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05年到1945年40年间，日本在军事侵略中国的同时，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为推行移民侵略政策，日本在进行移民的同时，强行霸占中国农民土地和私有财产的暴行屡屡发生，成为日本侵华的严重罪行之一。
此次吉林省档案馆从关东宪兵队全宗发掘了10件反映日本移民侵略档案。其中6件反映了日本移民夺占东北农民土地、欺压东北农民等方面内容；两件档案以图表的形式，记录了日本移民规模等情况。还有两件为日本关东宪兵队的报告、调查。
吉林省档案馆开发利用处副处长、日本移民侵略课题组负责人高瑛向记者介绍了这10件反映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侵略档案。
1.鸡宁宪兵队《思想对策月报（五月）》。记载了“开拓团”在勃利县“收买”“开拓”用地及军用地后，当地农民的不满言论。日本“开拓团”在强占耕地的过程中，不仅雇农、佃农、自耕农的土地被侵占，就连有些有百余垧土地的大地主也未能幸免，一夜间一无所有。
2.通化宪兵队《思想对策月报（二月）》。1932年，日本在东北成立“日满土地开拓公司”，通过验收、抢夺并销毁地契等方式，大量掠夺东北农民土地。伪满正式宣布允许日本人从1933年3月起，在东北自由购买和租用土地。1934年，日本开始大肆收买土地，地价极其低廉，几乎等于白抢白占。
档案记载了1943年2月第十三次集体“开拓团”从佐贺县迁移了200户移民进入辉南县，廉价收买土地而又不全额支付地价的情况。反映出日本名义上是收买土地，实际上是变相的强制掠夺和侵占。
3.齐齐哈尔宪兵队《思想对策半年报》。档案记载了宪兵队收集的从1940年12月至1941年5月当地中国民众反对日本“开拓团”收买土地和粮食的宣传文：写到“土地交给日本移民，而粮食则用来还日本欠外国的债”。
4.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关于收买土地引起中国人地主反对情况的通牒》。由于日伪当局推行的移民政策极大地损害了东北农民的权益，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当地农民和日本移民的冲突，可以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各种形式的反抗和斗争接连不断。因而使日本当局的移民政策受冲击。
档案记载了公主岭山路乡集合“开拓团”实施收购约三千町土地的方案，由于中国地主的强烈反对，暂时中止收购。档案记载相关地主700多人中有154人认为收买政策是日本移民驱逐当地农民的措施。因此联名向产业部大臣及其他中央相关机构提交了收买撤回陈情书。怀德县当局以谋害公安罪将陈静波等人拘留，此事刺激了地主们的情感，全体林农采取不出席的态度，使安抚工作无法进行，冲突异常激烈。
5.新京宪兵队《思想对策月报（第二号）》。此件档案反映了日本开拓团内讧情况。1943年3月4日，桦甸县公吉村庙岭开拓团员与酗酒干部发生冲突，十名开拓团员将已经就寝的二人叫出来，用柴火将其殴打致死。
6.哈尔滨宪兵队《思想对策月报（第三号）》。此件档案反映了日本开拓团员对东北原住民的欺压、掠夺情况。1943年，五常县朝阳川“开拓团”向驻地的原住民收取“买路钱”，对搬运薪材的满人征收通过许可证，强行索要现金后才允许其通过；山河屯“开拓团”团员在民众粮食不足的时候，高价贩卖大豆给满人从中牟利，获取了百余元利润。
7.《思想对策月报》。此件档案系牡丹江宪兵队上报的《思想对策月报》，记录了牡丹江穆棱县亮子河“开拓团”团员内讧、抢夺当地农民薪材等的不良行为。
8.第五次“开拓团”用地略图，朝阳屯“开拓团”部落配置图。从1932年到1936年,日本先后五次组织武装移民移往中国东北。档案中提及的第五次移民，是指1936年日本拓务省正式确立了“集团移民计划”，从全国选出 1000户移民,侵入到伪满东部的牡丹江省密山县的朝阳屯等地。 从这份第五次“开拓团”用地略图可以分析出日本移民用地都是选在土质较好的熟地及交通便利的铁路沿线地带。而从这份朝阳屯“开拓团”部落配置图中圈定的部分可以看出日本移民抢占了原住民的房屋和土地，并在这里种植了水稻和烟草，甚至预留了停车场等。。
9.集团移民现状一览表。从1932年10月第一次武装移民团开始，日本先后进行的6次“集团移民”。这张蓝色的集团移民现状一览表全面反映了从第一次到第六次日本集团移民的分布、数量、现状等（其中包括弥荣村、千镇村等移民的地理位置、指导员关系、入殖关系、营农关系、农产加工、户数、教育、卫生、交通等方面都做了较详尽的统计）。一份为1937年各移住地的作物面积、人口、收量、家畜的增加图表。
10.关东宪兵队《对满洲国内日满民族矛盾等的民情调查》。档案中记载了日本商人有压迫满洲商人的倾向；蔑视原住民众，对其进行殴打、暴行甚至杀害，东北民众对开拓民的感情日益尖锐化，逐渐转化为反日情感；档案中第五项内容反映“开拓民”与东北民众的矛盾，提及土龙山事件是日本人“开拓民”威胁东北民众的生活权等等。
高瑛说，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侵略档案是日本侵略者大肆掠夺东北土地的真实记录，戳穿了日本军国主义所谓“开拓”的目的。日本企图通过移民，改变我国东北地区人口构成、将东北建设成为其进一步侵略中国乃至亚洲的后方基地的丑恶行径昭然若揭。这些档案对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实施移民侵略的实质，具有极高的史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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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沈阳9月13日电 为铭记历史，教育后人，沈阳市档案馆从馆藏历史档案中就有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侵华档案进行了挖掘整理，13日向社会公布。
此次公布的馆藏历史档案共14卷，包括“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奉天地区非法设置警察机构、开展情报收集、掠夺土地资源及组织移民等侵略活动。
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为了加强对南满铁路沿线的统治，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在铁路沿线及部分地区非法设立警察机构，日本警察在中国境内肆意妄为，抓捕、杀害中国人，侵犯中国主权，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工具。
此次公布的档案显示，日本不断加强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情报收集，无论是日本军方还是日本警察，特别是以公司名义经营南满等铁路的满铁株式会社等多种力量，大肆开展对奉天等地区的情报收集，情报内容涉及奉天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个方面，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侵华战争，迅速占领奉天乃至东北地区提供了情报支撑。
档案还显示，日本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大肆掠夺中国百姓的耕地，并以此为基础，有组织地进行移民扩张，为其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服务。
以上方面，沈阳市档案馆皆公布有具体案例。
沈阳市档案馆副馆长马凤云在沈阳市政府新闻办13日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用史实说话，让档案发言，上述档案真实记录并揭露了日本的侵华真相。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向中国派来的不光有军队，还有大量的移民，“开拓团”就是迁往中国的日本移民群体。日本向中国东北派出“开拓团”，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从1932年到1935年的“试验移民期”；二、从1937年到1941年为“正式移民期”，日本将移民作为国策实施；三、从1942年到1945年“开拓民崩溃时期”。1939年2月9日，满洲拓植委员会事务局将“移民团”改名为“开拓团”。
●日本为何向中国派出“开拓团”
早在1919年，日本法西斯的鼻祖北一辉就提出了日本的“生存空间”问题，并提出建立一个包括中国东北和内蒙东部、苏联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及英属澳大利亚等广大地域，以此为基础构成由日本统治的“黄人罗马帝国”。这个“黄人罗马帝国”的主体是日本人，手段之一就是由日本的移民进入这些地区。1927年，日本政府在《田中奏折》中明确提出：要将满蒙尤其是中国东北变成移民的“安居之所”。1931年7月，日本人在一本名为《满蒙三题》的小册中提出：“必须使满蒙的天地真正成为我们的理想之乡。”随后，日本的加藤完治集团的那须皓、桥本传左卫门提出：日本向满洲移民是大和民族的民族膨胀运动；对满洲的移民成功与否，是决定日本能否成为东洋强大国家的关键。这些理论成为日本“开拓团”政策实施的理论基础。
●日本“开拓团”政策与百万移民计划
1932年2月，日本关东军统治部最先制定向中国东北移民的计划案，即：《移民方策案》、《日本移民案要纲》和《屯田兵制移民案要纲》三个文件；同年9月，又制定了《关于向满洲移民要纲案》。1934年11月，日本关东军在“新京”召开“第一次移民会议”，拟定了移民具体实施方案。1936年8月，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国策而决定的《二十年百万移民计划》提出：在20年内移住100万户、500万人到满洲。关东军考虑“若使日本人占满洲国人口一成，就能在满洲国建立以大和民族为指导核心的日本秩序。”伪满洲国产业部拓政司都甲谦介说：对满洲的日本内地人百万户移民政策，是1936年8月在日本政府内阁会议上，作为重要国策之一正式通过的。与这一国策并行的每年向满洲输送3万或5万青少年移民，即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队计划，从1938年起实施。
1939年12月，日本移民政策的“最高宝典”——《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出台，这是为实现《二十年百万户送出计划》的具体移民政策的决定版。该要纲中的基本方针称：“开拓政策作为重要国策，为建设东亚新秩序，以培养和确立道义上的新大陆政策据点为目标，特别是以日本内地人开拓农民为核心，谋求各种开拓民同原住民等之和谐，使达到民族协和之完成，国防力量之增强及产业之振兴，并以有利农村之更生发展为目标。”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于1942年为完成战时开拓政策，制定了《开拓实践训》和《康德十年度开拓政策实行方案》，以期为太平洋战争提供稳定的后方基地。
随着战事的发展，至1944年，日本不得不放弃大量输送移民的政策，“开拓团”处于崩溃的边缘。1945年8月，日本关东军在苏联红军打击下仓皇溃退，一些移民被抛弃，在战乱中伤亡惨重。大部分人在战后被中国政府遣返，一部分无力回家者被中国人收养。据不完全统计，自在“爱川村”开始移民实验至战败投降30年间，日本共向中国派遣“开拓团”860多个、33万多人。
● “开拓团”：日本侵华的“活人碉堡”
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本尾寿造在《对满农业移民会议的开会辞》将“开拓团”的意义概括为：“第一、成为满洲国构成的要素——五族协合的关键；第二、确保大和民族对东亚应有正规发展；第三、有助于解决日本国内社会问题；第四、保证国防的安全和巩固”。由此可见，“开拓团”主要是从军事和资源等方面在日本侵华过程中提供支援方面发生作用。日本治安部参谋司在《从治安看日本农业移民》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日本农业移民是在高度的军事意义下进行的……移民政策的军事意义占主要地位，另一方面是在对经济可能性尝试意义之下所实施的。”“开拓团”的军事目的在于“作为确立和维持满洲国治安的协助者。”因此，日本“开拓团”分布地区主要是抗日力量存在的游击区、重要河流沿岸地域、铁路沿线，特别是军用铁路沿线为重点。此外，“开拓团”还作为对苏防御、作战上的军事辅助者，在苏满边境附近作为“活人碉堡”配置，一旦有事，即担负关东军后备兵力的任务。1942年，日本开拓总局为完成战时开拓政策的目标，在《开拓实践训》中提出为确保“开拓战争取胜”的五条践训：“1、吐露真情；2、不失时机；3、计划必行；4、发挥开拓精神；5、全员成为火团。”这也就是说，“开拓团”要“全员成为火团”，尽力“开拓报国”。在经济方面，“开拓团”主要是对中国东北的土地和资源进行掠夺。
日本正努力吸引更多国际学生，但与邻居中国相比却黯然失色。
鲜有国家能与中国近30年来对全球教育体系的巨额投入相比。如今全球430万国际学生中，约8%正在华留学，10年前还不足2%。在此期间，日本保持着稳定的3%市场份额。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英的最受青睐的高等教育目的国，接纳的国际学生以每年10%的速度增加。而日本排名已从第6跌至第8。
蓬勃经济曾是日本吸引国际学生的主因。如今，中国正受益于同样现象。国际教育协会高级顾问佩吉·布鲁门托说：“来自韩日和亚洲其他地区的许多学生赴华学汉语，为从事与中国繁荣经济相关的未来职业做准备。”而学日语已不再蕴含此类前景。以65%的大学生都参加海外学习项目的常春藤盟校达特茅斯学院为例，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其新生学日语的比例略高于学中文的，如今后者已是前者的两三倍。
批评人士说日本的高等教育是“亚洲化”而非“国际化”。数据显示，在日留学的13.5万国际学生中，90%来自亚洲，中国学生占了60%。相比之下，中国接纳的国际学生更多样化——30万人中21%来自韩国、8%来自美国、6%来自日本，泰越俄三国的比例均为5%，4%来自印度。国际教育协会主席古德曼说，未来二三年内中国的国际学生将多达50万。
赴日留学的障碍之一是大多数课堂采用日语教学。而中国吸引国际学生的巨大成就则源自提供了全英文学位课程。为鼓励外国学生赴华，中国大学还与国际名校打造伙伴关系。另一条途径是西方大学的中国校区，如上海纽约大学及宁波诺丁汉大学等。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约有40个美国大学的校区，如今大都已关闭。中国还斥巨资为国际学生设立奖学金，每年提供5万个名额。
不断萎缩的日本赴海外留学生数量，或许也在影响该国吸引外国留学生。而中国2011年派出34万人赴外留学，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多。日本如今不得不更广泛撒网，因为在“外交和战略缠斗”中，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数量正在下滑。(作者特鲁·克莱沃尔)
1945年8月9日，苏军出兵中国东北，给盘踞在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以毁灭性打击，60万日本关东军官兵迅即缴械成为苏军的俘虏。然而，这些日本战俘并没有在中国东北地区就地接受改造，也没有被迅速被遣送返回日本，而是被苏军象战利品一样拘押运送到苏联的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等边远地区的劳改营里强制服苦役，直至1956年日苏两国政府恢复关系正常化的《日苏联合宣言》签定为止，历时整整11年，其中有62068人在苏联各个劳改营服苦役中死亡。
苏军利用仅仅一周左右的时间就摧毁了日本关东军，紧接着日本天皇宣布了投降诏书，由此使亿万中国人沉浸在欢庆抗战胜利的空前狂欢之中。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于抗战胜利的到来感到十分突然，几乎没有做好接受日军投降的任何准备工作，对于接受日本投降的各项事宜，也只能完全听命于美苏等同盟国的指令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战俘遣返等问题，也就成为了苏军大权独揽自己一家说了算的事情了。
60万日本关东军战俘之所以被苏军象战利品一样，被拘押运送到苏联的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等边远地区的劳改营里强制服苦役，主要原因是二战结束后的苏联劳动力严重短缺。俄罗斯观察家日尔诺夫所指出：“日本战俘对于苏联来说非常重要。要知道，战争已经使苏联的人力资源损失殆尽。苏联国内许多人在战争中牺牲，因此战后在国民经济的一些领域和部门实际上很难找到人来工作……不过，尽管经济上的巨大好处促使苏联想继续使用日本战俘”，“而且使用战俘只须提供最低水平的食宿生活条件，无需苏联政府太多的投入，就能迅速启动被战争摧毁的工业、能源、交通等国民经济重要部门………”这大概就是当时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拘押运送日本战俘到苏联的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等边远地区强制服苦役的最直接原因。
那么，日本战俘到苏联之后又究竟从事哪些劳动呢？据俄罗斯《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刊登的俄罗斯学者В.Н.卡拉曼和Ю.П.休科夫斯卡娅的文章《滨海边疆区境内的日本战俘》称：“将日本战俘安置到远东地区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他们在劳动消耗最大、体力劳动最繁重的国民经济领域和部门——比如有色金属、煤炭、采矿、林业、渔业部门从事劳动，而这些部门人力资源严重匮乏。但是，由于滨海地区大多数重要企业接受日本战俘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好，所以根据联共（布）滨海边疆区委的专门决议，战俘们也被分派到当地的工业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交通运输部门以及建筑部门去劳动”。
据1945年9月4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区局副局长季姆琴科中校、战俘事务处处长凯达洛夫中校联合署名的《关于滨海边疆区接受日本战俘准备工作的情况材料》披露的滨海边疆区日本战俘的分配情况：“确定将日本战俘分别安置到如下单位：滨海煤炭联合企业，25000人；森林工业人民委员部下属的木材采运企业，18000人；建筑工业人民委员部下属企业，12000人；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下属企业，5000人；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工程部下属企业，8000人；有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下属企业，2000人。”尽管这份文件只是讲述了苏联的一个行政区——滨海边疆区分配、安置日军战俘的情况，但是从这份文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日本战俘在苏联劳改时的主要工作场所是：矿井、矿场、木材采伐加工厂、工程建筑工地、石油加工厂、石油工业企业建设托拉斯、铁路和公路等。 “战俘被用来干重体力活——下矿井、伐木、搞建筑、铺公路。莫斯科大概是将这种劳动当作是对战争期间所遭受的损失的一种补偿……”
从1945年开始，大量的日本战俘被安排到苏联的煤炭工业领域工作，从事开采煤炭，修建和重建矿井，还被安排兴建新的重工业企业——符拉迪沃斯托克拖拉机制造厂、车里雅宾斯克和外高加索冶金联合企业、阿穆尔钢铁联合企业……并参与修建了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参加了改造和重建苏联各地区公路的工作，参与兴建了一批水电站，其中包括明盖恰乌尔水电站、塞凡湖水电站、扎乌吉卡乌斯水电站、法尔哈德斯水电站、索契水电站、库拉科夫水电站。在这些重点工程建设中，日本战俘所占劳动力总数的40%以上，最多的高达90%……”
此外，日本战俘还被安排到一些极其特殊的工作场所工作，2005年俄罗斯学者阿纳托利·斯米尔诺夫在《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原子弹幽灵》一文中披露了日本战俘在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掌控的与制造原子弹相关的工程里劳动的一些情况：“日本战俘们在车里雅宾斯克州建筑地下工厂，也就是所谓的车里雅宾斯克-40工程，这个工程是用来制造原子弹的……作为特殊定额人员，战俘们无权随便越出工程工地一步，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严密地监视着他们……”
“日本战俘进入各自的战俘营和劳改所之后，要立刻动手做一件事情，即给自己修建住处，因为苏联方面接受日本战俘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糟糕，许多厂矿企业几乎没有做好接受战俘的准备工作，日本战俘抵达苏联之后等于到了荒野之地，完全需要由战俘自己动手去修建包括住宅区、厨房、住所在内的一切必要设施。”
许多日本战俘在苏联劳改营服苦役期间，工作勤奋、认真、组织纪律性较强，干活非常卖力，从不偷懒。“日本战俘的工作效率要比苏联工人和苏联囚犯好得多，因此在很长时间里苏联都不太愿意释放这些日本战俘回国” 等等。也许正是这样的因素，被苏军押运到苏联境内服苦役的日本关东军战俘才迟迟得不到遣返释放，被当作劳动力被无偿地使用。
背景
日本移民东北为了真正占领中国，使伪满洲国真正成为日本领土，除向中国派来军队之外，日本政府还招募了大批人员向东北移民。据不完全统计，自在“爱川村”开始移民实验至战败投降，30年间，日本共向中国派遣“开拓团”860多个、33万多人。
“开拓团”强占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中国人的土地，使500万中国农民失去土地，四处流离或在日本组建的12000多个“集团部落”中忍饥受寒，其间冻饿而死的人无法计数。
1945年8月，关东军在苏联红军打击下仓皇溃退，大批移民被抛弃，在战乱中伤亡惨重。大部分人在战后被中国政府遣返，一部分无力回家者被中国人收养。
夏日的早晨，一束带着露水的菊花躺在一座坟冢之前。碑上写着“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这座位于黑龙江方正县伊汉通乡的陵园，是东北地区惟一的日本人公墓，埋有5000多具日本人的尸骨。
方正县是东北最大的日本移民基地，也是移民死亡最多的地方。战后，中国政府特地在这里建起了公墓，以纪念既是侵略者，又是受害者的日本移民。
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即开始向我国东北地区移民。1915年的“爱川村”实验则揭开了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侵略的序幕。“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更制定了从1937年起20年内移民100万户500万人的庞大计划，这个移民数字相当于当时日本人口总数的1/8。截止到1945年，日本向中国派遣的“开拓团”总数达到860多个，实际移民数10.6万户，共31.8万人，侵夺土地152.1万公顷。
但随着日本的惨败，这部分担负着拓国使命的日本人被仓皇撤退的军队抛弃，在战乱中伤亡惨重。
中国政府和人民善待了这部分弃民，不但将幸存者遣返，一些无力回家者还被中国人收养，从而产生了一个特殊群体：日本遗孤。
爱川村实验
金龙村，是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大魏家乡一个普通的村落。但村中的老人都知道，这个村子曾被叫做“爱川村”，这是一个日本名字。
1915年3月，主张移民侵略的日本关东都督府都督福岛安正把40多名日本农民带到这里，占据了附近大片土地之后，给这个村取名“爱川村”。
“爱川”是从日本山口县的爱宕村、川下村中各取一个字而成。据史料记载，这批日本农民均来自这两个村庄。
大连市史志办主任王万涛说，当时的日本移民共占有土地670亩，其中497亩属于抢夺。当时一位中国农民因此和日本移民打官司，当时的媒体还进行了呼吁，但最后的结果仍然是中国农民被迫成为日本人的佃户。
72岁的村民金长武经历了那个时代。在他记事的时候，村里就有丙田、小义、暗藤、高雄等五户，其中一户住在铁皮房子里的忘了名字。
但是，爱川村在建立第一年就碰上了旱灾，这些日本移民对前途失去信心，大部分转向经商或漂洋回国，爱川村里只剩下3户移民，年内又有一户退出。
此时已退休的福岛安正立即回到家乡长野县，又招募13户农民补充到了爱川村，但年内又有5户退出。到1937年，常住爱川村的日本移民只有7户65人。
即使这样，日本人仍在金龙村建立了衙门，管理所有大魏家乡的地盘，遗址至今完好。
“日本人一来就种水稻，然后全部运走，应该是供给部队了。一旦发现有中国人吃米，就会被日本人处理。”金长武说，当时日本人还在村里建了学校，但只准附近的日本小孩来这里上学。“谁也不敢惹日本人。”“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共在大连建立了三个大的带有实验性质的移民点。大量中国农民失去土地。
虽然实验阶段的日本农业移民经营状况一直没有好转，后来有些人建立了果园，有些人从事工商业。但到1945年遣返日侨时，25万日本人还是占到大连总人口的1/3，基本上控制了大连的经济命脉。
“大陆政策”的产物
1932年9月，492名日本退役军人被重新召集起来，接受了为期10天的短期训练。在出发去中国之前，他们来到明治神宫进行参拜，在仪式上，狂热的殖民主义者加藤完治鼓励他们为天皇建立“皇村”。
此时，11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东北大地已全部沦陷。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加速了推进移民侵略战略。1932年1月，关东军在沈阳召开专门会议研究移民问题，逐渐形成了以加藤完治为核心的殖民集团。
1936年，广田内阁将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定为日本“十大国策”之一，关东军为此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计划”。随后，大批移民组成“开拓团”向中国进发。
“二十年的百万户计划，它就是要通过这一百万户改变中国的人口构成。通过这种野蛮的或者说很原始的方式，来占领中国的东北。”黑龙江社科院历史所原所长辛培林说。日本政府的如意算盘是，20年后，100万户日本移民经过繁殖可达到1000万人，占东北总人口的1/5以上。
“日本人对大陆有一种渴望。”辛培林说，由于日本地狭人多，绑在战争机器上的经济结构很不合理，农村问题日益严峻，移民被认为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惟一出路。早在明治时期，日本政府就确立了以朝鲜、中国为主要侵略、扩张目标的“大陆政策”。
辛培林认为，日本移民东北的另一原因是，为了加强日本在中苏边境上的防线。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即开始向我国东北地区移民。此后，日本也主要是在中苏边境分布移民基地。
为巩固这道防线，日本还实施了一种新的移民形式，即开拓青少年义勇队制度。
1937年11月开始，在日本近卫内阁的招募下，大量青少年以“义勇队移民”名义被派往中国，它和分村移民构成日本政府最主要的两种移民方式。
到1945年日本战败，共有八万六千多名15到18岁的青少年被安置到中苏边境地区。“结果在1945年8月苏军进攻东北的时候，这些青少年义勇军大量地死亡，充当了炮灰。”辛培林说。
中国人被迫进了“挑灶沟”
日本最大的移民基地方正县位于哈尔滨市东部，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雨水丰沛。
1941年，一个日本“开拓团”来到方正县土地最肥沃的伊汉通乡，将内炮台山脚下的正郊屯改名为吉兴村，并在此建起“方正县开拓团本部”。
日本人到来后，基本上并不开垦荒地，而是将中国人的良田霸占，然后把一部分中国农民变成他们的佃户，一部分赶到穷山僻壤开荒。
73岁的迟长河是这里的老住户。他说，当时日本人放火烧了老住户分散在各处的房子，逼迫他们和伊汉通乡等地的农民迁走。
在此世代居住的2000多中国农民被赶到县城西部的山区。当时这里虎狼出没，连地名都没有。被日本人命名为一部落、二部落……六部落。直到光复后，这里才被正式命名为永安西屯、永安东屯等。
这年春天，雪还未化，史载最低气温零下37℃。大批被赶到这里的中国农民无处居住，只能在山坡上挖地坑，支个木头棚子做成地窨子居住。
方正县志记载，这一年，永安西屯一带的山沟里的死亡率在50%以上，一天死亡的人数最多达30余人，“挑灶”（方正土语，意指全家死光）者20余户，140多户人家中只有两户没有死人。后来，这一带被当地人叫做“挑灶沟”。
开拓团长被“误”杀
1996年，时任黑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辛培林收到一封来自日本人高尾启三的信，请求辛培林协助求证其父高尾雄次是否死于炭疽病。
辛培林至今保存着这封信，信中说，高尾雄次是牡丹江下属宁安市镜泊镇日本开拓团本部的团长。1942年，时年45岁的高尾雄次带领全家踏上镜泊镇半截沟的土地。
高尾启三说，1942年7月，其父到房身沟（现庆丰村）办事。归途中头部被虻咬伤，随即头部红肿、高烧，用冷水洗澡后前胸红肿。
7月23日，高尾雄次一声惨叫后死去。死后，开拓团的医生诊断其死因为炭疽病。
日本出版的《二道沟史》，证明日本731细菌部队曾在此地实验炭疽病菌，且在同年7月20日，一名日本兽医也在相邻村庄因感染炭疽病而死亡。
高尾启三据此认为，其父高尾雄次应死于日本细菌部队的炭疽病菌。
1996年，高尾启三随日本一和平组织的官员率领的“日军731部队与遗弃化学武器真相调查团”来到哈尔滨。但当地中国老人及日本开拓团的遗孤、嫁与中国农民的日本妇女均不知此事。
辛培林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武器实验一直是严格保密的，因此并不能否认此事存在。
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日本移民，也在中国人的反抗中遭受伤亡。失去家园的中国农民秘密集结，成立民众义勇军。1934年3月东北爆发“土龙山暴动”。从此，中国农民的反抗持续不断。
日本移民曾在依兰县先后组建了“弥荣村”和“千振村”，弥荣村建立后仅仅两年，就遭受中国人民的武装打击多达二十四次，死伤60多人。
在千振村1933年7月出现了集体骚动，一半以上的移民要求退团撤回日本。
被抛弃的“开拓民”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向开拓团密布的伪满洲国“国防第一线”进攻。第二天早晨，拥有24个师团、78万兵员的关东军向南撤退。
接下来几天内，日本青少年移民组成的“义勇队”构成的防线顷刻间被苏军瓦解，1/3青少年“义勇队”员的生命徒然消失了。日本开拓团败亡的大幕拉开了。
“日本人当年跑得可惨了，大道上扔的到处是汽车啊，刺刀啊什么的，不少中国人捡把刺刀别在腰上，或者捡顶帽子戴上。”方正县伊汉通乡吉兴村农民汪贵回忆。
当时汪贵还在上学，他看到两拨日本年轻人带着枪跑进了林子，但跑不动的日本女人和老人、孩子都被丢在了村里。
“他们没人管了。开始跑的时候，他们往日本军队的汽车上挤，又被军人拖下来。”汪贵回忆。
根据史料，当时日本政府事先对投降的消息封锁得很严密，各开拓团都架有电话，但却都未得到提前撤离的通知，这些当初应政府召唤来到中国的移民们最终被抛弃。
大批日本开拓民，本来准备途经牡丹江回国，但由于苏联红军的包围，纷纷转向依兰，想取道哈尔滨，再从大连乘船回国。
但哈尔滨己被苏联红军占领，位于附近的方正县成为一个集结地。
“于是各地的开拓民都向方正汇拢，估计应该有2万人，约占全部日本开拓民的1/10.因为怕被苏联红军赶上，只敢走山间小道。时值深秋，缺衣少吃，不少日本人选择了自杀。”李宝元说。
方正县外事办的资料说，这些沦为难民的日本开拓民，一路以偷食中国农民的土豆和玉米活命，孩子带不动就扔在路旁或者推进河水淹死，老人实在受不了，就央求随行的日军兵开枪打死自己，一些绝望的人围在炸弹旁集体自杀、自焚。
1945年冬天，东北北部地区最低气温达到零下50℃，为一个世纪所罕见。这时，一场瘟疫悄然而至。到1946年春，暂住方正的1万多人的开拓团员只剩下了不足3000人，其中1000多人成为孤儿。
“这时日本人的境遇类似于被他们曾经驱赶的中国人，加上瘟疫流行，约有四五千人死在方正。方正县开拓团本部所在的伊汉通乡吉兴村更是野地里尸体成堆，中国方面后来进行了掩埋。”李宝元说。
在鸡西市麻山镇，有500日本人选择集体自杀。辛培林说，战争中，全部33万移民中有8万多人死亡，约占1/4。
中国人善待日本弃民
在日本移民陷入绝境的时候，是善良的中国人捐弃前嫌，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根据方正县外事办的资料，中国人把4000余名濒临死亡的日本妇女和儿童接到家中，成为自己的家庭成员。前者被日本称为“残留夫人”，后者则是“遗孤”。
在方正县的日本人公墓旁边，有一座“中国养父母公墓”。5人的尸骨葬在这里，他们都是日本遗孤的养父母。
日本遗孤远藤勇是这座公墓的捐建者。年幼时，他随父母“开拓”到我国东北。日本投降后父母双亡，远藤勇被中国农民刘振全和吕桂云夫妇收养，起名刘长河。
刘家将远藤勇养大，并供其读完黑龙江大学。中日关系正常化后，远藤勇携妻子回到日本，但受到歧视。远藤勇学习非常勤奋，很快掌握了日语，并从事商业活动，现在已成为著名的企业家。
成功后的远藤勇将养父母接到日本，但因刘氏夫妇不习惯日本生活，又回到中国，此后远藤勇每年都来探视中国养父母，直到他们去世。
更多的日本移民则被遣返。1946年5月到11月间，国民政府方面在葫芦岛设立一个东北日侨离境总接待、检查站，随后国民党东北行营和中共东北民主联军分别在各自控制区设日侨俘接待管理站，约105万日侨俘得以回国。
1963年5月，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方正县政府将零散的5000多具日本人尸骨收集起来，在水库边建了木结构的日本人公墓。后来迁到现在的吉兴村，改为混凝土结构。
1984年，为便于管理，另一座在鸡西市麻山镇的日本人公墓也迁到这里。两座公墓后面均有两个小小的“墓门”朝着日本方向。
“但是，日本移民侵略这段历史，在日本国内是被极力淡化的，虽然这是日本人直接感受到的与广岛原子弹爆炸同样让人痛苦的两大事件之一，但官方并未对此事件的原因和责任者进行任何追究。在我国，这段历史的研究也逐渐式微。”辛培林说。(记者/朱永)
新华社贝鲁特５月１２日电（记者李良勇）中国政府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了１００万美元的现汇援助，以帮助在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儿童更好地接受教育。
１２日，中国驻黎巴嫩大使王克俭参加了在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一所学校举行的援助物资发放活动。他说，在２０１６年９月举行的联合国难民会议上，中国政府承诺向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１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其中，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１００万美元，用于援助叙利亚难民，以帮助他们克服当前困难。
王克俭说，后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建议，决定将这项援助用于向在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在校儿童提供学习用品，以“帮助他们尽快恢复学业、尽快过上正常的学习生活，尽量减少战争带给他们的负面影响”。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黎巴嫩办事处副代表卢西亚诺·卡莱斯蒂尼对新华社记者说，黎巴嫩全国各地的学校中共有大约２０万叙利亚难民儿童，中国的这批援助将惠及其中近半数人，包括一些正常的在校学生以及接受“速成学习项目”培训的失学儿童。
“速成学习项目”是黎巴嫩政府指导下推出的一个培训计划，利用黎巴嫩的学校资源，让年龄介于７岁至１７岁、失学超过两年的叙利亚难民儿童能再次接受教育。
近年来，中国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向接收了大约１５０万叙利亚难民的黎巴嫩政府以及在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提供了多批援助。
1949年前的澳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作战区域面积2200万平方千米。特别是作为法西斯轴心国之一的日本，在战前吞并了朝鲜与中国的台湾，在二战中又侵略了中国、菲律宾、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马来亚、新加坡、印尼、文莱、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家，以及时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等地区，唯独对弹丸之地的澳门却不敢染指。这是为什么呢？
据刘成禺著《世载堂杂忆》中的说法，日本之所以在二战中不敢对澳门下手，主要是由于当时巴西的一个照会唬住了日本的缘故。
作为晚清以至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刘成禺亲身经历了许多历史大事。诸如1903年他加入兴中会，并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运动，在美国主办《大同日报》，宣传革命思想。他生平交友广泛，与当时的上层人物大多都有来往，所以他的著作内容广泛，而且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同时他还是位有名的诗人，董必武评价他说道：“武昌刘禺生以诗名海内，其脍炙人口者为洪宪纪事诗近三百首，余所见刊本为洪宪纪事诗薄注四卷，孙中山、章太炎两先生为之序。中山先生称其宣传民主之义。太炎先生谓所知袁氏乱政时事刘诗略备”。刘成禺一生著作甚丰，主要的如《洪宪纪事诗》、《世载堂诗集》、《太平天国战史》、《世载堂杂忆》等。
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全书近二十万字，是他在1940年代在上海《新闻报》副刊上发表的短文集。当时广为流传，现有流行的大多为钱实甫整理，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版本。此书主要从多方面反映了晚清以至民国时期的人物事迹、政治制度、社会变革等等，是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在《世载堂杂忆》中，刘成禺较为详细地诠释了二战时日本为何独不敢侵略澳门：
古代巴西为印地安人居住地。1500年4月22日，葡萄牙航海家佩德罗?卡布拉尔抵达巴西。他将这片土地命名为“圣十字架”，并宣布归葡萄牙所有。由于葡殖民者的掠夺是从砍伐巴西红木开始的，“红木”（Brasil）一词成为巴西国名，并沿用至今，其中文音译为“巴西”。16世纪30年代葡萄牙派远征队在巴建立殖民地督。巴西地广人稀，一直苦于无人开发。葡萄牙人曾给大清朝表达过欢迎移民的意愿，希望中国人移民巴西，一起开发这个南美洲面积第一大的国家。为了保证不留后遗症，葡萄牙殖民者提出了以下条件：（一）凡中国人民愿移民巴西者，一定要入巴西国籍。（二）中国人民愿移民巴西者，一定要有家眷同往。拒绝单身汉。（三）中国人民愿移民巴西者，必须以农工为业，拒绝无业游民。中国人向来安土重迁，这些苛刻的条件无异于把他们连根拔走，彻底断了和祖国的联系，当然没人愿去。而大清国执政者对这些合作条件也不满，于是便懒得搭理了。
看到中国对此很不热情，巴西只好转而与地狭人多的日本商量，日本人喜出望外，立马就答应了，并从此陆续地大量地向巴西输出劳动力。及至二战开始，已有三百多万日人移民到巴西。二战中日本大肆侵略，除了大规模侵华外，还将魔爪伸向了东南亚和周边地区以及太平洋诸岛屿。殖民澳门的葡萄牙很紧张，担心日本也会侵略澳门，于是让自己的兄弟国巴西给日本发了一个照会，照会中称：“如果日本人以武力入侵澳门，巴西就把所有日侨撵回本国。”这一威胁还真管用，把日本人吓出了一身冷汗，是啊，若三百万人一起被扫地出门赶回老家日本，不仅会造成很大的混乱，还会衍生很多的麻烦，所以投鼠忌器的日本人屈于巴西的施压，在二战中从始至终都没敢对澳门下手。（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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