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0月25日报道，日媒称，讲述旧满洲国移民史的满蒙开拓和平纪念馆（长野县阿智村），从今夏开始针对当年目击了满蒙开拓团生活的中国人进行了一系列采访取证活动。
日本《朝日新闻》网站10月19日报道，随着当事人的年龄越来越大，此次活动通过收集相关材料，使现在的年轻人能够感受到战争是切身的问题。收集的相关证言和资料，预计将在日本公开。
满蒙开拓团被日军无情遗弃
今年6月，在黑龙江省方正县大罗密村，孙庆芳（90岁）作为村中最年长的男性，在自己的家中接受了满蒙开拓和平纪念馆的专务理事寺泽秀文一行人的来访。回想二战结束前后满蒙开拓团团员逃亡的场景，他平静地开始讲述，“开拓团员们都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女人则留着圆寸头。她们生活得很艰难，有的嫁给了中国人还生了孩子，多年之后才终于回到日本”。
寺泽秀文一行人中，包括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及研究历史的研究生等共计10人。大家都是为了充实纪念馆的历史资料以及对员工进行教育，自费且自愿参与这项实地调查的。方正县位于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市东部约200公里。在苏联军队的进攻下，身处苏联国境线不远的开拓团成员们徒步逃亡了数百公里的路程。
孙庆芳曾为撤退的日军带路。据他讲述，日军在逃亡过程中，杀害每个村子里的中国农民，对主要由妇女儿童组成的开拓团避难成员也未施以援手。
面对调查团一行询问开拓团与中国农民的关系，孙老回忆说:“开拓团通过中介有组织地购买农地。但中国农民和开拓团间并没有什么交流。”
参加此次调查的筑波大学研究生院学生新谷千布美（24岁）表示，“孙老对开拓团员的冷静态度令人印象深刻”。新谷的研究课题是东亚近现代史。鉴于日中两国政府眼下围绕历史问题所表现出令人担忧的应对现状，新谷希望能从中国方面的战争经历者身上获得更直接的证言。她说:“希望通过学习历史和民间交流，来促进政治对话。”
调查团一行在中国停留的5天中，还拜访了现居中国的日本遗孤杨治国（74岁），以及正在申请日本遗孤认定的郜凤琴（70岁）。
当询问为何一直坚持不懈申请日本遗孤认定时，老人流着泪说出四个字“落叶归根”。此外，杨老也表示，“日本人不仅仅是战争的加害者，也是受害者。战争绝不能再发生”。面对此次调查，中国方面负责接待的历史研究者则表示，“对于年轻人的加入感到十分意外”。
日方调查团曾想住中国宾馆遭拒
去年4月，日本唯一一所专门收集满洲移民史的民间纪念馆正式开馆。馆内展有开拓团团员的证言及信件，目前已有4万多人前来参观。其中约1成来自首都圈，另外还不乏因修学旅行前来参观的大阪某中学学生。
策划此次访华考察的寺泽，其父母都是开拓团团员，哥哥在遣返日本的途中不幸身亡。战后，他从父亲口中多次了解了关于移民地的生活，为了将这样的悲剧传达给更多人，在苏联进攻东北日军的8月9日，该馆照例举行了慰灵仪式。每年4月，他也会去参加开拓团牺牲者慰灵地“拓魂公苑”（位于东京都多摩市圣迹樱丘）举办的追悼仪式。
现如今，回到日本的开拓团团员及遗孤的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而20名纪念馆职员中大部分都是战后出生，有时也无法完全回答参观者的问题。
实地考察起初定于2012年，但由于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的问题引发了，调查团入住中国宾馆遭到拒绝而中止。此次也出现了调查当前却无法确定可以会面的当事人等诸多困难，但寺泽还是想把调查在今后也继续下去。
寺泽认为，“过去旧日军并没有保护好在满洲的日本国民”，所以在围绕解禁集体自卫权的问题上，安倍政权倡导的“为了保护国民”的说法带有违和感。寺泽说:“我希望可以将开拓团的历史继续讲下去，继续为年轻人提供一个思考战争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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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加拿大《世界日报》报道，有移民服务业者透露，加拿大投资移民的门槛有提高的趋势，最快可望于今年秋季实施新制。业者还称，届时可缩短申请案时间，申请者应及早备件，净资产的来源及纪录应详尽清楚;若希望在新制实施前按旧制递件申请，则宜在6月前送件。
联邦已于今年1月15日将投资移民门槛上修的方案，提供予自理移民事务的魁北克省参考。据悉，上调投资移民门槛的方案可能包括净资产120 万、投资60万;净资产150万、投资75万;净资产200万、投资100万等案。
该方案最快可望于今年秋季实施。即使政府调高投资移民的门槛，对于真正有心投资移民者反而是利多。由于门槛调高后，政 府更能吸引“资产大、背景好”的申请者，案件减少，不会像目前那样远超出配额，因此能加速申请案的审批速度。
有意申请投资移民者，净资产平均数多在200、300万，因此政府提高投资移民门槛，尚不致对真正有意 投资移民的申请者造成影响，但申请人应注意，净资产的收入来源及纪录必须详细清楚，且数据要愈早备妥愈好。
现有制度下，申请案远超配额，审批时间冗长，现时申请联邦投资移民约31个月、魁北克约在一年半至两年。以2009年计，联邦及魁省即有4600件申请案，早已远超过配 额总数2500至3200件的数量。在现行制度下，申请人需有净资产80万元加币以上的证明，并需投资40万于加国。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3月24日止，加国投资移民华人已占74%。而投资移民的理由多数为子女的教育问题。数据并显示，平均每个移民家庭抵埠后安居置业的经费约在 70万至80万之间，而90%的移民均购买独立屋或公寓，“几乎每周都有新移民抵埠，新移民不断置产，长远来看，这是房价抗跌的原因”。
分析显示，加拿大的投资移民不论在投资的资金、人文及自然环境、教育及医疗制度上，与澳洲、美国相较均更具竞争力。
哈尔滨的犹太人
在遥远的东方，流浪了两千多年的犹太人终于得到一个从天而降的机会：在中国建立一个“犹太国”。但他们并不知道，在吞下诱饵的同时，自己已经成为日本人砧板上的“河豚鱼”——鲜美，但含有剧毒。
1938年12月5日，东京。
应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要求，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外务大臣有田八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藏大臣兼通商产业大臣池田成彬，齐集一堂，举行内阁会议。会议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讨论到深夜，多方争论不休，最后终以典型的东方人的方式达成共识。
一个代号“河豚鱼”的计划正式出炉。计划的核心内容是，日本将与在华犹太人合作，以帮助犹太人在哈尔滨完成“复国梦”的条件，换取犹太人对日本战争的资金支持。
苦难的开始
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大批在俄国遭受迫害的犹太人流亡到中国，逐步聚居到哈尔滨。到20世纪20年代初，哈尔滨的犹太人增至两万余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
大批金融、工商、律师、医生、文化、艺术界犹太精英的到来，也迅速推进了哈尔滨的发展。这个原本是小渔村的地方，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已变成了与京、津、沪、杭相媲美的大城市。颠沛流离的犹太人，历经种种苦难，终于在遥远的东方，获得了一个相对宁静的角落。
但这种暂时的平静，被日本人的入侵彻底改变了。
1932年7月起，滂沱大雨连下27天，松花江水暴涨，江堤决口，市区全部被淹，到处一片汪洋。一时银行停业、商户关门、电话断绝，整个哈尔滨变成了一座水中孤城。道外、道里区十余万罹于洪灾的难民蜂拥至南岗、香坊等高地，大多露宿于乡间田野，衣衫单薄、无一物覆盖者多矣。风雨中，啼饥呼寒之声不绝于耳，其状惨不忍睹。
犹太人社区在犹太社团的组织下，成立了救护队，对难民进行紧急救助。8月末，洪水渐退，然而虎列拉、猩红热、白喉、麻疹等传染病又大规模爆发。犹太社区又组织医生考夫曼等五人参加哈市防治霍乱小组，对灾民进行救治。
天灾尚可应付，但人祸则完全力不从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天灾正是人祸之结果与反映。
是年2月5日，日军多门第二师团攻占哈尔滨。日军进城之后，烧杀抢掠，外来侨民亦不得幸免。犹太人因为其经济实力雄厚，更成为日本人眼中的肥肉，很快日军便“接收”了大批犹太企业商号。
哈尔滨的白俄流民看到机会来临，立刻依附于日本宪兵队，成立所谓“俄国法西斯党”，宗旨就是要消灭哈尔滨的犹太人。他策划了一系列绑票杀人勒索案，主要针对犹太富商。被绑架并且撕票的，有中央大药房的老板科夫曼，以及中国大商人穆蔚堂等。
其中最著名的绑架案是所谓“谢苗·卡斯普绑架案”。8月，犹太青年钢琴家谢苗·卡斯普从法国学成归哈，被白俄法西斯分子绑架，向其父勒索30万赎金未果而惨遭杀害，引起群情激奋，但凶手最终无罪释放。
亚伯拉罕·考夫曼，面对此情此景，不由得悲从心来：自己和自己的同胞，恐怕要面临一场无法避免的浩劫。
事实仿佛正在印证考夫曼的担忧，犹太人的企业一家接一家被日本人抢收，住宅和建筑物被日本人占为己有。针对犹太人的烧杀抢奸屡屡发生，很多犹太家庭陆续逃离这座城市，到上海或者其他中国城市，少数人甚至宁可回苏联也不愿待在日本人控制的地盘上。两千多年来犹太人经历的苦难，仿佛又轮回回来了，一切似乎都是在劫难逃。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仿佛就在一夜之间，日本人从魔鬼变成了天使，突然对犹太人极为友善，温情脉脉一团和气。
“化敌为友”
变化始于1934年，日本外交刊物上刊登了钢铁大王鲇川义介的文章《一项邀请五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该文在日本出版界和犹太人刊物上被重点推介，日本国内的反应相当积极。鲇川义介撰写此文并非偶然，其实是放出了一只试探性的气球。
在此之前，他频频与日本银行副总裁高桥是清、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总裁松冈洋右、关东军副参谋长石原莞尔、陆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等人举行秘密会晤，以及多次会见安江仙弘、犬塚惟重、樋口喜一郎等少壮派人物，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关于“满洲”的建设问题，话题时常转到犹太人上面。而这篇文章，其实是这帮日本“满洲”派实权人物、工商企业界巨子，以及“犹太问题专家”共同炮制的产物。
“满洲”丰富的矿藏和原料、广袤的土地、尚未开发的巨大空间，这些都被日本觊觎已久。当年日本对沙俄发动日俄战争，目的就是为了取得沙皇控制下的广大而空旷的中国东北土地。1929年国际性经济崩溃冲击之后，随之而来的世界性大萧条，使得东京决策层更加渴望得到“满洲”，从而解救危机。这其中实力最强大也是呼声最迫切的当属关东军“满洲派”，他们力主回归传统方式，要求在大陆扩张，第一步便是攻占“满洲”，建立扩张基地。
如愿抢得“满洲”之后，日本人才发现自己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开发“满洲”。首先是资金缺乏，在经济萧条的年代，很少有国家能够幸免此难；其次是移民工作遇到难题，无论如何劝诱，日本国内的剩余人口也不愿移民“满洲”；最后，日本对中国的入侵，实际已经打破了西方在中国利益的垄断格局，这引起西方国家对日本的集体性孤立和排斥，日本外交举步维艰。
此时，日本人想出了一步“活棋”——犹太人。
在日本人心目中，“犹太人”是财富的代名词，这一印象来自1904年日俄战争。犹太巨贾耶柯勃·歇夫出于对沙皇尼古拉二世虐杀犹太人的仇恨，先后四次筹款共计2000万美元赞助日本军队，本已陷入窘境的日本最终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沙俄，从此迈入世界军事强国行列。日本人坦言：没有歇夫的帮助，就没有日本的胜利。
此外，犹太人在美国拥有特殊地位，美国的政府基本被犹太人在幕后把持，经济、法律、媒体各关键领域更是全由犹太人掌握命脉。如果能博得犹太人的好感乃至支持，日本在美国乃至世界上的外交窘境就会好转，从而可以集中力量对付它的头号假想敌苏联。
还有，欧洲排犹活动愈演愈烈，大批有知识、有技术、有资金的犹太人被迫背井离乡，而肯接纳他们的国家并不多。如果能将这些人弄到“满洲”来，发挥他们的能量，开发“满洲”就不再是难题，而此举更能提升日本的外交形象，树起一柄“人道主义国家”的大旗。
当然，在欣喜同时，犬塚惟重不忘提醒自己的伙伴：犹太人就像河豚鱼，鲜美，但是含有剧毒。烹调得好，可以大饱口福；稍有闪失，将被置于死地。传说中犹太人阴险狡诈，他们在密谋夺取世界，日本人对此深信不疑。
于是，所谓“河豚鱼计划”悄然出台，了解内情的，只有前述几个日本人。而日本人对犹太人和外界所宣称的，仅是表示要接纳欧洲逃难犹太人来“满洲”，为他们设立定居点，以彰显日本人道主义关怀之温情。
日军初入哈尔滨的野蛮行径，逼走了差不多七成的犹太人。河豚鱼计划的策划者们明白：要顺利实施计划，必须重新将哈尔滨乃至“满洲”变为犹太人的天堂。负责此事的是安江仙弘，他多次拜访哈尔滨犹太社区，与考夫曼建立友谊。他表现的态度极为真诚，又不过分殷勤：绝不主动帮助犹太人解决问题，但当犹太人提出请求时，便义无反顾全力解决。如此一来二去，很多犹太人便相信了日本人是真的改变了，而另一些心存疑惑的，也乐得顺水推舟——谁会跟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过不去呢？
生活终于回归平静，然而想起远在欧洲正遭受磨难的同胞，考夫曼并未满足。我们已无从得知他当时面对日本人的殷勤是何般心境，是真心感激，还是加以利用，拟或兼而有之？可以肯定的是，他必须抓住这个机会，与日本人合作，给那些陷于生死关头的与他同根同源的锡安山下的子民们一条生存的路。而他是否想到同样在日寇铁蹄下生死挣扎的另一个苦难的民族，是否想到脚下这片乐土已经浸透那个苦难民族的血泪？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性在此交汇，斯人已逝，往事如烟，道德判断其实是那么脆弱不堪。
复国梦破
“复国梦”随着日本人的需要而沉浮直至破灭，犹太人才发现，自己仍然不过是世界政治和军事角逐的抵押品。
一切仿佛按照日本人的计划来了。
1937年，哈尔滨犹太社区组成以考夫曼为首的远东犹太人评议会，年底在马迭尔旅馆召开了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代表包括哈尔滨、上海、神户三地的犹太人计700余人，安江仙弘和樋口喜一郎任观察员。犹太人没有让日本人失望，他们通过了一项公开决议：“我们宣布，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平，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我们向我们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帮助。”
“亚洲的以色列”
考夫曼此时与安江仙弘已成至交，他们时常一起乘豪华快车往返于哈尔滨与大连之间。1938年和1939年，他们又合作召开了两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
与此相比，更为关键的是于1938年底在东京召开的“五大臣会议”。与会诸大臣意见并非一致，而他们争论的焦点包括是否应该与犹太人合作，以及定居点应该设在哈尔滨还是上海（前者是陆军的地盘，后者是海军的地盘），还有如何处理与德国、美国在此问题上的微妙关系等。经过漫长的商议与讨价还价，一份周到详密的策划书终于出炉。犹太人就此成为日本盘中的河豚鱼——去除毒素后，鲜美无比。
“河豚鱼计划”正式实施后。日本人与犹太人的合作日渐紧密，至1939年5月考夫曼应邀访日更是达到高潮。考夫曼在日本逗留的一个月时间里，访问了内阁各省，受到一次比一次殷勤的招待。考夫曼获得大量在各种场合表达“满洲”犹太人感情的机会，并接二连三地听到日本人发出的“友善之声”。在回哈尔滨之前，他被授予“帝国勋章”，而即使是日本公民，获得此勋章机会亦很少，外国人更是绝无仅有。
不仅是哈尔滨，日本人的计划还包括上海。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这又给了“河豚鱼计划”的策划者们以极大鼓舞。上海聚居着大约4700名中东犹太人，其中有许多上海最富有和最有权力的家族和个人，如地产大王塞拉斯·哈同、沙逊洋行老板维克多·沙逊、亚伯拉罕家族、嘉道理家族等，上海金融交易所主席和99家会员中三分之一以上都是中东犹太人。
犬塚惟重、安江仙弘和日本驻沪总领事石黑四郎看到了利用犹太人财富的机会，于是在泊在外滩的日本万吨战舰“出云号”上密谋对策，犬塚惟重直言不讳：“如果犹太人不与我们合作，就把他们绞死。”
之后，犬塚惟重与欧洲犹太人社区建立联系，到1939年初显成效，由日本人、中国人、欧洲犹太人和中东犹太人共同筹资的太平洋贸易公司成立。这个公司成立的象征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它公开表明日本人与犹太人开始合作。另一件令犬塚兴奋的事：维克多·沙逊接受了他的宴会邀请，这表明日本人已经被上海犹太上等阶层所接受。
事态的发展如此顺利，犬塚等人趁热打铁，炮制出一份机密研究报告《关于引入犹太资金的研究和分析》来。这份长达90页的文件不仅包括吸收上海富裕犹太人资金的手段等，甚至还有支配美国公众舆论的计划，包括邀请犹太新闻工作者去日本作正面报道、邀请好莱坞片商到上海拍摄日本人善待犹太难民的电影等，还包括日美两国神道教与犹太教宗教互访等。但报告最核心的内容还是建立犹太难民居留地，安江仙弘称其为“亚洲的以色列”。
此项计划马上被细节化，安江主张建立在“满洲”，犬塚等则主张建在上海近郊，但无论何种选择，“犹太财阀必须根据我们的要求和条件建设新的城镇……允许犹太人自治不是一个好办法……须采取步骤使我国官方处于监督和幕后指使的地位。”
于此同时，为了配合“河豚鱼计划”的实行，日本也改变了移民签证政策。日本在神户建立犹太人社区，专门接纳从东欧逃难而来的犹太人。在立陶宛，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亩为犹太难民签发了6000多张过境签证，而根据黑龙江日报记者曾一智在《汉奸还是“辛德勒”》一文中考证，“伪满洲”国驻德公使馆书记员王替夫为犹太人签发的12000余过境签证也与此有关。
从1935年至1940年，形势的发展看上去都在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但让犹太人始料不及的是，转折很快来临。
命运突变
继1936年日德签署了防共协定后，1938年又达成了所谓“文化协定”。从1939年8月开始，日本严格限制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另外，日本军警殴打恐吓上海犹太难民之事，也时有发生。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40年。东条英机上台担任陆军大臣后，实际掌控了日本军政大权。东条甫一上任便拿安江仙弘开刀，安江被免去了一切职务，杉原千亩也被迫离开了立陶宛。与此同时，日本正式与德国、意大利成立了三国军事同盟。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安慰赶到东京质询的考夫曼：虽与德国签约，但绝不反犹。
考夫曼离开时忧心忡忡，他开始意识到与日本人的合作前景并不美妙。流传于犹太人中的一句戏谑日本人的话看起来颇有道理：日本人像上帝，完全不可预料。
其实日本的反复无常并非不可预料，之所以如此，是诸多因素左右的结果。一方面，美国犹太人并未像预想中那般积极配合，想象中的美国金融集团投资一个铜板也没有捞来。
1938年，“满洲”犹太实业家列夫·齐克曼给美国的世界犹太人组织领袖斯蒂芬·魏斯写信称“日本人对‘满洲’犹太人相当公平”，魏斯的回信毫不客气：“我认为犹太人去支持日本人完全是一种堕落行为。” 一句话堵死了所有合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希特勒政府经常向日本政府施压，对他们和犹太人眉来眼去的行为十分不满，这给日本政府造成很大困扰。
陷于中国战场的泥淖之中，日本难以自拔，而加上苏联的威胁，自是不敢得罪另一个大国美国。但如果按照德国的要求处置犹太人，日本本来就已经十分孤立的国际环境将更加恶劣，这是日本所不愿意见到的。这也是“河豚鱼计划”无甚实效却仍推进的原因，但日本人心中的积怨可想而知。
终于，日本人一吐怨气的机会到来了。随着德国在苏联境内的层层推进，胜利似乎只是时间问题，日本看来已无后顾之忧。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军袭击了珍珠港，上海日军也攻陷上海所有外国租界。犹太人的苦难再次降临。
犬塚惟重，“河豚鱼计划”的始作俑者之一 ，在最短时间内登上维克多·沙逊那座价值数百万英磅的办公大楼，大声宣布：“从现在起这就是我的房产，你们所有人必须遵从日本的政策。……时代变了，我们要好好和你算账……”。
犬塚如此失态的原因是：随着宣战，他以往跟犹太人交往的经验，他付出的精力、汗水、他取得的成就，都变得毫无意义。犬塚将责任归咎于犹太人不努力与美国沟通，他们本该说服罗斯福承认日本对东方的统治权的，罗斯福本人不就是犹太人吗？这不就是“河豚鱼计划”的宗旨吗？
犬塚预计的没有错，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宣布：“五大臣会议决议暂缓实施。犹太人不再享有特权。” 陆军部宣布：“必须使犹太人处在严格的监控之下……反抗者应予镇压处治。”据此，富有的中东犹太人被押往各特别集中营，而剩下的一万多犹太难民，被按所谓“八紘一宇”原则“保护”起来了。
犹太人没有可利用价值了，由于他们从不知道所谓“河豚鱼计划”，所以对自己一夜之间从与日本人平起平坐的地位上沦为阶下囚的转变颇不适应。然而更悲惨的命运还在后面等着他们。
随着太平洋战事的爆发，航运业停止运营，依赖于进出口贸易的上海经济遭遇致命打击，大部分公司倒闭破产，存活下来的也被日本接收（就像他们当年在哈尔滨做的那样）。来自美国的救济款项大大削减，犹太人共同分配委员会更是在珍珠港事件几个月后宣布彻底断绝对上海犹太难民的救济。
这还仅仅是个开始，更可怕的灾难正接踵而来。
1942年，德国盖世太保梅辛格抵达上海，带来所谓“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该方案旨在灭绝在华犹太人：趁犹太新年节之时，在犹太教堂逮捕所有犹太人，然后要么将他们扒光衣服捆在船上，任其漂泊在海上饥渴致死，再凿沉船毁尸灭迹；要么发配去盐矿挖盐，用最低的营养量榨取其最高的劳动量；要么建立一座集中营，用犹太人做医学实验。
梅辛格眉飞色舞地介绍自己的方案时，在座有一个叫做柴田贡的日本外交官，此人属于良心未泯的日本人，梅辛格的方案让他毛骨悚然，决心即使冒着叛国的罪名也要及时通知犹太人。上海犹太人及时通知了哈尔滨犹太人领袖考夫曼，考夫曼通过安江仙弘和松冈洋右对日本政府施加影响，最终东京未批准“最终解决方案”。
不过日本人并非善心大发，披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与犹太人的秘密交往史的《河豚鱼计划》一书写道，他们对犹太人说：“你们如何活着是另一回事，我原先被派来取你们首级，现在至少得取一条胳膊。”
很快，日军在虹口建立了一个犹太人区，散居各处的犹太人全部被集中至此，受到严密监控。所谓犹太人区，实际就是一座两墙之间距离稍大的监狱罢了。
1943到1944年的冬天，上海的气温降至百年最低。煤和电的供应完全中断，犹太人卖掉了所有的厚衣物以换取食物，现在只能披着麻袋之类的东西御寒。沿街乞讨的人越来越多，卖淫妇女的数量显著增加，新生儿被迫送人，男人们无所事事——对于犹太人来说，靠施舍或者靠妻子养家，比杀了他还难受。最严重的是，即使是这样，大部分人还要靠捡烂菜皮来勉强糊口。整个犹太人区笼罩在烦躁和绝望的氛围中，自杀屡见不鲜。
就这样，这些长期担任世界政治和军事角逐的抵押品的可怜人，渐渐已变得完全麻木，没有未来、没有希望，他们的世界只有犹太居住区那4000平方英尺的范围，他们的愿望也仅仅是每餐能填饱肚子。德国人杀戮驱逐他们，日本人打击折磨他们，连美国的犹太同胞也抛弃了他们，哈尔滨的同胞自身难保——现实种种，考夫曼也许后悔了，这一切与他当初和日本人合作时候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梦回锡安
“希望”在1945年又重新出现。战局早已对日本不利，日本人于是又重新提起“河豚鱼计划”，这次则完全是为了讨好美国，以争取停战。日本政府特使和犹太医生卡尔·琼特曼交涉，希望他能说服美国犹太社团对罗斯福政府施加影响，从而达到停战和谈的目的，作为回报，上海的两万犹太难民将获准移民到“满洲”建立自己的“犹太国”。
面对生活在地域里一般的上海同胞，琼特曼没有半点犹豫，立刻写信给魏斯，魏斯的回答仍然斩钉截铁：“美国犹太人大会未得国务院认可不会与日本进行任何谈判。”
犹太人在中国的建国梦彻底破灭了。作为犹太锡安复国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亚伯拉罕·考夫曼，在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后，被押解回苏联，囚禁在戈罗捷格沃监狱，后转囚于阿赞卡集中营等数个监狱，历经16载，直到1961年，才获准移居以色列，回到了他为之奋斗大半生的灵魂之国。
(本文采访写作得到李树孝教授及曾一智女士的帮助，特此致谢。) (本文来源：国家历史 作者：白伟志)
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中日双方就5年内两地之间实现3万规模的青少年交流访谈达成了一致。日本决定进一步放宽对中国游客的签证政策。
△截图源自网络
1、对中国教育部直属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毕业三年内的毕业生放宽个人观光单次签证的优惠政策，从之前的75所高校放宽至1243所；
2、这些高校符合条件的学生及毕业生今后办理单次赴日旅游签证时，确认经济能力的资料（财产证明）可由在学证明或毕业证代替；
3、过去3年内曾2次以个人旅游签证赴日的中国游客，申请多次往返签证时可简化手续；
4、此次针对中国游客的签证放宽政策将从2019年1月1日开始实施。
从申请材料的简化，到下调申请者的经济能力要求，再到推出3年多次、5年多次签证等，近年来，日本方面针对中国游客的签证发放条件进行了多次调整。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称，围绕到2020年实现访日外国游客增加到四千万人这一目标，日本政府最快在2020年4月还将首次推出在网上受理申请并发放的“电子签证”。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具体请以官方申请要求为准。申请旅游签证同样需要专业人士为你递交准确、齐全的申请文件，不仅可以提高获批率，还可以避免留下“拒签历史”。若你有办理签证的需求，欢迎留言咨询或联系顾问详询。
统计数据显示，在去年成功获得新西兰永久居民身份的中国移民[微博]中，近40%年龄已超过50岁。而在其他国家移民中，50岁以上年长者所占的比例平均仅为10.7%。
更令人感到忧虑的是，那些选择离开新西兰的移民们却要年轻得多。
统计数据显示，近些年来，新西兰中国移民中超过50岁的中老年比例已翻了一番。早在2006年，这一比例还仅为19.6%，至去年，就一举蹿升到了39.9%。
社会学家、梅西大学教授Paul Spoonley表示，新西兰政府吸引移民的目的在于招揽更多年轻人才，促进城市发展，以冲抵新西兰年轻人“出走”国外带来的劳动力紧缺。而如今，中老年人却正逐渐成为中国移民的“主力军”，这无疑成为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确实需要年轻的海外移民。事实上，我们的确需要有技术的海外移民，但我们又不希望海外移民加重新西兰的老龄化局面。”
Paul Spoonley称，鉴于此，移民局方面应当出台相关政策，对中老年移民，特别是那些非商业投资类目和非技术类目的中老年移民进行限制。
事实上，新西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现端倪。如今，超过65岁的老年人已占到新西兰总人口的14%。
新西兰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同有86420名15岁以上的新西兰人选择移居他国，其中，15——49岁的占了71.7%。而自2011年起，新西兰65岁以上的老年居民数量增加了43100人。
Paul Spoonley表示，2006年，大量中国移民通过投资移民或技术移民的方式取得了新西兰永久居民身份，如今，他们纷纷开始担保自己的父母，这也直接导致了如今获取新西兰永久居民身份的中老年人急剧增加。
依照新西兰移民法令，只要老人在新西兰生活的成年子女数量等于或多于其他任何一国，就可以被子女担保获取新西兰居民身份。而由于中国一直以来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令到几乎所有新西兰的中国移民都可以担保自己的父母获取身份，这也使得父母团聚移民类目下的中国籍申请人要远多于其他国家。
对此，新西兰优先党议员Denis O'Rourke曾经发起呼吁，要求移民局重审父母团聚移民的相关政策。他指出，如今，凭借父母团聚移民获取身份的中国中老年人数已达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人数的120%，比对其他国家，没有任何一国的父母团聚类移民人数超过该国技术移民新西兰人数的24%。
“父母团聚移民类别下的移民在获取身份10年后，只要年满65岁，无论曾在这里工作与否，都可以和土生土长的新西兰人一样领取养老金。”Denis O'Rourke表示，若以85岁的平均寿命进行计算，新西兰政府需要为每位移民支出35万纽币的养老金。
新西兰移民部长Michael Woodhouse则表示，移民局方面对每年发放的父母团聚类移民人数有所限制，但在移民年龄方面则没有任何限制。
中新社3月18日电 据韩国亚洲经济中文网报道，17日，韩国育儿政策研究所针对去年首尔和京畿道等全国6个市道幼儿园多元化家庭子女在读情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虽有39.2%的女性回答多元文化家庭各有长短，但也有37.7%的女性认为受多元文化影响，担心子女在心理上出现波动。
调查中称，有49.2%的移民女性认为作为多元文化家庭的一员十分自豪。但仍有近四成女性对孩子的心理影响表示担忧。
调查结果还表明，语言问题成为移民女性及子女最为担忧的问题，占比高达34%。从目前情况来看，在韩移民女性的韩语水平普遍偏下。因此她们也十分担心子女也会因此受到排斥。
除此以外，多元文化家庭的社会偏见(23.8%)、获取育儿信息艰难(13.8%)、经济困难(12.8%)等也让问答者担心。
对于多元文化家庭的长处，有38.5%的问答者称可以学习两种不同的语言；两种不同的文化(18.9%)、培养社会多样性(15.5%)等紧随其后。
对此，相关人士表示：“由于移民女性不仅在韩抚养子女，她们更体会到在异国他乡的艰难。其中语言和对多元文化的偏见增加了她们的心理压力。有关机构应出台相应对策，提高移民外国女星的语言能力和树立对生活的信心，也希望能够消除对多元文化家庭的偏见。”
作为移民人士到它国生活时，要清楚必须融入当地社会。不过学习相关文化、接受新语言及不同的生活方式都需要时间。如果你较周围其他人富裕，或你的信仰更为保守，融入当地就需要更长时间。富裕内地人获发他国永久居住权之事遭到反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各方缺乏了解。
外界一般不会料想到加拿大会有这种批评声音。加拿大人非常开明，并为本国多元文化感到自豪。没有哪个国家像加拿大这样尽可能地收容难民，也鲜有国家能对各种族、宗教及社群如此宽容。但现在，一直吸引内地富裕人士的加拿大投资移民计划，因社会担心当局过份随意颁发护照而叫停，令我感到意外。
要获得永久居住权，内地人仅须证实名下至少有160万加元资产，且乐于向加拿大政府提供80万加元的5年免息贷款。加拿大财长上周宣布叫停该计划时，称加拿大的批核护照条件比他国宽松。不过事情没那么简单大部分新加拿大移民都定居在温哥华，而温哥华当地居民表示移民没有尽力融入当地生活。
对于温哥华居民来说，内地移民便是如此，而且更加不堪。由于内地人在全球许多城市购买物业，被认为推高了当地房价，从而推高了当地居住成本。投资移民计划获批的人士中，甚少有人成立公司，大部分人声称自己已经退休或无业。这表示这些人不交税。将家人安置在当地之后，许多人就返回中国。
但在加拿大，对公民身份的争论由来已久。曾发现有移民资助海外恐怖组织，还有人获得了公民身份后居住在其它国家，却期待政府在其有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引发了关于忠诚及义务的相关讨论。鉴于各种情况，这都可以理解。不过，任何移民制度都必须基于需求、预期及微调来制定。每个社会预期的结果都将有所不同。
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各国政府都为投资和人才展开激烈竞争。不过，各国也同样需要推动本国经济繁荣和人口增长，须确保这一过程以公平及可持续的方式发展。要做到这一点，原居民及外来新移民都需要付出。
新西兰移民是备受华人喜爱的项目，签证含量非常高，也有一定的申请难度。尤其是技术移民，不但要准备材料，更重要的是还有面签环节。
申请新西兰技术移民，发生面试时有一定概率的。邀请面试并不能代表利弊，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目前，只有已经在新西兰技能就业、并且雅思也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才不会被面试，直接下PR。但多数要求面试的申请人，往往是基于下面说的这几种情况。
1.移民局对申请人某些材料或资历产生真实性的怀疑
这种情况比较少。首先是持有工作担保的人申请移民，新西兰移民局在向申请人发出ITA后，随后所进行的材料审理环节，就已经会对申请人的材料进行详细核实与全面评估，如果存在疑问，往往通过发质疑信的方式要求申请人进行书面答复或做出进一步的材料补充，在补充材料以后，移民官就会做出决定，认可你的解释或不接受你的解释。但在某些时候，移民官始终怀疑你工作担保的真实性，但是又无法写出已撑握充分证据的拒签信。
2.申请人通过新西兰本地工作经验来要求豁免雅思。
新西兰的技术移民政策比较灵活，其政策目的是确定申请人对新西兰的贡献作用与安居能力，对于某些英语实在无法达到雅思6.5要求，但是已经在新西兰工作了两年或多年，做出了纳税贡献并且以后完全有能力继续当纳税人的人，移民局是会视情况给予居留权的，能提供一份工整的工资税单，也可以证明正是因为有你在新西兰的辛勤劳动，才养活了移民官。
对于这一类申请人，由于已经确定了对新西兰的贡献能力，英语能力要求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降低或豁免，移民局往往会通过面试的方式，来判断申请人的英语能力是否至少可以应付日常工作与生活的需求，这一标准实际上是比较低的，只有移民局通过面试后，得出结论“申请人的英文水平极为有限”，才会被拒签。
3.申请人属无job offer申请
虽然现在160分情况下，海外申请技术移民无job offer有点难度，但是移民局也没有硬性规定没有job offer就不能申请技术移民，只要分数足够还是可以申请的。对于无工作担保的申请人，如果移民局通知面试，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说明移民局认为你可能具备直接获得PR的能力，但是需要进一步面试才能确定你将来对新西兰的贡献能力与安居能力。如果已经进入了审理的最后阶段，移民局并未通知你面试，只有两种可能：1、移民官已经决定给你WTR；2、你的条件非常优秀，足够移民官相信你的就业与安居能力，已经决定给你PR。其中属于2的情况是极少的，所以大部分无新西兰雇主工作担保申请到新西兰PR的人，几乎都是顺利通过了移民局面试考验的申请人。
其实，移民局要求我们面试的目的是想让我们证明，自己有能力在新西兰找到技术性的工作，因此我们不必对新西兰移民的面试感到担忧。只要准备充分自然可以成功拿下！
为节约资源确保当局有足够的资金为其余学校进行设备升级，温哥华教育局（VancouverSchool Board，后简称VSB）发布报告表示，大温地区将会有多所学校被考虑关闭，学校名单将会在6月20日举行的会议上初步敲定。
教育局拟关闭多所学校，集中资金升级学校设备
该报告指出，温哥华有50所学校的建造时间超过了80年，其中包括18所中学，这些都为VSB带来每年额外的7亿美元支出。“关闭学校将节省经营成本，高达1600万美元的资金将会弥补VSB的年度资金缺口。”为集中“资金”升级部分学校，就难以避免关闭部分学校节省资金。
目前报告预估会有高达21所学校被考虑关闭，其中可能包括3所中学和18所小学。学校名单会根据“学校附近学区是否有足够的空间容纳该地区学生”、“这些地区的未来招生计划”等方面进行考虑筛选。
比如，A学校的附近学区若没有能力容纳更多的学生，那么A学校将不会被考虑进入闭校名单。如果学生可以入读附近学区，则会从学校建筑的抗震风险、步行上学的距离、学校的经营成本和维护费用及学校可供选择的基础设施，包括给学生提供的住宿等方面进行考虑。名单确定后将会通过正式的关闭程序进行闭校，正常不会让学生、家长措手不及。
政府“照顾”私立学校忽略公立学校？
关于温哥华教育局拟关闭部分学校，近期卑诗教师联会（BC Teacherss Federation）的一条脸书状态在网上炸开了锅：“今年，卑诗省拨款$3.58亿元给私立学校，包括那些超级精英的学校。而与此同时，卑诗省的奥索尤斯(Osoyoos)由于缺乏资金而被迫关闭了它的高中。”
但针对此说法，卑诗省私立学校协会常务理事Peter Froese则表示，即使从私校的拨款中拿走一部分给公校，结果不会好转，只会更遭。因为那些只需要政府拨款35%开支的私立学校中，15%都可以自己筹款并运营下去，而那些需要政府拨款50%开支的私校，本身就自身难保了，它们倒闭后会使60000学生重新回到公校系统里，这会花费更多的钱财。教师工会也表示，并不是希望将私校的拨款分给公校，而是希望政府增加对整个教育体系的拨款金额。
未来学区规划：温哥华将划分出8个大型学区
整个城市将划分为8个大型学区，VSB的职员将确保所有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学生可以安全到达学校，其中包括那些地震的高发区。这些学区可能为；UBC (包括University Hill)，温西（Byng, Prince of Wales, Point Grey and Magee地区），中部（amber,Churchill, Tupper and John Oliver），基斯兰奴（Kitsilano地区），东北部（Britannia and Templeton），市中区（King George），东部（Vancouver Technical, Gladstone and Windermere地区），东南部（David Thompsonand Killarney）。
尽管VSB的委托人认为这些学校的土地将不会被出售，但报告显示，学校的其他部分资产将会被考虑售卖。当地居民对“闭校计划”或喜或忧，但相信只要关闭部分学校能给温哥华学生和VSB带来更多的利处，居民也能理解。已移民温哥华的家长们，近期可多加关注这方面的信息，了解届时您的孩子需前往哪个学区读书。
最近美国两党针对移民政策问题一直争执不休，最后陷入僵局导致政府三天关门状态，而在当地时间1月22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一份为期三周的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美国联邦政府运转至2月8日，结束了美国联邦政府“关门”三天的僵局。，美国政府重新开门了，对于美国移民究竟是喜是忧呢？这也是美国移民最为担心的事情，现在答案还无从知晓。
在20日当天美国国会参议院就复会重新开始谈判，不过两党相互指责，进展不大。参议院共和党人提出一个为期三周的临时拨款法案，承诺积极协商移民问题。两党25名温和派议员也在周末沟通，希望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最终参议院决定在22日中午进行表决。
虽然行政部门承诺，不“政治化”联邦政府“停摆”，尽力维持同民众生活相关的部门继续开放，但包括纽约自由女神像在内的多个景区已经受到影响。
白宫部分工作人员也开始“休假”。以反对政治正确和反建制形象出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过错归咎于民主党人。
此外，《华盛顿邮报》报道称，政府开门之后，共和党人承诺在未来几周就延长“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进行表决。
此次政治僵局被打破的关键因素在于，稍早民主党人同意了一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提出的建议，从而解决联邦政府的运转资金问题直至2月8日。作为交换，麦康奈尔同意考虑民主党人在移民问题上的主张。
据彭博报道，民主党要求国会尽快恢复对所谓“追梦人”群体——也就是孩童时代被带到美国的无证移民——的保护，防止他们被驱逐。
在参议院少数党领导人舒默(Chuck Schumer)表示已经达成协议，以结束政府停摆局面后，美元短暂扭转跌幅，上涨至日内新高，但受到的提振却颇为短暂。
华尔街日报指出，这份法案将使政府运营再维持几周时间，但在解决移民和政府支出水平等根本政策分歧上则基本没有进展，不排除今年晚些时候再度出现政府关门的局面。在移民问题上，该法案也导致民主党内部出现明显的分歧，偏左派暂时不愿妥协，希望为年轻移民争取一份协议，而偏中间派的民主党人则急于结束政府关门局面，拿出一个两党妥协方案。
最后问题是否能够顺利解决呢？能否达到一个满意的结果呢？让我们敬请期待吧！
上海首次发现的拥有中国签证的犹太人护照
1938年，犹太难民坐船到达上海
1939年，在上海创办的犹太难民子弟学校
古往今来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富有同情心和最肯帮助他人的一个民族，历朝历代都有一些诚心诚意地支援帮助外来民族的感人记载。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有关中国人支援帮助外来民族的历史记载被历史所淹没了。二战中，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曾有意收留10万犹太难民就是一例。
1937年11月，一位犹太青年因其家庭受到德国法西斯迫害，便持枪闯入德国驻法国大使馆，企图刺杀德国大使，结果误将三等秘书杀死。希特勒以此为借口在欧洲发动了大规模的疯狂排犹运动，导致大批欧洲犹太人纷纷逃离。然而，一些国家和地区出于听信来自德国的谣传或惧怕纳粹法西斯的淫威，或出于本国的其他种种利益考虑，对大批犹太难民流入均采取了“拒签”态度。比如，瑞士、瑞典和苏联等国，除对极个别的犹太富豪，实行有条件入境避难之外，均在边境设卡严禁犹太难民进入本国，由此使得大批犹太难民简直无法获得他国签证求生避难，只得眼巴巴地等着德国纳粹把他们送进集中营，直至惨遭屠杀毙命。
正当大批犹太难民走投无路之际，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向犹太人敞开了大门，使得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蜂拥而至，陆续来到上海、广州、宁波和哈尔滨等大中城市。然而，当时的中国正值抗战全面爆发，随着侵华日军的大举入侵和步步紧逼，南京国民政府的部门机关和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的工矿企业正准备沿江迁往四川重庆一带 ………
处在战乱和国难之中的国民政府，对大批犹太难民的处境既表示十分同情，又苦于受到自身条件限制而无法妥善安置，陷入了进退两难的艰难境地。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蒋介石多次指示国民政府有关部门抓紧研究会商，尽快拿出一个比较妥善的安置犹太难民的解决办法。
据相关历史档案资料记载，1939年3月2日，经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提议，拟在中国西南边境地区划定犹太人特区，专门用于容纳无家可归的犹太难民。来自立法院的提议还设想在中国西南接近国际通道的地区，划定若干平方公里的区域，专门作为犹太人的居住区，由国民政府或地方政府一道负责筹划该区的建设和管理，同时设置犹太失业技术人员登记机构，招收犹太难民中的专门人才，进入内地后方各部门工作，以此为中国的抗战出力。据说，孙科的提议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并引起了国民政府内部的广泛讨论。
国民政府对犹太难民安置问题的热情关注态度，立即引起了欧洲犹太人组织的积极响应。一位名叫白尔格拉斯的德籍犹太实业家，在考察了中国的社会环境后，感到中华大地是犹太人相对理想的居住地，于是他迅速拟订了《迁徙中欧犹太人来华之计划》，提出将10万犹太人移居到中国。
白尔格拉斯在计划中写道:“拟准10万犹太人移住中国内地，中国政府予以保护(移民之权利与义务应与中国公民同等)，选择气候上与经济上适宜之一地或数地，供给居住机会，并保障其居留及工作之权利。”为了争取正处艰难抗战的中国国民政府对该计划的支持，白尔格拉斯还表示，每名犹太人入境时将向中国政府交纳50英镑。
在当时的中国国内，民间组织“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也始终关注着犹太难民问题。据该会于1939年5月派人到上海进行调查发现，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已达万人以上，聚集于租界难民收容所，衣食缺乏问题日趋严重。出于人道关怀和抗战前途考虑，该会积极商讨解决办法。
当他们在收到了白尔格拉斯的移民计划后，认为计划中的多数条款可以接受，少数条款可进行补充和修改，于是他们增加了“犹太人来中国后，须无条件入中国国籍”、“中国方面组织犹太人移民委员会”等内容，并形成了《犹太人移民中国意见书》，上报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与此同时，白尔格拉斯也致函国民党秘书长朱家骅，商谈解决10万犹太人来华的问题。朱家骅接函后感到事情重大而复杂，需要周密考虑，于是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分析移民计划的利弊。朱家骅认为，此计划的有利方面在于可以引起美、英等国对中国抗战的同情，有利于吸收国际资本和技术人才，等等；不利方面在于犹太人善于经商，容易扰乱中国的商业秩序，也不适于农村开发。再说，国籍问题也难以解决，如让他们全部加入中国国籍，势必会与德国产生矛盾。朱家骅将自己的分析写成文字报告直接上报给蒋介石。
正当中国官方和民间都为犹太人来华事宜进行积极筹划时，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提出了另一种主张，即利用犹太人从事土地开垦。龙云给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发了一封电报，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云南省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数十里没有人烟的地方很多，如此多的良田弃之可惜。近来听说犹太人云集上海，他们知识丰富，财力雄厚，如果能将他们移到云南开垦荒地，必定一举而多得。但龙云对自己的主张是否可行并没有十分把握，他恳请张群上报国民政府，让政府定夺，如有可行性，立即拟订具体办法。张群接到电报后，立刻向行政院作了报告。
随着多种建议和计划的提出，容留犹太人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引起了国民政府高层及蒋介石的高度关注。国民政府认为，即使抗战战事再紧张，条件再困难，也要将这一问题圆满解决。蒋介石在接到孙科的提议后，当即批复：“原则同意，交行政院筹议。”行政院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专门召开会议，就犹太人国籍、领事裁判权、内地居住、入境手续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提出不少修改意见。
1939年4月，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召开会议，在行政院决议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将犹太人分为有国籍和无国籍两部分，帮助的主要对象是无国籍犹太人，他们在中国驻外领事馆将得到特别通行证，准许进入中国国境；入境后暂时寄居于通商口岸，不往内地安排；在就业方面，各级政府予以特别照顾。
国民政府的这一决定做出后不久，犹太难民迁徙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犹太移民计划涉及的方面越来越多，国民政府感到有必要作进一步讨论和研究。1939年7月21日，行政院就收留犹太移民计划再次召开审查会，内政部、外交部和经济部也派了代表参加，提出3项基本原则，对白尔格拉斯的计划提出6点办法。其核心内容是:犹太人可进入中国境内，无国籍者享受特殊待遇，有国籍者与其他外国人同等待遇，均只能分散居住于通商口岸；成立移民委员会；成立专门运送犹太人来华的运输公司一事与中国现行法律不符，不予批准；每一犹太人入境，须携带200英镑；其余问题处理方法不变。至于龙云等人的建议，需等待上述条款具体实施时再行磋商。这些原则和办法是国民政府的最终决定，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至此，容留犹太人的计划尘埃落定。
然而，随着中国沿海各大城市几乎全为侵华日军所占领，中国抗战总体形势急转直下，由此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容留大量犹太人；另一方面，中国的抗战越来越艰苦，国民政府也确实难以为如此众多的犹太人提供有效的帮助。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有关大规模收留犹太难民的计划，虽然最终因抗战总体形势急转直下而无法全面实施，但此事所反映出来的中国人这种热情无私的救助和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却仍被许许多多的犹太人至今牢记在心里。（石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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