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巴黎11月26日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之际，法国政府和旅法华社26日在巴黎举行高规格仪式，纪念一战期间赴欧参战的中国劳工。作为历来参加此类活动的最高级别政府官员，法国国防部长勒德里昂表示，法国不会忘记一战华工的历史贡献。
当日中午，法国国防部和华裔融入法国促进会(华进会)在巴黎13区博迪古公园(Baudricourt)内举行仪式，法国共和国卫队军乐团奏乐致礼，仪仗兵整肃列队。法国国防部长勒德里昂、负责议会关系的国务秘书勒甘、负责老兵事务的国务秘书托德希尼向园内的一战华工纪念碑敬献花圈。
中国驻法国使馆临时代办邓励公使、巴黎市议员陈文雄、华进会会长陈克光、巴黎13区区长顾梅、巴黎市副市长维耶-夏里埃尔等中法嘉宾也鲜花致意，并共同默哀追思一战华工。300余位旅法侨界代表和华裔市民观礼见证。
勒德里昂在仪式上致辞说，一战期间，14万华工来欧，为法国做出了贡献和牺牲，他们恪尽职守的精神至今令人肃然起敬。这曾经是一段沉寂的历史，但他们留下的记忆并未被岁月磨灭。今年是一战爆发100周年，法国不会忘记曾经施以援手的人们。
这位法国防长表示，在法国危难之际，华工提供的帮助至关重要。他们用血汗构筑了两国人民的团结友谊之情。他今天有幸在此向一战华工鞠躬致敬，以志纪念，并表达法方对中国的谢意。祝愿法中友谊万古长青。
邓励在讲话中表示，许多一战华工战后留在法国。作为首批华人移民，他们成为联系两国人民的纽带。值此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他谨向为巩固和发展中法友谊做出贡献的华工表达敬意，并借此机会感谢法国政府和人民肯定一战华工的历史作用，向为致力于保护和发掘这段历史的旅法华侨华人和法国友人致谢。
积极参与促成此次活动的陈文雄向中新社记者表示，他非常高兴见到包括国防部长在内的多位政府高官出席。这是历年来法国政府为一战华工举办的最高规格纪念仪式，说明法国政府逐渐肯定华工对法国作出的历史贡献。
仪式结束后，中法两国嘉宾前往法国潮州会馆，为一战华工历史图片展揭幕。此次展览汇集了50余幅反映中国劳工在欧洲生活工作场景的照片，以及旅法华人艺术家为纪念一战华工而创作的书法和绘画作品，让参观者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这段特殊历史。ym1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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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紅十字會在上海（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大樓）1945年《LIFE》雜志圖片
上海美國人總會的社交生活，《LIFE》雜志圖片
“半吊子”英国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人在上海最初的身份只是外国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上海的美国人认同他们的西方文化传统，与上海其他外国人维系着简单的友情，发展着松散的合作。得益于外国飞地提供了亲近环境，上海的美国人并没有赶紧在城市中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社区。他们更情愿徘徊在上海外国人社交生活的边缘，作为个体被英国人和法国人的俱乐部认可并接纳。自由流动的单身男性占大多数，构成了这群美国人的主体，他们需求几乎均可在现存的飞地中得到满足。
上海的美国人喜欢加入英国社交生活的场所，穿梭于总会、酒吧和教堂。他们习惯性地选择这种被动的态度，对此，美国的“老牌中国通”卡尔·克劳(Carl Crow)解释说，“与英国人融合非常容易——在英国总会喝威士忌，还有去英国教堂”。他们甚至顺从接受英国殖民地世界在穿着和行为方面的正式礼节：那里的美国人，正如美国学者、旅行家玛丽·玛格丽特·伍德(Mary Margaret Wood)所指出的，“完美无缺地、但也许是不舒服地穿着正式的黑色晚礼服、僵硬呆板的白领子，勇敢地坚持着英帝国的尊严”。上海的中国人嘲讽这些美国人为“半吊子英国人”。英国方式和英国优势对美国人来说是如此舒服，以至于他们在建立共同体机构方面落后于上海的其他外国人。
美国移民在上海的增加与中美贸易的增长成正比，因为大多数商业买卖都通过上海。生活在上海的美国人在1920年前的五年里上升了72%，到1920年达到3000人，1925年大约有4000人。1923年，《密勒氏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吹嘘，除了马尼拉，上海的美国人社区是“美国在海外最大的”。
战争期间的贸易扩张导致这次移民潮，所以来到中国的美国移民主要是有商业头脑的年轻人。这些移民包括许多大公司的代表、独立的小商人，他们在数量上构成了1915-1920年美国移民中的大多数，他们拥有美国商业利益的所有重要部分。上海美国移民中也包括大量的妇女，朱利安·阿诺德(Julean Arnold)把这个现象叫做“女性入侵”中国。到1925年，上海美国男女人口的比例是105.3:100，男性占总数的51.2%，是在上海的外国人中性别比例最平衡的国家。
这次“女性入侵”最显著特点之一是，来了很多年轻的单身女性。在此之前，在上海的“美国女孩”专指美国“中国沿岸贸易船”上的水性女子，她们在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从事她们的职业。长期在美国居住的彼得·芬奇(Peter Finch)解释道，上海曾经把美国女孩当作“广告语或者商业标志”。上海人力车夫标准的洋泾浜招呼语就是“你想去‘美国女孩家吗？’”。
随着大量“健康的”年轻美国女人的蜂拥而至，“美国女孩”的概念有了新的意义——巡回旅游的速记员。就像其他从事传教事业的美国妇女，这些“美国女孩”通过出国以逃避狭隘的家庭生活。她们是那些“出现”在中国的、带着“一夜暴富”的淘金者心态的美国商人的对应物。毫不稀奇，干柴与烈火的谋面，结婚的几率也就倍增了。总会曾经是二战前最重要的社交机构；二战后，家庭变成了上海美国人的基本生活单元。
百分百的美国人
上海的美国人开始建立本国社区。他们从与英国社区的实质性联合中脱离出来，在外国租界内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社区。美国人口的增长和家庭的增加注定了这一发展，战后美国民族主义的高涨也直接刺激了这种分离。据社区的热心拥护者卡尔·克劳回忆，随着欧洲战争的爆发，“自由轻松地接受不列颠款待的日子结束了。上海的美国人发现他们和他们的国家正遭受同在上海的英国人的批评；这是一个‘对中立国人士而言的艰难时期’。美国人参加英国教堂和上海总会，越来越感觉到不舒服；在那里，他们不得不因为英国人批评美国在战争中的无所作为而与之争论。”随着数量的急剧增长，上海的美国人，从最初一般意义上的外国人和西方人的身份，变成特定意义的美国人。他们愈加关注国家民族的存在，颂扬美国文化和美国生活方式。正如美国亚洲协会上海分会在1921年所表示的，上海的美国人寻求，“把上海变成一个真正生活的地方，而不只是根据条约终身保有的一个生存地点”。战时和战后，他们开始建设独立的美国社区，其手段是以边疆地区的风格，组建典型的美国社区的全部机构，美国学校、美国社区教堂、美国总会、美国商会、美国扶轮社、美国乡村总会等等。按照兰姆森的说法：上海的美国人社区是“一个独特的实体，一个种族社区”；在那里，所有的成员都说“美国话”——居住在上海的不列颠人轻蔑地使用这个词。
战后，在上海的美国人中发展出来的社区并不具有地理意义，也不是一个地区；在上海，没有美国人区域，没有“小美国”，因为美国人家庭和机构都分散在上海各处外国人居住区里。绝大多数新到的美国人定居在法租界——1914年从中国政府获得的新西区。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这里是最好的居住区：外国房地产公司快速地建好道路，把稻田变成西式的郊外。
社区缺乏地理上的清楚界限，使得作为社区焦点的关键机构变得十分重要。社区的凝聚力和身份通过战时和战后形成的、阿诺德所称的“典型的美式机构”表达出来。当美国游客哈里·弗兰克(Harry Franck)于1923年到达上海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美国市政中心”：它建在法租界贝当大街和南路易多佛路交界处，在那里有上海美国人学校和(美国)社区教堂，两处紧挨着，距离许多美国人的住所都很近。
美国社区的形成
上海美童公学、社区教堂和美国总会，这三个机构是上海美国人社区的主要建筑区。20世纪20年代初，这些区域拥有沪上美国人口的大部分。由传教士们控制的教堂吸纳了所有美国人，总会的功能是作为美国商人的活动中心。学校则是连接这两个美国人社区中的首要元素的桥梁。
上海美童公学是美国人口通过社会和政治整合以成为一个完全社区的基础。伴随战时的移民，美国儿童的比例急剧增加，从世纪之交的10%上升到1925年的近25%。到1918年，随着战时和战后移民潮而涌入的儿童，已经使得这所在1912年由传教士建立的小小的上海美国学校人满为患，老旧的建筑也已难以满足需要。在上海美国人盛行的爱国热忱和建立独立社区的愿望的驱使下，这一年轻社区的成年人愈发关注在数量日益增加的孩子当中灌输美国主义和保持美国生活方式。
社区的第二个机构是“社区教堂”。它原本叫做“美国唱诗社”(American Song Service)，成立于1917年4月美国对德宣战前两周，是民族主义勃兴的产物。由于英国俱乐部教堂(British Union Church)中对自己国家的批评不断让人感到不快，在上海的美国人组成了这一新的团体——起初，他们在会员的私宅内聚会。随着这个跨宗教派别宗教活动受欢迎程度和人数的增加，聚会先后搬到了汇中大厦、外滩上的老共济会大厅，哥伦比亚乡村总会(美国)的舞厅；最后，来到了上海美童公学的餐厅。他们在位于法租界中心的迷人的贝当路上购买了土地，它就在上海美童公学的街对面，对于这个城市中的大多说美国人来说，易于造访。
第三个社区机构是上海美国总会，它是在旅沪美国人中最出名的社交场所。历史上，社交俱乐部是美国社区发展的重要步骤。埃德温·坎宁安(Edwin S. Cunningham)总领事如此描述这个过程：当本土的美国人在边疆开拓时，他们在森林中开垦出一片空地开始一个新的定居点。他们首先建一所学校，然后造一个教堂。但仍有可能因各种情况，小镇迁至他处。但是当他们建一个俱乐部时，那就可以肯定，他们想在此安居下来。
建在福州路上的美国总会，1924年11月竣工。1925年3月的竣工仪式上，总领事坎宁安说起了美国人刚到上海做生意时的短暂性特点，赞赏不断增加的上海美国人社区的恒久特点。随着总会大楼的落成，坎宁安宣布，“美国社区已经清晰和完美，即使对那些最怀疑的人来说，美国社区打算在上海一直呆下去”。
孤岛、集中营、挥别上海
1937年，淞沪会战大炮的轰炸声以及空袭警报声所引起的恐怖穿透了这座国际都市的心脏。起先，大部分在上海的美国人并未预见到这场战争的可怕后果，还只是将其划归为无数次“东方人”之间打斗中的一次。很快，这种盲目乐观的情绪在“黑色星期天”(1937年8月14日)这天急转直下。这天中国轰炸机对市区的误炸，造成了上千平民的死亡。8月午后的这次致命性的轰炸预示着上海持续数十年混乱的开始，同时也标志了外国人在这座城市的统治开始走向终结。
危急时刻，沪上美国人热切地希望自己政府能够出面保护侨民，谴责日本的野蛮侵略行径，得到的回音却是“绥靖”中美国政府敦促其国民无必要立即离开上海的劝导令。在“黑色星期天”之后的一个月内共有1400名失落的美国人离开上海，接下来的一年里，上海的美国人口锐减，最终大约不到2000人坚持到了上海“孤岛”时期的终结。1941年12月7日清晨，太平洋战争拉开序幕。日本军队随即进入占领上海租界，正式宣布美国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侨民为敌性国侨民，并向美国等敌性国驻沪领事馆派兵，停止领事馆的一切业务，将领事馆人员收容集中管理，对敌性国企业则以“军管理”的名义接收清算。
1942年1月20日，日军宣布对上海英美等国侨民进行人口登记。其时，上海有美国人1369名。日本占领当局规定，从10月1日起，敌国侨民凡满13岁者均须佩戴红色臂章，臂章宽10厘米，上以一个英文字母代表国籍，美国为A。同时规定，凡佩戴这类臂章者，不得进入戏院、电影院、舞厅、夜总会、回力球场、跑马厅等公共娱乐场所。其中有反日、反战倾向的美国人受到了日本宪兵的非法拘禁，备受折磨。1943年初，其余大约有700名美国人则被关押在闸北、浦东以及海防路等地方的为寓沪外侨专设集中营中。
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上海各集中营被收容美国侨民经历了两年半的监禁生涯。原来衣食无忧的他们此时须得为继续生存去承担繁重的体力劳作：洗菜、做饭，手洗衣服，清倒垃圾以及清洁厕所，这过程中还必须忍受日本士兵拍打、威胁、恐吓。到了1945年春天，闸北集中营的囚犯一般每天只能得到一顿饭，而且，这顿唯一的饭菜也经常是不能食用的。艰辛、不确定性和过度拥挤使得同狱犯人充满恐惧，变得贪婪，不时发生冲突。炼狱生活中却也涌现了不少勇士。餐馆老板吉米·詹姆士(Jimmy James)在闸北集中营厨房诚实而不知疲倦地工作，直到病魔把他打垮。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和其他一些人为孩子和成人开办了学校。他们举办了各种展览，秘密举行独立日庆祝活动，以鼓舞人们的斗志。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有4000多名美国人返回上海，打算重建诸如总会、学校和社团机构等，意欲重温旧梦。但此时的上海已不再是1937年前的那个上海了，挥散不开的战争阴云、国民党政府的腐朽不堪，加之经济极度通货膨胀等问题，不断扰乱美国人社团的重建。尤其是在上海登陆的大批美军，他们不守法纪，肇事行凶，欺压凌辱中国人，盗窃仓储物资，走私贩私活动时有发生。“美兵打死臧大咬子事件”一出，美国在华声望跌入低谷，全国各地出现了大规模抗议美军暴行的游行。美国人在上海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1948年年底，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南进，美国领事馆建议本国公民立即撤出上海，除非他们“非得留下来”。只有少数一些认为自己能够与共产党打交道的美国人选择留在上海，其他的美国人则是选择了离开。自领事馆首次发布警告信息的8个星期之内，有超过1400名美国人离沪。4月20日，人民解放军炮轰英国护卫舰“紫云英”号之后，更多的美国人离开了上海。5月25日，当解放军到达上海时，总领事约翰·摩尔斯·卡伯特(John Moors Cabot)估计，在这座城市里，还有1200名美国人留守。
这天早晨，500多名中国苦力经过了多日密谋和串联突然发难。他们以猝不及防的群体暴动的形式，抢夺了种植园主和他的打手们的枪支、长矛和砍刀，一举杀死了种植园主以及他的三个穷凶极恶的朋友，并把四个人碎尸万段。
这段历史是从1849年开始的。那年春天，一些高鼻阔目的洋人带着他们的中国走狗来到了广东、福建的城市和乡村，用种种诱人的条件招募劳工去秘鲁干活。为了表示真诚，他们还带来了契约要劳工们签字画押。一些中国人在国内实在过不下去了，便在契约上糊里糊涂地按上了手印。当然，还有许多中国人信奉“父母在，不远游”的祖训，宁司饿死也不愿应募。对于这样的人，他们就采取了绑架的手段。
他们甚至还绑架了一位中国总督的儿子、那天，这位公子正和两个同学划着小船在海上游玩，恰被秘鲁人贩子发现，便把他们二个一起绑上了秘鲁前来接收劳工的货船。从此，这三个人就在人间蒸发了。
秘鲁人贩子把这些中国人或绑或骗到手之后，便把他们弄到澳门的一个叫做“巴腊坑”的状似仓库的建筑内看管起来，不准他们外出。反抗者，要被鞭打；试图逃跑者，则被处死。这时，这些中国人已经不叫劳工，而要叫作“猪仔”了。而那些秘鲁人贩子，则已收起了伪善的笑脸，变得凶神恶煞一般了。他们现在手巾紧握着的已经不再是什么契约，而是皮鞭、军刀、滑膛枪和左轮手枪了。
等到这些人贩子凑够了人数，他们就用烧红了的烙铁在“绪仔”们的耳后打上“c”形印记。然后，再驱赶他们走进停泊在“巴腊坑”外面的一艘货船的底舱，人挨人地排列在一起。随后，人贩子关闭舱门，货船便长鸣一声，开始了漫漫航程。
这个航程，要长达四个月。
四个月里，底舱内没有阳光，且通风不良，加之人满为患，饮水难得，饮食不足乃至变质……船舱内热臭难耐更甚于猪圈。于是，瘟疫流行，劳工们一个个死亡。据统计，死亡率至少为全船劳工的三分之一。有时，甚至达到百分之四十。
当然，也有许多劳工仅仅因为身体不适或试图反抗，便被抛进了大海。
对此，当时的秘鲁人和其他外国人都把这种苦力贸易叫作又一次“非洲奴隶贸易”。
中国读者读过描写当年非洲奴隶贸易的美国小说《根》，看过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知道当年非洲奴隶贸易是怎么回事，并为奴隶主的残忍而怒不可遏，对奴隶们的苦难深深同情。但是，许多中国读者不知，当年中国苦力们所受到的残忍虐待，丝毫也不下于非洲奴隶们所受到的虐待。甚至，毫不夸张地说，历史竟然会惊人地相似。
于是，劳工们的反抗和暴动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中国劳工的暴动，有上船前的逃跑，离岸后的跳水，和海上的搏杀，等等。据当时秘鲁一家报纸报道：“除非极少例外，没有哪一艘运载中国劳工的船只不发生一次或多次暴动的……”
1870年10月，秘鲁人贩子租用的法国货船“诺维尔·朋内罗普”号发生暴动。中国劳工们打开舱门，冲上甲板，杀死了狠毒的船长和他手下的八名水手，夺取了这艘罪恶之船，然后驾船返回中国。
回到中国后，部分劳工得以逃脱，但16名劳工却被中国地方官砍了头。
当然，毕竟还有一多半的中国劳工经历了四个月的海上苦难，到达了地球的那一边。据统计，从1849~g-开始苦力贸易到1874年结束苦力贸易，25年问，共有十万名中国苦力被卖到了秘鲁。而这些中国苦力到了秘鲁之后的生活，就只能用“暗无天日”来形容了。
首先，这些中国劳工在秘鲁上岸后，就会被人贩子或船主按照事先约定集体卖给某个资本家或种植园主。剩下来的则被“零售”。那时，熙熙攘攘的海港码头就更是显得热闹非常。看热闹的人们围站在中国劳工的身旁指手画脚，评头品足，就像是在观察一头头牲畜。而买主则在中国劳工中间走来走去，试试他们的身高，捏捏他们的肌肉，再拨弄他们转上两圈儿……然后再跟人贩子讨价还价。
离开码头后，这些劳工便被分别带往铁路、矿山、鸟粪场或种植园，开始进行地狱般的极其艰苦的劳动了。
而且，也就是从这时起，这些劳工便被剥夺了中国名字，被代之以编号和西班牙名字如卡利斯多·蒂西亚诺一类了。
关于鸟粪场的劳动，—位秘鲁人写道：“连希伯来人构想出来的地狱，也难以和鸟粪场将鸟粪装船时那种难以忍耐的酷热、可怕的腐臭，以及被迫在这里劳动的中国劳工所遭到的惩罚相比。”
而一位英国人更写道：“我可以证实，在这种悲惨的境况下，他们的命运是最不幸的。除了累死人的劳动(每个苦力每天要被迫挖掘5吨鸟粪)外，他们既没有足够的食物也没有起码的合乎卫生的饮用水……”
一位美国驻秘鲁领事馆领事报告道：“很多中国苦力衰弱得几乎站不起来了，但他们还要被迫跪着劳动。当他们的手掌被磨得异常疼痛的时候，他们就只好把手推车绑在自己的肩上……在这种情况下，生命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毫无意义，而死却是被他们所欢迎的。苦力们的这种想法和做法，使雇主们加强了岗哨，以防止苦力们自杀。”
至于种植园，中国苦力的待遇甚至不如黑人、印地安人、印欧混血人。他们每天早晨四点半钟天还未亮就被监工持枪押着下地劳动，晚上天黑了以后才能收工，夜里则被锁进“寮棚”不许出入。如果他们试图逃跑，种植园主就会命令黑人和士兵把他们捉回来，施以残酷的鞭打，然后再给他们戴上脚镣，并继续干活。这样，在种植园里很快就起了一块中国人的墓地，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坟头——当然，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伤痕累累并衣不蔽体地被埋葬的。
为此，忍无可忍的中国劳工开始了不间断的反抗甚至起义。
其中的一次起义发生在卡纳德种植园。这天早晨，500多名中国苦力经过了多日密谋和串联突然发难。他们以猝不及防的群体暴动的形式，抢夺了种植园主和他的打手们的枪支、长矛和砍刀，一举杀死了种植园主以及他的三个穷凶极恶的朋友，并把四个人碎尸万段。之后，他们夺得了50匹骏马，组成了一支骑兵队，开始向其他种植园进攻。随后，其他种植园里的中国苦力们也参加了起义，使起义劳工很快增加到了1200名。
这1200名起义劳工占领了几家种植园后，把自己武装起来，便开始进攻巴蒂维尔卡镇。之后，又转攻巴兰卡镇。他们杀死种植园主和他们的帮凶，解放苦难中的中国劳工。
不幸的是，起义被秘鲁警察和军队残酷地镇压下去了，600多名中国劳工被杀。但起义却也震动了秘鲁朝野及世界舆论，令他们对于中国人的性格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他们惊讶地发现：中国人的愤怒一旦暴发，他们就会一改平日里温顺的模样，而变得雄狮一般英勇无比了。
只是可惜，这十万名中国劳工毕竟是陆续地零散地生活于海外的。在那里，他们人生地不熟，又始终被严密监管得像奴隶一样，不幸的境遇到底是难以改变的。他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们在苦难中发出的呻吟和叫喊有谁能够听见?
以上史料内容，摘自美国人瓦特·斯图尔特所著《秘鲁华工史》一书。瓦特·斯图尔特先生是一位美国历史学教授，专攻拉丁美洲史。有趣的是，他在研究秘鲁史的过程中，却意外地发现了中国华工问题，并引起了极大兴趣。为此，他不惜花费了13年的时间，在美国和秘鲁的学界与官方的支持下，反复查阅档案资料，反复实地考查，甚至竟不厌其烦地翻遍了19世纪中叶秘鲁报刊上有关中国华工问题的全部记述与评论……这才写成了这部史学专著。
该书出版后，即被史学界公认为是一部“研究秘鲁华工史最权威的”著作，因为作者的写作态度和精神是“严谨的、勇敢的，有价值的”。同时，瓦特·斯图尔特先生也被评论家誉为“研究秘鲁华工史之先驱者”。秘鲁历史学家阿尔伯托·桑切斯则称颂此书之出版是“对秘鲁共和国及美洲历史值得纪念的贡献”。
奇怪的是，这部关乎中国人的书，在美国出版34年后，才被中国翻译出书，且印刷量很少。而且又过了21年至今，却仍然没有引起中国人的普遍关注。有鉴于此，本人以为有必要将此书之内容在这里作一介绍。
关于这一段历史之背景，瓦特-斯图尔特先生的叙述，准确、客观、公正，同时又对中国劳工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同情。他在详细地分析了秘鲁方面开展中国苦力贸易的原因之后，也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劳工之所以被卖被掠的根本原因。他指出，一方面秘鲁独立后经济急待发展，矿业开发、鸟粪采掘，以及棉花、甘蔗、胭脂红的种植等，都需要大量海外劳工。在他们引进德国劳工、西班牙劳工等等失败后，秘鲁资本家和种植园主就把目光瞄到了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而中国，当时积贫积弱，海禁废弛。这样，大量廉价的贫穷的愚昧的吃苦耐劳的没有政府保护的中国劳工，就成为了他们猎取的目标。
毫无疑问，十万中国劳工为秘鲁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虽然他们并不情愿。但是，随着中国劳工的愈演愈烈的暴动，秘鲁资本家和种植园主也感到了恐怖。加之华工们的苦难渐渐地为秘鲁朝野及世界所知，并受到抨击，以及到了这个时候，解放黑奴与农奴，谴责奴隶贸易，已经成了世界的潮流……这一切，都严重地冲击了苦力贸易。乃至秘鲁官方不得不开展对于这种苦力贸易的辩论，并不得不颁布了几项法令制止虐待华工。
所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华工终于干满了契约所规定的八年，获得了自由人的身份，使得他们有了把同胞们的苦难写出呈文，以寻求中国政府保护的可能。
中国劳工的第一份呈文，是由美国驻秘鲁公使霍维将军通过美国驻中国公使劳文洛斯，转交给中国清朝政府的。呈文可谓字字血，句句泪，令人难以卒读。但令人气愤的是，呈文被译成英文和西班牙文在世界报刊上发表后，连西方人都对中国华工充满了同情，腐败的清朝政府却无动于衷。理由是：“私自出洋的中国人为弃民，不值得加以保护。”
直至两年后，也就是1871年6月，中国劳工的第二份状纸以同样途径再次到达中国清朝政府手中时，清朝政府才不得不表示：“对磨难中的苦力表示同情，劝以容忍，并可成立一个上告团体向朝廷陈述受害情况。”
于是，一个七人上告团成立了。其中，就有上面提到的那位中国总督的儿子。这位公子自从被人贩子绑架上船卖到秘鲁，经过了15年的艰苦劳动，失去了一只脚，并且双耳全聋，才获得了自由。上告团幸运地得到了恭亲王的关注，写了一份长达三千页的状文。至此，中国苦力在秘鲁遭受非人虐待的情况，才正式传到了中国，并由各国媒体传遍了世界。
在此情况下，葡萄牙政府发表照会，要求秘鲁方面调查并惩罚人贩子发生在澳门的罪行。并于1873年12月27日宣布结束通过澳门进行的华工出口。
恰于此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玛耶西”号事件，秘鲁船长埃雷拉虐待中国劳工的残暴罪行曝光。一时间，秘鲁成了众矢之的，受到了全世界民众和官方的谴责。
于是，秘鲁政府终于认识到，继续这种野蛮的苦力贸易已经不再可能，只好改变策略，一方面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要求改善中国劳工生活状况；另一方面派出海军上校葛尔西耶为特命全权公使，来到中国要求谈判。
但此时，中国政府的态度却强硬了起来。总理事务大臣恭亲王愤怒地表示：如果秘鲁方面不把全部劳工遣返，并保证不再雇佣中国苦力，中国政府就不可能与之谈判。
葛氏不得不请求外同公使游说。至此，他才得以进抵天津，勉强得到了李鸿章的接见通过了几度近乎破裂的谈判，终于缔结了有关中国与秘鲁两国关系的天津条约，从条约文本上来看，双方都作了一些让步，一方面秘鲁政府保证维护中国劳工在秘鲁的权益，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承认雇佣华工合法。但实际上，这个条约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随着澳门总督的那个禁止出口华工的法令的执行，这个贸易已经停止了。前往秘鲁的最后一船华工是于1874年7月2日在秘鲁的卡亚俄港靠岸的。
条约缔结后，按照条约之规定，中国政府理应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秘鲁，去调查并保护那里的中国劳工，可惜这个代表团一直没有派出。而中国驻秘鲁公使则是拖到了1883年才到任。清朝政府对于海外华工的冷漠，终于导致了华工们对于清王朝的彻底绝望，按照条约规定，已在秘鲁的华工可以选择回国，但是，只有区区几十名华工，乘船回国，十万名华工基本上留在了秘鲁没有回来。
与此同时，经过了这样的一些变化，中国劳工们渐渐地解除了契约，而成为了自由民。这些华人自由民有了西班牙文名字(秘鲁原系西班牙殖民地，使用西班牙语)，并信奉了天主教。他们娶了当地黑人、印地安人、印欧混血人等等女人为妻，开始了落地生根。但他们身上中同人的勤劳、节俭的性格与习惯却是没有丝毫的改变。在秘鲁首都利马，华人自由民渐渐地有了一些积蓄，便用这钱开起了许多饭铺、杂货铺、洗衣店等等，也令自己渐渐地成为了能于的杂货商、裁缝匠、鞋匠、面包师、屠户和饭馆老板等等。乃至卡庞大街渐渐地成了著名的中华街。 此后，也有极少部分华人发了财，进入了秘鲁上层社会。
难能可贵的是，瓦特·斯网尔特先生还在这本书里，用了许多笔墨，论述了这些华人对于秘鲁经济、文化、社会的影响与贡献，赞扬了讲如勤劳、节俭、聪明、守纪、谦和、礼貌、热爱家庭等等为中同人所独有的品格。他甚至通过反复比较，得出了中国人比之其他人种更为优秀的结论。我读到这里，虽觉得略有过誉，比方说不以为是人种问题，而是文化问题，但还是不禁深深感动。
在该书的最后，瓦特·斯图尔特先生用总结性的语言写道：“那些早期东方移民的后裔，现在和秘鲁国民整体——不管是白种人、黑种人、红种人、黄种人或混血种人，已经没有区别了。” 就是说，他们已经成为秘鲁人的一部分了。
只是这段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
“墨西哥、美国、加拿大等国都曾经虐待过华人，现在这些国家向他们100多年前对华人不公平的行为表示反思和歉意，可以说这是一种迟来的公正。”华侨大学讲座教授、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庄国土接受本报采访时这样说。
纪念活动增多
据埃菲社2月1日报道，墨西哥托雷翁市的一座博物馆近日举办了一场展览，纪念1911年在该市遭到军队屠杀的303名华人。此次展览的展品主要包括一些照片、文档、视频、以及死难者名单等。这家博物馆此展览区的负责人琳达·阿塔奇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那时存在着反华法令，还有以减少华人的择业自由为目标的反华团体……这个问题是国家历史的一个污点。”
事实上，近来，海外多地举办了纪念活动，正视华人巨大的历史贡献，缅怀在排华中逝去的先人。
就在上月底，美国休斯敦五邑同乡会与深圳休斯敦姐妹城市协会在休斯敦图书馆共同举办了“美国华工历史图片展”，以缅怀和纪念华工。据报道，纪念华工建设美国横贯铁路150周年系列活动也即将举行。该纪念活动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推出大型纪录片《沉默的道钉》并举办大型展览活动，追忆华工修建铁路的艰难历史。
除了举办活动纪念华工所做的历史贡献，美国在2012年曾正式以立法的形式就1882年的《排华法案》向民众道歉，掀开了美国华人历史的新篇章。
加拿大也曾多次就历史错误向华人道歉。据报道，2014年5月15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议会就100多年前针对加拿大华人实施的一系列歧视性法律和政策正式向华人道歉。2006年，加拿大总理哈珀曾代表政府就过去向华人征收“人头税”一事正式道歉。
原因同中有异
“这些国家对华人的道歉，大背景是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以及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大。他们觉得向华人表示歉意，有助于赢得中国人的好感，也有助于赢得华侨华人的拥戴。现在，华侨华人在这些国家都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不同的种族和族群持一种公正的态度，有利于他们增强本国社会的凝聚力、减少族群之间的差异和分歧。这是大背景，也是共同的原因。”庄国土说。不过，美、加、墨等不同国家还有不尽相同的具体原因。
在加拿大，华人参政越来越多，在当地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仅安大略省就有3名华裔候选人当选议员，16名华裔成功竞逐市长、市议员等重要职务，创历史之最。加拿大在排华方面虽然不如美国严厉，但由于当地华人不断地呼吁和敦促，当地政府最早做出了道歉。
美国情况则不一样。早在二三十年前，美国的华人社团、华人公众人物就不断敦促美国对历史上的排华事件做出道歉和反思，但是，一直到这几年美国才正式对排华道歉。有分析认为，这和美国近些年愈演愈烈的种族冲突有着密切关系。近些年，白人警察和非裔青年的冲突多次引起社会民众抗议。庄国土就指出：“美国黑人、拉美裔族群都对种族歧视展开了比较强烈的抗议和对抗，美国希望其他的少数族裔不参与这种越来越厉害的种族冲突。所以，他们向历史上的排华行为做出道歉并肯定华人的贡献，也算是安抚华人。”
墨西哥的情况和美加又有所区别。专家指出，近来，因为高铁项目在墨西哥被无限制搁置，很多中国人，包括墨西哥当地的华人都颇有不满。墨西哥或许希望通过举办展览来表达对当年所作所为的歉意，同时也有助于减少华人对墨西哥的反感，缓和中墨关系。
歧视越来越少
各国对历史的勇敢正视，必将有助于加强各族裔的融合，减少种族歧视。如今，作为人类文明社会的一种进步，公开的、法律上的排华已经不复存在。墨西哥等国近来对历史排华事件的反思，或将促使更多人从人类最基本的公平和正义理念出发，善待各国移民及移民后代。
当然，专家也指出，作为移民或移民的后裔会不会被歧视，除了当地的社会环境、祖(籍)国的实力以外，还和移民的行为、本身的实力有很大的关系。在19世纪后期，大部分的华人移民目不识丁，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因此受到很多歧视。现在，海外华侨华人的社会地位已经变化很大，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受到的教育都不亚于当地社会。比如，有统计显示，32.65%的加拿大华人持有大学以上程度的学位证书，比加拿大总体水平高出14%。
“我们可以预见，今后尽管还会有华侨华人受到歧视，但是这样的现象会越来越少。”庄国土说。(张红 张莹)
很多美籍华人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来到了美国，他们经历过千辛万苦，才在美国扎根落脚。据美国《世界日报》12月10日报道，美国华盛顿最近出现了一座美籍华人博物馆，这也是华盛顿首座华人纪念馆。预计将于2019年底至2020年初正式开放。
华裔美国人博物馆基金会近期也进行了相关的启动项目，表示“华裔美国人博物馆(CAMDC)”将于2019至2020年正式开放，通过讲述华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突出华人为美国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以此促进了美国社会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华盛顿拥有很多博物馆和艺术资源。在国家广场两侧的史密森博物馆是当地最具特色的建筑。虽然有亚洲艺术文化的佛利尔/赛克勒美术馆，但华人一直都没有属于自己的博物馆。为华人建造博物馆一直是许多中国人的心愿。CAMDC项目在2017年初由菲利浦·丘和尼尔·陈，这两位来自中国香港的企业家和慈善家发起。“这是集时间，地点和人和的一件事情。”
CAMDC学术顾问委员会主席蓝采风已在美国工作了50多年。她退休之前是在华盛顿的一家大学里任教。但是CAMDC项目却打破了她平静的退休生活。她经常在香港和华盛顿之间往返。由于CAMDC项目，她开启了自己的第二职业生涯，并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工作人员一起为华人做一些事情。她说华人移民美国已经有200年历史了，但是华人始终都被认为是外国人。在她看来，华人的故事也是美国的故事，必须告诉所有人，华人拥有美国和中国双重文化。“我们希望通过建立博物馆，将所有人链接在一起，让其他美国人了解华人的故事，了解我们的移民史”。博物馆执行董事大卫·吴是一名菲律宾华侨的儿子。他的祖籍在厦门，他说自己的父亲携家人在上个世纪60年代来到美国，自己出生在美国，接受了中美文化的教育，他认同自己的双重身份。他说，美国有七家华人博物馆，在关注华人的历史和文化的同时，CAMDC也会讲述全美华裔的故事，但这不是为了与同类博物馆竞争，而是为了联系不同的文化载体。
负责博物馆选址珍妮·刘表示，想要在华盛顿找一栋合适的大楼很难，她经过多次走访，才选定这座位于16街与M街交汇处的大楼。这栋五层楼具有中西方杂糅的设计风格，能够很好的体现出美国华人的风格。同时，它距离白宫只有五个路口，属于城市的繁华地带。“我们想要充分利用华盛顿的政治作用。”目前，博物馆还在调整过程中，希望通过翻新和改造，来满足不同展览的需求。暂定的展览内容包括中国古代的书画艺术、美籍华人发展史和中美合作等历史图片。
伊朗“辛德勒”萨尔达里。
核心提示：近日，《在狮子的阴影下》一书中讲述二战期间，伊朗驻法国外交官阿卜杜勒·萨尔达里说服纳粹官员签发新护照拯救数千名伊朗犹太人，其中多数犹太人返回伊朗或者前往美国。萨尔达里曾与一名中国女孩相恋，后因女孩返回中国失去联系。
二战期间，伊朗驻法国外交官阿卜杜勒·萨尔达里利用职务之便，在纳粹统治下救出数千伊朗犹太人，新书《在狮子的阴影下》就讲述这名伊朗“辛德勒”的传奇故事。
本书作者伊朗作家法里博尔兹·穆赫塔里写到，萨尔达里1941年驻法国首都巴黎，任伊朗驻法国领事馆负责人。那时，德国纳粹占领巴黎。
当时，德国与伊朗有金额可观的贸易协议，德国人认为伊朗人属于雅利安人，是盟友。
萨尔达里利用这一点，给纳粹官员写了大量信件，详细讲述伊朗犹太人自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时期就生活在伊朗，另外，伊朗犹太人与欧洲犹太人没有血缘关系，纳粹应该给予伊朗犹太人与其他伊朗人一样的待遇。
一些纳粹官员最初对萨尔达里所说半信半疑，委派种族血统专家调查，但由于当时物力和财力紧缺，调查草草收场。纳粹官员最终同意萨尔达里的要求。
萨尔达里拯救伊朗犹太人的另一方法是给他们签发新护照，篡改内容，帮助他们逃脱纳粹抓捕。
虽然没有确切数字，专家估计萨尔达里拯救了数千名伊朗犹太人，其中多数人返回伊朗或者前往美国。《在狮子的阴影下》是这样描述的，战争初期，伊朗领事馆保险箱内有1000本护照，每本护照可供一人以上使用。专家推测，萨尔达里拯救了2000至3000人。
■ 人物
与中国女孩相恋
虽然拯救数千犹太人于水火，但萨尔达里人生道路却充满艰辛。他与一名中国姑娘相恋，爱人1948年回到中国，便失去联系。1952年，他应召回伊朗，面临战时侵占公物指控。这与他当时签发诸多护照有关。晚年，萨尔达里被剥夺退休金，财产充公，陷入贫困。1981年，在伦敦孤独离世。
美国犹太集团曾多次嘉奖其救犹太人善举，可他保持低调，称这是自己职责。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美国副总统拜登偕夫人吉儿‧拜登(Jill Biden)4日晚间在官邸海军天文台，热情宴请140多位亚太裔领袖，庆祝亚太裔传统月。
拜登盛赞移民对美国的贡献。他说亚太裔大部分是移民，移民是为着一个可能性、一个梦想来到美国。
拜登说，“移民是我们充满活力的原因。移民是我们如此强壮的原因。”而亚太裔移民是美国和亚太地区的桥梁。
拜登说，亚太地区将是未来世界活动和成长的所在，连他的孙女都努力学中文。美国亚太裔将致力将美国和亚太地区变得更好。
吉儿‧拜登作为大学教授，也称赞移民的创新，激励出新的动力。拜登夫妇并亲切地与来宾们合影。
4日与会的亚太裔领袖，包括新任的劳工部华裔副部长卢沛宁(Christopher P. Lu)、助理部长吴俞蓉(Portia Y. Wu)，联邦卫生与福利部(HHS)助理部长、韩裔的高京柱(Howard K. Koh)，南亚裔演员、前奥巴马白宫公共联络室副主任凯尔。潘(Kal Penn)，以及“白宫亚太裔计划”执行长印度裔的阿胡嘉(Kiran Ahuj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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