殖民地里有55000名难民住在帐篷里），但是，香港官员们认为这比中国的非法移民的问题还小一些。因为越南人通常乘小船抵达，海上的警察很容易就能发现；另外，他们在香港的许多人最后会前往其他国家。
而大陆人则不然。受高工资的吸引和在家里所受的折磨，大部分中国非法移民将永远地留在香港。他们或单个前来，或几个人一起前来，并带着武器随时准备打架。许多人是被居住在香港的移民引渡到这个殖民地，进行这一行动中的最大的一个组织是有100名成员、称为“大圈帮”的团伙。该团伙的工作之一就是派一些成员到边境处郊游；在那儿他们接应偷渡者，护送他们进香港。其他的则是取道葡萄牙管理的澳门，那儿的“蛇头”用安有发动机的舢板引渡他们，价格会高达1000美元。还有一些会试图游向自由，穿着塞满乒乓球的枕头套做成的救生衣，或者，至少有一个是这样的：用吹满气的避孕套做成了一个救生圈。
很明显，当前的移民数目的增加部分是因为中国减轻了对此类非法偷渡案件的判处。香港总督麦里浩爵士估计：如果不采取行动，中国移民的数目总计可能会达到37万人；他已经向英国提出增加部署边境部队的请求，还要求北京政府加强他们本国边境安全。共有1000名英国士兵的第一批分队已经于1979年6月底抵达香港，并且中国第42军在今年2月份从对越南战场撤回之后，据报道说正在边境巡逻。
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美国哈佛大学招生歧视案，引发美籍华人群体的反感。据《华盛顿邮报》最近报道，华人李成和其他数百人在联邦法庭门前举行了示威集会。当时听证会上正在开庭哈佛大学是否歧视亚裔美国人一案。
《华盛顿邮报》表示，华人在科普利广场的集会上是一种“谴责”。李成还攻击了哈佛大学的招生政策，称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并且包含了种族歧视。据报道，李成的父母都是图书管理员（来自中国）。他在25年前毕业于哈佛大学。他的人生经历代表了美国梦的移民版本。亚洲美国法律基金会的联合创始人李成支持一个名为“公平入学”组织对哈佛的诉讼。
该诉讼称，哈佛大学在审查入学申请时会对亚裔美国人产生偏见，这限制了亚裔美国人录取的学生人数，反而有利于其他种族据了解，哈佛大学在审查申请人档案时，会根据学生的主观意识给予学生所谓的性格评分（如可爱、善良等），而亚洲学生通常得分最低，虽然他们可以在考试中获得更高的分数。
然而，哈佛大学否认了这一指控，并宣称哈佛一直致力于按照最高法院的指示组建一个多元化的校园氛围。哈佛大学校长Lawrence S. Bakov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希望所有人都知道每个哈佛大学的学生都得到了认可，每个学生都给哈佛带来了一些特别的东西，并以独特的方式为我们营造一个多元化的学习环境。如果所有学生都有相同的背景，兴趣，经历和期望，那么哈佛将是一个无聊的地方，我们将无法实现我们的教育愿望。”
57岁的Jimmy Wong在州政府工作，他说他也抗议美国对亚裔美国人的偏见。他说，长期以来，亚裔美国人被认为理所当然地做更多的工作，他们被称为“沉默的少数人”。来自中国香港的第一代移民Jimmy 说：“美国的华人非常多，我们是靠自己的努力来到这片土地的，我们在这里做出国贡献。大学本就不应该存在种族歧视。”来自弗吉尼亚州大学的58岁大学教授卡尔·张也是一名华裔美国人。 他表示，哈佛大学的精英录取政策“对美国不利，对华人也不利”。看来，美籍华人想要在美国得到公平对待，还要走很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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