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早晨，500多名中国苦力经过了多日密谋和串联突然发难。他们以猝不及防的群体暴动的形式，抢夺了种植园主和他的打手们的枪支、长矛和砍刀，一举杀死了种植园主以及他的三个穷凶极恶的朋友，并把四个人碎尸万段。
这段历史是从1849年开始的。那年春天，一些高鼻阔目的洋人带着他们的中国走狗来到了广东、福建的城市和乡村，用种种诱人的条件招募劳工去秘鲁干活。为了表示真诚，他们还带来了契约要劳工们签字画押。一些中国人在国内实在过不下去了，便在契约上糊里糊涂地按上了手印。当然，还有许多中国人信奉“父母在，不远游”的祖训，宁司饿死也不愿应募。对于这样的人，他们就采取了绑架的手段。
他们甚至还绑架了一位中国总督的儿子、那天，这位公子正和两个同学划着小船在海上游玩，恰被秘鲁人贩子发现，便把他们二个一起绑上了秘鲁前来接收劳工的货船。从此，这三个人就在人间蒸发了。
秘鲁人贩子把这些中国人或绑或骗到手之后，便把他们弄到澳门的一个叫做“巴腊坑”的状似仓库的建筑内看管起来，不准他们外出。反抗者，要被鞭打；试图逃跑者，则被处死。这时，这些中国人已经不叫劳工，而要叫作“猪仔”了。而那些秘鲁人贩子，则已收起了伪善的笑脸，变得凶神恶煞一般了。他们现在手巾紧握着的已经不再是什么契约，而是皮鞭、军刀、滑膛枪和左轮手枪了。
等到这些人贩子凑够了人数，他们就用烧红了的烙铁在“绪仔”们的耳后打上“c”形印记。然后，再驱赶他们走进停泊在“巴腊坑”外面的一艘货船的底舱，人挨人地排列在一起。随后，人贩子关闭舱门，货船便长鸣一声，开始了漫漫航程。
这个航程，要长达四个月。
四个月里，底舱内没有阳光，且通风不良，加之人满为患，饮水难得，饮食不足乃至变质……船舱内热臭难耐更甚于猪圈。于是，瘟疫流行，劳工们一个个死亡。据统计，死亡率至少为全船劳工的三分之一。有时，甚至达到百分之四十。
当然，也有许多劳工仅仅因为身体不适或试图反抗，便被抛进了大海。
对此，当时的秘鲁人和其他外国人都把这种苦力贸易叫作又一次“非洲奴隶贸易”。
中国读者读过描写当年非洲奴隶贸易的美国小说《根》，看过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知道当年非洲奴隶贸易是怎么回事，并为奴隶主的残忍而怒不可遏，对奴隶们的苦难深深同情。但是，许多中国读者不知，当年中国苦力们所受到的残忍虐待，丝毫也不下于非洲奴隶们所受到的虐待。甚至，毫不夸张地说，历史竟然会惊人地相似。
于是，劳工们的反抗和暴动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中国劳工的暴动，有上船前的逃跑，离岸后的跳水，和海上的搏杀，等等。据当时秘鲁一家报纸报道：“除非极少例外，没有哪一艘运载中国劳工的船只不发生一次或多次暴动的……”
1870年10月，秘鲁人贩子租用的法国货船“诺维尔·朋内罗普”号发生暴动。中国劳工们打开舱门，冲上甲板，杀死了狠毒的船长和他手下的八名水手，夺取了这艘罪恶之船，然后驾船返回中国。
回到中国后，部分劳工得以逃脱，但16名劳工却被中国地方官砍了头。
当然，毕竟还有一多半的中国劳工经历了四个月的海上苦难，到达了地球的那一边。据统计，从1849~g-开始苦力贸易到1874年结束苦力贸易，25年问，共有十万名中国苦力被卖到了秘鲁。而这些中国苦力到了秘鲁之后的生活，就只能用“暗无天日”来形容了。
首先，这些中国劳工在秘鲁上岸后，就会被人贩子或船主按照事先约定集体卖给某个资本家或种植园主。剩下来的则被“零售”。那时，熙熙攘攘的海港码头就更是显得热闹非常。看热闹的人们围站在中国劳工的身旁指手画脚，评头品足，就像是在观察一头头牲畜。而买主则在中国劳工中间走来走去，试试他们的身高，捏捏他们的肌肉，再拨弄他们转上两圈儿……然后再跟人贩子讨价还价。
离开码头后，这些劳工便被分别带往铁路、矿山、鸟粪场或种植园，开始进行地狱般的极其艰苦的劳动了。
而且，也就是从这时起，这些劳工便被剥夺了中国名字，被代之以编号和西班牙名字如卡利斯多·蒂西亚诺一类了。
关于鸟粪场的劳动，—位秘鲁人写道：“连希伯来人构想出来的地狱，也难以和鸟粪场将鸟粪装船时那种难以忍耐的酷热、可怕的腐臭，以及被迫在这里劳动的中国劳工所遭到的惩罚相比。”
而一位英国人更写道：“我可以证实，在这种悲惨的境况下，他们的命运是最不幸的。除了累死人的劳动(每个苦力每天要被迫挖掘5吨鸟粪)外，他们既没有足够的食物也没有起码的合乎卫生的饮用水……”
一位美国驻秘鲁领事馆领事报告道：“很多中国苦力衰弱得几乎站不起来了，但他们还要被迫跪着劳动。当他们的手掌被磨得异常疼痛的时候，他们就只好把手推车绑在自己的肩上……在这种情况下，生命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毫无意义，而死却是被他们所欢迎的。苦力们的这种想法和做法，使雇主们加强了岗哨，以防止苦力们自杀。”
至于种植园，中国苦力的待遇甚至不如黑人、印地安人、印欧混血人。他们每天早晨四点半钟天还未亮就被监工持枪押着下地劳动，晚上天黑了以后才能收工，夜里则被锁进“寮棚”不许出入。如果他们试图逃跑，种植园主就会命令黑人和士兵把他们捉回来，施以残酷的鞭打，然后再给他们戴上脚镣，并继续干活。这样，在种植园里很快就起了一块中国人的墓地，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坟头——当然，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伤痕累累并衣不蔽体地被埋葬的。
为此，忍无可忍的中国劳工开始了不间断的反抗甚至起义。
其中的一次起义发生在卡纳德种植园。这天早晨，500多名中国苦力经过了多日密谋和串联突然发难。他们以猝不及防的群体暴动的形式，抢夺了种植园主和他的打手们的枪支、长矛和砍刀，一举杀死了种植园主以及他的三个穷凶极恶的朋友，并把四个人碎尸万段。之后，他们夺得了50匹骏马，组成了一支骑兵队，开始向其他种植园进攻。随后，其他种植园里的中国苦力们也参加了起义，使起义劳工很快增加到了1200名。
这1200名起义劳工占领了几家种植园后，把自己武装起来，便开始进攻巴蒂维尔卡镇。之后，又转攻巴兰卡镇。他们杀死种植园主和他们的帮凶，解放苦难中的中国劳工。
不幸的是，起义被秘鲁警察和军队残酷地镇压下去了，600多名中国劳工被杀。但起义却也震动了秘鲁朝野及世界舆论，令他们对于中国人的性格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他们惊讶地发现：中国人的愤怒一旦暴发，他们就会一改平日里温顺的模样，而变得雄狮一般英勇无比了。
只是可惜，这十万名中国劳工毕竟是陆续地零散地生活于海外的。在那里，他们人生地不熟，又始终被严密监管得像奴隶一样，不幸的境遇到底是难以改变的。他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们在苦难中发出的呻吟和叫喊有谁能够听见?
以上史料内容，摘自美国人瓦特·斯图尔特所著《秘鲁华工史》一书。瓦特·斯图尔特先生是一位美国历史学教授，专攻拉丁美洲史。有趣的是，他在研究秘鲁史的过程中，却意外地发现了中国华工问题，并引起了极大兴趣。为此，他不惜花费了13年的时间，在美国和秘鲁的学界与官方的支持下，反复查阅档案资料，反复实地考查，甚至竟不厌其烦地翻遍了19世纪中叶秘鲁报刊上有关中国华工问题的全部记述与评论……这才写成了这部史学专著。
该书出版后，即被史学界公认为是一部“研究秘鲁华工史最权威的”著作，因为作者的写作态度和精神是“严谨的、勇敢的，有价值的”。同时，瓦特·斯图尔特先生也被评论家誉为“研究秘鲁华工史之先驱者”。秘鲁历史学家阿尔伯托·桑切斯则称颂此书之出版是“对秘鲁共和国及美洲历史值得纪念的贡献”。
奇怪的是，这部关乎中国人的书，在美国出版34年后，才被中国翻译出书，且印刷量很少。而且又过了21年至今，却仍然没有引起中国人的普遍关注。有鉴于此，本人以为有必要将此书之内容在这里作一介绍。
关于这一段历史之背景，瓦特-斯图尔特先生的叙述，准确、客观、公正，同时又对中国劳工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同情。他在详细地分析了秘鲁方面开展中国苦力贸易的原因之后，也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劳工之所以被卖被掠的根本原因。他指出，一方面秘鲁独立后经济急待发展，矿业开发、鸟粪采掘，以及棉花、甘蔗、胭脂红的种植等，都需要大量海外劳工。在他们引进德国劳工、西班牙劳工等等失败后，秘鲁资本家和种植园主就把目光瞄到了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而中国，当时积贫积弱，海禁废弛。这样，大量廉价的贫穷的愚昧的吃苦耐劳的没有政府保护的中国劳工，就成为了他们猎取的目标。
毫无疑问，十万中国劳工为秘鲁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虽然他们并不情愿。但是，随着中国劳工的愈演愈烈的暴动，秘鲁资本家和种植园主也感到了恐怖。加之华工们的苦难渐渐地为秘鲁朝野及世界所知，并受到抨击，以及到了这个时候，解放黑奴与农奴，谴责奴隶贸易，已经成了世界的潮流……这一切，都严重地冲击了苦力贸易。乃至秘鲁官方不得不开展对于这种苦力贸易的辩论，并不得不颁布了几项法令制止虐待华工。
所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华工终于干满了契约所规定的八年，获得了自由人的身份，使得他们有了把同胞们的苦难写出呈文，以寻求中国政府保护的可能。
中国劳工的第一份呈文，是由美国驻秘鲁公使霍维将军通过美国驻中国公使劳文洛斯，转交给中国清朝政府的。呈文可谓字字血，句句泪，令人难以卒读。但令人气愤的是，呈文被译成英文和西班牙文在世界报刊上发表后，连西方人都对中国华工充满了同情，腐败的清朝政府却无动于衷。理由是：“私自出洋的中国人为弃民，不值得加以保护。”YM16.cOM
直至两年后，也就是1871年6月，中国劳工的第二份状纸以同样途径再次到达中国清朝政府手中时，清朝政府才不得不表示：“对磨难中的苦力表示同情，劝以容忍，并可成立一个上告团体向朝廷陈述受害情况。”
于是，一个七人上告团成立了。其中，就有上面提到的那位中国总督的儿子。这位公子自从被人贩子绑架上船卖到秘鲁，经过了15年的艰苦劳动，失去了一只脚，并且双耳全聋，才获得了自由。上告团幸运地得到了恭亲王的关注，写了一份长达三千页的状文。至此，中国苦力在秘鲁遭受非人虐待的情况，才正式传到了中国，并由各国媒体传遍了世界。
在此情况下，葡萄牙政府发表照会，要求秘鲁方面调查并惩罚人贩子发生在澳门的罪行。并于1873年12月27日宣布结束通过澳门进行的华工出口。
恰于此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玛耶西”号事件，秘鲁船长埃雷拉虐待中国劳工的残暴罪行曝光。一时间，秘鲁成了众矢之的，受到了全世界民众和官方的谴责。
于是，秘鲁政府终于认识到，继续这种野蛮的苦力贸易已经不再可能，只好改变策略，一方面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要求改善中国劳工生活状况；另一方面派出海军上校葛尔西耶为特命全权公使，来到中国要求谈判。
但此时，中国政府的态度却强硬了起来。总理事务大臣恭亲王愤怒地表示：如果秘鲁方面不把全部劳工遣返，并保证不再雇佣中国苦力，中国政府就不可能与之谈判。
葛氏不得不请求外同公使游说。至此，他才得以进抵天津，勉强得到了李鸿章的接见通过了几度近乎破裂的谈判，终于缔结了有关中国与秘鲁两国关系的天津条约，从条约文本上来看，双方都作了一些让步，一方面秘鲁政府保证维护中国劳工在秘鲁的权益，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承认雇佣华工合法。但实际上，这个条约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随着澳门总督的那个禁止出口华工的法令的执行，这个贸易已经停止了。前往秘鲁的最后一船华工是于1874年7月2日在秘鲁的卡亚俄港靠岸的。
条约缔结后，按照条约之规定，中国政府理应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秘鲁，去调查并保护那里的中国劳工，可惜这个代表团一直没有派出。而中国驻秘鲁公使则是拖到了1883年才到任。清朝政府对于海外华工的冷漠，终于导致了华工们对于清王朝的彻底绝望，按照条约规定，已在秘鲁的华工可以选择回国，但是，只有区区几十名华工，乘船回国，十万名华工基本上留在了秘鲁没有回来。
与此同时，经过了这样的一些变化，中国劳工们渐渐地解除了契约，而成为了自由民。这些华人自由民有了西班牙文名字(秘鲁原系西班牙殖民地，使用西班牙语)，并信奉了天主教。他们娶了当地黑人、印地安人、印欧混血人等等女人为妻，开始了落地生根。但他们身上中同人的勤劳、节俭的性格与习惯却是没有丝毫的改变。在秘鲁首都利马，华人自由民渐渐地有了一些积蓄，便用这钱开起了许多饭铺、杂货铺、洗衣店等等，也令自己渐渐地成为了能于的杂货商、裁缝匠、鞋匠、面包师、屠户和饭馆老板等等。乃至卡庞大街渐渐地成了著名的中华街。 此后，也有极少部分华人发了财，进入了秘鲁上层社会。
难能可贵的是，瓦特·斯网尔特先生还在这本书里，用了许多笔墨，论述了这些华人对于秘鲁经济、文化、社会的影响与贡献，赞扬了讲如勤劳、节俭、聪明、守纪、谦和、礼貌、热爱家庭等等为中同人所独有的品格。他甚至通过反复比较，得出了中国人比之其他人种更为优秀的结论。我读到这里，虽觉得略有过誉，比方说不以为是人种问题，而是文化问题，但还是不禁深深感动。
在该书的最后，瓦特·斯图尔特先生用总结性的语言写道：“那些早期东方移民的后裔，现在和秘鲁国民整体——不管是白种人、黑种人、红种人、黄种人或混血种人，已经没有区别了。” 就是说，他们已经成为秘鲁人的一部分了。
只是这段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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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利马不仅有最酷的旅游景点，舌尖上的美食，在这里还有一个神秘的历史遗迹你知道吗？
在利马，沿着的的喀喀湖的沿岸东南面800英里处，这里有一个遗迹迷住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萨满的仪式，仍然在这里举行，在这些高原的岩壁上，为一代又一代祈福，这个岩石被称为“众神之门”、或“星际之门”。遗迹令人费解，这是从坚固的岩石上雕刻出来的一个巨大的门？
不久之后神父来到哈有马卡的“众神之门”，他在这里将钥匙拿给当地一些牧师和萨满巫师观看，他们进行仪式之后，门内发出蓝色的光芒并缓缓开启，这位阿马鲁穆鲁神父将金色圆盘交给其中一位萨满巫师后就进入门内，从此无影无踪。
这个景象与当地印第安传说有密切关系，传说中这个“门”是一个通往“上帝之地的门户”，在遥远的过去，伟大的英雄们进入了上帝之地，享受繁荣和光荣且不朽的生活。
但是这个传说背后隐藏着什么真实事件或秘密呢？这是一个远超过我们能理解的历史遗迹。“众神之门”类似蒂瓦纳库的太阳门广场和附近的五个考古遗址，神奇的是，如果我们在以上所述地点之间画上直线，我们将在中间区域的“的的喀喀湖”高原中心得到一个奇怪的十字。
大家是不是也对秘鲁利马的这个“众神之门”感到好奇？是不是也被“众神之门”吸引了？中新社巴黎11月26日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之际，法国政府和旅法华社26日在巴黎举行高规格仪式，纪念一战期间赴欧参战的中国劳工。作为历来参加此类活动的最高级别政府官员，法国国防部长勒德里昂表示，法国不会忘记一战华工的历史贡献。
当日中午，法国国防部和华裔融入法国促进会(华进会)在巴黎13区博迪古公园(Baudricourt)内举行仪式，法国共和国卫队军乐团奏乐致礼，仪仗兵整肃列队。法国国防部长勒德里昂、负责议会关系的国务秘书勒甘、负责老兵事务的国务秘书托德希尼向园内的一战华工纪念碑敬献花圈。
中国驻法国使馆临时代办邓励公使、巴黎市议员陈文雄、华进会会长陈克光、巴黎13区区长顾梅、巴黎市副市长维耶-夏里埃尔等中法嘉宾也鲜花致意，并共同默哀追思一战华工。300余位旅法侨界代表和华裔市民观礼见证。
勒德里昂在仪式上致辞说，一战期间，14万华工来欧，为法国做出了贡献和牺牲，他们恪尽职守的精神至今令人肃然起敬。这曾经是一段沉寂的历史，但他们留下的记忆并未被岁月磨灭。今年是一战爆发100周年，法国不会忘记曾经施以援手的人们。
这位法国防长表示，在法国危难之际，华工提供的帮助至关重要。他们用血汗构筑了两国人民的团结友谊之情。他今天有幸在此向一战华工鞠躬致敬，以志纪念，并表达法方对中国的谢意。祝愿法中友谊万古长青。
邓励在讲话中表示，许多一战华工战后留在法国。作为首批华人移民，他们成为联系两国人民的纽带。值此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他谨向为巩固和发展中法友谊做出贡献的华工表达敬意，并借此机会感谢法国政府和人民肯定一战华工的历史作用，向为致力于保护和发掘这段历史的旅法华侨华人和法国友人致谢。
积极参与促成此次活动的陈文雄向中新社记者表示，他非常高兴见到包括国防部长在内的多位政府高官出席。这是历年来法国政府为一战华工举办的最高规格纪念仪式，说明法国政府逐渐肯定华工对法国作出的历史贡献。
仪式结束后，中法两国嘉宾前往法国潮州会馆，为一战华工历史图片展揭幕。此次展览汇集了50余幅反映中国劳工在欧洲生活工作场景的照片，以及旅法华人艺术家为纪念一战华工而创作的书法和绘画作品，让参观者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这段特殊历史。
在移民加拿大之前，相信很多申请人都很关心像在BC省这样的城市工作每个月都能有多少收入？ 毕竟这关系到了移民后的职业和生活，在加拿大有三个众所周知的高薪职业，分别是律师、牙医、软件工程师，但这些职业都需要较高的专业技术和门槛，那么除了这3个职业在BC省就没有其他高薪职业了吗？
我们通过BC Business网站给出的最高薪资职业的平均薪酬列表，就能发现原来在BC省还是还是有很多“钱途无量”的职业啊！
1.项目经理——平均时薪40元以上
由于市政府致力于将温哥华打造成一座世界级的城市，近年来大温开展的项目工程也越来越多，无论是商圈还是居民区，数以千计的建筑项目拔地而起，这样一来，劳动力市场对于项目经理的需求自然会有所增长，对应的薪资肯定也会水涨船高。
2.电力工程师——平均时薪40元以上
住在BC，大家多多少少都听过别人吐槽BC Hydro的员工“工作效率低，但赚的却很多”，一般从事电力这一块的薪资收入都是比较可观的，时薪基本都能过40，月薪6000至8000是这个行业很普遍的范围。
3.药剂师——平均时薪40元以上
貌似和医疗沾边的职业收入都很高，即使是普通的药剂师，薪资相较于普通职员也是要高出不少的，平均40元的时薪令很多羡慕不已。
4.学校管理人员——平均时薪41元
教育行业在BC省一直很受重视，如果你从事的是校园管理相关的工作，如校长、副校长，那么在薪资这块是非常有保障的，月薪过万比比皆是，普通的管理人员也有40元以上的时薪。
5.天文学从事者——平均时薪42元
天文界毫无疑问是美国独大，那么作为美国的邻居，加拿大天文也跟着“沾光”，通过平均工资可见，天文学从业者在加拿大也是能赚不少啊！
6.电梯维护工程师——平均时薪42元
电梯维护工程师这种工作除了有一定的技术难度，还具有一定的危险程度，尤其是在维修高层建筑里的电梯，工程师是经常需要爬到电梯井里检查维修的，所以在薪资方面自然也不会太低，40以上的平均时薪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7.政府医疗、经济领域的官员——平均时薪42元
大家对于政府部门的工作都会觉得非常有保障，薪资也不会低，但其实政府里也是分很多领域和部门的，如果你是在政府里从事和健康、社会福利、金融、档案管理相关的工作，那么钱景还是非常看好的。
8.银行贷款、保险经理——平均时薪43元
尽管BC房市这两年不景气，但买房毕竟还是刚需，而且加拿大每年的外来移民越来越多，还是有源源不断的市场需求的，因此从事贷款、房屋保险行业的人收入也不低，当然主要还是看业绩啦！
9.石油产业工程师——平均时薪46元
加拿大是石油大国，尽管相比阿尔伯塔，BC省的石油产业稍逊一筹，但该产业提供的薪资依旧是业界顶尖水平，丝毫不逊色于IT、律师和牙医。月薪过万在石油产业根本不是稀罕事。
10.大型公共事业经理——平均时薪47元
如何理解这个职业？比如修缮一些大型的工程：水坝、变电站、港口、大楼等等，这需要极强的调度能力和应变能力，那么他们自然也配得上这么高的时薪。
11.律师——平均时薪100元以上
BC省中位数薪水最高的职业是律师，没有之一，如果换算成时薪的话，已经是三位数级别，中位数年薪高达10.66万加元，比软件工程师和牙医都要高，像是一些胜诉率高的优秀律师，薪资更是可观！
对于半路移民加拿大的华人群体而言，想要一开始就在加拿大从事以上这些职业是比较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两国在职场文化和事务处理上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当然BC省还是有很多其他高薪的职业可供大家选择的，不然每年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移民涌入加拿大啊！随着时间的沉淀，相信大家未来在加拿大的职业和生活上过的都会更加幸福！
希腊自从债务危机以来，就一直被众人诟病是个贫穷的国家。这些年关于希腊购房移民的非议声此起彼伏，尽管如此，却丝毫未能影响人们申请希腊购房移民的劲头。每年申请希腊黄金居留的人也是有增无减，希腊移民到底怎么样？也有人后悔移民希腊，今天小编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在希腊生活的华人的真实情况吧！
一、对申请人没居住要求，这算是移民了吗？
许多希腊移民申请者都抱着“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心态到处炫耀：申请了希腊购房移民，却依然生活在国内，感觉自己办理了“假移民”。能够这样说的人大都不是后悔移民了，只是在间接的向大家说明，希腊移民没有移民监，居住与否也非常自由。相比之下，许多主流国家对申请人有明确的居住要求，没有住满移民监，小心移民身份不保。如此看来，希腊移民哪是后悔了，明明是暗戳戳的炫耀啊！
二、希腊的地中海气候，阳光太刺眼了
希腊移民回国后常常对亲朋好友抱怨，希腊一年大都是好天气，阳光都将人晒黑了。是的，希腊属于地中海气候，全年温差小，非常适宜人类居住。生活在希腊，可以免受雾霾天气的危害，低污染的希腊比起国内的空气质量问题，简直不要太好。所以希腊移民回国讨论天气，也是一种对希腊气候的不经意褒奖。希腊移民的生活哪里悲惨了，没申请希腊购房移民才是悲惨了呢！
三、希腊太穷了，物价水平那么低
在希腊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移民对希腊当地的物价水平都非常了解，食物品质高，价格却很一般。因此有人就讽刺，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希腊就是穷，所以物价一直上不去。这只是一种对希腊生活酸到不行的表现，希腊物价低，但人们的生活品质一点也不低。华人移民希腊后，只会大呼希腊生活质量高，住在希腊生活过得非常惬意。
四、希腊护照含金量高，出行便利
希腊移民满足居留要求后，即可申请入籍。拥有希腊护照，人们可自由通行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希腊护照，人们还可以在其他申根国家居住、学习，享受欧盟公民的一切福利待遇。如此优势，移民朋友又怎么会过悲惨生活呢？
综合以上对希腊购房移民的种种评价，我们也可以得知人们并非真正后悔移民希腊，在希腊生活的华人也并非真的悲惨，这只是移民们对国内朋友的一种谦辞而已。当下希腊购房移民政策优势明显，电子预约系统的实施让移民预约更加便捷。大家如对希腊购房移民有意向，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泰坦尼克”号的知名主要因为它是当时世界最大船舶，它的沉没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也对航运安全敲响警钟。其实在和平时期民船事故中，它按死亡人员排也只居第7位（最高的是1987年菲律宾渡轮“多纳帕兹”号的4341人）。如果换成战时，最高的沉船死亡人数高达9343人，这发生在被苏联潜艇击沉的德国客轮“威廉·古斯特洛夫”号上。它的沉没背后的伦理悲剧远甚于“泰坦尼克”。
仇恨进军
二战中的欧洲，土地的争夺频繁而戏剧。作为德国军国主义支柱——容克贵族发源地的东普鲁士1939年随波兰西部一起被德军占领后，德国人大增，然而到1944年8月末，英国连续两晚向东普鲁士首府柯尼斯堡投下1000吨炸弹，将其化为火海，1945年1月，对当面德军拥有11：1兵力优势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和第2方面军挥师150万，杀入东普鲁士。
突然被围的东普鲁士指挥官撤离平民的请求被希特勒拒绝，柯尼斯堡地方长官埃里希·科赫（Erich Koch）直到苏军已近，仍只许该省东部的人撤离，却为自己的逃跑安排妥当。
这场战役，德国人是否打算保卫家园根本不重要，因为他们面临的是一支在德军近4年的残暴侵苏中蓄满深仇大恨的虎狼之师，大规模的摧毁、抢掠和强奸发生了，但多年不被提及。到4月的柯尼斯堡之战，德国人已根本无力抵挡苏军的大锤，6天狂轰滥炸后，苏军只用3天就从战斗转入抢掠。
对此，多数德国官员非常清楚，从1月23日起直到战争结束，一场称为“汉尼拔行动”的大撤退将被围在东普鲁士的平民、军人、纳粹官员从格但尼亚撤至德国和仍在德国占领下的丹麦。共有672艘民船和409艘军舰参加，共撤走80~90万平民和35万部队（这个规模是敦克尔刻大撤退的3倍。另一说共约250万人），直到4月26日撤退依赖的桥头堡彼劳港（Pillau）失守，仍有其它地方继续，当月共撤出265000人。5月前8天还有15万人从Hela海滩撤走。欧洲战事的最后一天5月8日，大小92艘船从拉脱维亚还撤回18000人。直到德国投降条款禁止此类行动。
乱世方舟
1945年1月30日中午12：20，4艘拖船拖着“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缓缓驶出格但尼亚港。这艘长208米、宽23米，排水量2.4万吨的客轮在1937年下水时是世界上最大的之一。最新研究结果显示，这艘核定载客量1865人的船上，登记在册的乘客就有173名船员（海上武装部队辅助人员）、第2潜艇训练师的918名海军官兵、373名海军女护士、162名伤兵、4424名难民，共计6050人，加上根本来不及登记的4000多难民，竟达10582人，平民中估计有4000名儿童。
鉴于63岁的弗里德里克·彼德森（Friedrich Petersen）船长已多年不航行，为确保在危机四伏的波罗的海上的安全，该船还配备了两名海军军官和一名撤退行动指挥，相当于4个船长。同时，还安排它与客轮“汉莎”（Hansa）号和两艘鱼雷艇一起离港。不巧的是，“汉莎”号和一艘鱼雷艇因机械故障很快返航，只留下一艘鱼雷艇（“吕韦”号，L?we）陪伴上万逃命者。
有文章称:出航前的深夜，彼德森船长收到德军波罗的海潜艇舰队司令部电报，称波罗的海中部和西部海域活动的3艘苏联潜艇处在严密监视之下，上述海域未发现其他敌舰。其实从当时德国海军的潜艇活动来看，这纯属自欺欺人。
果然，船上4位指挥员很快对躲避潜艇的航线选择发生分歧，虽有来自潜艇部队的威廉·扎恩（Wilhelm Zahn）少校建议应沿海岸浅水闭灯航行，级别更高的文职船长彼德森仍决意进入深水。
冰海屠宰场
18时左右，彼德森船长接到电报，称一队德军小型扫雷艇正朝它驶来，请注意规避。由于这片海域仍处于德军控制，彼德森不假思索地下令打开舷侧的红绿导航灯。这则电报的真伪无从考证，但事实上根本没有这样的舰队驶来。
更不幸的是，这片海域的水下已经不属于德军，苏军波罗的海舰队的S-13号潜艇正由亚历山大·马林涅斯科(Alexander Marinesko)少校指挥，在水下单艇游猎。
对马林涅斯科在夜间不良能见度下，从潜望镜中究竟能否分辨这艘航速不高、旁边还有一艘鱼雷艇的大船是德国重型巡洋舰还是客轮，其实没有意义，因为即使他看到乘客名单，也全无仇恨和立功意愿，也可以指出：该船虽是民船，但载有敌军部队和防空火炮，有军舰护航，根本不是专职的医院船。
19：30分，S-13号潜艇加速驶入“古斯特洛夫”号左舷与海岸之间，避开了鱼雷艇的视线。21时左右，S-13号加速后掉头，与缓缓驶来的“古斯特洛夫”号形成90度夹角，取得了理想的攻击阵位。
马利涅斯科一声令下，4条鱼雷以两秒的间隔，接连冲出发射管，雷体上被艇员们分别写着“为了祖国”、“为了苏联人民”、“为了列宁格勒”和“为了斯大林”。900米外的“古斯特洛夫”号在劫难逃，首条鱼雷命中左舷船首，第二枚命中中部前方,钻入船内的游泳池爆炸，第三枚钻入烟囱下方机舱，只有“为了斯大林”因故障未射出。
伴着剧烈的爆炸，“古斯特洛夫”号开始向左倾斜，人群一片恐慌，但德国人的素质值得钦佩，持枪官兵只允许妇女和儿童上救生艇，一些企图强行登艇的男人被无情地推下大海。
无力回天
不到40分钟，“古斯特洛夫”号船艏向下，沉入距海岸30公里、44米深的海底。
海面上到处是漂浮的人头，当时的海水水温约4°C，但当天气温只有-18~-10°C，水面漂着浮冰。
距该船只有15分钟距离的“吕韦”号鱼雷艇立即投入救援，但它实在太小，只捞起472人。“希佩尔海军上将”号巡洋舰也载着1500名难民，海因斯特舰长接到了望哨报告有鱼雷攻击后，未敢停船（另一说它救起564人后匆忙离开）。
附近的德国舰船纷纷赶来，无奈都是些小船。T-36鱼雷艇救起564人，M387扫雷艇98人，M375号43人，M341号37人，汽轮“哥廷根”号28人，TF19捞雷船7人，货轮“戈特兰”号2人，V1703号巡逻艇只救起一个婴儿。
由于该船实际载客量无法准确统计，战后对其死亡人数一直不明。最初，研究者埃尔文·卡佩斯在《航海经典》杂志上发表“船上超过6千人，死亡5348人”的结论，这一结论显然很不准确，直到海茵兹·肖恩（Heinz Sch?n）经过多年详尽研究，才得出死亡约9343人的结论。美国“探索”频道的“未解历史”（Unsolved History）节目还用EXODUS逃生软件进行了计算机模拟，考虑目击者报告的乘客密度、逃生路线和沉船时间内的存活可能性，估计10600人中有9400人必死无疑。
不大光彩的是，4名指挥员都活下来，而且居然只对提出正确意见的扎恩进行了正式的海军调查，只是因为纳粹的垮台，他的责任一直未确定。
现在，在波兰海图上标为“第73号物”的“古斯特洛夫”号已被划为一处战争公墓，坐标是55.0729°N 17.4213°E。为保护船上的财产和死者尊严，波兰格但尼亚海事局禁止在距残骸半径500米以内潜水。
不止于此
如果我们只以死亡人数最高才关注这一事故，显然是不人道的。事实上，就在同一海域，悲剧也不止一起。
1945年2月10日，苏联潜艇S-13再次击沉14660吨的德国豪华客轮“冯·斯陶本”（SS General von Steuben）号。该船也是1939年还只充当德国海军宿营船，1944年被征用为武装运输船，将德军运到波罗的海东部港口，将伤兵运回基尔。“汉尼拔”行动开始后，该船2月9日从彼劳启航时，装载了2800名伤兵、800名难民、100名士兵、270名海军医务人员（医生、护士和辅助人员）、12名地方护士、64名防空炮手、61名海军人员（无线电员、信号兵、机枪手和指挥人员）、160名商船船员，共4267人。
当天午夜后，被S-13号的两条鱼雷击中，20分钟内就告沉没，死亡3~4000人，只有约300人被T-196鱼雷艇救起。
4月16日，5230吨的德国货轮“戈雅”号（MV Goya）也载着第25战车团的200名军人和6100名旅客（只是登记数量），驶回德国西部。在但泽湾出口经过黑尔半岛时，被苏联布雷潜艇L-3发现。虽然“戈雅”号比潜艇快，但船队因其它舰船发动机故障停下修理时，L-3艇长弗拉基米尔·科诺瓦洛夫（Vladimir Konovalov）于23:52下令开火。由于没有客轮的安全措施，“戈雅”号7分钟内就沉入约76米的海底，估计船上约7000人中只有183人幸存。
当然，灾难并非单方面的。早在1941年11月7日，苏联建造的首批黑海客轮之一、后改为医院船的“亚美尼亚”号（Armenia）就在从克里米亚半岛的几所医院撤运难民、伤兵和物资时被一架德军He 111轰炸机用鱼雷击沉，估计有5000~7000人死亡，其中2000人是未登记的平民，只有8名幸存者被一艘护航船救起。该船两侧都涂有红十字。
道义困境
由于事关纳粹德国，战后对“古斯特洛夫”号灾难的评说，各方可谓五味杂陈。
一些德国人认为，由于死难者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苏联人当时犯下了滥杀无辜的罪行。不过，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原为纳粹工会组织德国劳工阵线旅游船的“古斯特洛夫”号1939年9月1日的确曾被德国海军征用，作为“医院船D”（Lazarettschiff D）。1940年11月20日，由于英国封锁德国海岸，该船又被德军买下，拆除医疗设备，停泊在格但尼亚，作为德国第2潜艇训练师近1000名学员的浮动营房，外观也从带绿条的白色喷涂成标准的海军灰。
因此，在被击沉时，该船装有防空高炮，没有医院船标志，也没有通报过它正执行医院船功能，而且船上的确载有作战部队，就否应受战争法保护，显然只能靠对方的仁慈。何况，希特勒1944年11月11日已宣布波罗的海为战区，命令德国战舰可对海面上任何敌国目标开火。再考虑到纳粹垂死挣扎时，将大量德国男子编入“人民冲锋队”，进行无谓的抵抗，在本已被仇恨占据的苏军眼中，哪里还有“难民”的概念。而且在当时，为避免国内民众陷入恐慌，所有幸存者均被要求严禁透露消息，德国报纸、广播对此只字未提。直到2002年，随着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Günter Grass）以该事件为背景的小说《蟹行》（Crabwalk）广为流传，这次大海难才浮出水面。
即使是格拉斯，2003年4月8日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也表示：“我写这部小说的原因之一是反驳极右的观点，他们说这起惨剧是战争罪行。它不是，它很可怕，但它是战争的结果，战争可怕的结果。”
当然，二战中双方都击沉过载有平民的船只，这的确是战争本身的罪恶。对“古斯特洛夫”号灾难，美国知道后也并未借题发挥，因为他们也不希望留下“德国人也是受害者”的印象。
但是，随着时光流逝，欧洲人已经能够坦率面对二战的仇恨时，随着苏军二战末期在德国疯狂报复行为（也包括进入中国东北后的军纪败坏）被逐步揭露，对这一系列灾难也应有另一面的评说。S-13获得红旗勋章，其艇长和L-3的艇长都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古斯特洛夫”号上的德国海军女护士也被歪曲为“集中营的党卫军”。
其实，只要看看东普鲁士，包括围绕它的波兰所在的这块领土，在欧洲近代史上的命运，哪怕仅仅是每个地名被改来改去，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民族仇争史。直到今天，这块地区才总算在欧洲一体化框架下恩仇渐消。
苏联著名诗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也是1945年1月进入东普鲁士的红军上尉，后来在他的《古拉格群岛》（Gulag Archipelago）中写道：“我们都深知只要是德国姑娘，就会被XX后杀掉，这几乎成了一种作战荣誉”。在他的诗《普鲁士之夜》（Prussian Nights）中，描写了在东普鲁士城市莱登堡一所住房内目睹的景象：半死的母亲面前横陈着女儿被凌辱后的尸首，乞求“大兵，杀了我吧”。
二战当然有正义一方和非正义一方，这是大是大非，但战争本身的残酷绝对超出人类控制。虽然没有被拍成电影，但希望“古斯特洛夫”号在你眼中，绝不仅仅因为是史上死亡最多的海难而好奇。正如“泰坦尼克”号一样，在灾难面前，一切荣耀和卑微都是浮云，只有人性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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