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团”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为了真正占领中国，日本向中国派来的组织，不光有军队，还有大量的移民。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期间，共派遣开拓团860多个、33万多人。“开拓团”强占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中国人的土地，然后再租给中国农民耕种，从而使500万中国农民失去土地，四处流离或在日本组建的12000多个“集团部落”中忍饥受寒，其间冻饿而死的人无法计数。
关于黑龙江方正县日本战争遗孤的资料：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机构及伪满当局设立的企事业立刻土崩瓦解。在这一历史的瞬间，分驻在东北各地的日本军队和散居各地的日本侨民害怕遭受报复，一片惊慌，漫山遍野乱窜乱逃，不知所措2002年9月23日，600余名从中国回到日本的战争遗孤组成原告团，在日本东京都大田区民会馆举行“残留孤儿国家赔偿诉讼原告团结成总会暨誓师大会”，正式状告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就“弃民”政策作出反省和赔偿。
日前，据中国学者首次发现大量珍贵史料并研究证实，日本曾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纲领、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进行了五次大规模带有侵略性质的移民，最终目标是从1937年起利用10年时间，向东北实施移送100万户、500万人的庞大移民侵略计划。
五次大规模“集团移民”
“日本遗孤”现象早已清楚地证明日本对中国东北实施移民的侵略事实。不过，由于日本在二战战败后大批销毁了关于东北移民的大量文件，对有关方面澄清历史真相和研究这个问题造成了较大的困难。
中国着名人口学学者、吉林大学副校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王胜今教授，在日本人口学会会长、世界着名人口学家黑田俊夫的帮助下，用长达10年时间对“日本对中国移民侵略”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他在中国、日本、韩国、朝鲜等有关大学、研究机构、图书馆和地摊书市，有针对性地收集并整理了大量的文献、图表和统计资料，其中多数来自日本和韩国的文献都属首次发现。
据王胜今教授接受专访时指出，通过对各种资料的研究表明，日本对我国东北进行移民侵略的目的是把日本移民组织成强化的武装集团，侵入中国农民居住区，形成由日本人组成的特殊村落或“移民团”，以监视和镇压当地人民。“移民团”依其规模分为“集团移民团”“集合移民团”“分散移民团”，日本还把农家的次子、三子以下的未成年人集合起来，经过训练后派往中国东北，成为所谓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
在日本改造社昭和十三年(1938年)出版的《满洲移民读本》中，详细画出了日本移民侵入我国东北各地的区域分布图；而同年出版的《昭和十二年度拓务省辅助的自由移民一览》中，则详细列表公布了东北开拓团在各地分布的人数和户数。据了解，日本前期“集团移民”共分4次，分别侵入伪满三江省永丰镇、依兰县湖南营、滨江省绥棱县、牡丹江省密山县的城子河和哈达河等5地。
此时的日本开拓团一般只剩下了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因为深受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影响，地处三江平原腹地的佳木斯、鹤岗等地的开拓团成员在断粮、疲劳和寒冷的袭击下，许多人选择了自杀。
1945年8月，黑龙江省方正县成为日本开拓团成员的聚集地。9月中旬，佳木斯附近的汤原、桦川、桦南几个县的开拓团民集体步行前往牡丹江，想在此乘火车回国，但是牡丹江的火车已经中断，这些人又折返至方正县境内。
准备经阿城前往哈尔滨的一些开拓团民走到方正县后再也没有气力往前走了，只好与先来这里的汤原、桦川开拓团民汇合，在方正县伊汉通乡吉兴村原当地开拓团遗留的房子里暂时住下。
由于战后秩序混乱，一个月过去了，滞留在方正县的日本开拓团民仍然没有看到任何船只。这时，一场瘟伴随着严寒悄然向他们袭来，一批批人相继倒下。没有传染到瘟疫的人在严寒和饥饿的打击下，也纷纷死去。
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双方政府开始着手为二战时期在华日本遗孤寻找血亲。大部分遗孤都回到了祖国，但由于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差异，日本遗孤从中国带去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女很难融入日本主流社会。这些遗孤们在历经半个世纪的岁月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然而在他们的内心，这里却是一片陌生的土地
1936年，拓务省在对原有移民方式加以取舍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集团移民计划”，第5次集团移民从日本全国选出1000户移民，侵入到伪满东部的密山县。
1936年8月25日，日本把向中国东北移民列为“七大国策”之一，准备从1937年起，利用10年时间，向中国东北实施移送100万户、500万人的庞大移民侵略计划。据日本估计，伪满人口将在30年内由当时的3500万人增至5000万人，而日本人要成为“满洲国”的五族之一，其人口至少应占到十分之一，即500万人。据日本史料记载，伪满时期仅黑龙江地区就有日本移民13万人。
“武装移民”镇压东北抗日力量
日本向东北移民主要是为了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斗争，巩固它的军事占领。武装移民的倡导者东宫铁男和加藤完治，在策划首批武装移民入侵行动时明确指出，目的是为了对付李杜、丁超的“三万多顽匪”，是“从维护治安的角度着眼”。规定武装移民要“承担关东军任务的一部分，维持满洲国内的治安”。
从入侵武装移民分布情况看，这五次移民都集中在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东部和北部。这些地区正是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最活跃的地带，其意图显然是让这些武装移民“在北满的治安确保中起杠杆作用”。
1937年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进入了所谓的“国策移民”时期，移民的募集从以军人为主，转变为“一般农民第一主义”。这个时期，日本强调移民的作用要从“狭义的国防机能”转变为“广义的国防机能”，即移民不仅要成为维持治安、公平，能巩固国防的杠杆，直接支撑关东军的军事活动，而且还要全局的、长远的、有计划地去实现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政治目标。
移民侵略与土地掠夺并进
为推行移民侵略政策，日本在进行移民的同时又大肆掠夺东北地区的土地。1932年，日本在东北成立“日满土地开拓公司”，通过验收、强抢夺并销毁地契等方式，大量掠夺东北农民。次年1月，伪满正式宣布允许日本人从1933年3月起，在东北自由购买和租用土地。1934年，日本开始大肆收买土地，无论荒地、熟地一律一元，几乎等于白抢白占。日本帝国主义强占耕地的过程中，不仅雇农、佃农、自耕农的土地被侵略，就连有些占有百余垧土地的大地主也未能幸免，一夜间也会变得土地一无所有，仅剩下牲口等财产。爱珲县法别拉屯居民陶平升回忆说：“伪满康德六年五月间，中井久二当时任里河省次长，他派省公署开拓厅及县公署工作人员到我们屯里，命令法别拉屯在6月1日前迁移搬家，并说，’你们屯都搬出去，给日本开拓团用。
’到12月1日那天夜里，强迫搬出了法别拉屯。全屯300多口人哭号野外，无家可归，东奔西散，尤其是正值腊月寒天，受尽冻饿，搬到新地方房屋、地皆无，很多人冻饿而死。”
《海角七号》背后的败战日侨
在中国台湾恒春镇的海角七号，住着一位叫友子的老人。这一天，老人收到了一件从日本寄来的邮包。她有些惊讶且恍惚，打开一看，竟是七封迟来的凄婉悱恻的情书。夕阳下，老人的思绪被带回六十年前，正是台湾光复的日子，但自己的日籍恋人却也在那时一去不返……台湾电影《海角七号》这一段凄美故事，揭开的其实是当年百万日本侨民悲酸经历的一角。
就在裕仁天皇宣布投降之时，大约有650万日本人滞留在亚洲大陆、西伯利亚和太平洋地区，其中陆海军士兵约有350万人。滞留在中国的日本人约有260万人，其中50万人在台湾，60万关东军被苏联俘获，110万人集中在东北，还有大量的日本侨民零星分散于其他省份。
拓殖的棋子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日本政府在国内贫困地区动员工人和农民组成“开拓团”，到中国种地。他们说：“中国的地可肥了，一捏直出油，根本不用上粪。但因地多，开垦不过来，大部分荒山都白白地撂着。我们开拓团的任务，就是帮助中国开发土地，实现日满协和，大东亚共荣。”
生于京都市的水野百合子，是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她13岁辍学做杂工，结婚后，丈夫水野六七在纺织厂当工人，她在外面做零活，日子很是困难。百合子回忆说：“因为连年战争，国内没有粮食，当时每人每天配给的粮食只够吃两顿的。生活已经到了维持不住的地步，常常是一天要挨一顿饿。”1942年4月，生计越来越艰难的他们，带着两个女儿，同20多家农户一起来到了黑龙江省依兰县天田“开拓团”。
然而，很快到了1945年，局势大变。6月份时水野百合子所在的“开拓团”，男人们全部被征走了，只剩下两个年龄过高的团长。由于日本政府的虚妄宣传，直到战争的最后关头，很多“开拓村”里的日本人对战争的局势还毫不知情。
突然有一天，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水野百合子和大家都胆颤心惊，慌作一团。8月下旬，团长告诉她们说：“依兰以东，大八浪、小八浪的开拓团的人员，都集中到方正县伊汉通码头，等日本军舰接我们回国。”于是，她们在团长的带领下向方正奔去。途中既不许坐车，也不准乘船，更不能和中国人接触。水野百合子带的孩子多，影响了大伙赶路，团长威吓她必须抛弃一个孩子。
那时局势十分混乱。战败后，有的“开拓团”声称接到了奉命回国的指示，有的则认为关东军的命令是要求他们集体自杀，大批日本平民及军人家属“自杀” 或“被自杀”。8月9日，东宁勾玉山要塞，日军将藏匿在弹药库中的64名日军家属用手雷炸死，未死者用军刀刺死，然后浇上汽油焚烧；北山阵地，日军投降前有近 30名日本官员家属服毒“自杀”；8月17日，虎头要塞阵地，战斗司令官大木正大尉下令炸毁无线电，全员“玉碎”，阵地内近200名伤病员及140名官兵引爆炸药自杀身亡……
去往伊汉通码头的途中，山野百合子失去了四岁的女儿。天气越来越冷,没有食物,没有药品，但她依然是幸运的：路上没有遇上苏联红军，更没有碰上自己人的军队。10月初，他们终于到达了方正县。然而，“根本就没有谁来接我们，听说船是来过的，但接走的都是日本军队，没人管我们这些平民百姓。”
弃民
所有人都盼望早点回国。然而，8月20日，日本外务省发布的训电说：“现在还谈不到遣送驻外侨民，应尽可能使驻外侨民停留在现地。”
长春最大的百货商场三井百货店（今长春百货大楼），被临时辟作“满洲日本人居留民救济总会”。日本侨民每天都聚在这里，焦躁不安地打听什么时候能够回国，他们的生活将被怎样安排。
“救济会”就日侨撤退问题与苏军交涉，苏军答应向莫斯科请示，但很久没有结果。此后“救济会”派出一支5人“敢死队”联络到曾任“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社长的高崎达之助。高崎达之助回日本专程拜会了日本政府要员，并带来了秘密信件。两名活着回到长春的“敢死队”队员带回的密信中却依然是“停留现地，等待下一步指示”。
当时，已有中国香港、台湾及朝鲜、东南亚地区的日侨和被缴械的日军，由政府接运回国。唯独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侨，迟迟得不到归期。很多人眼看回国无望，且又无计维生，便纷纷采用集体自杀的办法了断生命。
难道他们真的被祖国抛弃了吗？根据前苏联国家档案馆的资料记载，其实早在8月15日之前，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就已决定了让“遗留中国民间的日本人定居在当地”的政策。8月19日，关东军根据该政策，制定战败计划：“为了帝国的复兴，让更多的日本人留在中国大陆”。当时，日本陆军大本营对苏作战参谋朝枝繁春大佐，亲笔起草了一份《关于关东军方面停战的实施报告》，送给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
《报告》中说：“目前在满日本人总数为135万人，他们基本都是从事文化教育、工商企业等方面事业的骨干。……所有在满人员，包括解除武装的军人，均应在苏军的庇护下，在满洲继续生活。在满生活习惯的日本人，可以放弃日本国籍。”为了卷土重来，日本政府将100多万侨民抛弃在寒冷的东北。关东军败了，不甘心的日本还不想撤回他们的“第四大军”。
然而，苏军统帅华西列夫斯基对朝枝的报告根本不予理睬，“我们决不允许，在我们临界的国土上，生活着一群与我们有着宿仇，而且像狼一样险恶的人。” 至于美国，“他们既担心中共利用日侨打内战，又担心将来中国和日本两大民族，因由日侨联络而团结合作，影响和动摇美国在远东的地位”，也竭力反对日本人留居中国。中国国民政府也很快做出回应：完全赞同美、苏两国关于遣返日侨的决议。
1946年1月，中美双方在上海会晤，决定自4月份起，全面遣返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侨俘。最初设想是同时利用大连、营口、葫芦岛三个港口，苏军以大连、营口为商港不能参与带有政治色彩的国际活动为由予以拒绝，承诺其管理区内旅顺、大连一带的日侨由苏联负责遣返。
就这样，滞留在东北的日本侨俘，终于等来了回国的消息。他们奔向葫芦岛，经由那里开始他们返乡之路。时任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处长的李修业中将在回忆录中写道，“日侨中妇女占70%左右，儿童占10%，老人占5%”。“年轻妇女担心途中遭遇苏联人，都把脑袋剃成秃子，脸上抹了锅底灰，把胸脯紧紧束起，想方设法把自己打扮成男人模样。
运送日侨俘的列车多是敞篷的货车厢，日晒雨淋，人又拥挤，车速又慢，种种艰难苦处自然不少。”此外，还不得不提防土匪及传染病的威胁，而预想中的中国人大规模的报复行为却很少发生。
劳工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回到祖国。尽管之前《波茨坦公告》明白无误地宣称“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
“直到1946年末，美国扣留了将近70000名投降的日本兵做劳工，用于逐步淘汰在菲律宾群岛、冲绳岛和太平洋海域的战时设施。英军方面，负责遣返南亚和东南亚大约75万日军。在这些已驱逐了日本侵略者的区域，欧洲列强扣留大量日本战俘，毫不掩饰重建自己殖民权威的意图。”
对日俘扣留时间最长的是苏联。据估计，加上被俘的平民，大约有160万到170万日本人落入苏军之手，很多被运往了西伯利亚。
一篇题为《日本武士的俄罗斯坟墓》的文章，记载了当年日本侨俘到达俄罗斯的情形：“1945年11月，第一批5000名关东军战俘被苏军专列押送至潭波夫州坦波夫市，”作者卡捷琳娜•萨日涅娃援引一位市民的回忆说，“我们在车站等了好多天，日本人刚下火车，我们所有的人立刻就向他们扑去，抢夺他们的东西。一会儿，他们就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了。”
原俄罗斯《消息报》副总编，着名政治评论家列昂尼德•姆列钦在其《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揭秘》一书中则指出：“从1945年开始，在苏联国民经济中大规模使用战俘从事劳动，大量的战俘被安排到苏联煤炭工业工作，开采煤炭，修建和重建矿井，还被安排兴建新的重工业企业--符拉迪沃斯托克拖拉机制造厂，车里雅宾斯克和外高加索冶金联合企业、阿穆尔钢铁厂。
战俘参与修建了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参加了改造和重建苏联各地区公路的工作，参与兴建了一批水电站，……战俘占这些工程工人总数的40%-90%。”
由于苏联的人力资源在二战中丧失殆尽，而“日本战俘的工作效率要比苏联工人和苏联囚犯好得多，因此在很长时间里，苏联都不太愿意释放这些日本战俘回国。”卡捷琳娜•萨日涅娃说。列昂尼德•姆列钦则推测：“斯大林可能认为战俘是特殊的人质--是同日本缔结和约时的一张王牌，抑或是他害怕美国人将其重新武装起来对付苏联？”
这一观点得到了加列夫•马赫穆特•艾哈迈托维奇的呼应，这位当年参与了苏联出兵东北战役与接管日本战俘工作，而今是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长的俄军大将分析道：“苏联为彻底歼灭敌人作出了最大贡献，但是战后在对日安排中却被排挤到了一边，苏联未能参与对日本领土的占领。……日本的亲美反苏政策，……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战俘问题的解决。”
十几年前，日本的对外侵略使数百万人背井离乡；战后，交战双方在日侨遣返问题上各怀鬼胎精于算计，无数生命在政治的“精明”考虑中受尽折磨。
归国
与滞留在外的同胞相比，能够返回国内的也不见得更好。在每一个海港，到岸的船只上挤满了失去孩子的母亲和失去父母的儿童。他们少得可怜的行李中，最为常见的是亲人或战友的骨灰盒。“许多成年人，数年后从海外归来，发现自己的家已经无迹可寻。城市中的街区整个被夷为平地。父母妻子在空袭中被炸死或疏散到了乡下。”当时，日本有近900万人无家可归，从海外归来的人们又不断加入难民的行列。
一些老兵回到家乡后，竟见到了自己的墓碑或是伤心地发现妻子已经改嫁他人。而“对于绝大多数原陆海军士兵来说，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发现自己历经千难万险，却被当作贱民对待。”约翰•W•道尔在《拥抱战败》一书中说，“到1946年归国潮蜂拥而至之时，国内的民众已经持续了解到帝国部队在中国、东南亚、菲律宾，乃至对盟军战俘令人发指的暴行。结果，许多退役军人发现，他们不仅被看作是没能完成使命的失败的群体，而且被假定为参与了不可告人的坏事的个体。”
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底，大约510万日本人回到了祖国，1947年，又有100万人重新踏上日本的土地。至此，仍有大约40万人留在海外。这是一个永远也凑不齐的数字--大量人员下落不明或诡异消失。
“孤儿”与亡魂
几十年后，当又一批同胞返回日本时，他们的经历则诉说了历史的尴尬。日本战败时，因为饥饿、逃难、或父母双亡，许多年幼的日本孩子被“遗弃”在中国。后来这些孩子被中国家庭收留，并抚养长大，这就是日本政府所谓的“残留孤儿”。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的《朝日新闻》注意到了这一特殊群体，此后民间团体不断向政府请愿，呼吁政府寻找并安置这些被弃同胞。1981年日本开始有组织地寻找“残留孤儿”。据日本厚生省统计，截至1999年底,已有2285名 “残留孤儿”回日定居。
“孤儿”还能在有生之年回到祖先的土地上，有些人的亡魂却注定要在异国飘荡。
日本有个古老的习惯：倘若将客死异乡的人的遗体上的一片指甲或一缕头发带回家，那么就可以看作是逝者安眠于故乡了。所以在苏联的劳改营里，有这样一条规定：不许肢解日本人的尸体，不许秘密掩埋，以便日后把他们运送回国。
将日本战俘的遗骸运回日本的工作，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下半叶就已开始。最先被运回的是身份明确的战俘遗骸，而没有确认身份的死者遗骸则埋葬于前苏联境内。
1991年戈尔巴乔夫访日期间将一份在苏联劳改营中死掉的日俘名单转交日本政府，并同意日本在战俘墓地开展掘尸检验工作。之后日本对大约8000名死者遗骸进行检验并运回日本。但确定当年日本战俘墓地的位置是件极为困难的事。
当年埋葬死者时，工作过于马虎，墓地上留下的识别标志太简单，或者多年之后墓地的位置上建起了学校、商场以及其他建筑物，更多的墓难以找到。而有时即便找到了墓穴，结果也会令人失望。因为“几乎每个日本战俘都镶有金牙”的传闻，当地地痞流氓早就残忍地盗走分割了尸体。这些日本战俘是永远都不能安眠于故乡了。
在《海角七号》中，友子的情书中写下并不是一个人的辛酸：“我是战败国的子民，贵族的骄傲瞬间堕落为犯人的枷。我只是个穷教师，为何要背负一个民族的罪。”
扩展阅读
从1905年到1945年40年间，日本在军事侵略中国的同时，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为推行移民侵略政策，日本在进行移民的同时，强行霸占中国农民土地和私有财产的暴行屡屡发生，成为日本侵华的严重罪行之一。
此次吉林省档案馆从关东宪兵队全宗发掘了10件反映日本移民侵略档案。其中6件反映了日本移民夺占东北农民土地、欺压东北农民等方面内容；两件档案以图表的形式，记录了日本移民规模等情况。还有两件为日本关东宪兵队的报告、调查。
吉林省档案馆开发利用处副处长、日本移民侵略课题组负责人高瑛向记者介绍了这10件反映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侵略档案。
1.鸡宁宪兵队《思想对策月报（五月）》。记载了“开拓团”在勃利县“收买”“开拓”用地及军用地后，当地农民的不满言论。日本“开拓团”在强占耕地的过程中，不仅雇农、佃农、自耕农的土地被侵占，就连有些有百余垧土地的大地主也未能幸免，一夜间一无所有。
2.通化宪兵队《思想对策月报（二月）》。1932年，日本在东北成立“日满土地开拓公司”，通过验收、抢夺并销毁地契等方式，大量掠夺东北农民土地。伪满正式宣布允许日本人从1933年3月起，在东北自由购买和租用土地。1934年，日本开始大肆收买土地，地价极其低廉，几乎等于白抢白占。
档案记载了1943年2月第十三次集体“开拓团”从佐贺县迁移了200户移民进入辉南县，廉价收买土地而又不全额支付地价的情况。反映出日本名义上是收买土地，实际上是变相的强制掠夺和侵占。
3.齐齐哈尔宪兵队《思想对策半年报》。档案记载了宪兵队收集的从1940年12月至1941年5月当地中国民众反对日本“开拓团”收买土地和粮食的宣传文：写到“土地交给日本移民，而粮食则用来还日本欠外国的债”。
4.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关于收买土地引起中国人地主反对情况的通牒》。由于日伪当局推行的移民政策极大地损害了东北农民的权益，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当地农民和日本移民的冲突，可以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各种形式的反抗和斗争接连不断。因而使日本当局的移民政策受冲击。
档案记载了公主岭山路乡集合“开拓团”实施收购约三千町土地的方案，由于中国地主的强烈反对，暂时中止收购。档案记载相关地主700多人中有154人认为收买政策是日本移民驱逐当地农民的措施。因此联名向产业部大臣及其他中央相关机构提交了收买撤回陈情书。怀德县当局以谋害公安罪将陈静波等人拘留，此事刺激了地主们的情感，全体林农采取不出席的态度，使安抚工作无法进行，冲突异常激烈。
5.新京宪兵队《思想对策月报（第二号）》。此件档案反映了日本开拓团内讧情况。1943年3月4日，桦甸县公吉村庙岭开拓团员与酗酒干部发生冲突，十名开拓团员将已经就寝的二人叫出来，用柴火将其殴打致死。
6.哈尔滨宪兵队《思想对策月报（第三号）》。此件档案反映了日本开拓团员对东北原住民的欺压、掠夺情况。1943年，五常县朝阳川“开拓团”向驻地的原住民收取“买路钱”，对搬运薪材的满人征收通过许可证，强行索要现金后才允许其通过；山河屯“开拓团”团员在民众粮食不足的时候，高价贩卖大豆给满人从中牟利，获取了百余元利润。
7.《思想对策月报》。此件档案系牡丹江宪兵队上报的《思想对策月报》，记录了牡丹江穆棱县亮子河“开拓团”团员内讧、抢夺当地农民薪材等的不良行为。
8.第五次“开拓团”用地略图，朝阳屯“开拓团”部落配置图。从1932年到1936年,日本先后五次组织武装移民移往中国东北。档案中提及的第五次移民，是指1936年日本拓务省正式确立了“集团移民计划”，从全国选出 1000户移民,侵入到伪满东部的牡丹江省密山县的朝阳屯等地。 从这份第五次“开拓团”用地略图可以分析出日本移民用地都是选在土质较好的熟地及交通便利的铁路沿线地带。而从这份朝阳屯“开拓团”部落配置图中圈定的部分可以看出日本移民抢占了原住民的房屋和土地，并在这里种植了水稻和烟草，甚至预留了停车场等。。
9.集团移民现状一览表。从1932年10月第一次武装移民团开始，日本先后进行的6次“集团移民”。这张蓝色的集团移民现状一览表全面反映了从第一次到第六次日本集团移民的分布、数量、现状等（其中包括弥荣村、千镇村等移民的地理位置、指导员关系、入殖关系、营农关系、农产加工、户数、教育、卫生、交通等方面都做了较详尽的统计）。一份为1937年各移住地的作物面积、人口、收量、家畜的增加图表。
10.关东宪兵队《对满洲国内日满民族矛盾等的民情调查》。档案中记载了日本商人有压迫满洲商人的倾向；蔑视原住民众，对其进行殴打、暴行甚至杀害，东北民众对开拓民的感情日益尖锐化，逐渐转化为反日情感；档案中第五项内容反映“开拓民”与东北民众的矛盾，提及土龙山事件是日本人“开拓民”威胁东北民众的生活权等等。
高瑛说，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侵略档案是日本侵略者大肆掠夺东北土地的真实记录，戳穿了日本军国主义所谓“开拓”的目的。日本企图通过移民，改变我国东北地区人口构成、将东北建设成为其进一步侵略中国乃至亚洲的后方基地的丑恶行径昭然若揭。这些档案对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实施移民侵略的实质，具有极高的史证价值。
1945年8月9日，苏军出兵中国东北，给盘踞在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以毁灭性打击，60万日本关东军官兵迅即缴械成为苏军的俘虏。然而，这些日本战俘并没有在中国东北地区就地接受改造，也没有被迅速被遣送返回日本，而是被苏军象战利品一样拘押运送到苏联的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等边远地区的劳改营里强制服苦役，直至1956年日苏两国政府恢复关系正常化的《日苏联合宣言》签定为止，历时整整11年，其中有62068人在苏联各个劳改营服苦役中死亡。
苏军利用仅仅一周左右的时间就摧毁了日本关东军，紧接着日本天皇宣布了投降诏书，由此使亿万中国人沉浸在欢庆抗战胜利的空前狂欢之中。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于抗战胜利的到来感到十分突然，几乎没有做好接受日军投降的任何准备工作，对于接受日本投降的各项事宜，也只能完全听命于美苏等同盟国的指令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战俘遣返等问题，也就成为了苏军大权独揽自己一家说了算的事情了。
60万日本关东军战俘之所以被苏军象战利品一样，被拘押运送到苏联的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等边远地区的劳改营里强制服苦役，主要原因是二战结束后的苏联劳动力严重短缺。俄罗斯观察家日尔诺夫所指出：“日本战俘对于苏联来说非常重要。要知道，战争已经使苏联的人力资源损失殆尽。苏联国内许多人在战争中牺牲，因此战后在国民经济的一些领域和部门实际上很难找到人来工作……不过，尽管经济上的巨大好处促使苏联想继续使用日本战俘”，“而且使用战俘只须提供最低水平的食宿生活条件，无需苏联政府太多的投入，就能迅速启动被战争摧毁的工业、能源、交通等国民经济重要部门………”这大概就是当时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拘押运送日本战俘到苏联的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等边远地区强制服苦役的最直接原因。
那么，日本战俘到苏联之后又究竟从事哪些劳动呢？据俄罗斯《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刊登的俄罗斯学者В.Н.卡拉曼和Ю.П.休科夫斯卡娅的文章《滨海边疆区境内的日本战俘》称：“将日本战俘安置到远东地区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他们在劳动消耗最大、体力劳动最繁重的国民经济领域和部门——比如有色金属、煤炭、采矿、林业、渔业部门从事劳动，而这些部门人力资源严重匮乏。但是，由于滨海地区大多数重要企业接受日本战俘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好，所以根据联共（布）滨海边疆区委的专门决议，战俘们也被分派到当地的工业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交通运输部门以及建筑部门去劳动”。
据1945年9月4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区局副局长季姆琴科中校、战俘事务处处长凯达洛夫中校联合署名的《关于滨海边疆区接受日本战俘准备工作的情况材料》披露的滨海边疆区日本战俘的分配情况：“确定将日本战俘分别安置到如下单位：滨海煤炭联合企业，25000人；森林工业人民委员部下属的木材采运企业，18000人；建筑工业人民委员部下属企业，12000人；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下属企业，5000人；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工程部下属企业，8000人；有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下属企业，2000人。”尽管这份文件只是讲述了苏联的一个行政区——滨海边疆区分配、安置日军战俘的情况，但是从这份文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日本战俘在苏联劳改时的主要工作场所是：矿井、矿场、木材采伐加工厂、工程建筑工地、石油加工厂、石油工业企业建设托拉斯、铁路和公路等。 “战俘被用来干重体力活——下矿井、伐木、搞建筑、铺公路。莫斯科大概是将这种劳动当作是对战争期间所遭受的损失的一种补偿……”
从1945年开始，大量的日本战俘被安排到苏联的煤炭工业领域工作，从事开采煤炭，修建和重建矿井，还被安排兴建新的重工业企业——符拉迪沃斯托克拖拉机制造厂、车里雅宾斯克和外高加索冶金联合企业、阿穆尔钢铁联合企业……并参与修建了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参加了改造和重建苏联各地区公路的工作，参与兴建了一批水电站，其中包括明盖恰乌尔水电站、塞凡湖水电站、扎乌吉卡乌斯水电站、法尔哈德斯水电站、索契水电站、库拉科夫水电站。在这些重点工程建设中，日本战俘所占劳动力总数的40%以上，最多的高达90%……”
此外，日本战俘还被安排到一些极其特殊的工作场所工作，2005年俄罗斯学者阿纳托利·斯米尔诺夫在《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原子弹幽灵》一文中披露了日本战俘在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掌控的与制造原子弹相关的工程里劳动的一些情况：“日本战俘们在车里雅宾斯克州建筑地下工厂，也就是所谓的车里雅宾斯克-40工程，这个工程是用来制造原子弹的……作为特殊定额人员，战俘们无权随便越出工程工地一步，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严密地监视着他们……”
“日本战俘进入各自的战俘营和劳改所之后，要立刻动手做一件事情，即给自己修建住处，因为苏联方面接受日本战俘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糟糕，许多厂矿企业几乎没有做好接受战俘的准备工作，日本战俘抵达苏联之后等于到了荒野之地，完全需要由战俘自己动手去修建包括住宅区、厨房、住所在内的一切必要设施。”
许多日本战俘在苏联劳改营服苦役期间，工作勤奋、认真、组织纪律性较强，干活非常卖力，从不偷懒。“日本战俘的工作效率要比苏联工人和苏联囚犯好得多，因此在很长时间里苏联都不太愿意释放这些日本战俘回国” 等等。也许正是这样的因素，被苏军押运到苏联境内服苦役的日本关东军战俘才迟迟得不到遣返释放，被当作劳动力被无偿地使用。
距大连市金州城区不远的大魏家街道稻香村中央，有一座样式古老的二层小楼，也是这座小村庄中唯一的楼房。小楼现在的主人姓于，8年前他举家迁住，之前这座楼一直是空置的。
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入住的8年时间里，已先后接待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凤凰卫视等数十家媒体的采访。这座小楼之所以有如此吸引力，是因为小楼里埋藏着一段我们永远也无法忘记的灾难史日本开拓团。
一个日本小警察与移民计划
2009年，电影《海角七号》热映，一段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被重新展现。电影中日本老人友子的凄美爱情故事背后，讲述的是二战后无数日本弃民的凄惨遭遇。故事发生在台湾，然而在东北地区，有着数不清的像“海角七号”一样留有战后痕迹的地方，金州大魏家街道的稻香村，就是其中的一个。
稻香村很小，村民不足百户。如今连村里年龄最长的老人，也说不清村中这座小楼的第一任主人是谁了，不过他们也都知道，小楼的第一任主人肯定是一户日本人。“这座小楼快有一百岁了。 ”稻香村村民王贵善说。“它是当年第一户日本移民盖起来的。 ”当地几位地方史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王贵善的说法还是比较靠谱的，据史料记载，这座小楼修建于1915年，它的第一任主人来自日本山口县久坷郡的爱宕村。
一户日本农民，为何漂洋过海来到千里之外的稻香村落户?细说起来，这里面包含着一段民族的屈辱史。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从沙皇俄国手中夺取了大连、旅顺的统治权，建立起关东州，并控制了南满铁路。
当时，俄国虽败，势力尚存。因此，日本军政各界普遍担心，认为俄国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一定还会想办法再打回来。因此，日本统治阶层打算从日本大量移民，作为与俄国周旋的资本，以此达到独霸中国东北的目的。
那么，位于金州大魏家的稻香村，为何会成为日本第一批移民的首选落脚地呢?这事儿还得从一个名叫桥本市藏的日本警察说起。原来，虽然早在1904年，日军便有了大批量移民我国东北的打算，但却由于日本人不熟悉东北的耕种环境，而迟迟无法落实移民计划。
日本农民以种植水稻为主，可当时的东北却主要种植玉米、大豆等农作物，日本的稻种到了中国东北无法成活。桥本市藏当时任金州大魏家屯派出所巡查，这个家伙没来中国之前不是警察，是个农民，种水稻是把好手。1907年，当他得知因水稻问题影响了日军的移民计划后，便悄悄搞起水稻种植试验。
他在派出所后院开垦荒地，从日本老家邮寄来水稻种子，尝试种植。 4年之后，经过多次改良，他终于试种水稻成功。于是，这家伙就兴冲冲地向满铁高层进行了汇报。第二年，满铁高层便安排日本农商务省技师恩田铁弥来到大魏家屯详细调查桥本市藏的种稻技术。半个多月后，恩田铁弥宣布，桥本市藏试种水稻成功，证明大魏家适宜种植日本水稻。
时任关东都督的福岛安正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做出决定，将金州大魏家作为推行福岛式“日本移民模范村计划”的试验田。
日本开拓团的罪恶起点
1907年，日本警察桥本市藏在大魏家屯派出所后院开始水稻种植试验。1911年，经桥本市藏多次改良，水稻试种成功。1915年，移民村修建竣工，大魏家成为推行“日本移民模范村计划”的试验田。1915年3月，19户日本农业试点移民开始入住。1915年年底，因大旱、虫灾，日本移民只剩3户。1916年，日本移民只剩2户，福岛安正募集12户移民补充移民村。1917年，福岛安正动员38名退伍兵加入移民村。1928年，满铁公司在旅顺成立关东州移民专门机构大连农事株式会社。1930年，已有74户日本开拓民加入大连农事株式会社。其中，66户坚持下来，积累财富成为地主，并为日本统治阶层提供了成功的移民范本。
一个狂热的移民计划始作俑者
上文提到的福岛安正，是日本陆军大将，此人在日本素有“情报战之父”之称，他也是日本统治阶级致力于向我国东北移民的始作俑者。他一生中，几乎有半生的时间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度过的。他的名字，和中国近代史上许多灾难事件紧密相联。
早在1879年，精通汉语的福岛安正便秘密来到中国。他伪装成中国人，常年深入到上海、天津、北京、内蒙古等地，刺探情报，并整理成《清国兵制集》、《邻国兵备略》等集子，直接上报日本明治天皇。在随后的甲午战争中，福岛安正提供的情报也确实起到了极大作用，福岛安正也因此受到陆军高层将领的欣赏。
此后，福岛安正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中国。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中，福岛安正担任日军指挥官及联军指挥官会议主持人。随后，他又深入我国西藏地区开展秘密活动，负责策反藏区的统治阶层。到了1914年，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他，因在中国开展的情报工作卓有成效，成为日军有史以来第一个在情报领域被授予大将的军官。此时，女间谍川岛芳子正在做他的学生。
他于1912年出任关东都督、大连商工会议所所长。这个野心勃勃的军国主义者一上任，便开始大力推行他的日本移民计划。当他得知桥本市藏种植水稻成功的消息后，立即兴冲冲地驱车来到大魏家。经他亲自考察与选址，最终决定在大魏家附近的一片荒地修建日本移民村。为此，他还调拨了2.15万元专款，用于房屋、道路、堤塘等村庄设施的修建。如今稻香村的那座二层小楼，就是出自福岛安正之手。
1915年，这座移民村修建竣工。当年3月，日本农业试点移民开始入住。据史料记载，首批日本移民“有19户48人(山口县18户46人，新瀉县1户2人)，农家应募而入殖，并分给了房屋，贷付了农具，从事水田作业。 ”因为这批移民者多数来自日本山口县久坷郡的爱宕村和川下村，因此新村便命名为“爱川村”。
移民村的农户被饿跑了
不过，福岛安正的这次移民计划并没有成功。爱川村成立的第一年，这19户日本移民便遭受了天灾。当年，先是遇到百年不遇的大旱，土地龟裂，稻秆细如灯芯，并且干旱还引发了虫灾，田里的蝗虫遮天蔽日，秋后竟然颗粒无收。
这时候，首批日本移民从老家带来的粮食、钱财已经消耗一空。一些人熬不住了，就坐船跑回了日本老家。到1915年底，爱川村19户移民只剩3户。第二年又跑走1户，只剩下2户在爱川村苦守。
1916年，福岛安正为了不使移民计划夭折，又在其老家长野县募集12户移民进行补充。这批移民多数为福岛安正家的亲属，他们加上原剩下的2户移民，共是14户。
然而到了1930年前后，剩下的这14户日本移民也都已经负债累累。为了让这次移民试验不至于中途而废，福岛安正只好督促满铁公司给这些移民发放无偿贷款，以维持这些人的正常生计。
爱川村的移民试验虽然没有成功，却为福岛安正积累了一笔丰富的经验。此后，福岛安正开始调整策略，把移民对象从国内农民转向了退役军人。从1916年开始，福岛安正便有计划地从铁路沿线守备队退役兵中，选拔有种地经验和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留在金州等地做开拓移民。
到1917年，福岛安正共动员了38个退伍兵留了下来，但由于这些日本人不善耕种，最终大部分都饿跑了。 1919年，饿跑了4个;1927年，饿跑了15个，死了2个;最后仅剩下17个。
从某种意义上说，福岛安正这两次始于金州稻香村的移民，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这个狂热的移民计划始作俑者并没有死心，在总结了前两次失败教训的前提下，很快福岛安正又开始了他第三次移民试验。
开拓团雏形：大连农事株式会社
1928年，福岛安正督促满铁公司出资1000万元，在旅顺成立了关东州移民专门机构大连农事株式会社。这个机构的目标是：用5年时间，引入日本开拓民500户，由大连农事株式会社提供土地、农具、贷款等，帮助这些开拓民生产，并负责收购和销售这些开拓民的稻谷。这个移民模式，就是日后开拓团大举来华的样本与雏形。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福岛安正的第3次移民试验最终半途而废了。到1930年时，已有74户日本开拓民加入了大连农事株式会社。但是，在这一年，狂热的移民计划始作俑者福岛安正却病死在大连。于是，他雄心勃勃推行的移民计划也随之中止。
不过，福岛安正的第3次移民试验模式却取得了成功。加入大连农事株式会社的74户日军开拓民中，有66户留了下来，并从中国的土地上积攒了大量财富，成为了有钱的地主。
正是这次成功的移民试验为日本统治阶层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随后，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日本走上了全面侵华的道路。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由此，日本人不再受“当时中国政府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购买土地”的约束，从东北农民手中大量夺走土地。按照福岛安正试验出的大连农事株式会社模式，日本人开始迅猛推行他们的开拓团计划。
1936年5月，日本关东军制定了所谓《向满洲移住农业移民百万户的计划》，规定每5年为一期，用20年时间向我国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这项计划从1937年开始执行，据不完全统计，在日本侵占东北期间，共派遣开拓团860多个、33万多人、组建了1万多个移民村。
开拓团强占或强行低价购买了中国人的土地，然后租给中国人耕种，从而导致500多万中国农民失去土地，这些失地农民或者流离失所，或者在日本的移民村里忍饥挨饿，其间冻饿而死的人无法计数。这一切灾难的起源，都是来自于爱川村的移民试验。
历经劫难的旧村换新颜
如今，爱川村早已被更名为稻香村，只有那一座孤零零的小楼，似乎还在默默诉说曾经的往昔。
小楼如今的主人于先生告诉记者，今天这座小村庄里，仍然有不少“外来移民”。不过，这些“移民”与开拓团无关，而是因为这片土地非常肥沃，村民们守着土地种植大棚、樱桃园、苹果园发了家，种植规模越来越大，不得不从外面聘请工人，帮助他们种植。这些外来打工者的人数，甚至比村子里的原住民还要多。
依靠现代农业，早在2008年，这个村的人均年收入已超万元，成为当地的富裕村之一。由于稻香村紧邻大连新机场，将来还要规划建设成机场沿岸商务区。村民们表示，到那时他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富裕。 （刘成立 翟丙军）
背景
日本移民东北为了真正占领中国，使伪满洲国真正成为日本领土，除向中国派来军队之外，日本政府还招募了大批人员向东北移民。据不完全统计，自在“爱川村”开始移民实验至战败投降，30年间，日本共向中国派遣“开拓团”860多个、33万多人。
“开拓团”强占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中国人的土地，使500万中国农民失去土地，四处流离或在日本组建的12000多个“集团部落”中忍饥受寒，其间冻饿而死的人无法计数。
1945年8月，关东军在苏联红军打击下仓皇溃退，大批移民被抛弃，在战乱中伤亡惨重。大部分人在战后被中国政府遣返，一部分无力回家者被中国人收养。
夏日的早晨，一束带着露水的菊花躺在一座坟冢之前。碑上写着“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这座位于黑龙江方正县伊汉通乡的陵园，是东北地区惟一的日本人公墓，埋有5000多具日本人的尸骨。
方正县是东北最大的日本移民基地，也是移民死亡最多的地方。战后，中国政府特地在这里建起了公墓，以纪念既是侵略者，又是受害者的日本移民。
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即开始向我国东北地区移民。1915年的“爱川村”实验则揭开了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侵略的序幕。“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更制定了从1937年起20年内移民100万户500万人的庞大计划，这个移民数字相当于当时日本人口总数的1/8。截止到1945年，日本向中国派遣的“开拓团”总数达到860多个，实际移民数10.6万户，共31.8万人，侵夺土地152.1万公顷。
但随着日本的惨败，这部分担负着拓国使命的日本人被仓皇撤退的军队抛弃，在战乱中伤亡惨重。
中国政府和人民善待了这部分弃民，不但将幸存者遣返，一些无力回家者还被中国人收养，从而产生了一个特殊群体：日本遗孤。
爱川村实验
金龙村，是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大魏家乡一个普通的村落。但村中的老人都知道，这个村子曾被叫做“爱川村”，这是一个日本名字。
1915年3月，主张移民侵略的日本关东都督府都督福岛安正把40多名日本农民带到这里，占据了附近大片土地之后，给这个村取名“爱川村”。
“爱川”是从日本山口县的爱宕村、川下村中各取一个字而成。据史料记载，这批日本农民均来自这两个村庄。
大连市史志办主任王万涛说，当时的日本移民共占有土地670亩，其中497亩属于抢夺。当时一位中国农民因此和日本移民打官司，当时的媒体还进行了呼吁，但最后的结果仍然是中国农民被迫成为日本人的佃户。
72岁的村民金长武经历了那个时代。在他记事的时候，村里就有丙田、小义、暗藤、高雄等五户，其中一户住在铁皮房子里的忘了名字。
但是，爱川村在建立第一年就碰上了旱灾，这些日本移民对前途失去信心，大部分转向经商或漂洋回国，爱川村里只剩下3户移民，年内又有一户退出。
此时已退休的福岛安正立即回到家乡长野县，又招募13户农民补充到了爱川村，但年内又有5户退出。到1937年，常住爱川村的日本移民只有7户65人。
即使这样，日本人仍在金龙村建立了衙门，管理所有大魏家乡的地盘，遗址至今完好。
“日本人一来就种水稻，然后全部运走，应该是供给部队了。一旦发现有中国人吃米，就会被日本人处理。”金长武说，当时日本人还在村里建了学校，但只准附近的日本小孩来这里上学。“谁也不敢惹日本人。”“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共在大连建立了三个大的带有实验性质的移民点。大量中国农民失去土地。
虽然实验阶段的日本农业移民经营状况一直没有好转，后来有些人建立了果园，有些人从事工商业。但到1945年遣返日侨时，25万日本人还是占到大连总人口的1/3，基本上控制了大连的经济命脉。
“大陆政策”的产物
1932年9月，492名日本退役军人被重新召集起来，接受了为期10天的短期训练。在出发去中国之前，他们来到明治神宫进行参拜，在仪式上，狂热的殖民主义者加藤完治鼓励他们为天皇建立“皇村”。
此时，11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东北大地已全部沦陷。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加速了推进移民侵略战略。1932年1月，关东军在沈阳召开专门会议研究移民问题，逐渐形成了以加藤完治为核心的殖民集团。
1936年，广田内阁将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定为日本“十大国策”之一，关东军为此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计划”。随后，大批移民组成“开拓团”向中国进发。
“二十年的百万户计划，它就是要通过这一百万户改变中国的人口构成。通过这种野蛮的或者说很原始的方式，来占领中国的东北。”黑龙江社科院历史所原所长辛培林说。日本政府的如意算盘是，20年后，100万户日本移民经过繁殖可达到1000万人，占东北总人口的1/5以上。
“日本人对大陆有一种渴望。”辛培林说，由于日本地狭人多，绑在战争机器上的经济结构很不合理，农村问题日益严峻，移民被认为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惟一出路。早在明治时期，日本政府就确立了以朝鲜、中国为主要侵略、扩张目标的“大陆政策”。
辛培林认为，日本移民东北的另一原因是，为了加强日本在中苏边境上的防线。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即开始向我国东北地区移民。此后，日本也主要是在中苏边境分布移民基地。
为巩固这道防线，日本还实施了一种新的移民形式，即开拓青少年义勇队制度。
1937年11月开始，在日本近卫内阁的招募下，大量青少年以“义勇队移民”名义被派往中国，它和分村移民构成日本政府最主要的两种移民方式。
到1945年日本战败，共有八万六千多名15到18岁的青少年被安置到中苏边境地区。“结果在1945年8月苏军进攻东北的时候，这些青少年义勇军大量地死亡，充当了炮灰。”辛培林说。
中国人被迫进了“挑灶沟”
日本最大的移民基地方正县位于哈尔滨市东部，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雨水丰沛。
1941年，一个日本“开拓团”来到方正县土地最肥沃的伊汉通乡，将内炮台山脚下的正郊屯改名为吉兴村，并在此建起“方正县开拓团本部”。
日本人到来后，基本上并不开垦荒地，而是将中国人的良田霸占，然后把一部分中国农民变成他们的佃户，一部分赶到穷山僻壤开荒。
73岁的迟长河是这里的老住户。他说，当时日本人放火烧了老住户分散在各处的房子，逼迫他们和伊汉通乡等地的农民迁走。
在此世代居住的2000多中国农民被赶到县城西部的山区。当时这里虎狼出没，连地名都没有。被日本人命名为一部落、二部落……六部落。直到光复后，这里才被正式命名为永安西屯、永安东屯等。
这年春天，雪还未化，史载最低气温零下37℃。大批被赶到这里的中国农民无处居住，只能在山坡上挖地坑，支个木头棚子做成地窨子居住。
方正县志记载，这一年，永安西屯一带的山沟里的死亡率在50%以上，一天死亡的人数最多达30余人，“挑灶”（方正土语，意指全家死光）者20余户，140多户人家中只有两户没有死人。后来，这一带被当地人叫做“挑灶沟”。
开拓团长被“误”杀
1996年，时任黑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辛培林收到一封来自日本人高尾启三的信，请求辛培林协助求证其父高尾雄次是否死于炭疽病。
辛培林至今保存着这封信，信中说，高尾雄次是牡丹江下属宁安市镜泊镇日本开拓团本部的团长。1942年，时年45岁的高尾雄次带领全家踏上镜泊镇半截沟的土地。
高尾启三说，1942年7月，其父到房身沟（现庆丰村）办事。归途中头部被虻咬伤，随即头部红肿、高烧，用冷水洗澡后前胸红肿。
7月23日，高尾雄次一声惨叫后死去。死后，开拓团的医生诊断其死因为炭疽病。
日本出版的《二道沟史》，证明日本731细菌部队曾在此地实验炭疽病菌，且在同年7月20日，一名日本兽医也在相邻村庄因感染炭疽病而死亡。
高尾启三据此认为，其父高尾雄次应死于日本细菌部队的炭疽病菌。
1996年，高尾启三随日本一和平组织的官员率领的“日军731部队与遗弃化学武器真相调查团”来到哈尔滨。但当地中国老人及日本开拓团的遗孤、嫁与中国农民的日本妇女均不知此事。
辛培林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武器实验一直是严格保密的，因此并不能否认此事存在。
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日本移民，也在中国人的反抗中遭受伤亡。失去家园的中国农民秘密集结，成立民众义勇军。1934年3月东北爆发“土龙山暴动”。从此，中国农民的反抗持续不断。
日本移民曾在依兰县先后组建了“弥荣村”和“千振村”，弥荣村建立后仅仅两年，就遭受中国人民的武装打击多达二十四次，死伤60多人。
在千振村1933年7月出现了集体骚动，一半以上的移民要求退团撤回日本。
被抛弃的“开拓民”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向开拓团密布的伪满洲国“国防第一线”进攻。第二天早晨，拥有24个师团、78万兵员的关东军向南撤退。
接下来几天内，日本青少年移民组成的“义勇队”构成的防线顷刻间被苏军瓦解，1/3青少年“义勇队”员的生命徒然消失了。日本开拓团败亡的大幕拉开了。
“日本人当年跑得可惨了，大道上扔的到处是汽车啊，刺刀啊什么的，不少中国人捡把刺刀别在腰上，或者捡顶帽子戴上。”方正县伊汉通乡吉兴村农民汪贵回忆。
当时汪贵还在上学，他看到两拨日本年轻人带着枪跑进了林子，但跑不动的日本女人和老人、孩子都被丢在了村里。
“他们没人管了。开始跑的时候，他们往日本军队的汽车上挤，又被军人拖下来。”汪贵回忆。
根据史料，当时日本政府事先对投降的消息封锁得很严密，各开拓团都架有电话，但却都未得到提前撤离的通知，这些当初应政府召唤来到中国的移民们最终被抛弃。
大批日本开拓民，本来准备途经牡丹江回国，但由于苏联红军的包围，纷纷转向依兰，想取道哈尔滨，再从大连乘船回国。
但哈尔滨己被苏联红军占领，位于附近的方正县成为一个集结地。
“于是各地的开拓民都向方正汇拢，估计应该有2万人，约占全部日本开拓民的1/10.因为怕被苏联红军赶上，只敢走山间小道。时值深秋，缺衣少吃，不少日本人选择了自杀。”李宝元说。
方正县外事办的资料说，这些沦为难民的日本开拓民，一路以偷食中国农民的土豆和玉米活命，孩子带不动就扔在路旁或者推进河水淹死，老人实在受不了，就央求随行的日军兵开枪打死自己，一些绝望的人围在炸弹旁集体自杀、自焚。
1945年冬天，东北北部地区最低气温达到零下50℃，为一个世纪所罕见。这时，一场瘟疫悄然而至。到1946年春，暂住方正的1万多人的开拓团员只剩下了不足3000人，其中1000多人成为孤儿。
“这时日本人的境遇类似于被他们曾经驱赶的中国人，加上瘟疫流行，约有四五千人死在方正。方正县开拓团本部所在的伊汉通乡吉兴村更是野地里尸体成堆，中国方面后来进行了掩埋。”李宝元说。
在鸡西市麻山镇，有500日本人选择集体自杀。辛培林说，战争中，全部33万移民中有8万多人死亡，约占1/4。
中国人善待日本弃民
在日本移民陷入绝境的时候，是善良的中国人捐弃前嫌，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根据方正县外事办的资料，中国人把4000余名濒临死亡的日本妇女和儿童接到家中，成为自己的家庭成员。前者被日本称为“残留夫人”，后者则是“遗孤”。
在方正县的日本人公墓旁边，有一座“中国养父母公墓”。5人的尸骨葬在这里，他们都是日本遗孤的养父母。
日本遗孤远藤勇是这座公墓的捐建者。年幼时，他随父母“开拓”到我国东北。日本投降后父母双亡，远藤勇被中国农民刘振全和吕桂云夫妇收养，起名刘长河。
刘家将远藤勇养大，并供其读完黑龙江大学。中日关系正常化后，远藤勇携妻子回到日本，但受到歧视。远藤勇学习非常勤奋，很快掌握了日语，并从事商业活动，现在已成为著名的企业家。
成功后的远藤勇将养父母接到日本，但因刘氏夫妇不习惯日本生活，又回到中国，此后远藤勇每年都来探视中国养父母，直到他们去世。
更多的日本移民则被遣返。1946年5月到11月间，国民政府方面在葫芦岛设立一个东北日侨离境总接待、检查站，随后国民党东北行营和中共东北民主联军分别在各自控制区设日侨俘接待管理站，约105万日侨俘得以回国。
1963年5月，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方正县政府将零散的5000多具日本人尸骨收集起来，在水库边建了木结构的日本人公墓。后来迁到现在的吉兴村，改为混凝土结构。
1984年，为便于管理，另一座在鸡西市麻山镇的日本人公墓也迁到这里。两座公墓后面均有两个小小的“墓门”朝着日本方向。
“但是，日本移民侵略这段历史，在日本国内是被极力淡化的，虽然这是日本人直接感受到的与广岛原子弹爆炸同样让人痛苦的两大事件之一，但官方并未对此事件的原因和责任者进行任何追究。在我国，这段历史的研究也逐渐式微。”辛培林说。(记者/朱永)
在日前举行的西班牙巴塞罗那国际房产交流会上，大批来自中国的客人前来看房，并准备在西班牙投资。
据了解，早在两年前，国内从事房产投资的中介公司就已经把目光投向西班牙市场，并时刻关注着西班牙有关于“买房移民”的政策是否可以顺利通过。有知情人介绍，中国很多人很早都把目光投向海外。但是在国外投资房产又受到签证限制，而西班牙在早两年就传闻投资买房者可以获得移民机会，这让很多中国人感到机会来了。
9月西班牙政府《新移民投资法》出台，很多有移民意向的中国人开始关注。在房地产交流会上，除了一些房地产投资商、房产中介之外，一些个人也纷纷通过旅游签证前来巴塞罗那，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机会买房投资。来自上海的高女士说，她此次通过旅游签证到西班牙，并不是为了游览当地景点，而是为了能够在这里投资买房并获得合法居留权。像高女士这样，在《新移民投资法》出台后，前来西班牙考察看房的中国公民越来越多。近段时间，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地以各种名义前来西班牙看房并寻找投资的考察团、个人数很多，已经引起了西班牙政府的高度关注，甚至在房产会上专设中国板块。
除了中国居民高度关注西班牙的房产发展，海外华侨华人也纷纷趁机会抄底买房。居住在马德里的钱先生早年移民西班牙，在2005年西班牙经济尚好时期投资购买了一套政府规划待建房，然而金融危机后，西班牙房价大跌，钱先生投资出现亏损。在瞄准行情之后，钱先生毅然退掉这套待建房，宁可租房等待时机抄底。
据西班牙官方统计，2013年前6个月，西班牙的外国购房者在西班牙的购房总金额已经达到28.34亿欧元，已经达到了外国购房者在西班牙购房9年来的最高水平。官方同时预计，明年的这种趋势还将继续上涨，按照西班牙政府设想，新政策将大大吸引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等国的房产投资商和个人购房者，明年西班牙房地产领域的投资将达到140亿欧元。
一名在西班牙从事房产业的华人表示，现在的确是西班牙房价抄底的最好时候，毕竟现在很多移民者对于西班牙的投资移民法案还不太了解，甚至对于50万欧元购房款觉得门槛太高，但西班牙政府不断调整法令，从原先的50万欧元购房放松到50万欧元可以累积购买数套房子等。从这种趋势来看，一旦国外购房者了解了西班牙的购房法令，将会前来西班牙抄底购房，届时房价肯定会上涨，并带动西班牙经济总体复苏。
在巴黎，刘春兰之死引发了针对法国新移民政策的抗议游行
这是发表于2007年12月的一篇文章，没有过时。因为直到今天这种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因此，我们重新转载，以便对中国的海外非法移民生活状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来自中国东北的非法移民潮始于1998年，其背景则是中国东北1995年到1997年间的大批产业工人下岗。在南方周末特约撰稿人探访的巴黎东北非法移民中，此前从事的工作有服装厂工人、钢铁厂工人、电工、推销员等，绝大多数为离异的、四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这些下岗女工中的很多人，是为了供孩子上学或是为了给孩子娶亲而走上了这条非法踏足异乡的道路。
除了像一切“无证者”那样处于社会底层、生活没有保障外，即使在华人社区内，东北非法移民们也被边缘化。巴黎政治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白夏教授说，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来到法国已渐成气候的温州移民相比，这些东北移民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散”。
白夏说，这些东北移民大都有着城市户口，不像温州非法移民那样多数是有移民传统的农民，并且在国外已经存在一个相对成熟的网络。通常一个温州人来法国之前就已经联系好亲友，来到法国之后立刻可以寻得依靠。东北非法移民的到来则多是“降落伞”式的，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找个当地的“旅行社”交六七万的偷渡费，然后报个“旅行团”到法国后“自行消失”。
由于不会说法语，他们常常只能在那些已经在这里立住脚的华人手下打工。人单力薄、先来后到、南北之分、语言的差异，再加上城里人和农民之间那种似乎无法消除的先天隔阂，使得这些后来者很难融入当地的华人社区。
“在非法移民中有一条潜规则，北方人搭北方人的铺，南方人搭南方人的铺。”汇集协会的副会长董力文告诉记者说。
白夏说，这些东北非法移民在巴黎生活就和农民工在中国的生存状态差不多。只不过，在法国的中国社区里，农民和城里人的地位正好和中国截然相反：原来拥有城市户口的东北人遭到农民出身的温州人的歧视和排斥，成了巴黎华人圈子里的“民工”。
东北新移民往往从事着最脏最累的苦力劳动。他们中，有的在温州人开的大型批发市场装货，也有的在温州人开的服装厂做工，晚上合衣而睡；即便是在餐馆打工，他们常常也轮不到做服务员，干的多是刷盘子、清洁工的工作。
东北非法移民中妇女居多，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多为高中毕业），普通话说得又好，正好迎合了温州人对保姆的需要。带小孩、当保姆就成了大多数东北非法移民妇女的出路。一个月的收入约为六七百欧元（法国政府规定最低月工资收入为1254欧元），每天要承受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
“给人带孩子得一天24小时工作，经常半夜被叫起来做事，而且还得看他们温州人的脸色。”一位东北妇女说。
大多来这里的东北非法移民妇女都和国内的丈夫离了婚。在这里，她们都几乎不可能依靠自己获得合法居留，惟一出路便是通过嫁给法国人来获得身份。由于语言不通，性也就成为了她们和法国人为数不多的接触途径之一。
大多数的东北非法移民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没有固定的地址。那些做保姆的东北妇女寄居在雇主家，经常每五六个月换一次工作。这意味着她们要不停地迁徙，不能在银行开户，这使得这些东北移民在缺乏安全感的同时也缺乏相互之间的信任感，常常共居一室也没有什么交流。“在这里大家一有钱就通过西联汇款往家里寄。各打各的工，各赚各的钱，自己都顾不上了，谁还来管别人？”曾经和刘春兰共居一室的李晶说。她告诉记者，她们平时都是各做各的饭，油盐酱醋都是每个人各配各的。“我们还算好的，还有为了你用了我的一点东西而打架的呢。”
不断流动以及彼此之间缺乏联系使得寻觅这些人的踪迹十分困难，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任何一家机构能够给出这个群体的详细数字。
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并不是法国警察打击的主要对象，但是随着萨科齐新移民政策的出台，法国警察部门每年都要完成遣送25000名非法移民的指标，相对更容易被逮捕和遣送的东北非法移民就成了警察们明显的目标。在法国，非法移民若要避免被遣送回国就要聘请好的律师来打官司，每场官司的花费通常为一千到三千欧元。
贫穷的东北非法移民无法负担这笔费用。目前被遣送回国的中国非法移民中，东北人占了绝大部分。
在毕业后，中国留学生就业新西兰，找到一家新西兰公司不是件容易的事。当Lincoln Agritech公司邀请中国留学生Zheng（James）Wang敞开大门时，他们并没有预料到，James最终将成为他们的中国业务拓展经理。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Peter Barrowclough点赞说，“James作为留学生就业新西兰，他的国际农业经验和语言技能使他成为了我们公司向中国扩张的关键力量”。
Barrowclough是通过ChristchurchNZ的就业准备计划与Wang相识的，该计划促进了国际学生与基督城商业社区之间的联系。
从大学毕业后找第一份全职工作并非易事，对于英语是第二语言的国际学生而言更是难上加难。然而，James在林肯大学读书的最后一年里，通过这个就业计划抓住了机会，到当地的Lincoln Agritech公司实习。
凭借其在中国的实际营销技巧和经验，James进行了总体规划，帮助他的公司将世界领先的灌溉设计软件IRRICADTM进一步推向中国市场。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了解中国的灌溉市场，制作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并将其用于瞄准在中国销售该软件的机会。
实习期间，James给Barrowclough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成功获得了一份全职工作。转眼到了现在，James和Barrowclough才刚刚从中国出差归来，他们在这趟中国之旅中与分销商联系并探索推广IRRICADTM的机会。
Wang说，参与实习使他能够与基督城的当地企业建立联系，并充分利用他的国际农业经验以及双语技能。这正是留学生就业新西兰的重要优势。
ChristchurchNZ的就业准备计划是一种实习业务工具，可有效协调和促进基督城大专院校与商业社区之间的关系，确保公司能够根据业务需求获得合适的人才。ChristchurchNZ的就业准备项目经理Simon Anderson说，接收国际学生作为实习生可以帮助当地企业向世界开放。
Barrowclough当时也正是意识到留学生就业新西兰，可以利用留学生的国际经验为公司创造价值。
喜大普奔！中国旅游团访马免签证措施，将于今年10月1日开跑！
大马旅游局主席黄朱强发文告披露，大马内政部正式批准了这项中国旅游团免签证（15天）或享有临时通行证的措施。
黄朱强：至少20人限期15天黄朱强表示，免签证或享有临时通行证的便利只限通过合法旅行社（已向旅游部注册）所办的旅游团，且团体人数至少20人。“临时通行证限期15天（单次入境），不能延长期限。”
申请与批准通行证的关卡是吉隆坡国际机场（KLIA）及第二国际机场（KLIA2），槟州、士乃、古晋、亚庇及浮罗交怡机场。
他说明，临时通行证持有者不能再另外申请其他的签证或通行证，且只有直接从中国来马的旅游团可享有临时通行证。同时，游客也必须持有来回机票。
“申请临时通行证的人士必须证明备有现金、信用卡、拥有UnionPay标志的提款卡，以及在抵境时志明住宿地点。”
据悉，相关部门及团体力促政府全面落实中国旅客来马免签证，个人游免签也将有望实现。
中马关系更近一步中马关系一直走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前列，是东盟地区友好合作的先行者和典范。双方的合作持续稳步进行，共同完成经济繁荣。这不仅是中马建交的黄金时代，更是中国企业及投资者在马投资的黄金时代！
集团专家介绍，投资者可申请马来西亚第二家园，置购100万马币以上的马来西亚房产，并定期存款10-15万马币的方案，在获取马来西亚10年居住签证（可续签）的同时，还可获得投资、出租收益，一举多得。而马来西亚房地产价格每年以5%至8%的增长率增长，极具投资前景。今年在“全球对外资最有吸引力的目的地”排行榜中，大马跃位第6，更是给投资者一支投资“强心针”。10月起中国团可免签将为前往马来西亚考察房产的投资者提供便利，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者前往投资。
*部分文字来源“碧桂园马来西亚项目”微信订阅号
马来西亚第二家园申请基本要求：
1、50岁以下申请人：拥有50万马币的存款；50岁及以上申请人：拥有35万马币的存款；
2、每个月1万马币以上的离岸收入；
3、无犯罪记录；
4、随行人员：主要申请人、配偶、21岁以下未婚子女、父母（60岁以上）。
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的购物圣地之一——东方街，极具日本特色
新浪体育讯：本月中旬，联合会杯就将在巴西进行，代表亚洲队参赛的是2011年的亚洲杯冠军日本队。日本队在巴西享有半个主场之利，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巴西，约有130-150万名日裔巴西人，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生活在圣保罗和里约这两座城市。那么，为什么在“遥远”的巴西，会有这么多日裔血统的巴西人呢？ 且听小编为你慢慢道来。
说起来，巴西拥有大量日裔人口还和中国有关。19世纪初，拿破仑攻陷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葡萄牙王储，巴西摄政王约翰六世逃往殖民地巴西，这个殖民帝国的统治中心随之迁往里约热内卢。因为当时的巴西经济落后，地方财政远远养活不了约翰六世这些贵族，为了摆脱一穷二白的经济窘境，约翰六世决定在巴西大面积的种植经济作物——咖啡和茶叶。而当时，中国又是世界上茶叶种植面积最广，种植技术最好的国家，于是在1810年，约翰六世派遣特使前来中国与清政府洽谈，希望人口众多的中国向巴西派遣移民。
然而，当时的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政府对巴西人的请求直接说了不。事实上，即便当时清政府答应了巴西人的请求，中国老百姓也不太可能远渡重洋去巴西生活，因为巴西还对中国移民提了三点要求。首先，愿意前往巴西的中国人需要加入巴西国籍；第二，移民者必须携带家眷一共前往，独身人士不在移民考虑范围之内；第三，移民者需要是有技术的，尤其是农工技术的人，无业游民的懒散之人不在可移民之列。
尽管要求遭到中国清政府拒绝，约翰六世的特使还是在广东、澳门一带私自招募了一批中国茶业工人，大概400多人，由他们携带优秀茶种去了巴西。这些工人在里约热内卢扎根试种茶树，大获成功，但因为水土不服以及当时医疗条件有限，这些工人后来大多病死他乡，茶树自然也没在巴西普及起来。而后，巴西二次派遣官员试图说服中国政府派遣移民到巴西开发亚马逊平原，结果可想而知，再次遭到清政府言辞拒绝，还向沿海各省并颁布法令：华侨入海，非奸即盗，敢于犯事者，可就地斩首。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巴西特使去了更东边的日本，并向日本天皇提出了同样的移民请求。日本政府的态度和清政府截然不同。日本那时刚刚完成明治维新，工业革命使得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和房屋，日本政府正为流民增多犯愁，结果双方自然是一拍即合，日本官方还成立了皇家移民公司帮助巴西人办理此事。在之后的六年时间里，总共有10批，1.5万日本移民巴西，他们甚至还带着日本政府提供的移民资金到了巴西，从此在南美生根发芽。
凭借着东方人特有的勤劳和智慧，这批日本移民在巴西很快站住脚跟，获得大量财富，他们随后把消息传回日本国内，接着又有大量的日本人“私自”来到巴西，加入移民大军。1925年至1941年，因为二战的缘故，第二次日本移民巴西潮开始，十余年间，又有将近20万的日本移民登陆巴西，经过日后繁衍，目前在巴西的日裔人口总数已经将近150万，在巴西国内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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