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是经常发生的，战争结束后战胜国对战败国施以割地、赔款、占领等苛刻的惩罚也不胜枚举。但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且在战争中蒙受重大损失的中国，却对战败国与战争的发动国——日本采取了迄无前例的宽大政策，中国以宽厚大度的姿态，不带歧视和报复,将近214万日本战俘与侨民遣返回国，对日本战后复兴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根据《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记载,日本投降后在中国境内的战俘与侨民多达214万。把数目如此庞大的日本战俘与侨民在短期内完全遣返回国，对于当时中国疲惫不堪的运输力量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为了推进遣返俘侨工作，中美双方于1945年10月25日至27日在上海召开第一次遣送日本俘侨的联席会议，会议制定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日侨遣送归国计划》。该计划规定，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侨民的遣送归归国由中国政府负责，同时还要尽量利用日方人员及少数美方人员予以协助负责中国政府与美国海军之间联络事宜。该计划还规定，除了炸药、军刀、照相机、望远镜、光学仪器、金条、银条、宝石、股票、艺术品等严禁携带外，日本官兵与侨民可以携带一件盥洗具、一件毛毯、三套冬季衣服、一件大衣、三双皮靴、三条短裤、三件衬衫、一件手提包、一件手提袋；对于携带的款项，军官可以携带500元（国民政府货币单位），士兵可以携带200元，一般侨民可以携带1000元。
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船只成为运输的主要工具。中国本土、台湾与日本之间由登陆艇运输，由美国第七舰队负责管制。最初拟定的港口只有上海、青岛和天津。在中国南部海域扫雷完成以后，再扩大至广州、海口、厦门、基隆、高雄和越南的海防等港口；日本方面接受入境的港口有佐世保、鹿儿岛、博多和吴市。中国政府不仅制定出庞大的遣送计划，而且在粮食供应上也有周密细致的安排。据估计，三个月内将为日本俘侨提供的粮食多达128.2万余大包，如果按当时每包8000元计算，共需款102.574亿元。
1946年1月5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召开第二次遣送日本俘侨联席会议。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中国战区所能接收到的船只；从中国内地遣送日本人到中国各港口的运送效率及困难；每天运输的数量；日本俘侨的集中等。15日，盟军总部在东京召开中国战区遣送日本俘侨会议。会议规定，中国战区的美军总司令部协助中国把中国东北、台湾、海南岛以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的日本俘侨遣返回国。措施包括美国总部安排各遣送港口的先后顺序，并担当指挥各有关来华船只遣送的任务；中国方面负责日本俘侨进出港的登记，有传染病者严禁上船等。为了不使瘟疫在遣送途中流行，1946年2月6日《中国战区遣送计划》进一步规定，日俘、日侨在上船前一律接种伤寒疫苗，遣送船也要消毒。总的来看，中国政府对日本战俘与侨民遣送的组织准备工作，是相当的充分而严密的，也是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的。
在经过准备与部署之后，中国战区遣返日本俘侨工作全面展开。按照部署，日本战俘与侨民先集中到中国大陆的塘沽、青岛、连云港、上海、厦门、汕头、广州、海口、三亚，台湾的基隆、高雄和越南北部的海防等12个港口，然后分乘美国第七舰队的舰船和日本的船只遣返日本。
中国战区等待遣返的日俘、日侨总数逾213万，如果把苏联接收的东北地区侨民加上，总数超过370万人。为了早日把这些日本俘侨遣送回国，中国政府紧急调用了国内80％以上的运输力量，日夜兼程地把日本俘侨由各分散地集中到主要港口。为了使伤病和失去行动能力的日本俘侨早日回国，中国政府专门组织了1.2万多副担架和2万余人的护送队伍，对伤病的日俘、日侨实行特殊护送。1945年11月17日，第一艘载有数千名侨民和数百名日本伤兵的遣送船由天津塘沽港开出，揭开了中国战区遣送日本俘侨的序幕。随后，青岛、上海、广州等地的遣送工作陆续展开。经过一年多的紧张运送，到1946年底，中国境内的近四百余万的日俘、日侨遣送完毕。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在《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中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抗战胜利伊始，举国满目疮痍，更是百废待举，对于遣返数百万日俘日侨无论陆运、水运、空运，以及其他补给行政支援等，都是极大的负担，可是我们仍然排除万难，迅速安全地把他们遣送回国。
中国对日本战俘与侨民的大遣返，成为东亚历史上的一道奇特风景。据日本方面估计，在当时海上交通均已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只靠日本的力量把数以百万计的海外侨民全部撤回，至少要用十年的时间。然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把所有的日本在华俘侨全部遣送回国，而且整个过程没有出现大的人为事故。这一点，不仅为当时国际舆论所称赞，就连“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总部”部长冈村宁次也承认，中国人是友好的，没有采取歧视与报复。
作为战败国的俘虏与侨民，可以携带衣服、被褥、粮食、现金回国，而且途中还受到医疗、饮食供应上的照顾，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当时担任日本海外撤侨对策特别委员会委员长及撤侨援护院参与的大久保传藏，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从南洋各地，当时由苏军占领的中国东北以及韩国遣返的军民，几乎全是赤裸裸的，光身一条，什么东西都没有带，相反，由中国大陆归来的，则不管是粮食、衣物，都带有足以暂时维持生活的行李回来。
中国对日本的俘侨政策是战后初期中国国民政府处理与日本关系的基本准则。自近代以来，日本对华侵略有增无减，先是甲午战争、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长城事变，一直到“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对华侵略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战后初期如果没有调整中日两大民族矛盾的基本原则，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总体来看，战后初期中日两国间的关系比较平稳，中国境内没有出现因日本军队的烧、杀、抢、掠而造成对日本战俘与侨民的复仇现象。中国人民对日本俘侨是宽大的，没有加害他们之意。
日本在二战中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如果换成1937年的美元计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日本侵略的战火，遍及中国22个省区，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然而中国却以德报怨。1907年海牙国际公约规定，交战国可以利用战俘劳动力，根据其能力进行生产恢复。作为战胜国，中国羁留日本战俘修复被其破坏了的道路、桥梁、工厂并不为过。中国政府的做法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感到意外。
中国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政策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说中国的对日政策奠定了日本战后复兴的基础并不为过。日本海外撤侨对策特别委员会委员长大久保传藏认为，它不但带给败战的日本一线光明，并且从深渊中拯救了破碎的日本，是使日本从虚脱与混乱中站起来的最大力量。纵观中国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的全过程，基本达到了“只认日本黩武军阀为敌，不以日本人民为敌”和“我们并不要报复”的目的。这对于化解战后两国的民族矛盾、解决两国间的诸多问题，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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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9日，苏军出兵中国东北，给盘踞在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以毁灭性打击，60万日本关东军官兵迅即缴械成为苏军的俘虏。然而，这些日本战俘并没有在中国东北地区就地接受改造，也没有被迅速被遣送返回日本，而是被苏军象战利品一样拘押运送到苏联的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等边远地区的劳改营里强制服苦役，直至1956年日苏两国政府恢复关系正常化的《日苏联合宣言》签定为止，历时整整11年，其中有62068人在苏联各个劳改营服苦役中死亡。
苏军利用仅仅一周左右的时间就摧毁了日本关东军，紧接着日本天皇宣布了投降诏书，由此使亿万中国人沉浸在欢庆抗战胜利的空前狂欢之中。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于抗战胜利的到来感到十分突然，几乎没有做好接受日军投降的任何准备工作，对于接受日本投降的各项事宜，也只能完全听命于美苏等同盟国的指令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战俘遣返等问题，也就成为了苏军大权独揽自己一家说了算的事情了。
60万日本关东军战俘之所以被苏军象战利品一样，被拘押运送到苏联的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等边远地区的劳改营里强制服苦役，主要原因是二战结束后的苏联劳动力严重短缺。俄罗斯观察家日尔诺夫所指出：“日本战俘对于苏联来说非常重要。要知道，战争已经使苏联的人力资源损失殆尽。苏联国内许多人在战争中牺牲，因此战后在国民经济的一些领域和部门实际上很难找到人来工作……不过，尽管经济上的巨大好处促使苏联想继续使用日本战俘”，“而且使用战俘只须提供最低水平的食宿生活条件，无需苏联政府太多的投入，就能迅速启动被战争摧毁的工业、能源、交通等国民经济重要部门………”这大概就是当时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拘押运送日本战俘到苏联的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等边远地区强制服苦役的最直接原因。
那么，日本战俘到苏联之后又究竟从事哪些劳动呢？据俄罗斯《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刊登的俄罗斯学者В.Н.卡拉曼和Ю.П.休科夫斯卡娅的文章《滨海边疆区境内的日本战俘》称：“将日本战俘安置到远东地区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他们在劳动消耗最大、体力劳动最繁重的国民经济领域和部门——比如有色金属、煤炭、采矿、林业、渔业部门从事劳动，而这些部门人力资源严重匮乏。但是，由于滨海地区大多数重要企业接受日本战俘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好，所以根据联共（布）滨海边疆区委的专门决议，战俘们也被分派到当地的工业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交通运输部门以及建筑部门去劳动”。
据1945年9月4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区局副局长季姆琴科中校、战俘事务处处长凯达洛夫中校联合署名的《关于滨海边疆区接受日本战俘准备工作的情况材料》披露的滨海边疆区日本战俘的分配情况：“确定将日本战俘分别安置到如下单位：滨海煤炭联合企业，25000人；森林工业人民委员部下属的木材采运企业，18000人；建筑工业人民委员部下属企业，12000人；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下属企业，5000人；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工程部下属企业，8000人；有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下属企业，2000人。”尽管这份文件只是讲述了苏联的一个行政区——滨海边疆区分配、安置日军战俘的情况，但是从这份文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日本战俘在苏联劳改时的主要工作场所是：矿井、矿场、木材采伐加工厂、工程建筑工地、石油加工厂、石油工业企业建设托拉斯、铁路和公路等。 “战俘被用来干重体力活——下矿井、伐木、搞建筑、铺公路。莫斯科大概是将这种劳动当作是对战争期间所遭受的损失的一种补偿……”
从1945年开始，大量的日本战俘被安排到苏联的煤炭工业领域工作，从事开采煤炭，修建和重建矿井，还被安排兴建新的重工业企业——符拉迪沃斯托克拖拉机制造厂、车里雅宾斯克和外高加索冶金联合企业、阿穆尔钢铁联合企业……并参与修建了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参加了改造和重建苏联各地区公路的工作，参与兴建了一批水电站，其中包括明盖恰乌尔水电站、塞凡湖水电站、扎乌吉卡乌斯水电站、法尔哈德斯水电站、索契水电站、库拉科夫水电站。在这些重点工程建设中，日本战俘所占劳动力总数的40%以上，最多的高达90%……”
此外，日本战俘还被安排到一些极其特殊的工作场所工作，2005年俄罗斯学者阿纳托利·斯米尔诺夫在《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原子弹幽灵》一文中披露了日本战俘在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掌控的与制造原子弹相关的工程里劳动的一些情况：“日本战俘们在车里雅宾斯克州建筑地下工厂，也就是所谓的车里雅宾斯克-40工程，这个工程是用来制造原子弹的……作为特殊定额人员，战俘们无权随便越出工程工地一步，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严密地监视着他们……”
“日本战俘进入各自的战俘营和劳改所之后，要立刻动手做一件事情，即给自己修建住处，因为苏联方面接受日本战俘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糟糕，许多厂矿企业几乎没有做好接受战俘的准备工作，日本战俘抵达苏联之后等于到了荒野之地，完全需要由战俘自己动手去修建包括住宅区、厨房、住所在内的一切必要设施。”
许多日本战俘在苏联劳改营服苦役期间，工作勤奋、认真、组织纪律性较强，干活非常卖力，从不偷懒。“日本战俘的工作效率要比苏联工人和苏联囚犯好得多，因此在很长时间里苏联都不太愿意释放这些日本战俘回国” 等等。也许正是这样的因素，被苏军押运到苏联境内服苦役的日本关东军战俘才迟迟得不到遣返释放，被当作劳动力被无偿地使用。
日本和俄罗斯是世界上两个重要国家，多年以来两国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系列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制约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从苏联继承了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就包含了日本战俘问题。本文以近年来俄罗斯解密档案材料以及从苏联劳改营生还的当年日本战俘的见证和回忆及其他相关文献为根据，解读日本战俘为战后苏联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
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集结在苏联远东边境一带的苏联红军外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一方面军、远东第二方面军 150多万军队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盘踞在中国东北等地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突然袭击。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表明：在整个远东对日战役中，苏联红军击毙日军共计8万多人，俘虏日军约60万人。
苏联方面没有做好接收日本战俘的准备
被拘押在中国东北临时战俘营里的日本战俘被分期分批地押送到苏联境内。日军战俘总数为60万人左右，其中大部分战俘被安置到苏联的远东和东西伯利亚，由于铁路和公路交通运输工具匮乏，除特别重要的战犯和一部分战俘是乘火车前往苏联的之外，不少战俘是徒步离开中国东北临时日军战俘营。还有一些战俘被安置到哈萨克地区以及顿河流域的坦波夫州等地。
负责接受并管理日军战俘的苏联机构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该局最初是为了管理被俘的波兰官兵而于1939年9月19日成立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下设战俘营管理局，战俘营管理局下设各劳改所，每个劳改所主要管理人员有所长1名，劳动主任1名，政治部主任1名，军医官1名。这些机构负责战俘的生活起居、劳动培训、劳动分配以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等工作。
进入各劳改所之后，劳改所所长命令对战俘们实行为期3周的检疫隔离，按照战俘们各自的房号有序地去浴室洗澡，浴室就在院子里。洗澡之前，战俘们必须将头发、腋毛等毛发全部剃光，将衣服脱下捆好放入干燥炉里消毒杀菌。在战俘们度过了检疫隔离期之后，就开始做劳动准备了。战俘们必须做的另一件事情是接受苏方人员的讯问，看其有无反苏反共的劣迹，一旦发现有战俘从事过反苏反共的活动，这些战俘就立刻被转到专门的战俘惩罚收容所接受惩罚。
笔者有幸在俄罗斯学术杂志《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找到了一份1945年9月4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区局副局长季姆琴科中校、战俘事务处处长凯达洛夫中校联合署名的《关于滨海边疆区接受日本战俘准备工作的情况材料》，这份文件为我们披露了当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检查了苏联滨海边疆区的准备工作之后得出的结论：“通过检查，我们确认：上述厂矿企业接受战俘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糟糕，而很多单位甚至都没有着手去准备。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把准备工作看得过于简单，总认为可以将战俘放到荒野之地，由他们自己动手去修建包括住所、厨房、厕所在内的一切必要设施。”
第一个冬季夺走了大批日本战俘的生命
没有住处，日本战俘只得被迫在窝棚、帐篷和不适合居住的简易房里过冬。到了1946年1月天气非常寒冷的时候，日本战俘的住房情况仍然没有改观，这一点可以从一份解密档案文件《1946年1月17日第15号战俘营管理局局长布尔特少校致联共（布）红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利亚基舍夫同志的信》中得到证实：“第15号战俘营管理局所属的各个战俘劳改所对冬季仍然是准备不足。党和政府要求战俘劳改营的领导人必须完成一个主要的任务：保持在1945年冬季至1946年开春这个时期战俘人员定额不减员。但是，在现有的战俘生活条件下，在各个厂矿企业及其领导人对这件事漠不关心的态度下，我们无法完成这些指示……尽管战俘劳改营不止一次地向滨海木材采运企业提出过要求和警告，但是，除了极少数例外，住房情况仍然一如既往不符合要求。”当年的日军战俘、后来被从苏联劳改营遣返回国的清水芳夫在多年之后回忆了当时的住处情况：“我们被装上了‘闷罐’火车，从西伯利亚出发，最后被遣送到设在拉达的第118战俘所，就在莫斯科东南400公里的坦波夫城附近。那时已经是昭和21年1月（即1946年1月——笔者注）。在那里，我们住的是半地下式的窝棚，一直住到那一年的8月，这些窝棚是几年以前建造的，窝棚里的柱子是整根原木，已经被手垢弄得黑亮黑亮的。”
日本战俘们被迫住在窝棚和临时搭建的简易房里过冬，而这样的住房显然难以抵御严寒的侵袭。苏联劳改营当局给日本战俘发放了棉袄和毡疙瘩，一直穿到第二年春天，由于冬季多暴风雪，所以棉袄很容易湿透，而毡疙瘩沾上雪也容易湿透，又没有备用的冬衣可以替换着穿，所以需要每天晚上送到干燥室烘干。从事伐木劳动的日本战俘的日子要稍好一些，因为他们在收工的时候每人可以扛一根粗大的白桦劈柴回去烧炉子取暖。在工地上一般都吃不上热饭，喝不上热水。为了防止有人困乏睡着了被冻死，战俘们彼此之间时常会互相招呼几声。由于刚刚踏上苏联的土地，还远不适应苏联的严寒气候，大批日本战俘在第一个严寒的冬季就失去了生命。
那么，在第一个冬季，究竟有多少日本战俘死掉了呢？根据官方统计的数据，总共有55000名日本战俘死掉了。加川治良退休前是一名公司职员，当年被关押在西伯利亚茨塔沃战俘所，多年之后他回忆了当年在西伯利亚茨塔沃战俘所掩埋因疾病和饥寒而死掉的日本战俘的情形：“西伯利亚茨塔沃战俘所，据说关押了将近1500人。一个冬天过去，据说就有500多人死于疾病和饥寒，因此，凡是在西伯利亚呆过的人，都习惯用‘地狱’一词来形容这里的营地……因为死亡人数太多，那位担任所长的苏联军官被追究责任，也给送进了劳改营。他的后任是一名文官，营地的状况渐渐有了好转。”
报告说，移民在异国工作后，经常汇钱返乡接济亲人。在所有得到汇款的国家中，印度从本国侨民获得的返乡汇款最多，一年达到710亿元，中国有602亿元，菲律宾有261亿元。
这份研究报告显示，到高收入国家的国际移民愈来愈多，前往美国的移民更远超过其他国家，占所有国际移民的五分之一，返乡汇款也最多，去年达到1233亿元。
现在的国际移民约有七成住在人均所得12616元以上的较高所得国家，总数大约1亿6000万人。研究报告强烈显示经济情况对移民流动扮演重要角色，尤其北美和欧洲等地的高收入国家，对印度和墨西哥等地的移民吸引力愈来愈大，因为他们主要是想追求经济机会。
美国和俄国是国际移民较多的国家，1990年排名第六的德国也上升到第三名。1990年美国有2300万移民，现已增加到4500万人。排名第二的俄国，1990和2013年移民总数维持大约1100万人。
核心提示：作为“二战”中欧洲战场上的外来户，美军不可能长期背负着管理众多德国战俘的责任。“莱茵大营”注定是一种过渡性的战俘中转站，美国人最终还要通过释放战俘、向欧洲其它国家移交战俘这两种方式来处理大多数俘虏。基于这样的认识，战俘都以为在草地上凑合几天就会另有去处，很少有人会想到这种象对待牲畜一样的关押会长达4个月之久。4个月无遮无盖的日晒雨淋，没有足够的食品和饮水，不提供卫生和医疗措施……这种做法很难不让人怀疑美军是否在用一种变相的“死亡营”方式来消耗这些“被缴械的敌人”。
很多亲历者后来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过“莱茵大营”中人员的死亡。
战俘施畔纳在1995年出版《眼泪、死亡和无尽痛苦》一书中回忆道，瘦成骷髅般的他有时在夜晚看着天空想象着自己何时也在一天的早上和其他死去的战友一起被人抬走，然后被放进营地外路边的尸坑。
来自布德利希战俘营的老兵耶格说，每天晚上死在地洞里的大约有200多人，这些地洞后来都被美国人的推土机推平了。
战俘格利斯海默在个人回忆录《美国战俘营的地狱》中写道：死人被铲车推进战俘营外面的尸坑里，分5层摞成一长排，盖上了土之后就完事了。
战俘韦尔纳在1998年出版的《布瑞曾海姆战俘营》一书中说，住在布瑞曾海姆战俘营附近的居民证实，在1945年4月到7月的4个月时间里，他们每天早上都能看到120－180具的尸体被运走。韦尔纳据此估算，在他呆过的这座容纳了13万战俘的大营里约有1.5万人死亡。死亡率为11.5%。如果加上在阴雨天气被坍塌地洞活埋的死者，死亡率应在15％。鉴于其它“莱茵大营”的状况也不可能比布瑞曾海姆战俘营的待遇更好，韦尔纳给出了一个恐怖的算式：500万人乘以15％，等于75万战俘在“莱茵大营”里死亡。
1989年，加拿大记者巴克切发表了一本叫作《有计划的死亡》的书，在“二战”历史研究领域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巴切克在多年查阅各国档案、文献和采访当事人之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在美国人手上死去的，以及后来移交给法国后死去的德国战俘的总数为80万到100万人。其中应由美国人负责的死亡人数约为75万。这个数字和原战俘韦尔纳的结论不谋而合。巴克切认为，掌握真实数据的是美国，但记录此类信息的文件或者已被毁掉，或者已被修改，或者至今还处在严格保密的状态。
战俘营里简易帐篷，和难民营完全一样（来源：资料图）
“莱茵大营”之谜
希特勒的种族观在地理上带有明显的“西贵东贱”的特征，这就导致了纳粹德国在东、西两线战场上对战俘的不同待遇。对于在东线俘虏的敌人，纳粹几乎是为所欲为，而对在西线俘虏的敌人则基本上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要求行事。
在“二战”时的欧洲西线战场上虽然也发生过敌对双方互杀俘虏的个别事件，但总体上说双方在对待战俘的做法上都还算守规，因此，德国兵在必须缴枪投降的时侯，无不希望成为西线对手的战俘，因为他们自认为有权利要求西方的对手给予他们“日内瓦待遇”。
所谓“日内瓦待遇”，是在一些军事大国的主持下，由世界众多国家共同约定的一些战争时的游戏规则。在“二战”期间适用的“日内瓦待遇”是从1929年7月27日开始生效的两个国际公约规定的，其中的第一公约是《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病员待遇的公约》，第二公约是《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第二公约的实质在于要求签约国以本国军人的相关标准善待被本国关押的敌国战俘，对这一点人们可以从公约中的以下规定中明确感知：
第10条……至于宿舍的总面积、最小限度的空间、起居设备和材料，其条件应与收押国安置自己部队的条件相同。
第11条……战俘的口粮在数量和质量上应与收押国自己的部队相同。……
第12条服装、内衣和鞋袜应由收押国供给战俘。上述衣物的经常更换应获得保证……
第13条各交战国应负责采取一切卫生措施以保证战俘营的清洁、卫生及防止传染病。……
在对公约的遵守上，德国兵有理由相信美国人做得最好，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美国是时尚文明的代表者，是国际间缔结日内瓦公约的主要倡导者和执行的主要推动方，又是最具有善待战俘的物质实力，更况且美国人对德国并无深厚的历史积怨，不象英国和法国那样上百年来恨德国人恨得咬牙切齿。这也就难怪“降美不降苏”成了面临失败时的德国兵的普遍心态。
我在柏林工大的博士导师克拉茨教授就曾是被美军收押的战俘。但是，他为我展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
教授说，美军从阿登战役后开始大举深入德国本土，从那时起，他们对德军俘虏的管理就出现了变化。在那之前，很多德军的战俘被送到美国接受民主和自由的“洗脑”。但是后来德国的大势已去，美国人不再需要借“优待俘虏”的做法来瓦解德军的战斗力，特别是在德国投降前的一个月左右时间，面对人海一般的德军俘虏，国际公约象用过的抹布一样地被抛在了一旁。如果说美国人还有什么地方没有逾越日内瓦第二公约，那就是他们好歹还没有对这群战俘大开杀戒。
1945年4月，德国空军第8信息学校的学生连奉命阻击逼进哈勒的美军装甲部队。小兵克拉茨参加了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斗，结果他“幸运”地成为了美军的俘虏。之所以幸运，是因为他没有在德国即将投降之时倒在战场上，而且他缴枪的对象是美国人。但是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素来以讲究人道主义著称的美国人会为德国俘虏准备了一所在战争史上闻所未闻的“莱茵大营”。
他说：“4月到6月，是我战俘生活中最难过的一段时间。美军在向德国本土纵深推进过程中不断看到纳粹集中营里的罪行，他们为之震撼，也更加憎恨他们的敌手。这种憎恶在战争结束后就很自然地延伸到德国战俘身上。我们的战俘营（就是所谓的‘莱茵大营’）就设在露天野地里，沿着莱茵河以1万个战俘为一个方阵，一个方阵挨一个方阵地排开。方阵之间用铁丝网隔离。因为战争后期德国的老兵已经所剩不多，我们这个方阵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学的或刚毕业的高中生，年龄在17岁到19岁之间。我们没有帐篷，没有被褥，更没有雨具，就这样在野地里拥挤着熬时间。我们白天挨晒，晚上受冻，下雨时最苦，所有的人都被浇得透湿，在那里蜷缩成一团盼望着雨停下来，然后用体温把衣服烘干。
“因为食品紧缺，美国人采取了一种很特别的给战俘开饭的形式。他们派出一批士兵面对面地站成两排，中间留一个通道。每个士兵面前摆放着一张堆放着某一种食品的桌子。食品有奶酪、巧克力、肉干和面包，但没有任何水果和蔬菜。开饭时他们命令战俘们以方阵为单位一批批轮流跑步过来取食品。速度要求很快，两旁的美国兵还不停地大吼‘quickly，quickly！（快，快！）’我们不许带容器，又没有时间挑选，只能一边奔跑一边迅速用双手去抓能够得着的一切东西，能抓多少算多少，反正最多也就是把双手占满。这种开饭的方法一是让人吃不饱，再有就是吃不好，有时赶巧连续几次抓回的都是巧克力或奶酪。因为长期没有蔬菜和水果吃，战俘们普遍大便干燥，经常互相帮着往外抠大便。我受不了这份罪，就尽量少吃或干脆不吃东西，所以身体变得特别虚弱。
“饮用水受到严格限制，大小便和垃圾也没有专门的地方和处理措施，环境一天天变得恶劣和肮脏起来，为此美国兵必须采取大面积消毒措施来防止瘟疫的发生。美国人还禁止我们对外通信，我的父母在战后半年多时间里一直不知道我的死活。所以，我完全可以想象美国人今天会怎样对待那些塔利班战俘和伊拉克战俘的。直到1945年末的圣诞节，我们第一次被允许往外寄明信片。”
“德国军人在战争结束时的去处基本上都是战俘营。按战俘待遇优劣来比较，战胜国的排列是：英、美、法、苏。英国人给予战俘的待遇最符合国际法规定，苏联人对战俘的虐待最甚，因为他们对德国人的仇恨最深。但苏联人是性情中人，他们酒后会发疯，清醒时却是有同情心的。”
“1945年7月，我们被转移到法国，仍由美国人看押。进法国后常有老百姓向我们的队伍吐唾沫扔石头。一件小事给我留下至今还很深刻的印象：在行进中，路边有个在母亲怀中的法国孩子向我招手，我刚刚要抬手和他打招呼，就见那个母亲一把按下了孩子高举的小手，接着就把一个耳光打在孩子的脸上。法国人对德国的仇结已拉得太紧了。我入伍前曾见过大批被俘苏军。德国老百姓见到他们的惨状很不忍心，很多人把脸转过去。没有一个人向这些人扔石头或做出其他举动。这是民族性格的差别。‘二战’时，德国人会在军队的整合下充满攻击性，却不会以平民身份去攻击和羞辱失去抵抗能力的弱势群体。
“我们被转移到法国诺曼底地区的正规战俘营，终于有了帐篷住，但还是没有被褥，只能拿废纸壳箱铺地当褥子用，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终于得到了被子。在那里我们开始接受民主教育。老师是那些到美国接受过洗脑的德国老战俘，每天喋喋不休地讲美国的生活和民主。我们听讲只能集中精力于前一半时间，后一半时间就在盼吃饭，因为肚子太饿了。我们每天最大的期盼就是中午的到来，因为午餐有一顿热汤喝，而晚饭我们只能得到一片面包。夜里饿得睡不着时，我们这一群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就凑到一起精神会餐，谈怎么做糕点，放多少油、多少蛋、多少奶，很多人还用笔把别人的绝活记录下来。聊着聊着，口水就淌出来了。有的人饿急了，就去垃圾桶里翻美国兵吃剩的香肠和奶酪。
“看守我们的美国兵很不相同。犹太人士兵态度最凶，而黑人士兵对我们学生兵通常都不错。他们是我最早接触的黑人。
“我们的帐篷出口处有一个新闻布告板，每天在上面写些世界上新发生的事。这块小黑板对我的影响很大，从那里我知道了纳粹杀害了很多犹太人，知道了以色列国的成立，知道了柏林正由美、苏、英、法4国军队共管。来自柏林的战俘就到处询问这4大管理区是如何划分的，以便知道自己家被分在哪个国家的管区。战俘营的广播喇叭每天都一成不变地播放着同样的几首美国歌曲，我觉得自己听得都快疯了。
“在战争中，德国实行政治封锁和新闻管制，人们不了解政治，也不敢谈政治。在战俘营中我终于知道了第三帝国的种族屠杀罪恶，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这几乎令人难以相信。屠杀平民的行动和战争毫无关系，那么犹太人到底怎么得罪我们了？
“开始遣返战俘了。先释放的是有职业履历和特长的人，因为战后德国恢复生活和建设需要这些人。战前的面包师、工匠、渔夫、裁缝、司机、会英语的，一个个都回家了。我们学生最倒霉，什么也不会，只能看着别人回家。12月我被转移到法国凡尔登，被分配到厨房做饭，开始能吃饱肚子了。5月28日，我获得了全部释放返乡的文件。这些文件包括：释放证及体检证、身份卡、职业推荐信和原士兵证。只有这些材料齐全，被释放者才能在回乡后重新注册户口，领取生活品供应卡并寻找职业出路。”
说到这里，教授展示出一张纸，那是美军的警务监禁局的推荐信，是用打字机以英、德两种语言写成的，内容是：
被俘士兵海尔穆特·克拉茨，战俘号：31G3131232，从1945年12月至1946年5月属我局管辖。在此期间，他作为厨师的工作表现使我们极为满意。他一贯令人信任，诚实可靠并且能干。在此我们特向有关部门推荐克拉茨，并请求对他重返平民职业领域的活动给予所有可能的支持。
带着这张推荐信，教授在1946年6月终于返回到柏林的家，从此开始了他的新的生活。
教授的这段回忆，使我对“二战”时的美、英、法、苏四大战胜国给予德军战俘的待遇状况产生了兴趣。经过大量查询和后续的访谈，我发现教授所排列出来的待遇水平顺序（即英国较好，美国较差，法国差，苏联极差）并不十分准确。在战俘待遇的优劣比较上，英国最好，苏联最差确是不争的事实，问题就在于美国和法国这两家谁应该排在老三。教授没有在法国人的战俘营里呆过，很容易根据德、法之间的传统敌对关系来判定法国人对德军战俘的态度，认为一定会比美国人更狠。但根据史料和很多当事人的回忆，法国军方虽然做过一些报复式的，情节严重的虐俘行为，但其规模和程度上都难以和美军的“莱茵大营”（即教授住过的美军露天战俘营）相提并论。
在1945年2月上旬，落在美军手中的德军战俘的总数大约为30万人。对于德军当时的剩余兵力，美国人心里是有数的。此刻德军的所有兵力加在一起大约还有700万之众，尽管战斗力已大不如前，但只要希特勒拒绝投降，盟军方面要想吃光这支顽强的军队无疑是需要时日和付出的。为此，美、英两国共同拟定了一套对德军俘虏的处理方案，准备把俘获的德军士兵逐批运送到已被解放的法国北部地区拘押。但是，接下来的战争进程发展之快大大超过了盟军的计划。在3月份的莱茵河西岸战役中，大批东撤的德军因无法跨越莱茵河（河上的桥梁大多被毁）而被美军俘获，加上在鲁尔包围圈里被俘的德军B集团军的32万人，总计57.5万的德军士兵成了美军的战俘。面对如此多的战俘，原定的安置计划在组织工作上遇到了瓶颈。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一声令下：建立露天大营，就地安置战俘，于是世界战争史上著名的“莱茵大营”诞生了。
1945年4月，原本要把盟军赶出德国本土的德军B集团军的21个师约43万人在鲁尔地区陷入盟军的大包围圈。4月21日，德国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签署了B集团军就地解散的命令后自杀，32万德军士兵就此成为了盟军的俘虏。这些俘虏被安置在莱茵河畔的临时露天战俘营，“莱茵大营”由此诞生。4月25日，在雷马根的“莱茵大营”的岗哨位置上一眼望去，密集的战俘人群浩如烟海。
“莱茵大营”的英文名称为“RhineMeadowCamps”，德文为“Rheinwiesenlager”。直译为中文就是“莱茵草地营”。这个名字听上去颇为优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在风景如画的莱茵河畔的广阔草滩上的野营渡假。但实际上“莱茵大营”是在莱茵河西岸地区的平坦空地上，用铁丝网分隔开来的一系列巨大的露天战俘营。设置这样的战俘营的第一考虑是用莱茵河阻断战俘向东逃往德国腹地的去路。其次是充分利用莱茵河流域的宽阔平原，用最省力的方式容纳最多的战俘。后来的战争局势证明，就地安置战俘的策略是正确的，因为随后的德军被俘人员的数字呈爆炸式增长，把这些战俘及时疏散到法国去已变得很不现实。（待续）
本文摘自《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军老兵寻访录》，作者：朱维毅，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规模巨大的战俘营刚刚建成，马上就会被疲惫的战俘们填满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后，在曾经号称“不可战胜”的德军中开始显现树倒猢狲散的效应。5月2日，首都柏林的守军全部投降；5月4日，德军的海军上将弗利德堡代表在西北地区和英军作战的德军签署了投降书；5月7日，德军的约德尔大将在西方盟军代表面前签署了德军的全面投降书；5月8日深夜，不甘落后的苏军在柏林又组织了一次德国投降的仪式，由德方的凯特尔元帅、弗利德堡上将和施图姆夫大将分别代表德国的陆、海、空三军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在希特勒自杀后的一周时间内，德国的武装力量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逐一垮塌，从5月9日开始，400多万德国军人沦为战俘。
欧洲战争的迅速终结使胜利者感到有些猝不及防。敌手消失之后，盟军方面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消化那人海一般的战俘群。昔日的对手已经失去了一切话语权，对日内瓦公约的遵守水平考验着每一个胜利者的国际道义。在这方面，美国人交出的答卷非常另类。
1945年5月4日，艾森豪威尔在没有和英军取得共识的情况下单方面向美军下令：把在德国境内收押的德国军人当作“被缴械的敌军”（DisarmedEnemyForces）而不是“战争俘虏”（PrisonerofWar）对待。此命令于8月22日又扩展到在奥地利向美军缴械的德军。就这样，投降的德军俘虏被美国人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在德国和奥地利以外被俘的德国军人，他们可以享受日内瓦第二公约规定的战俘待遇。另一类是被解除了武装的敌人，对于敌人，美军当然不必承诺给予“日内瓦待遇”，也完全可以禁止国际红十字会向这些人提供生活物资，同时有权向国际红十字会封闭有关这些人所获待遇的一切信息。
一个匪夷所思的逻辑被美国人创造出来了：对于一支已经无条件投降的军队，其士兵在受到关押的情况下仍然是敌人，而不是战俘。
“莱茵大营”前后建立了37处，在德国投降后被整合成17所大营。这些大营沿德国境内的莱茵河而建，南起布尔-伊格海姆，北至布德利希，其间的河段总长约350公里。其中有两所大营建在了莱茵河东侧。除了这17座大营以外，在莱茵河的支流内卡河畔也建了一座海尔布隆大营。这18座庞大的露天战俘营差不多容纳了全部落入美军之手的德国人，他们包括：德军B集团军在鲁尔包围圈和藻厄兰地区的被俘者、在美军第九军东进易北河过程中的德军被俘者（他们多数正在执行阻止苏军西进的任务，当美军逼近时，他们及时地选择向从身后逼上来的美国人缴了枪）、在下萨克森、威斯特法伦、哈勒山区和美军交战时的德军被俘者（我的博士导师就在此列）；在德国宣告投降后成建制地向美军缴械的德军士兵。此外，被俘的还有一大批没有军人身份的人员，其中包括民兵性质的“人民冲锋队”队员、自发抗击过美军的平民、政府的文职人员、纳粹党徒、国防军女助手、医院工作人员等，林林总总，被关进“莱茵大营”的人数高达500余万。按照二战前夕的8000万德国人口计算，6％的德国人都被集中到了“莱茵大营”，其绝大多数都是对德国今后命运至关重要的青壮年男子。
归心似箭的德国战俘蜂拥登上回家的卡车
这些在艾森豪威尔眼中仍然是“敌人”的战俘，事实上已完全丧失了与美军为敌的资格，他们象任人宰割的动物一样被美军用卡车从各个受降地点拉到了莱茵河畔，然后象倾倒垃圾一般被“倒”进了一座座“莱茵大营”。每个大营里都有很多用铁丝网划分开的巨大方阵，划分方阵的主要依据是俘虏的身份。孩子兵、伤病员、普通国防军士兵、国防军女助手、人民冲锋队、党卫军、纳粹党徒、外国人等依次分开，每个方阵中的俘虏人数在5千至1万之间。
把这些俘虏形容成垃圾是毫不夸张的，因为整个“莱茵大营”就如同一连串巨大的垃圾场。众多当年战俘的回忆展现了如下的景象：
掌握大量被缴获德军物资的美军很少向俘虏们发放帐篷，‘莱茵大营’里的绝大多数俘虏都只能象圈内的牲口一样以天为被，以地为床。方阵内的人均占地面积是3－5平方米，几场连阴雨之后，大营里面就变成了一片泥潭。没有任何劳动工具的战俘们开始自己动手改善住宿条件，他们利用餐具和罐头盒做铲子来挖掘地洞，把食品包装箱的纸板当作建材，一点一点地抠出了能为自己遮风挡雨的地洞。这些地洞通常在地表以下1.5，米-2米处，洞口宽约半米。缺少支撑的小地洞在夜间下雨时极为危险，经常因渗水而坍塌，导致不少战俘被活埋在洞里。没有任何人统计过就这样死去的人究竟有多少。也没有人去挖掘出这些死者。在大营最终被美国人的推土机整平后，这些死者便永远地成为了莱茵河流域土地的一部分。
据统计，在1945年4月到7月的4个月时间里，“莱茵大营”中约40％的战俘是以睡地洞的方式熬过来的，超过50％的人一直睡在露天，只有6％的人得到了帐篷。
初到“莱茵大营”的德国战俘根本想不到文明和人道的美军会在这样的露天野地里安排他们住宿长达数月，他们甚至连衣帽都不肯脱掉，以为很快就会另有去处。当他们意识到在这里要经受一场生死考验时，一切自尊和傲慢就必须抛开了。讲究干净和秩序的德国人开始了一种近似于老鼠和猪狗的生活，战俘营里遍布地洞，污物满地，瘟疫横行。
大营里的各个方阵被依次送进了德国俘虏，一个方阵装满后，再打开另一个方阵的铁丝网大门……。美军对新进方阵的战俘通常在2－4天内不提供食品和水。谁也说不清美国人究竟意欲何为，但这种做法起到的客观效果是：在与饥渴抗衡中的俘虏们唯有减少一切活动才能保持体能，他们既没有体力逃跑，也没有体力闹事，更重要的是，一批本来身体已变得虚弱的人会在“莱茵大营”的这一首轮生存考验中被淘汰掉。
开始提供食品和水以后，战俘们发现供应量严重不足。正常人在不活动时每天需要1200卡路里的热量供应，劳动的人则需要2000－3000卡路里。而“莱茵大营”里的战俘们每天只能获得400－900卡路里热量的食品。他们获得的食品主要是美国产的鸡蛋粉、奶粉、饼干、巧克力、咖啡，在饮水供应受到严格控制的情况下，这样的食品迅速地吸干了战俘的体内水分，许多人出现严重的便秘。
大营里没有洗漱设备，没有医疗器械，没有消毒设备，没有医疗措施，对伤病员的治疗和护理主要由战俘中的医护人员自己解决。每个方阵内只设有一个简易的地沟茅厕，很多病弱无力的人因为缺少体力穿越肮脏混乱的人群到达茅厕，常常在栖身之地排便，致使营地的环境日渐恶化，痢疾、伤寒、坏疽、肺炎等疾病开始在各营地蔓延，形成了对濒死人员的最后一击。
看守大营的美军严禁战俘和外界发生任何联系，附近的居民如果向战俘提供食品，发现后立遭枪击。当地的德国管理部门如果向战俘提供生活物资，发现后立即查办甚至处决当事人。瑞士红十字会曾尝试给“莱茵大营”提供食品、医药和生活物资，这些物品在到达之后，又被艾森豪威尔下令运回瑞士。
作为“二战”中欧洲战场上的外来户，美军不可能长期背负着管理众多德国战俘的责任。“莱茵大营”注定是一种过渡性的战俘中转站，美国人最终还要通过释放战俘、向欧洲其它国家移交战俘这两种方式来处理大多数俘虏。基于这样的认识，战俘都以为在草地上凑合几天就会另有去处，很少有人会想到这种象对待牲畜一样的关押会长达4个月之久。4个月无遮无盖的日晒雨淋，没有足够的食品和饮水，不提供卫生和医疗措施……这种做法很难不让人怀疑美军是否在用一种变相的“死亡营”方式来消耗这些“被缴械的敌人”。
很多亲历者后来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过“莱茵大营”中人员的死亡。
战俘施畔纳在1995年出版《眼泪、死亡和无尽痛苦》一书中回忆道，瘦成骷髅般的他有时在夜晚看着天空想象着自己何时也在一天的早上和其他死去的战友一起被人抬走，然后被放进营地外路边的尸坑。
来自布德利希战俘营的老兵耶格说，每天晚上死在地洞里的大约有200多人，这些地洞后来都被美国人的推土机推平了。
战俘格利斯海默在个人回忆录《美国战俘营的地狱》中写道：死人被铲车推进战俘营外面的尸坑里，分5层摞成一长排，盖上了土之后就完事了。
战俘韦尔纳在1998年出版的《布瑞曾海姆战俘营》一书中说，住在布瑞曾海姆战俘营附近的居民证实，在1945年4月到7月的4个月时间里，他们每天早上都能看到120－180具的尸体被运走。韦尔纳据此估算，在他呆过的这座容纳了13万战俘的大营里约有1.5万人死亡。死亡率为11.5%。如果加上在阴雨天气被坍塌地洞活埋的死者，死亡率应在15％。鉴于其它“莱茵大营”的状况也不可能比布瑞曾海姆战俘营的待遇更好，韦尔纳给出了一个恐怖的算式：500万人乘以15％，等于75万战俘在“莱茵大营”里死亡。
究竟有多少战俘死于美军的“莱茵大营”里呢？战俘们只能看见身边的死人，不可能给出350公里长的莱茵河沿岸的全部死者的数目。外部世界（包括各类媒体、地方管理部门和国际红十字会）也不可能掌握任何统计数字，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接近战俘营。唯一掌握总体情况只有美军。美方公布的“莱茵大营”的全部死亡人数为5000。和500万的战俘总人数相比，死亡率为0.1%。这个比例与和平年代的德国人口的死亡率完全一致。接受这个数字的条件是在两个前提下选择其一：或者是500万德国俘虏的生存能力超乎人类的一般水平，或者是美国给予他们的是“日内瓦待遇”。如果两个前提都不存在，人们就可以确定美国人没有说真话。
这是一段只有美国人才掌握相关数据和档案的历史。喜欢摄影的德国士兵在成为战俘后就丧失了用镜头记录生活的能力，国际救援组织也根本无法接近“莱茵大营”。这些由美军人员拍摄的照片似乎在诠释着一种独特的逻辑：摧毁一个偏执民族的狂热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奏效，那就是在武力征服之后将其全部精英集中起来给予虐待，于是这个民族便会记住一切教训。
1989年，加拿大记者巴克切发表了一本叫作《有计划的死亡》的书，在“二战”历史研究领域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巴切克在多年查阅各国档案、文献和采访当事人之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在美国人手上死去的，以及后来移交给法国后死去的德国战俘的总数为80万到100万人。其中应由美国人负责的死亡人数约为75万。这个数字和原战俘韦尔纳的结论不谋而合。巴克切认为，掌握真实数据的是美国，但记录此类信息的文件或者已被毁掉，或者已被修改，或者至今还处在严格保密的状态。
根据德国红十字会的统计，在“二战”中共有130德国军人失踪。在对这130万条生命的下落进行调查和分析的时侯，西方的历史学家很自然地把责任推到了喜欢“杀人不吭气”的苏联头上。苏联解体之后，不甘再背历史黑锅的俄罗斯干脆开放了封存的“二战”战俘档案，人们从中证实了原定失踪的10万德军战俘已死在了苏联。除此之外，西方的历史学家怀疑还有20万德军被俘人员在1945年死于苏军之手。即便如此，原苏联能够承担的数字也不过是30万，那么还剩下的100万失踪德军官兵究竟消失在何时何地呢？巴切克在《有计划的死亡》一书中试图揭开一个震撼性的谜底：这些人中的绝大对数死于美国人之手！
对于在“二战”中被视为“欧洲解放者”，在“二战”后被视为“国际道义维护者”的美国来说，这一指控无疑是一个极大冲击。1992年，美国历史学家阿瑟.史密斯为捍卫国家形象挺身而出，用一本名为《消失的100万人》的书全面批驳了加拿大记者巴克切的结论，并再次把责任推回了俄国人的头上。
这场论争可能永远不会再有结果，因为双方可能永远都找不到有力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结论。如果要证实那“消失的100万人”中的多数确实是死于美国人之手，人们就必须在350公里长的莱茵河沿岸挖出被掩埋的众多战俘尸骸。既然尸体没有被焚烧，也没有被运走，那么在各个战俘营附近就一定存在着群葬尸坑。倘若人们能够在某一个战俘营旧址上挖出5千具以上的尸骸，那么美方给出的“莱茵大营”总计死亡5千战俘的结论就将立即倾覆。但是谁又会做这件事呢？
德国在战后的45年时间中一直驻扎着美国军队，这些美国人担负着保卫西欧（当然首先是保卫联邦德国）的重任，德国政府不可能在美国人的眼皮底下去拆美国后台的台。而对民间机构而言，做这种事不是没有兴趣，就是没有能力。何况德国人对一切已被埋葬于地下的亡灵普遍抱有一种共同的心态：不要去打搅死者（LassendieToteninRuhe）。
不过，这个世界上总有个别具有超强耐力和古怪头脑的奇人。谁都没有想到，在德国的民间后来会真得出现了一位“愚公”。
家住布瑞曾海姆的施密特先生曾在联邦国防军管过丧葬事务。他从1970年代就开始制定计划，准备靠个人的力量来解开布瑞曾海姆战俘营死亡人数的谜团。他的方式是在战俘营遗址上寻找群葬死者的尸坑。
布瑞曾海姆战俘营遗址占地大约8平方公里，战后新起的地面建筑物稀少，由此施密特认为挖掘的难度应该不大。1985年秋季，施密特的私人队伍从当年大营的条状茅厕的位置开始了挖掘工作，此举立刻引起了当地媒体和公众的强烈关注。但不久之后，施密特收到了当地行政部门的一纸通知，通知声称：该大营遗址属于考古受护地区，对擅自挖掘者要处以25万马克的罚金。面对政府干预，施密特被迫停手了。在经过一番咨询和准备之后，固执的施密特在1986年底开始办理申请挖掘布瑞曾海姆大营的手续。以办事“缓慢而稳妥（langsamabersicher）”著称的德国有关部门拖到了次年3月才给了施密特一个书面的回复，结论是拒绝他提出的开挖申请。施密特心里不服，在1988年4月跑到了科布伦茨的行政法院，对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政府的做法提出了起诉，这一诉又是一年多的时间消耗。1989年6月22日，施密特的起诉被法院正式驳回。至此，这位德国“愚公”彻底绝望了，其“挖尸大业”就此偃旗息鼓。
“莱茵大营”的战俘死亡人数很可能会成为永恒的历史之谜，巴克切和韦尔纳对在“莱茵大营”中死亡人数的判断有可能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但是，500万德国战俘在美军的“莱茵大营”里经受了长达4个月的非人折磨这一点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与“别去打搅死者”的原则相比，或许“别去打搅生者”的原则来得更为重要。正因为历史从来不会教训胜利者，残酷虐俘的现象至今仍会存在于一贯“主持国际公理”的美国也就变得毫不奇怪了。（完）
2007年4月12日，温家宝总理在日本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特别提到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温家宝总理说：“在这里，我还想提及一件事。中国东北的港口城市葫芦岛，曾是侵华日军运送石油的地方。就在几座残留的储油罐旁，矗立着一块石碑，记载着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在交通不便、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全力帮助105万日本侨民平安返回家园的历史一幕…….贵国前首相村山富市先生在参加葫芦岛大遣返纪念活动时说：‘葫芦岛大遣返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宽宏大量和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
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侨民问题由来已久。早在1905年，随着日俄战争的结束，日本就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1936年8月25日，日本广田内阁就正式宣布，要把向中国东北移民作为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提出了从1937年起，用20年的时间，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总数达到100万户、500万人的移民计划。
到1945年“八一五” 光复时，移居中国东北地区的日侨总数大约在160万人以上，此外还有70多万日本关东军。据日本政府战后公布的数字表明，日本战败投降时，滞留在海外的侨民和军人总计达629万人。而在中国东北（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河北省承德地区）的日侨和日本军人就达到237．4万人，占海外日本人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当时，在中国华北、华东、华南、香港、台湾等地的日侨以及被缴了械的日军，都已陆续被日本政府设法安排接运回国。唯独对滞留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侨民，日本政府迟迟未做反应，甚至对此始终讳莫如深。 直到1991年12月前苏联解体，有关人士在前苏联国家档案馆发现一批有关东北日侨的历史档案资料，才使这一谜底揭开。
早在1945年8月15日之前，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就决定了让“遗留中国民间的日本人定居在当地”的政策。8月19日，关东军司令官根据该项政策，制定出“为了帝国复兴，让更多的日本人留在中国大陆”的计划。同时，日本陆军大本营对苏作战参谋朝枝繁春大佐，作为大本营的特派军使飞到新京（长春），向关东军司令部传达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有关精神，并亲笔起草一份送给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关于关东军方面停战状况的实施报告》。
该报告称，目前日侨在中国东北总人数为135万人，他们基本都是从事文化教育、工商企业等方面事业的骨干。由于形势急转直下，他们负责的机构失去了功能，他们的活动也基本停止了。日方希望通过在苏军的帮助下，让日本侨民包括解除武装的军人恢复正常活动，并在苏军的庇护下，在继续在中国东北定居生活。同时，该报告还明确在东北定居生活的日本人可以放弃日本国籍。当时的日本政府竟然采取了这种令人齿寒的弃民政策。
1945年9月5日，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求见联合国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请求联合国解除对日本的船舶封锁及海洋禁航。麦克阿瑟表示如果为了撤退侨民，可以解除对日本船只的封锁和禁航，日本可以对这些船只经过修理后加以使用。12月12日，美国作出了对中国日侨的决策。“如果不完全消除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力，就不能达到太平洋的真正和平”。“为了消除日本的影响力残留在中国的可能性，美国将就遣返日本人和非武装化问题，承担明确责任。”
苏联一方对此的态度更加明朗，“我们决不允许，在我们邻界的国土上，生活着一群与我们有宿仇，而且像狼一样险恶的人。”前苏联红军退役将领柯罗达夫引用他们的统帅华西列夫斯基的话，说明当时苏联人对滞留中国东北日侨的态度。基于这样的态度，苏军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日本人提出的请求，甚至不惜违背《波茨坦公告》中的“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的条款，将他们能够搜捕得到的计达59．4万日本关东军战俘，连同148名高级将领，全部押往苏联西伯利亚等地 “劳动改造”。
针对大批日侨滞留中国东北问题，美、苏两国的态度十分明确，中国国民政府也很快作出了回应，完全赞同美、苏两国关于遣返日侨的决议。后经中美双方多次举行会谈，最终决定从1946年4月起，开始全面遣返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侨俘。
当时，中美双方曾设想同时利用东北地区的大连、营口、葫芦岛3个港口遣返日侨俘，这样会使遣返的速度能够更快一些。然而，这一设想遭到苏军的反对。苏军以大连、营口为商港，不能参与带有政治色彩的国际活动为由予以拒绝。但是，为了遣返日侨工作顺利进行，苏联方面承诺，苏军管理区即旅顺、大连地区的27万日侨由苏军负责遣返。因为苏军的拒绝，东北地区唯可利用的港口也就只有葫芦岛了。葫芦岛港阔水深长年不冻，能够随时停泊巨型舰船，而且还有铁路直达码头，交通运输甚是便利，由此使葫芦岛港责无旁贷地承担起遣返百万日侨这一历史重任。
1946年5月7日上午，两艘装载着2489名日侨的美国轮船驶离了葫芦岛港。他们作为第一批遣返归国的人员，从这里迈出了归国还乡的第一步，由此拉开了葫芦岛大遣返的序幕。
从这一天开始，在长春、沈阳、鞍山、四平、营口等地，到锦州、锦西、葫芦岛之间的铁路线上，每天都奔驰着载运日本侨俘的列车。这些列车几乎全是挡板很低、没有顶篷的货车。有的列车全是平板车皮，四边立起几根木棒，再用木板围拢起来，以防有人跌落发生不测。遣返日侨只背着简单的行李，很多人只拿着一个啤酒瓶子或汽水瓶子，既当水壶又当枕头。
1946年11月27日，最后一艘载运日侨俘的轮船“第一大海丸”即将离开葫芦岛港。民国政府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日侨俘管理处处长李修业，应日侨善后联络处官员们的邀请，来到船上进行礼节性的送行。
当李修业一行登上甲板时，候在上面的日本人全体起立，向中国军人行九十度鞠躬礼。应日侨善后联络处负责人野村的再三邀请，李修业将军作了即兴演话：“……中国人民近几十年来，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欺辱，千言万语也说不尽。现在日本战败了，投降了，但是我们没有采取冤冤相报的方式来对待你们。如果按你们日本人过去对待我们中国人的做法，你们这些人都应该枪毙。中国虽然穷，用来枪毙你们的子弹，还是不成问题。……我们中国人胸怀大度以德报怨，把你们妥善地遣返回国，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崇高美德和人道主义。你们回去以后，要仔细地想一想，比一比，你们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中国人又是怎样对待你们的。希望你们以后只带友谊来，不要再带刺刀来，再见吧！”
李修业将军演讲结束，日侨代表川岛丰太郎致了答谢词，日侨善后联络处负责人野村向李修业将军赠送了锦旗和感谢状。那锦旗上写着：感谢中国。
当日下午16时16分， “第一大海丸”鸣笛三声，缓缓离岸。至此，举世瞩目的葫芦岛日侨俘大遣返画上了完整的句号。
葫芦岛日侨俘大遣返历时6个月，遣返日侨俘计达1051047人。此期间葫芦岛人作出了巨大奉献。当时入境待运的日侨俘在葫芦岛停留时间短者7天，长者半月，也有一部分人停留一月两月，乃至半年不等。
据史料记载，停留葫芦岛期间，日侨俘所需的食物全部由当地百姓负责提供。仅按每个日侨俘在葫芦岛食用２．５公斤粮食计算，１０５万人计需２６２．５万公斤粮食，而当时葫芦岛周边地区的年产粮量仅为４００万公斤。很多人家口粮不足，为了保证日侨安全遣返，他们常常把仅有的一点粮食贡献出来。高粱、苞米、地瓜、土豆什么品种都有，而他们自己则时常依靠野菜充饥。正是由于葫芦岛人的如此仗义之举，很多归国日侨才把葫芦岛视为他们的再生之地，称葫芦岛是他们一生中最为难忘的地方。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为实施占领的一支美军行进在东京街头，突然对面急速驶来一辆满载人员的卡车，美军迅速散开准备迎战。车到近处，跳下一位男性，指着满车的年轻女性对美国大兵说：“这是供你们享用的。”原来是特殊慰安设施协会(PAA)前来慰问，美军指挥官一时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实际上，为美军提供性服务是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开展的第一项工作。
战争期间，日本政府首脑清楚地知道日本军队在中国大陆、东南亚各地对女性进行的强奸、奸杀等令人发指的罪行，因而以为占领军也会对日本女性施加类似的行为。所以在战争结束后第三天、即8月18日，警视厅保安课召集花柳界代表，商议建立面向占领军的特殊慰安设施，并以内务省警保局长的名义向各府县拍电报，传达其内容。
8月26日，花柳界组成“特殊慰安设施协会”，同时从政府得到巨额补助金和大批相应的物资。当时的大藏省主计税局局长、60年代初任首相的池田勇人沾沾自喜，“拿出一亿日元来保护日本民族的纯洁，比较廉价。”“协会”在各大报纸和街头刊登广告，声称“处理战后事宜的国家紧急设施需求新日本女性”，并提供衣物、食品以及住处等优惠条件。当时日本处在战后混乱时期，生活困难，绝大多数人缺乏食物、住处，因而大批不知内情且为生计所苦的年轻女性纷纷应聘。东京地方政府在银座、大森、立川、调布等地设立20多处特殊慰安设施，各地也有类似设施，全日本约有20多万女性从事这种职业。开张以后，美国大兵蜂拥而至，短时100日元，过夜300日元。
8月28日，“协会”在东京皇宫前广场成立誓师大会，在其宣言中明确写道：“作为处理战后事宜的一项国家紧急措施，其困难的工作是通过我们的职业慰问占领军。数千名‘昭和的阿吉’组成人墙，阻止汹涌的波涛。与那些英灵一道维护民族的纯洁，成为维护战后社会秩序基础的地下支柱。”也就是说，虽然从事这种职业的女性将成为占领军士兵性欲的牺牲品，但以此为代价，可以换取其他多数日本女性乃至大和民族的纯洁。因此，这些慰安妇也称为“特别女子挺身队员”。
19世纪中期，“黑船来航”后，日本被迫开国。1856年8月，美国总领事哈里斯到达日本伊豆半岛的下田，开设领事馆，并胁迫幕府签订《日美通商条约》。为拉拢哈里斯，缓解压力，幕府官员为其包“二奶”，那女子就是“阿吉”。当时17岁的漂亮艺伎斋藤吉被迫与恋人分手，藏娇于哈里斯的金屋中。尽管两人很快分手，但成为世人难容的“洋婆子”，终日与酒相伴，最后投河自尽。“昭和的阿吉”意指占领时期的部分女性要像幕末年代的阿吉那样，为国家的利益牺牲自己。
正如阿吉的献身并没有阻挡住《日美通商条约》的签订那样，特殊慰安设施里的女性也没有发挥预想的作用。因为性病在军中流行，美国国会也加以声讨，盟军总部遂颁布废除公娼制度的指令，特殊慰安设施随即在1946年3月关闭。迫于生计，多数慰安妇变成街头娼妓，其他女性也加入进来，成为主要向美军士兵出卖肉体的“邦邦女郎”。结果出现了大量混血儿童，据估计总数有15-20万人。
1946年秋，三菱财阀创始人岩崎弥太郎的孙女泽田美喜乘坐拥挤不堪的列车途经德川家康一战得天下的关原时，突然行李架上的一个小包裹掉到她的手中，踌躇之间，引起警察的注意。打开一看，是一个黑婴儿的尸体。警察和乘客均以为她是孩子的母亲，情急之下，她只好大声喊叫起来：“列车上有没有医生啊？请给我检查一下，是否刚生过孩子。”此时一位老人作证说，包裹是另外一位年轻女性带上来的，但那人在中途下车了。就在此时，泽田美喜的耳边响起一个声音，“既然你在瞬间做了这个孩子的母亲，为什么不做其他这种孩子的母亲呢？”
泽田美喜决定收养受人歧视的混血儿。当时正在解散财阀，家族无能为力，最初的170美元捐款来自在岩崎家做护理工作的伊丽莎白・桑达斯夫人，因而1948年2月1日开设的收养所称为“伊丽莎白・桑达斯之家”。消息传开以后，经常在收养所的庭院、小路、隧道里捡到混血婴儿，从最初的两人很快上升到百余人。收养所受到当地居民的非难，认为混血孤儿是战败耻辱的象征，占领当局也指责说是通过收集混血儿煽动反美情绪。因为其他家长的强烈反对，附近的神奈川县大矶町小学校只好表示另辟校舍接受这些儿童入学，但泽田美喜决定在收养所中设立小学和中学。收养所开设30年，人数超过1100名，其中半数为美国及其他海外的家庭领养。
1982年5月，泽田喜美在西班牙旅行中患病去世。
尽管绝大多数混血儿的命运不得而知，但那首凄凉、委婉、刺人肺腑的电影《人证》的主题曲《草帽歌》时常在耳边回响，主人公回日本寻找生母却被生母所杀的命运大概是混血儿的某种归宿吧。
据统计，在1947年至1961年的14年内，共有4.6万个美国男人同日本女人结婚，并生儿育女。《人证》的故事情节由此开始：一个穷困潦倒、流落街头的前美国黑人士兵临死前告诉儿子一个秘密，其母亲是日本人，并故意撞车为儿子筹措路费。儿子满怀希望地携带物证――儿时的草帽和诗集到日本寻母，结果横尸东京街头。日本警方经过周密细致的跨国调查，终于真相大白，凶手就是死者的亲生母亲――著名的服装设计师。当年这个女人为生计所迫，与一名美军黑人大兵生下一子。由于对黑人的种族歧视，美军当局只准孩子随父亲回国，结果母子天各一方。这位女子在悲痛之余，隐瞒以往，苦学上进，终于出人头地，并建立新的家庭。丈夫为国会议员，儿子亦长大成人。在旧伤已痊愈之际，突然一个黑肤色儿子闯入生活。眼看地位名利就要为丢脸的过去而崩溃，她试图用金钱打发这个不速之客，但儿子不为所动。妇人立起杀机，装作亲热，却将利刃捅进儿子的胸膛，但刺到一半手软。儿子顿时完全心死，自我了断。另外一个儿子因逃避车祸之罪逃到美国，死在美国警察的枪下。得知两个儿子均已死亡，在获得大奖的晚会上，悲愤欲绝的母亲满怀深情地朗诵了《草帽诗》，然后驾车奔上山顶。忠于职守而又富于人情味的警察，网开一面，让这位母亲跳下悬崖，免遭受辱的审判。此时，一顶草帽悠然飘向山涧，感伤的主题歌随之响起。
由政府出面开设慰安所招待占领军，是来自传统文化接近自然的天性，还是战争时期政府组织慰安行为的惯性？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道尔在其《拥抱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第四章中详细分析了占领初期的上述社会现象，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日本民族的某些特性。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未名外国史丛书》，有关日本的选题就有《近代天皇与天皇制》、《东京审判》、《白江口之战》、《江户时代》等，宗旨是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突出趣味性、故事性，使读者可以轻松阅读。也许引人入胜的细节正是理解各国历史的重要途径。
英国和中国的时差是多少呢？去英国移民或留学的伙伴们想必都很想知道英国和中国的时差是怎样的吧!快来和小编一起了解下。
夏令时
英国采用的是格林威治标准时间,英国和北京的时差是8小时。但是到夏令节时,也就是每年的三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天到每年十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在这个时间段中英国和中国的时差就只有7小时啦。
冬令时
从每年十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开始，英国就已经进入冬令时了，英国与国内时差也恢复为8小时了。很多同学对于英国冬令时和夏令时傻傻分不清楚，今天小编就为大家脑补一下。
大家都应该听说过Greenwich Mean Time(GMT，中文叫做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指的是伦敦格林威治公园里天文台的标准时间。现在世界上的时间都以格林威治天文台的时间为准，所以在电脑或者手机上调时差的时候，伦敦显示时区为0，称为中央时区(也显示为UTC – 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中文叫做世界标准时间)，咱们中国的则是GMT 8，东八区，世界上一共有24个时区。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段，英国的时间要比北京慢八个小时。
但是英国每年要调两次时间，因为有个British Summer Time(BST – 英国夏令时)。简单来说，英国应该是零时区，但每年夏天的时候，英国都要把时间往前调一个小时，变成了 1。这个时候英国和北京的时差就只有7个小时了。
据媒体报道，截至去年底，我国累计出国留学人数达到264万人，留学回国人员仅有109万人——出、归“赤字”超过了150万人，留学人员回国率为41%左右，而这个数据比起之前有媒体报道的31%的数据来说，高了10个百分点左右，就不说那个数据更为真实可靠，就中国一个国家的数据，并不能说明仅仅是中国留不住本国人才。
根据奥克·里奇大学联合会（Oak Ridge Associated Universities）的调查数据，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获得理工类博士学位后4—5年内仍继续居留美国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留学生的居留比例。2002年在美国获得理工类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共2139名，其中92%到了2007年还留在美国。这个数据能够说明中国本土人才流失严重这一情况。这也同近年来不断有媒体报道的中国富人移民潮，相互印证。10月23日下午，著名导演贾樟柯发微博透露：“昨天聚会才知道，在坐的十几个朋友除我之外，都办了或正在办移民手续，这让我非常震撼。”说明了这一问题的普遍。
经济腾飞的中国，为什么难留住本土第一流的人才？也许富人移民和出国留学生不回国的原因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就他们选择到国外生活这一相同目的来看，其基本的原因无非是寻求更好的生活和更好的发展。一个要移民的人，所在地和移民目的地条件相差不是特别大，他们都不会选择移民。
所谓的更好的生活，最基本的是“安全感”，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社会，生活的质量可想而知。要保证一个国家的公民普遍有安全感，一方面，就是法治昌明，公权力受到制约，社会和谐。在中国，连去政府部门办一个证件都要来回跑十几趟，看办公人员的脸色，民众不感到“亚历山大”才怪。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是自然环境去遭到严重的破坏，空气、水和粮食都不能保证安全，使民众普遍存在焦虑感。北京的雾霭，据媒体报道，让很多在北京的老外选择离开，不知道贾樟柯导演的朋友，有几个是因为“雾霭”离开的？
一个好的发展环境，不但要有多的“机遇”，更要提供青年人公平的竞争机会。在中国就连最基本的“教育”公平都不能保证，就不要说，北京学生考上北大清华的概率是外地学生的33倍；富裕的地方与贫穷的地方教育资金投入差别巨大，有的地方学生甚至连像样的板凳都没有。整个社会处处见到权力和金钱的“干预”和“得意洋洋”。
现阶段的中国，“填饱肚子”已不在是一种追求，物质的基本需求满足了，就会追求“精神的基本需求”，包括安全感，社会和自我认同，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人生的价值追求等等。“有钱”，并不能搞定这一切。
所以，中国要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应该顺应时代，进行社会的变革。
背景新闻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领域最多、范围最广的“留学潮”和“归国热”，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来华求学。然而，这背后有两个人才“赤字”数字似乎更值得人们关注：
截至2012年底，我国累计出国留学人数达到264万，留学回国人员仅为109万人——出、归“赤字”超过了150万人；
2003年以来，我国每年出国留学人数从不到12万增加到了接近40万，而同期我国接收外国留学生人数从不到8万增加到了不到33万——留学“逆差”每年都接近或超过4万人，最高已接近7万人。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显著攀升以及欧美地区经济的持续低迷，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回国的人数显著增加，尤其以最近5年最为明显。
统计数字显示，2008年归国留学人员仅为6．93万，到2009年就急剧突破10万达到了10．83万，随后几年更是以近40％的增速提高，2010年为13．48万、2011年为18．62万、2012年为27．29万。
但是，分析人士指出，虽然归国留学人员显著增加，但应看到“量”与“质”的区别，回来的人中占不小比例的都是近年来依靠家长出资到国外读书的一般性人员，他们很难说做到了学有所长更遑论是“人才”了，真正有专长甚至在国外拿到专利的高端人才回归的并不多，甚至有加剧流失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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