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刘春兰之死引发了针对法国新移民政策的抗议游行
这是发表于2007年12月的一篇文章，没有过时。因为直到今天这种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因此，我们重新转载，以便对中国的海外非法移民生活状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来自中国东北的非法移民潮始于1998年，其背景则是中国东北1995年到1997年间的大批产业工人下岗。在南方周末特约撰稿人探访的巴黎东北非法移民中，此前从事的工作有服装厂工人、钢铁厂工人、电工、推销员等，绝大多数为离异的、四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这些下岗女工中的很多人，是为了供孩子上学或是为了给孩子娶亲而走上了这条非法踏足异乡的道路。
除了像一切“无证者”那样处于社会底层、生活没有保障外，即使在华人社区内，东北非法移民们也被边缘化。巴黎政治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白夏教授说，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来到法国已渐成气候的温州移民相比，这些东北移民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散”。
白夏说，这些东北移民大都有着城市户口，不像温州非法移民那样多数是有移民传统的农民，并且在国外已经存在一个相对成熟的网络。通常一个温州人来法国之前就已经联系好亲友，来到法国之后立刻可以寻得依靠。东北非法移民的到来则多是“降落伞”式的，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找个当地的“旅行社”交六七万的偷渡费，然后报个“旅行团”到法国后“自行消失”。
由于不会说法语，他们常常只能在那些已经在这里立住脚的华人手下打工。人单力薄、先来后到、南北之分、语言的差异，再加上城里人和农民之间那种似乎无法消除的先天隔阂，使得这些后来者很难融入当地的华人社区。
“在非法移民中有一条潜规则，北方人搭北方人的铺，南方人搭南方人的铺。”汇集协会的副会长董力文告诉记者说。
白夏说，这些东北非法移民在巴黎生活就和农民工在中国的生存状态差不多。只不过，在法国的中国社区里，农民和城里人的地位正好和中国截然相反：原来拥有城市户口的东北人遭到农民出身的温州人的歧视和排斥，成了巴黎华人圈子里的“民工”。
东北新移民往往从事着最脏最累的苦力劳动。他们中，有的在温州人开的大型批发市场装货，也有的在温州人开的服装厂做工，晚上合衣而睡；即便是在餐馆打工，他们常常也轮不到做服务员，干的多是刷盘子、清洁工的工作。
东北非法移民中妇女居多，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多为高中毕业），普通话说得又好，正好迎合了温州人对保姆的需要。带小孩、当保姆就成了大多数东北非法移民妇女的出路。一个月的收入约为六七百欧元（法国政府规定最低月工资收入为1254欧元），每天要承受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
“给人带孩子得一天24小时工作，经常半夜被叫起来做事，而且还得看他们温州人的脸色。”一位东北妇女说。
大多来这里的东北非法移民妇女都和国内的丈夫离了婚。在这里，她们都几乎不可能依靠自己获得合法居留，惟一出路便是通过嫁给法国人来获得身份。由于语言不通，性也就成为了她们和法国人为数不多的接触途径之一。
大多数的东北非法移民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没有固定的地址。那些做保姆的东北妇女寄居在雇主家，经常每五六个月换一次工作。这意味着她们要不停地迁徙，不能在银行开户，这使得这些东北移民在缺乏安全感的同时也缺乏相互之间的信任感，常常共居一室也没有什么交流。“在这里大家一有钱就通过西联汇款往家里寄。各打各的工，各赚各的钱，自己都顾不上了，谁还来管别人？”曾经和刘春兰共居一室的李晶说。她告诉记者，她们平时都是各做各的饭，油盐酱醋都是每个人各配各的。“我们还算好的，还有为了你用了我的一点东西而打架的呢。”
不断流动以及彼此之间缺乏联系使得寻觅这些人的踪迹十分困难，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任何一家机构能够给出这个群体的详细数字。
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并不是法国警察打击的主要对象，但是随着萨科齐新移民政策的出台，法国警察部门每年都要完成遣送25000名非法移民的指标，相对更容易被逮捕和遣送的东北非法移民就成了警察们明显的目标。在法国，非法移民若要避免被遣送回国就要聘请好的律师来打官司，每场官司的花费通常为一千到三千欧元。
贫穷的东北非法移民无法负担这笔费用。目前被遣送回国的中国非法移民中，东北人占了绝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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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团”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为了真正占领中国，日本向中国派来的组织，不光有军队，还有大量的移民。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期间，共派遣开拓团860多个、33万多人。“开拓团”强占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中国人的土地，然后再租给中国农民耕种，从而使500万中国农民失去土地，四处流离或在日本组建的12000多个“集团部落”中忍饥受寒，其间冻饿而死的人无法计数。
关于黑龙江方正县日本战争遗孤的资料：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机构及伪满当局设立的企事业立刻土崩瓦解。在这一历史的瞬间，分驻在东北各地的日本军队和散居各地的日本侨民害怕遭受报复，一片惊慌，漫山遍野乱窜乱逃，不知所措2002年9月23日，600余名从中国回到日本的战争遗孤组成原告团，在日本东京都大田区民会馆举行“残留孤儿国家赔偿诉讼原告团结成总会暨誓师大会”，正式状告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就“弃民”政策作出反省和赔偿。
日前，据中国学者首次发现大量珍贵史料并研究证实，日本曾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纲领、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进行了五次大规模带有侵略性质的移民，最终目标是从1937年起利用10年时间，向东北实施移送100万户、500万人的庞大移民侵略计划。
五次大规模“集团移民”
“日本遗孤”现象早已清楚地证明日本对中国东北实施移民的侵略事实。不过，由于日本在二战战败后大批销毁了关于东北移民的大量文件，对有关方面澄清历史真相和研究这个问题造成了较大的困难。
中国着名人口学学者、吉林大学副校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王胜今教授，在日本人口学会会长、世界着名人口学家黑田俊夫的帮助下，用长达10年时间对“日本对中国移民侵略”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他在中国、日本、韩国、朝鲜等有关大学、研究机构、图书馆和地摊书市，有针对性地收集并整理了大量的文献、图表和统计资料，其中多数来自日本和韩国的文献都属首次发现。
据王胜今教授接受专访时指出，通过对各种资料的研究表明，日本对我国东北进行移民侵略的目的是把日本移民组织成强化的武装集团，侵入中国农民居住区，形成由日本人组成的特殊村落或“移民团”，以监视和镇压当地人民。“移民团”依其规模分为“集团移民团”“集合移民团”“分散移民团”，日本还把农家的次子、三子以下的未成年人集合起来，经过训练后派往中国东北，成为所谓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
在日本改造社昭和十三年(1938年)出版的《满洲移民读本》中，详细画出了日本移民侵入我国东北各地的区域分布图；而同年出版的《昭和十二年度拓务省辅助的自由移民一览》中，则详细列表公布了东北开拓团在各地分布的人数和户数。据了解，日本前期“集团移民”共分4次，分别侵入伪满三江省永丰镇、依兰县湖南营、滨江省绥棱县、牡丹江省密山县的城子河和哈达河等5地。
此时的日本开拓团一般只剩下了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因为深受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影响，地处三江平原腹地的佳木斯、鹤岗等地的开拓团成员在断粮、疲劳和寒冷的袭击下，许多人选择了自杀。
1945年8月，黑龙江省方正县成为日本开拓团成员的聚集地。9月中旬，佳木斯附近的汤原、桦川、桦南几个县的开拓团民集体步行前往牡丹江，想在此乘火车回国，但是牡丹江的火车已经中断，这些人又折返至方正县境内。
准备经阿城前往哈尔滨的一些开拓团民走到方正县后再也没有气力往前走了，只好与先来这里的汤原、桦川开拓团民汇合，在方正县伊汉通乡吉兴村原当地开拓团遗留的房子里暂时住下。
由于战后秩序混乱，一个月过去了，滞留在方正县的日本开拓团民仍然没有看到任何船只。这时，一场瘟伴随着严寒悄然向他们袭来，一批批人相继倒下。没有传染到瘟疫的人在严寒和饥饿的打击下，也纷纷死去。
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双方政府开始着手为二战时期在华日本遗孤寻找血亲。大部分遗孤都回到了祖国，但由于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差异，日本遗孤从中国带去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女很难融入日本主流社会。这些遗孤们在历经半个世纪的岁月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然而在他们的内心，这里却是一片陌生的土地
1936年，拓务省在对原有移民方式加以取舍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集团移民计划”，第5次集团移民从日本全国选出1000户移民，侵入到伪满东部的密山县。
1936年8月25日，日本把向中国东北移民列为“七大国策”之一，准备从1937年起，利用10年时间，向中国东北实施移送100万户、500万人的庞大移民侵略计划。据日本估计，伪满人口将在30年内由当时的3500万人增至5000万人，而日本人要成为“满洲国”的五族之一，其人口至少应占到十分之一，即500万人。据日本史料记载，伪满时期仅黑龙江地区就有日本移民13万人。
“武装移民”镇压东北抗日力量
日本向东北移民主要是为了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斗争，巩固它的军事占领。武装移民的倡导者东宫铁男和加藤完治，在策划首批武装移民入侵行动时明确指出，目的是为了对付李杜、丁超的“三万多顽匪”，是“从维护治安的角度着眼”。规定武装移民要“承担关东军任务的一部分，维持满洲国内的治安”。
从入侵武装移民分布情况看，这五次移民都集中在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东部和北部。这些地区正是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最活跃的地带，其意图显然是让这些武装移民“在北满的治安确保中起杠杆作用”。
1937年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进入了所谓的“国策移民”时期，移民的募集从以军人为主，转变为“一般农民第一主义”。这个时期，日本强调移民的作用要从“狭义的国防机能”转变为“广义的国防机能”，即移民不仅要成为维持治安、公平，能巩固国防的杠杆，直接支撑关东军的军事活动，而且还要全局的、长远的、有计划地去实现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政治目标。
移民侵略与土地掠夺并进
为推行移民侵略政策，日本在进行移民的同时又大肆掠夺东北地区的土地。1932年，日本在东北成立“日满土地开拓公司”，通过验收、强抢夺并销毁地契等方式，大量掠夺东北农民。次年1月，伪满正式宣布允许日本人从1933年3月起，在东北自由购买和租用土地。1934年，日本开始大肆收买土地，无论荒地、熟地一律一元，几乎等于白抢白占。日本帝国主义强占耕地的过程中，不仅雇农、佃农、自耕农的土地被侵略，就连有些占有百余垧土地的大地主也未能幸免，一夜间也会变得土地一无所有，仅剩下牲口等财产。爱珲县法别拉屯居民陶平升回忆说：“伪满康德六年五月间，中井久二当时任里河省次长，他派省公署开拓厅及县公署工作人员到我们屯里，命令法别拉屯在6月1日前迁移搬家，并说，’你们屯都搬出去，给日本开拓团用。
’到12月1日那天夜里，强迫搬出了法别拉屯。全屯300多口人哭号野外，无家可归，东奔西散，尤其是正值腊月寒天，受尽冻饿，搬到新地方房屋、地皆无，很多人冻饿而死。”
《海角七号》背后的败战日侨
在中国台湾恒春镇的海角七号，住着一位叫友子的老人。这一天，老人收到了一件从日本寄来的邮包。她有些惊讶且恍惚，打开一看，竟是七封迟来的凄婉悱恻的情书。夕阳下，老人的思绪被带回六十年前，正是台湾光复的日子，但自己的日籍恋人却也在那时一去不返……台湾电影《海角七号》这一段凄美故事，揭开的其实是当年百万日本侨民悲酸经历的一角。
就在裕仁天皇宣布投降之时，大约有650万日本人滞留在亚洲大陆、西伯利亚和太平洋地区，其中陆海军士兵约有350万人。滞留在中国的日本人约有260万人，其中50万人在台湾，60万关东军被苏联俘获，110万人集中在东北，还有大量的日本侨民零星分散于其他省份。
拓殖的棋子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日本政府在国内贫困地区动员工人和农民组成“开拓团”，到中国种地。他们说：“中国的地可肥了，一捏直出油，根本不用上粪。但因地多，开垦不过来，大部分荒山都白白地撂着。我们开拓团的任务，就是帮助中国开发土地，实现日满协和，大东亚共荣。”
生于京都市的水野百合子，是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她13岁辍学做杂工，结婚后，丈夫水野六七在纺织厂当工人，她在外面做零活，日子很是困难。百合子回忆说：“因为连年战争，国内没有粮食，当时每人每天配给的粮食只够吃两顿的。生活已经到了维持不住的地步，常常是一天要挨一顿饿。”1942年4月，生计越来越艰难的他们，带着两个女儿，同20多家农户一起来到了黑龙江省依兰县天田“开拓团”。
然而，很快到了1945年，局势大变。6月份时水野百合子所在的“开拓团”，男人们全部被征走了，只剩下两个年龄过高的团长。由于日本政府的虚妄宣传，直到战争的最后关头，很多“开拓村”里的日本人对战争的局势还毫不知情。
突然有一天，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水野百合子和大家都胆颤心惊，慌作一团。8月下旬，团长告诉她们说：“依兰以东，大八浪、小八浪的开拓团的人员，都集中到方正县伊汉通码头，等日本军舰接我们回国。”于是，她们在团长的带领下向方正奔去。途中既不许坐车，也不准乘船，更不能和中国人接触。水野百合子带的孩子多，影响了大伙赶路，团长威吓她必须抛弃一个孩子。
那时局势十分混乱。战败后，有的“开拓团”声称接到了奉命回国的指示，有的则认为关东军的命令是要求他们集体自杀，大批日本平民及军人家属“自杀” 或“被自杀”。8月9日，东宁勾玉山要塞，日军将藏匿在弹药库中的64名日军家属用手雷炸死，未死者用军刀刺死，然后浇上汽油焚烧；北山阵地，日军投降前有近 30名日本官员家属服毒“自杀”；8月17日，虎头要塞阵地，战斗司令官大木正大尉下令炸毁无线电，全员“玉碎”，阵地内近200名伤病员及140名官兵引爆炸药自杀身亡……
去往伊汉通码头的途中，山野百合子失去了四岁的女儿。天气越来越冷,没有食物,没有药品，但她依然是幸运的：路上没有遇上苏联红军，更没有碰上自己人的军队。10月初，他们终于到达了方正县。然而，“根本就没有谁来接我们，听说船是来过的，但接走的都是日本军队，没人管我们这些平民百姓。”
弃民
所有人都盼望早点回国。然而，8月20日，日本外务省发布的训电说：“现在还谈不到遣送驻外侨民，应尽可能使驻外侨民停留在现地。”
长春最大的百货商场三井百货店（今长春百货大楼），被临时辟作“满洲日本人居留民救济总会”。日本侨民每天都聚在这里，焦躁不安地打听什么时候能够回国，他们的生活将被怎样安排。
“救济会”就日侨撤退问题与苏军交涉，苏军答应向莫斯科请示，但很久没有结果。此后“救济会”派出一支5人“敢死队”联络到曾任“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社长的高崎达之助。高崎达之助回日本专程拜会了日本政府要员，并带来了秘密信件。两名活着回到长春的“敢死队”队员带回的密信中却依然是“停留现地，等待下一步指示”。
当时，已有中国香港、台湾及朝鲜、东南亚地区的日侨和被缴械的日军，由政府接运回国。唯独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侨，迟迟得不到归期。很多人眼看回国无望，且又无计维生，便纷纷采用集体自杀的办法了断生命。
难道他们真的被祖国抛弃了吗？根据前苏联国家档案馆的资料记载，其实早在8月15日之前，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就已决定了让“遗留中国民间的日本人定居在当地”的政策。8月19日，关东军根据该政策，制定战败计划：“为了帝国的复兴，让更多的日本人留在中国大陆”。当时，日本陆军大本营对苏作战参谋朝枝繁春大佐，亲笔起草了一份《关于关东军方面停战的实施报告》，送给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
《报告》中说：“目前在满日本人总数为135万人，他们基本都是从事文化教育、工商企业等方面事业的骨干。……所有在满人员，包括解除武装的军人，均应在苏军的庇护下，在满洲继续生活。在满生活习惯的日本人，可以放弃日本国籍。”为了卷土重来，日本政府将100多万侨民抛弃在寒冷的东北。关东军败了，不甘心的日本还不想撤回他们的“第四大军”。
然而，苏军统帅华西列夫斯基对朝枝的报告根本不予理睬，“我们决不允许，在我们临界的国土上，生活着一群与我们有着宿仇，而且像狼一样险恶的人。” 至于美国，“他们既担心中共利用日侨打内战，又担心将来中国和日本两大民族，因由日侨联络而团结合作，影响和动摇美国在远东的地位”，也竭力反对日本人留居中国。中国国民政府也很快做出回应：完全赞同美、苏两国关于遣返日侨的决议。
1946年1月，中美双方在上海会晤，决定自4月份起，全面遣返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侨俘。最初设想是同时利用大连、营口、葫芦岛三个港口，苏军以大连、营口为商港不能参与带有政治色彩的国际活动为由予以拒绝，承诺其管理区内旅顺、大连一带的日侨由苏联负责遣返。
就这样，滞留在东北的日本侨俘，终于等来了回国的消息。他们奔向葫芦岛，经由那里开始他们返乡之路。时任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处长的李修业中将在回忆录中写道，“日侨中妇女占70%左右，儿童占10%，老人占5%”。“年轻妇女担心途中遭遇苏联人，都把脑袋剃成秃子，脸上抹了锅底灰，把胸脯紧紧束起，想方设法把自己打扮成男人模样。
运送日侨俘的列车多是敞篷的货车厢，日晒雨淋，人又拥挤，车速又慢，种种艰难苦处自然不少。”此外，还不得不提防土匪及传染病的威胁，而预想中的中国人大规模的报复行为却很少发生。
劳工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回到祖国。尽管之前《波茨坦公告》明白无误地宣称“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
“直到1946年末，美国扣留了将近70000名投降的日本兵做劳工，用于逐步淘汰在菲律宾群岛、冲绳岛和太平洋海域的战时设施。英军方面，负责遣返南亚和东南亚大约75万日军。在这些已驱逐了日本侵略者的区域，欧洲列强扣留大量日本战俘，毫不掩饰重建自己殖民权威的意图。”
对日俘扣留时间最长的是苏联。据估计，加上被俘的平民，大约有160万到170万日本人落入苏军之手，很多被运往了西伯利亚。
一篇题为《日本武士的俄罗斯坟墓》的文章，记载了当年日本侨俘到达俄罗斯的情形：“1945年11月，第一批5000名关东军战俘被苏军专列押送至潭波夫州坦波夫市，”作者卡捷琳娜•萨日涅娃援引一位市民的回忆说，“我们在车站等了好多天，日本人刚下火车，我们所有的人立刻就向他们扑去，抢夺他们的东西。一会儿，他们就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了。”
原俄罗斯《消息报》副总编，着名政治评论家列昂尼德•姆列钦在其《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揭秘》一书中则指出：“从1945年开始，在苏联国民经济中大规模使用战俘从事劳动，大量的战俘被安排到苏联煤炭工业工作，开采煤炭，修建和重建矿井，还被安排兴建新的重工业企业--符拉迪沃斯托克拖拉机制造厂，车里雅宾斯克和外高加索冶金联合企业、阿穆尔钢铁厂。
战俘参与修建了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参加了改造和重建苏联各地区公路的工作，参与兴建了一批水电站，……战俘占这些工程工人总数的40%-90%。”
由于苏联的人力资源在二战中丧失殆尽，而“日本战俘的工作效率要比苏联工人和苏联囚犯好得多，因此在很长时间里，苏联都不太愿意释放这些日本战俘回国。”卡捷琳娜•萨日涅娃说。列昂尼德•姆列钦则推测：“斯大林可能认为战俘是特殊的人质--是同日本缔结和约时的一张王牌，抑或是他害怕美国人将其重新武装起来对付苏联？”
这一观点得到了加列夫•马赫穆特•艾哈迈托维奇的呼应，这位当年参与了苏联出兵东北战役与接管日本战俘工作，而今是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长的俄军大将分析道：“苏联为彻底歼灭敌人作出了最大贡献，但是战后在对日安排中却被排挤到了一边，苏联未能参与对日本领土的占领。……日本的亲美反苏政策，……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战俘问题的解决。”
十几年前，日本的对外侵略使数百万人背井离乡；战后，交战双方在日侨遣返问题上各怀鬼胎精于算计，无数生命在政治的“精明”考虑中受尽折磨。
归国
与滞留在外的同胞相比，能够返回国内的也不见得更好。在每一个海港，到岸的船只上挤满了失去孩子的母亲和失去父母的儿童。他们少得可怜的行李中，最为常见的是亲人或战友的骨灰盒。“许多成年人，数年后从海外归来，发现自己的家已经无迹可寻。城市中的街区整个被夷为平地。父母妻子在空袭中被炸死或疏散到了乡下。”当时，日本有近900万人无家可归，从海外归来的人们又不断加入难民的行列。
一些老兵回到家乡后，竟见到了自己的墓碑或是伤心地发现妻子已经改嫁他人。而“对于绝大多数原陆海军士兵来说，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发现自己历经千难万险，却被当作贱民对待。”约翰•W•道尔在《拥抱战败》一书中说，“到1946年归国潮蜂拥而至之时，国内的民众已经持续了解到帝国部队在中国、东南亚、菲律宾，乃至对盟军战俘令人发指的暴行。结果，许多退役军人发现，他们不仅被看作是没能完成使命的失败的群体，而且被假定为参与了不可告人的坏事的个体。”
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底，大约510万日本人回到了祖国，1947年，又有100万人重新踏上日本的土地。至此，仍有大约40万人留在海外。这是一个永远也凑不齐的数字--大量人员下落不明或诡异消失。
“孤儿”与亡魂
几十年后，当又一批同胞返回日本时，他们的经历则诉说了历史的尴尬。日本战败时，因为饥饿、逃难、或父母双亡，许多年幼的日本孩子被“遗弃”在中国。后来这些孩子被中国家庭收留，并抚养长大，这就是日本政府所谓的“残留孤儿”。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的《朝日新闻》注意到了这一特殊群体，此后民间团体不断向政府请愿，呼吁政府寻找并安置这些被弃同胞。1981年日本开始有组织地寻找“残留孤儿”。据日本厚生省统计，截至1999年底,已有2285名 “残留孤儿”回日定居。
“孤儿”还能在有生之年回到祖先的土地上，有些人的亡魂却注定要在异国飘荡。
日本有个古老的习惯：倘若将客死异乡的人的遗体上的一片指甲或一缕头发带回家，那么就可以看作是逝者安眠于故乡了。所以在苏联的劳改营里，有这样一条规定：不许肢解日本人的尸体，不许秘密掩埋，以便日后把他们运送回国。
将日本战俘的遗骸运回日本的工作，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下半叶就已开始。最先被运回的是身份明确的战俘遗骸，而没有确认身份的死者遗骸则埋葬于前苏联境内。
1991年戈尔巴乔夫访日期间将一份在苏联劳改营中死掉的日俘名单转交日本政府，并同意日本在战俘墓地开展掘尸检验工作。之后日本对大约8000名死者遗骸进行检验并运回日本。但确定当年日本战俘墓地的位置是件极为困难的事。
当年埋葬死者时，工作过于马虎，墓地上留下的识别标志太简单，或者多年之后墓地的位置上建起了学校、商场以及其他建筑物，更多的墓难以找到。而有时即便找到了墓穴，结果也会令人失望。因为“几乎每个日本战俘都镶有金牙”的传闻，当地地痞流氓早就残忍地盗走分割了尸体。这些日本战俘是永远都不能安眠于故乡了。
在《海角七号》中，友子的情书中写下并不是一个人的辛酸：“我是战败国的子民，贵族的骄傲瞬间堕落为犯人的枷。我只是个穷教师，为何要背负一个民族的罪。”
从1905年到1945年40年间，日本在军事侵略中国的同时，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为推行移民侵略政策，日本在进行移民的同时，强行霸占中国农民土地和私有财产的暴行屡屡发生，成为日本侵华的严重罪行之一。
此次吉林省档案馆从关东宪兵队全宗发掘了10件反映日本移民侵略档案。其中6件反映了日本移民夺占东北农民土地、欺压东北农民等方面内容；两件档案以图表的形式，记录了日本移民规模等情况。还有两件为日本关东宪兵队的报告、调查。
吉林省档案馆开发利用处副处长、日本移民侵略课题组负责人高瑛向记者介绍了这10件反映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侵略档案。
1.鸡宁宪兵队《思想对策月报（五月）》。记载了“开拓团”在勃利县“收买”“开拓”用地及军用地后，当地农民的不满言论。日本“开拓团”在强占耕地的过程中，不仅雇农、佃农、自耕农的土地被侵占，就连有些有百余垧土地的大地主也未能幸免，一夜间一无所有。
2.通化宪兵队《思想对策月报（二月）》。1932年，日本在东北成立“日满土地开拓公司”，通过验收、抢夺并销毁地契等方式，大量掠夺东北农民土地。伪满正式宣布允许日本人从1933年3月起，在东北自由购买和租用土地。1934年，日本开始大肆收买土地，地价极其低廉，几乎等于白抢白占。
档案记载了1943年2月第十三次集体“开拓团”从佐贺县迁移了200户移民进入辉南县，廉价收买土地而又不全额支付地价的情况。反映出日本名义上是收买土地，实际上是变相的强制掠夺和侵占。
3.齐齐哈尔宪兵队《思想对策半年报》。档案记载了宪兵队收集的从1940年12月至1941年5月当地中国民众反对日本“开拓团”收买土地和粮食的宣传文：写到“土地交给日本移民，而粮食则用来还日本欠外国的债”。
4.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关于收买土地引起中国人地主反对情况的通牒》。由于日伪当局推行的移民政策极大地损害了东北农民的权益，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当地农民和日本移民的冲突，可以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各种形式的反抗和斗争接连不断。因而使日本当局的移民政策受冲击。
档案记载了公主岭山路乡集合“开拓团”实施收购约三千町土地的方案，由于中国地主的强烈反对，暂时中止收购。档案记载相关地主700多人中有154人认为收买政策是日本移民驱逐当地农民的措施。因此联名向产业部大臣及其他中央相关机构提交了收买撤回陈情书。怀德县当局以谋害公安罪将陈静波等人拘留，此事刺激了地主们的情感，全体林农采取不出席的态度，使安抚工作无法进行，冲突异常激烈。
5.新京宪兵队《思想对策月报（第二号）》。此件档案反映了日本开拓团内讧情况。1943年3月4日，桦甸县公吉村庙岭开拓团员与酗酒干部发生冲突，十名开拓团员将已经就寝的二人叫出来，用柴火将其殴打致死。
6.哈尔滨宪兵队《思想对策月报（第三号）》。此件档案反映了日本开拓团员对东北原住民的欺压、掠夺情况。1943年，五常县朝阳川“开拓团”向驻地的原住民收取“买路钱”，对搬运薪材的满人征收通过许可证，强行索要现金后才允许其通过；山河屯“开拓团”团员在民众粮食不足的时候，高价贩卖大豆给满人从中牟利，获取了百余元利润。
7.《思想对策月报》。此件档案系牡丹江宪兵队上报的《思想对策月报》，记录了牡丹江穆棱县亮子河“开拓团”团员内讧、抢夺当地农民薪材等的不良行为。
8.第五次“开拓团”用地略图，朝阳屯“开拓团”部落配置图。从1932年到1936年,日本先后五次组织武装移民移往中国东北。档案中提及的第五次移民，是指1936年日本拓务省正式确立了“集团移民计划”，从全国选出 1000户移民,侵入到伪满东部的牡丹江省密山县的朝阳屯等地。 从这份第五次“开拓团”用地略图可以分析出日本移民用地都是选在土质较好的熟地及交通便利的铁路沿线地带。而从这份朝阳屯“开拓团”部落配置图中圈定的部分可以看出日本移民抢占了原住民的房屋和土地，并在这里种植了水稻和烟草，甚至预留了停车场等。。
9.集团移民现状一览表。从1932年10月第一次武装移民团开始，日本先后进行的6次“集团移民”。这张蓝色的集团移民现状一览表全面反映了从第一次到第六次日本集团移民的分布、数量、现状等（其中包括弥荣村、千镇村等移民的地理位置、指导员关系、入殖关系、营农关系、农产加工、户数、教育、卫生、交通等方面都做了较详尽的统计）。一份为1937年各移住地的作物面积、人口、收量、家畜的增加图表。
10.关东宪兵队《对满洲国内日满民族矛盾等的民情调查》。档案中记载了日本商人有压迫满洲商人的倾向；蔑视原住民众，对其进行殴打、暴行甚至杀害，东北民众对开拓民的感情日益尖锐化，逐渐转化为反日情感；档案中第五项内容反映“开拓民”与东北民众的矛盾，提及土龙山事件是日本人“开拓民”威胁东北民众的生活权等等。
高瑛说，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侵略档案是日本侵略者大肆掠夺东北土地的真实记录，戳穿了日本军国主义所谓“开拓”的目的。日本企图通过移民，改变我国东北地区人口构成、将东北建设成为其进一步侵略中国乃至亚洲的后方基地的丑恶行径昭然若揭。这些档案对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实施移民侵略的实质，具有极高的史证价值。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向中国派来的不光有军队，还有大量的移民，“开拓团”就是迁往中国的日本移民群体。日本向中国东北派出“开拓团”，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从1932年到1935年的“试验移民期”；二、从1937年到1941年为“正式移民期”，日本将移民作为国策实施；三、从1942年到1945年“开拓民崩溃时期”。1939年2月9日，满洲拓植委员会事务局将“移民团”改名为“开拓团”。
●日本为何向中国派出“开拓团”
早在1919年，日本法西斯的鼻祖北一辉就提出了日本的“生存空间”问题，并提出建立一个包括中国东北和内蒙东部、苏联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及英属澳大利亚等广大地域，以此为基础构成由日本统治的“黄人罗马帝国”。这个“黄人罗马帝国”的主体是日本人，手段之一就是由日本的移民进入这些地区。1927年，日本政府在《田中奏折》中明确提出：要将满蒙尤其是中国东北变成移民的“安居之所”。1931年7月，日本人在一本名为《满蒙三题》的小册中提出：“必须使满蒙的天地真正成为我们的理想之乡。”随后，日本的加藤完治集团的那须皓、桥本传左卫门提出：日本向满洲移民是大和民族的民族膨胀运动；对满洲的移民成功与否，是决定日本能否成为东洋强大国家的关键。这些理论成为日本“开拓团”政策实施的理论基础。
●日本“开拓团”政策与百万移民计划
1932年2月，日本关东军统治部最先制定向中国东北移民的计划案，即：《移民方策案》、《日本移民案要纲》和《屯田兵制移民案要纲》三个文件；同年9月，又制定了《关于向满洲移民要纲案》。1934年11月，日本关东军在“新京”召开“第一次移民会议”，拟定了移民具体实施方案。1936年8月，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国策而决定的《二十年百万移民计划》提出：在20年内移住100万户、500万人到满洲。关东军考虑“若使日本人占满洲国人口一成，就能在满洲国建立以大和民族为指导核心的日本秩序。”伪满洲国产业部拓政司都甲谦介说：对满洲的日本内地人百万户移民政策，是1936年8月在日本政府内阁会议上，作为重要国策之一正式通过的。与这一国策并行的每年向满洲输送3万或5万青少年移民，即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队计划，从1938年起实施。
1939年12月，日本移民政策的“最高宝典”——《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出台，这是为实现《二十年百万户送出计划》的具体移民政策的决定版。该要纲中的基本方针称：“开拓政策作为重要国策，为建设东亚新秩序，以培养和确立道义上的新大陆政策据点为目标，特别是以日本内地人开拓农民为核心，谋求各种开拓民同原住民等之和谐，使达到民族协和之完成，国防力量之增强及产业之振兴，并以有利农村之更生发展为目标。”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于1942年为完成战时开拓政策，制定了《开拓实践训》和《康德十年度开拓政策实行方案》，以期为太平洋战争提供稳定的后方基地。
随着战事的发展，至1944年，日本不得不放弃大量输送移民的政策，“开拓团”处于崩溃的边缘。1945年8月，日本关东军在苏联红军打击下仓皇溃退，一些移民被抛弃，在战乱中伤亡惨重。大部分人在战后被中国政府遣返，一部分无力回家者被中国人收养。据不完全统计，自在“爱川村”开始移民实验至战败投降30年间，日本共向中国派遣“开拓团”860多个、33万多人。
● “开拓团”：日本侵华的“活人碉堡”
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本尾寿造在《对满农业移民会议的开会辞》将“开拓团”的意义概括为：“第一、成为满洲国构成的要素——五族协合的关键；第二、确保大和民族对东亚应有正规发展；第三、有助于解决日本国内社会问题；第四、保证国防的安全和巩固”。由此可见，“开拓团”主要是从军事和资源等方面在日本侵华过程中提供支援方面发生作用。日本治安部参谋司在《从治安看日本农业移民》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日本农业移民是在高度的军事意义下进行的……移民政策的军事意义占主要地位，另一方面是在对经济可能性尝试意义之下所实施的。”“开拓团”的军事目的在于“作为确立和维持满洲国治安的协助者。”因此，日本“开拓团”分布地区主要是抗日力量存在的游击区、重要河流沿岸地域、铁路沿线，特别是军用铁路沿线为重点。此外，“开拓团”还作为对苏防御、作战上的军事辅助者，在苏满边境附近作为“活人碉堡”配置，一旦有事，即担负关东军后备兵力的任务。1942年，日本开拓总局为完成战时开拓政策的目标，在《开拓实践训》中提出为确保“开拓战争取胜”的五条践训：“1、吐露真情；2、不失时机；3、计划必行；4、发挥开拓精神；5、全员成为火团。”这也就是说，“开拓团”要“全员成为火团”，尽力“开拓报国”。在经济方面，“开拓团”主要是对中国东北的土地和资源进行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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