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作为“二战”中欧洲战场上的外来户，美军不可能长期背负着管理众多德国战俘的责任。“莱茵大营”注定是一种过渡性的战俘中转站，美国人最终还要通过释放战俘、向欧洲其它国家移交战俘这两种方式来处理大多数俘虏。基于这样的认识，战俘都以为在草地上凑合几天就会另有去处，很少有人会想到这种象对待牲畜一样的关押会长达4个月之久。4个月无遮无盖的日晒雨淋，没有足够的食品和饮水，不提供卫生和医疗措施……这种做法很难不让人怀疑美军是否在用一种变相的“死亡营”方式来消耗这些“被缴械的敌人”。
很多亲历者后来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过“莱茵大营”中人员的死亡。
战俘施畔纳在1995年出版《眼泪、死亡和无尽痛苦》一书中回忆道，瘦成骷髅般的他有时在夜晚看着天空想象着自己何时也在一天的早上和其他死去的战友一起被人抬走，然后被放进营地外路边的尸坑。
来自布德利希战俘营的老兵耶格说，每天晚上死在地洞里的大约有200多人，这些地洞后来都被美国人的推土机推平了。
战俘格利斯海默在个人回忆录《美国战俘营的地狱》中写道：死人被铲车推进战俘营外面的尸坑里，分5层摞成一长排，盖上了土之后就完事了。
战俘韦尔纳在1998年出版的《布瑞曾海姆战俘营》一书中说，住在布瑞曾海姆战俘营附近的居民证实，在1945年4月到7月的4个月时间里，他们每天早上都能看到120－180具的尸体被运走。韦尔纳据此估算，在他呆过的这座容纳了13万战俘的大营里约有1.5万人死亡。死亡率为11.5%。如果加上在阴雨天气被坍塌地洞活埋的死者，死亡率应在15％。鉴于其它“莱茵大营”的状况也不可能比布瑞曾海姆战俘营的待遇更好，韦尔纳给出了一个恐怖的算式：500万人乘以15％，等于75万战俘在“莱茵大营”里死亡。
1989年，加拿大记者巴克切发表了一本叫作《有计划的死亡》的书，在“二战”历史研究领域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巴切克在多年查阅各国档案、文献和采访当事人之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在美国人手上死去的，以及后来移交给法国后死去的德国战俘的总数为80万到100万人。其中应由美国人负责的死亡人数约为75万。这个数字和原战俘韦尔纳的结论不谋而合。巴克切认为，掌握真实数据的是美国，但记录此类信息的文件或者已被毁掉，或者已被修改，或者至今还处在严格保密的状态。
战俘营里简易帐篷，和难民营完全一样（来源：资料图）
“莱茵大营”之谜
希特勒的种族观在地理上带有明显的“西贵东贱”的特征，这就导致了纳粹德国在东、西两线战场上对战俘的不同待遇。对于在东线俘虏的敌人，纳粹几乎是为所欲为，而对在西线俘虏的敌人则基本上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要求行事。
在“二战”时的欧洲西线战场上虽然也发生过敌对双方互杀俘虏的个别事件，但总体上说双方在对待战俘的做法上都还算守规，因此，德国兵在必须缴枪投降的时侯，无不希望成为西线对手的战俘，因为他们自认为有权利要求西方的对手给予他们“日内瓦待遇”。
所谓“日内瓦待遇”，是在一些军事大国的主持下，由世界众多国家共同约定的一些战争时的游戏规则。在“二战”期间适用的“日内瓦待遇”是从1929年7月27日开始生效的两个国际公约规定的，其中的第一公约是《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病员待遇的公约》，第二公约是《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第二公约的实质在于要求签约国以本国军人的相关标准善待被本国关押的敌国战俘，对这一点人们可以从公约中的以下规定中明确感知：
第10条……至于宿舍的总面积、最小限度的空间、起居设备和材料，其条件应与收押国安置自己部队的条件相同。
第11条……战俘的口粮在数量和质量上应与收押国自己的部队相同。……
第12条服装、内衣和鞋袜应由收押国供给战俘。上述衣物的经常更换应获得保证……
第13条各交战国应负责采取一切卫生措施以保证战俘营的清洁、卫生及防止传染病。……
在对公约的遵守上，德国兵有理由相信美国人做得最好，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美国是时尚文明的代表者，是国际间缔结日内瓦公约的主要倡导者和执行的主要推动方，又是最具有善待战俘的物质实力，更况且美国人对德国并无深厚的历史积怨，不象英国和法国那样上百年来恨德国人恨得咬牙切齿。这也就难怪“降美不降苏”成了面临失败时的德国兵的普遍心态。
我在柏林工大的博士导师克拉茨教授就曾是被美军收押的战俘。但是，他为我展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
教授说，美军从阿登战役后开始大举深入德国本土，从那时起，他们对德军俘虏的管理就出现了变化。在那之前，很多德军的战俘被送到美国接受民主和自由的“洗脑”。但是后来德国的大势已去，美国人不再需要借“优待俘虏”的做法来瓦解德军的战斗力，特别是在德国投降前的一个月左右时间，面对人海一般的德军俘虏，国际公约象用过的抹布一样地被抛在了一旁。如果说美国人还有什么地方没有逾越日内瓦第二公约，那就是他们好歹还没有对这群战俘大开杀戒。
1945年4月，德国空军第8信息学校的学生连奉命阻击逼进哈勒的美军装甲部队。小兵克拉茨参加了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斗，结果他“幸运”地成为了美军的俘虏。之所以幸运，是因为他没有在德国即将投降之时倒在战场上，而且他缴枪的对象是美国人。但是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素来以讲究人道主义著称的美国人会为德国俘虏准备了一所在战争史上闻所未闻的“莱茵大营”。
他说：“4月到6月，是我战俘生活中最难过的一段时间。美军在向德国本土纵深推进过程中不断看到纳粹集中营里的罪行，他们为之震撼，也更加憎恨他们的敌手。这种憎恶在战争结束后就很自然地延伸到德国战俘身上。我们的战俘营（就是所谓的‘莱茵大营’）就设在露天野地里，沿着莱茵河以1万个战俘为一个方阵，一个方阵挨一个方阵地排开。方阵之间用铁丝网隔离。因为战争后期德国的老兵已经所剩不多，我们这个方阵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学的或刚毕业的高中生，年龄在17岁到19岁之间。我们没有帐篷，没有被褥，更没有雨具，就这样在野地里拥挤着熬时间。我们白天挨晒，晚上受冻，下雨时最苦，所有的人都被浇得透湿，在那里蜷缩成一团盼望着雨停下来，然后用体温把衣服烘干。
“因为食品紧缺，美国人采取了一种很特别的给战俘开饭的形式。他们派出一批士兵面对面地站成两排，中间留一个通道。每个士兵面前摆放着一张堆放着某一种食品的桌子。食品有奶酪、巧克力、肉干和面包，但没有任何水果和蔬菜。开饭时他们命令战俘们以方阵为单位一批批轮流跑步过来取食品。速度要求很快，两旁的美国兵还不停地大吼‘quickly，quickly！（快，快！）’我们不许带容器，又没有时间挑选，只能一边奔跑一边迅速用双手去抓能够得着的一切东西，能抓多少算多少，反正最多也就是把双手占满。这种开饭的方法一是让人吃不饱，再有就是吃不好，有时赶巧连续几次抓回的都是巧克力或奶酪。因为长期没有蔬菜和水果吃，战俘们普遍大便干燥，经常互相帮着往外抠大便。我受不了这份罪，就尽量少吃或干脆不吃东西，所以身体变得特别虚弱。
“饮用水受到严格限制，大小便和垃圾也没有专门的地方和处理措施，环境一天天变得恶劣和肮脏起来，为此美国兵必须采取大面积消毒措施来防止瘟疫的发生。美国人还禁止我们对外通信，我的父母在战后半年多时间里一直不知道我的死活。所以，我完全可以想象美国人今天会怎样对待那些塔利班战俘和伊拉克战俘的。直到1945年末的圣诞节，我们第一次被允许往外寄明信片。”
“德国军人在战争结束时的去处基本上都是战俘营。按战俘待遇优劣来比较，战胜国的排列是：英、美、法、苏。英国人给予战俘的待遇最符合国际法规定，苏联人对战俘的虐待最甚，因为他们对德国人的仇恨最深。但苏联人是性情中人，他们酒后会发疯，清醒时却是有同情心的。”
“1945年7月，我们被转移到法国，仍由美国人看押。进法国后常有老百姓向我们的队伍吐唾沫扔石头。一件小事给我留下至今还很深刻的印象：在行进中，路边有个在母亲怀中的法国孩子向我招手，我刚刚要抬手和他打招呼，就见那个母亲一把按下了孩子高举的小手，接着就把一个耳光打在孩子的脸上。法国人对德国的仇结已拉得太紧了。我入伍前曾见过大批被俘苏军。德国老百姓见到他们的惨状很不忍心，很多人把脸转过去。没有一个人向这些人扔石头或做出其他举动。这是民族性格的差别。‘二战’时，德国人会在军队的整合下充满攻击性，却不会以平民身份去攻击和羞辱失去抵抗能力的弱势群体。
“我们被转移到法国诺曼底地区的正规战俘营，终于有了帐篷住，但还是没有被褥，只能拿废纸壳箱铺地当褥子用，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终于得到了被子。在那里我们开始接受民主教育。老师是那些到美国接受过洗脑的德国老战俘，每天喋喋不休地讲美国的生活和民主。我们听讲只能集中精力于前一半时间，后一半时间就在盼吃饭，因为肚子太饿了。我们每天最大的期盼就是中午的到来，因为午餐有一顿热汤喝，而晚饭我们只能得到一片面包。夜里饿得睡不着时，我们这一群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就凑到一起精神会餐，谈怎么做糕点，放多少油、多少蛋、多少奶，很多人还用笔把别人的绝活记录下来。聊着聊着，口水就淌出来了。有的人饿急了，就去垃圾桶里翻美国兵吃剩的香肠和奶酪。
“看守我们的美国兵很不相同。犹太人士兵态度最凶，而黑人士兵对我们学生兵通常都不错。他们是我最早接触的黑人。
“我们的帐篷出口处有一个新闻布告板，每天在上面写些世界上新发生的事。这块小黑板对我的影响很大，从那里我知道了纳粹杀害了很多犹太人，知道了以色列国的成立，知道了柏林正由美、苏、英、法4国军队共管。来自柏林的战俘就到处询问这4大管理区是如何划分的，以便知道自己家被分在哪个国家的管区。战俘营的广播喇叭每天都一成不变地播放着同样的几首美国歌曲，我觉得自己听得都快疯了。
“在战争中，德国实行政治封锁和新闻管制，人们不了解政治，也不敢谈政治。在战俘营中我终于知道了第三帝国的种族屠杀罪恶，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这几乎令人难以相信。屠杀平民的行动和战争毫无关系，那么犹太人到底怎么得罪我们了？
“开始遣返战俘了。先释放的是有职业履历和特长的人，因为战后德国恢复生活和建设需要这些人。战前的面包师、工匠、渔夫、裁缝、司机、会英语的，一个个都回家了。我们学生最倒霉，什么也不会，只能看着别人回家。12月我被转移到法国凡尔登，被分配到厨房做饭，开始能吃饱肚子了。5月28日，我获得了全部释放返乡的文件。这些文件包括：释放证及体检证、身份卡、职业推荐信和原士兵证。只有这些材料齐全，被释放者才能在回乡后重新注册户口，领取生活品供应卡并寻找职业出路。”
说到这里，教授展示出一张纸，那是美军的警务监禁局的推荐信，是用打字机以英、德两种语言写成的，内容是：
被俘士兵海尔穆特·克拉茨，战俘号：31G3131232，从1945年12月至1946年5月属我局管辖。在此期间，他作为厨师的工作表现使我们极为满意。他一贯令人信任，诚实可靠并且能干。在此我们特向有关部门推荐克拉茨，并请求对他重返平民职业领域的活动给予所有可能的支持。
带着这张推荐信，教授在1946年6月终于返回到柏林的家，从此开始了他的新的生活。
教授的这段回忆，使我对“二战”时的美、英、法、苏四大战胜国给予德军战俘的待遇状况产生了兴趣。经过大量查询和后续的访谈，我发现教授所排列出来的待遇水平顺序（即英国较好，美国较差，法国差，苏联极差）并不十分准确。在战俘待遇的优劣比较上，英国最好，苏联最差确是不争的事实，问题就在于美国和法国这两家谁应该排在老三。教授没有在法国人的战俘营里呆过，很容易根据德、法之间的传统敌对关系来判定法国人对德军战俘的态度，认为一定会比美国人更狠。但根据史料和很多当事人的回忆，法国军方虽然做过一些报复式的，情节严重的虐俘行为，但其规模和程度上都难以和美军的“莱茵大营”（即教授住过的美军露天战俘营）相提并论。
在1945年2月上旬，落在美军手中的德军战俘的总数大约为30万人。对于德军当时的剩余兵力，美国人心里是有数的。此刻德军的所有兵力加在一起大约还有700万之众，尽管战斗力已大不如前，但只要希特勒拒绝投降，盟军方面要想吃光这支顽强的军队无疑是需要时日和付出的。为此，美、英两国共同拟定了一套对德军俘虏的处理方案，准备把俘获的德军士兵逐批运送到已被解放的法国北部地区拘押。但是，接下来的战争进程发展之快大大超过了盟军的计划。在3月份的莱茵河西岸战役中，大批东撤的德军因无法跨越莱茵河（河上的桥梁大多被毁）而被美军俘获，加上在鲁尔包围圈里被俘的德军B集团军的32万人，总计57.5万的德军士兵成了美军的战俘。面对如此多的战俘，原定的安置计划在组织工作上遇到了瓶颈。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一声令下：建立露天大营，就地安置战俘，于是世界战争史上著名的“莱茵大营”诞生了。
1945年4月，原本要把盟军赶出德国本土的德军B集团军的21个师约43万人在鲁尔地区陷入盟军的大包围圈。4月21日，德国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签署了B集团军就地解散的命令后自杀，32万德军士兵就此成为了盟军的俘虏。这些俘虏被安置在莱茵河畔的临时露天战俘营，“莱茵大营”由此诞生。4月25日，在雷马根的“莱茵大营”的岗哨位置上一眼望去，密集的战俘人群浩如烟海。
“莱茵大营”的英文名称为“RhineMeadowCamps”，德文为“Rheinwiesenlager”。直译为中文就是“莱茵草地营”。这个名字听上去颇为优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在风景如画的莱茵河畔的广阔草滩上的野营渡假。但实际上“莱茵大营”是在莱茵河西岸地区的平坦空地上，用铁丝网分隔开来的一系列巨大的露天战俘营。设置这样的战俘营的第一考虑是用莱茵河阻断战俘向东逃往德国腹地的去路。其次是充分利用莱茵河流域的宽阔平原，用最省力的方式容纳最多的战俘。后来的战争局势证明，就地安置战俘的策略是正确的，因为随后的德军被俘人员的数字呈爆炸式增长，把这些战俘及时疏散到法国去已变得很不现实。（待续）
本文摘自《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军老兵寻访录》，作者：朱维毅，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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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是经常发生的，战争结束后战胜国对战败国施以割地、赔款、占领等苛刻的惩罚也不胜枚举。但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且在战争中蒙受重大损失的中国，却对战败国与战争的发动国——日本采取了迄无前例的宽大政策，中国以宽厚大度的姿态，不带歧视和报复,将近214万日本战俘与侨民遣返回国，对日本战后复兴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根据《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记载,日本投降后在中国境内的战俘与侨民多达214万。把数目如此庞大的日本战俘与侨民在短期内完全遣返回国，对于当时中国疲惫不堪的运输力量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为了推进遣返俘侨工作，中美双方于1945年10月25日至27日在上海召开第一次遣送日本俘侨的联席会议，会议制定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日侨遣送归国计划》。该计划规定，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侨民的遣送归归国由中国政府负责，同时还要尽量利用日方人员及少数美方人员予以协助负责中国政府与美国海军之间联络事宜。该计划还规定，除了炸药、军刀、照相机、望远镜、光学仪器、金条、银条、宝石、股票、艺术品等严禁携带外，日本官兵与侨民可以携带一件盥洗具、一件毛毯、三套冬季衣服、一件大衣、三双皮靴、三条短裤、三件衬衫、一件手提包、一件手提袋；对于携带的款项，军官可以携带500元（国民政府货币单位），士兵可以携带200元，一般侨民可以携带1000元。
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船只成为运输的主要工具。中国本土、台湾与日本之间由登陆艇运输，由美国第七舰队负责管制。最初拟定的港口只有上海、青岛和天津。在中国南部海域扫雷完成以后，再扩大至广州、海口、厦门、基隆、高雄和越南的海防等港口；日本方面接受入境的港口有佐世保、鹿儿岛、博多和吴市。中国政府不仅制定出庞大的遣送计划，而且在粮食供应上也有周密细致的安排。据估计，三个月内将为日本俘侨提供的粮食多达128.2万余大包，如果按当时每包8000元计算，共需款102.574亿元。
1946年1月5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召开第二次遣送日本俘侨联席会议。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中国战区所能接收到的船只；从中国内地遣送日本人到中国各港口的运送效率及困难；每天运输的数量；日本俘侨的集中等。15日，盟军总部在东京召开中国战区遣送日本俘侨会议。会议规定，中国战区的美军总司令部协助中国把中国东北、台湾、海南岛以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的日本俘侨遣返回国。措施包括美国总部安排各遣送港口的先后顺序，并担当指挥各有关来华船只遣送的任务；中国方面负责日本俘侨进出港的登记，有传染病者严禁上船等。为了不使瘟疫在遣送途中流行，1946年2月6日《中国战区遣送计划》进一步规定，日俘、日侨在上船前一律接种伤寒疫苗，遣送船也要消毒。总的来看，中国政府对日本战俘与侨民遣送的组织准备工作，是相当的充分而严密的，也是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的。
在经过准备与部署之后，中国战区遣返日本俘侨工作全面展开。按照部署，日本战俘与侨民先集中到中国大陆的塘沽、青岛、连云港、上海、厦门、汕头、广州、海口、三亚，台湾的基隆、高雄和越南北部的海防等12个港口，然后分乘美国第七舰队的舰船和日本的船只遣返日本。
中国战区等待遣返的日俘、日侨总数逾213万，如果把苏联接收的东北地区侨民加上，总数超过370万人。为了早日把这些日本俘侨遣送回国，中国政府紧急调用了国内80％以上的运输力量，日夜兼程地把日本俘侨由各分散地集中到主要港口。为了使伤病和失去行动能力的日本俘侨早日回国，中国政府专门组织了1.2万多副担架和2万余人的护送队伍，对伤病的日俘、日侨实行特殊护送。1945年11月17日，第一艘载有数千名侨民和数百名日本伤兵的遣送船由天津塘沽港开出，揭开了中国战区遣送日本俘侨的序幕。随后，青岛、上海、广州等地的遣送工作陆续展开。经过一年多的紧张运送，到1946年底，中国境内的近四百余万的日俘、日侨遣送完毕。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在《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中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抗战胜利伊始，举国满目疮痍，更是百废待举，对于遣返数百万日俘日侨无论陆运、水运、空运，以及其他补给行政支援等，都是极大的负担，可是我们仍然排除万难，迅速安全地把他们遣送回国。
中国对日本战俘与侨民的大遣返，成为东亚历史上的一道奇特风景。据日本方面估计，在当时海上交通均已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只靠日本的力量把数以百万计的海外侨民全部撤回，至少要用十年的时间。然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把所有的日本在华俘侨全部遣送回国，而且整个过程没有出现大的人为事故。这一点，不仅为当时国际舆论所称赞，就连“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总部”部长冈村宁次也承认，中国人是友好的，没有采取歧视与报复。
作为战败国的俘虏与侨民，可以携带衣服、被褥、粮食、现金回国，而且途中还受到医疗、饮食供应上的照顾，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当时担任日本海外撤侨对策特别委员会委员长及撤侨援护院参与的大久保传藏，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从南洋各地，当时由苏军占领的中国东北以及韩国遣返的军民，几乎全是赤裸裸的，光身一条，什么东西都没有带，相反，由中国大陆归来的，则不管是粮食、衣物，都带有足以暂时维持生活的行李回来。
中国对日本的俘侨政策是战后初期中国国民政府处理与日本关系的基本准则。自近代以来，日本对华侵略有增无减，先是甲午战争、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长城事变，一直到“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对华侵略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战后初期如果没有调整中日两大民族矛盾的基本原则，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总体来看，战后初期中日两国间的关系比较平稳，中国境内没有出现因日本军队的烧、杀、抢、掠而造成对日本战俘与侨民的复仇现象。中国人民对日本俘侨是宽大的，没有加害他们之意。
日本在二战中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如果换成1937年的美元计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日本侵略的战火，遍及中国22个省区，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然而中国却以德报怨。1907年海牙国际公约规定，交战国可以利用战俘劳动力，根据其能力进行生产恢复。作为战胜国，中国羁留日本战俘修复被其破坏了的道路、桥梁、工厂并不为过。中国政府的做法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感到意外。
中国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政策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说中国的对日政策奠定了日本战后复兴的基础并不为过。日本海外撤侨对策特别委员会委员长大久保传藏认为，它不但带给败战的日本一线光明，并且从深渊中拯救了破碎的日本，是使日本从虚脱与混乱中站起来的最大力量。纵观中国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的全过程，基本达到了“只认日本黩武军阀为敌，不以日本人民为敌”和“我们并不要报复”的目的。这对于化解战后两国的民族矛盾、解决两国间的诸多问题，有积极的作用。
1941年12月7日，日本向停泊在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舰队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突袭，使美国人蒙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惨败。使这次偷袭显得更为惊人的还有下述这样两个事实：一是这次偷袭发生时，日本外交官正在华盛顿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二是日本同时也在西太平洋地区发起攻势，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给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造成了一系列重创。人们普遍担心，美国西海岸将是日本军事攻击或直接入侵的下一个目标。
美国人对日本的气愤与恐惧，一股脑儿发泄到美籍日本人身上。对日本人进行辱骂和施暴时有发生，联邦调查局则以美国安全的潜在危险为借口，搜捕了约15 000名日裔美国人。这次搜捕得到日裔领导人的公开支持，他们把本族年长者的亲日立场看做是对美国的不忠，是对一般日裔美国人的威胁。可是，对日本人的此种歇斯底里发作和搜捕的范围不断扩大，随时都可能发生。1942年2月，罗斯福总统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授权军队可以将“有关人等”从军方指定的“军事地区”内赶走，“安置”在其他地方。虽然这项行政命令没有明文使用“美籍日本人”一词，但实际上在西海岸大批被抓走的就是他们，与别的种族无涉。在1942年3月至11月间，有10万名日本人，包括男女老少，被运往加州到阿肯色州一带荒无人烟的各个巨大的拘留营。这一带是“以前没人住过，其后也没人住过的”不毛之地。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偷袭虽然发生在夏威夷，可那儿的15万日裔美国人却没有被拘留。拘留政策与其说和官方解释的“军事需要”有关，倒不如说美国本土上强烈的反日情绪和负责西海岸防卫总部的那位将军的人品有关。J?L?德维特将军是一个年迈的职业官僚，其经历主要在后勤而不是实地作战，在同僚中的威望不高。给日裔美国人建造拘留营使他能扩大其官僚势力，从而在公众眼里显得他是个大人物。诚然，使此举成为可能的，还是那种对日本（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的普遍恐惧和敌意。当德维特将军公开声称“日本鬼子就是日本鬼子，不管是不是美国公民”时，他道出了珍珠港事件之后的广大民意。拘留日裔美国人的政策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右翼的赫斯特报系和专栏作家威斯特布鲁克?佩格勒一类的种族主义者，厄尔?沃伦和瓦尔特?李普曼(微博)那样的开明人士，以及左派人士加莱?麦克威廉姆斯、威托?马克安东尼奥和共产党的《每日工人报》及《人民世界报》主编们，皆表示赞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将拘留政策视为合法，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无一反对者。可是，尽管当时对日本人的惧怕心理无处不在，但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判有通敌罪的美籍日本人连一个也没有。
大规模拘留对日裔美国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仅经济损失一项就十分巨大。在被迫去拘留营之前，他们匆忙地把房子、家具及其他财产卖掉。他们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企业，必须在几周之内清算了结。以1942年的价格折算，据美国政府自己估计，日裔美国人遭受的经济损失在4亿美元左右。除了经济损失之外，许多人蒙受了委屈，被迫离乡背井。美籍日本人公民团领导人也遭到致命的一击，他们还代表第二代日裔，正在努力争当优秀的美国公民并被美国人接受呢！由于认识到反对拘留政策是徒劳的，加上反对拘留政策会引起对美国不忠的嫌疑，美籍日本人公民团的官方立场，是遵从拘留政策。但是，公民团的这种立场，立即招致那些认为拘留政策是种族主义大棒的日裔美国人的愤怒和蔑视，尽管他们先前也曾竭力争取当美国良民。被拘留的日本人有时会产生严重的内讧。一些更好战的反抗者宣布放弃他们的美国国籍，甚至以武力威胁同伴，迫使他们跟着干。
可是，从总体上讲，日裔美国人接受了拘留生活的严酷事实，并不得已而求其次，尽力改善自己的境遇。拘留营的设备是同一号码的，且十分简陋；他们在集体食堂吃饭，在公共浴室洗澡，厕所也是公用的。全家人挤在斗室之内，周围全是带电的铁丝网，还有武装的哨兵巡逻。为了把环境搞得“人道”一些，他们种了花，并用废木料做家具。但是，他们住的是“长排长排的用油毛毡搭起来的小木头屋子”，室内仅有“一个炉子、一盏吊灯、一张铁板吊床及垫子”。在这种情况下，能美化到何种程度，只有天晓得了。
拘留营内的生活，使传统的日本家庭模式发生了颇大的变化。在那里，男女老少干着不同的活，但拿着同样的低工资，因此，父亲作为一家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个旧传统被大大削弱了。况且，拘留营里那些留给日裔美国人的行政职务，也只有具备美国公民身份的人才能担任。这么一来，年青的一代人就爬到了他们父辈的头上。由于巴掌大的陋室一个紧挨一个，家庭的隐私根本不能谈。以家庭为中心的活动，比如进食，不能在家中进行。
美国在战时需要大量的人力，这种情况甚至没等到所有的日裔美国人被赶到铁丝网之内，就开始改善拘留计划了。1942年春，某些季节性农业工人获准离开拘留营，以缓解农业劳力的短缺。后来，只要这些农工在军事地区范围之外干活，再通过忠诚审查的话，他们便可以永远地迁到那里去居住。1942年夏，几百名第一代日本移民铁路工人被允许回到东俄勒冈州继续干活。4 000多名第二代日裔大学生被允许离开拘留营去继续求学，他们去了东部或中西部，意在回避而不是抵抗“军事需要”这个政策，该政策是西部防卫司令部为大拘留制造的借口。负责拘留营的文官当局，总的说来对日本人比较同情，他们制订的释放各种具备特殊情况的日本人的计划，屡屡遭到军方的谴责。可到了最后，连军方的高级长官也开始在打日裔劳动力的算盘了。于是在1943年1月，美国陆军开始征招先前因被划为“敌侨”而无资格参军的第二代日本人去服役。尽管情况很反常，而晚一些被拘留的日本年轻人仍感到一肚子委屈，但那些有资格参军的人还是抓住了这个机会，以便在战场上证明他们对美国的忠诚。
共有30多万名的日裔美国人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单独由日裔美国人组成的团队曾在欧洲战场作战。他们于1943年被派往“二战”中一些打得最惨烈的战场上去拼搏。日裔组成的442团成了“二战”中（甚或美国历史上）获得荣誉最多的一支劲旅。在与纳粹部队的较量中，日裔阵亡人数达9 000多，赢得了52枚杰出军功十字勋章和一枚国会荣誉勋章。在太平洋战场，几千名日裔担任翻译，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日军往往以为美国人不懂日语，而没把军事情报译成密电码。可是，“每个战场上都有随军的美籍日本人，他们能读懂截获的日军文件，并把情报传递给盟国将领”。
在“二战”中的悲惨经历，最终被证明是美籍日本人在美国站稳脚跟的一个转折点。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证明自己对美国的忠诚。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渐渐地有的在政府内部，有的在公开场合开始替他们主持正义。最后，连西部防卫司令部也宣布，过去用来使拘捕合法化的“军事需要”已经结束，文官当局也宣布拘留政策行将结束。曾在1942年下达拘捕令的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公开为日裔美国人的忠诚辩护。到1944年年底，最高法院宣布，拘留那些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日本人是违反宪法的。
尽管第一代日本移民遭受了巨大而不可弥补的损失，但对第二代人来说，拘留营成了他们迈入美国社会的开端，从此就沿着社会和经济的阶梯青云直上。原来那种狭隘的种族牢笼被打破了。他们再也不必步其父辈的后尘，仅仅从事少数几种职业了。在拘留营里，日裔美国人比平时的工作面更广。未进拘留营时，由于受营业执照和其他限制性措施的影响，他们职业的选择面较窄。因为第二代日裔是美国公民，他们在被拘留的人中享有特权，首批释放的人中他们占大多数。他们迁到东部或中西部之后，门路就更广了。无论是作为高校学生还是在部队当兵，他们都以自己的献身精神赢得了其他美国人的接纳和支持。
偏执分子的嘴巴并没有被完全堵住。特别是在加州，当一些被拘留的日本人从战后美国的拘留营中回来时，发生过欺侮日裔的零星“事件”，严重程度各有不同。但是，当一个反日议案于1946年在加州历史上首次以压倒性多数被推翻时，清楚地表明了人心的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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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专家分析，现在的活跃在里斯本房产市场的不单是中国人，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人士也相当活跃，“蛋糕”将会越分越少。而且，葡萄牙购房移民项目具有强大的优势，投资者只需要购买50万欧元以上的房产，即可实现三代移民，有意向的人士可尽快联系顾问
1945年8月9日，苏军出兵中国东北，给盘踞在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以毁灭性打击，60万日本关东军官兵迅即缴械成为苏军的俘虏。然而，这些日本战俘并没有在中国东北地区就地接受改造，也没有被迅速被遣送返回日本，而是被苏军象战利品一样拘押运送到苏联的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等边远地区的劳改营里强制服苦役，直至1956年日苏两国政府恢复关系正常化的《日苏联合宣言》签定为止，历时整整11年，其中有62068人在苏联各个劳改营服苦役中死亡。
苏军利用仅仅一周左右的时间就摧毁了日本关东军，紧接着日本天皇宣布了投降诏书，由此使亿万中国人沉浸在欢庆抗战胜利的空前狂欢之中。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于抗战胜利的到来感到十分突然，几乎没有做好接受日军投降的任何准备工作，对于接受日本投降的各项事宜，也只能完全听命于美苏等同盟国的指令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战俘遣返等问题，也就成为了苏军大权独揽自己一家说了算的事情了。
60万日本关东军战俘之所以被苏军象战利品一样，被拘押运送到苏联的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等边远地区的劳改营里强制服苦役，主要原因是二战结束后的苏联劳动力严重短缺。俄罗斯观察家日尔诺夫所指出：“日本战俘对于苏联来说非常重要。要知道，战争已经使苏联的人力资源损失殆尽。苏联国内许多人在战争中牺牲，因此战后在国民经济的一些领域和部门实际上很难找到人来工作……不过，尽管经济上的巨大好处促使苏联想继续使用日本战俘”，“而且使用战俘只须提供最低水平的食宿生活条件，无需苏联政府太多的投入，就能迅速启动被战争摧毁的工业、能源、交通等国民经济重要部门………”这大概就是当时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拘押运送日本战俘到苏联的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等边远地区强制服苦役的最直接原因。
那么，日本战俘到苏联之后又究竟从事哪些劳动呢？据俄罗斯《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刊登的俄罗斯学者В.Н.卡拉曼和Ю.П.休科夫斯卡娅的文章《滨海边疆区境内的日本战俘》称：“将日本战俘安置到远东地区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他们在劳动消耗最大、体力劳动最繁重的国民经济领域和部门——比如有色金属、煤炭、采矿、林业、渔业部门从事劳动，而这些部门人力资源严重匮乏。但是，由于滨海地区大多数重要企业接受日本战俘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好，所以根据联共（布）滨海边疆区委的专门决议，战俘们也被分派到当地的工业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交通运输部门以及建筑部门去劳动”。
据1945年9月4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区局副局长季姆琴科中校、战俘事务处处长凯达洛夫中校联合署名的《关于滨海边疆区接受日本战俘准备工作的情况材料》披露的滨海边疆区日本战俘的分配情况：“确定将日本战俘分别安置到如下单位：滨海煤炭联合企业，25000人；森林工业人民委员部下属的木材采运企业，18000人；建筑工业人民委员部下属企业，12000人；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下属企业，5000人；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工程部下属企业，8000人；有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下属企业，2000人。”尽管这份文件只是讲述了苏联的一个行政区——滨海边疆区分配、安置日军战俘的情况，但是从这份文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日本战俘在苏联劳改时的主要工作场所是：矿井、矿场、木材采伐加工厂、工程建筑工地、石油加工厂、石油工业企业建设托拉斯、铁路和公路等。 “战俘被用来干重体力活——下矿井、伐木、搞建筑、铺公路。莫斯科大概是将这种劳动当作是对战争期间所遭受的损失的一种补偿……”
从1945年开始，大量的日本战俘被安排到苏联的煤炭工业领域工作，从事开采煤炭，修建和重建矿井，还被安排兴建新的重工业企业——符拉迪沃斯托克拖拉机制造厂、车里雅宾斯克和外高加索冶金联合企业、阿穆尔钢铁联合企业……并参与修建了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参加了改造和重建苏联各地区公路的工作，参与兴建了一批水电站，其中包括明盖恰乌尔水电站、塞凡湖水电站、扎乌吉卡乌斯水电站、法尔哈德斯水电站、索契水电站、库拉科夫水电站。在这些重点工程建设中，日本战俘所占劳动力总数的40%以上，最多的高达90%……”
此外，日本战俘还被安排到一些极其特殊的工作场所工作，2005年俄罗斯学者阿纳托利·斯米尔诺夫在《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原子弹幽灵》一文中披露了日本战俘在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掌控的与制造原子弹相关的工程里劳动的一些情况：“日本战俘们在车里雅宾斯克州建筑地下工厂，也就是所谓的车里雅宾斯克-40工程，这个工程是用来制造原子弹的……作为特殊定额人员，战俘们无权随便越出工程工地一步，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严密地监视着他们……”
“日本战俘进入各自的战俘营和劳改所之后，要立刻动手做一件事情，即给自己修建住处，因为苏联方面接受日本战俘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糟糕，许多厂矿企业几乎没有做好接受战俘的准备工作，日本战俘抵达苏联之后等于到了荒野之地，完全需要由战俘自己动手去修建包括住宅区、厨房、住所在内的一切必要设施。”
许多日本战俘在苏联劳改营服苦役期间，工作勤奋、认真、组织纪律性较强，干活非常卖力，从不偷懒。“日本战俘的工作效率要比苏联工人和苏联囚犯好得多，因此在很长时间里苏联都不太愿意释放这些日本战俘回国” 等等。也许正是这样的因素，被苏军押运到苏联境内服苦役的日本关东军战俘才迟迟得不到遣返释放，被当作劳动力被无偿地使用。
加拿大联邦投资移民申请积压个案目前在全球有超过2.2万宗，仅中国大陆和港台三地就占75%。有移民律师建议，联邦移民部应采用配额制，每年让500个按旧门槛40万元投资额度申请人，若自愿提高至80万元新额度的申请人先进行审批，料每年可为加国带来2亿元经济效益。
据周五(7日)公布的最新一期《移民资讯汇编》(Lexbase)指出，联邦政府是在去年底将投资移民的投资门槛由40万元提高至80万元，但申请个案继续猛增。而联邦投资移民每年700个名额的新政策自今年7月1日起生效，不少移民公司连夜排队送件，首日即收到上千宗，随即令配额爆满。
移民部资料显示，截至2011年4月1日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移民积压个案有22,491个，单是香港就高达15,643宗。平均等待期由2年到8年不等。此外从2007到2009年，抵加投资移民中，中国名列前5名国家的第一名。
Lexbase总编辑兼移民律师库兰(Richard Kurland)接受访问表示，他建议移民部设立500个优先处理配额，让那些愿主动将40万元投资额度提高至80万元的申请人先审批，每年可为加拿大额外创造2亿现金收入。 他说，移民部目前每年处理3,000个投资移民案，扣除700个新案，大约可处理2,000多个旧案，加快处理其中500个旧案，完全没有问题。移民部不必要求那些自愿者重新提出申请，仅需透过行政程序询问申请人，只要申请人愿意，补缴差额即可，不会增加移民部作业负担。
此外，库兰建议，针对未来接受新申请案，由目前一年缩短为90天，同时改为一律邮递送件，避免混乱。
联邦移民部策略分析处(Strategic Policy Branch)今年3月31日完成的成本效益分析报告提到，新加坡对寻找资金避风港的中国投资者吸引力愈来愈大；美国EB-5投资移民计划的市场份额也在上升，愈来愈多申请已获批准；此外，拉丁美洲的市场份额则不断增长。不过在争取投资移民上，加国较其他国际竞争对手，仍具优势。
原因是，虽然美国或澳洲投资移民计划低于80万元，但都不是立刻发给永久居民签证，同时不许贷款。相反，加国投资移民允许投资人向金融机构贷款9成，申请人仅要拿出22万元，就可办理投资移民。
报告显示，2009年，联邦投资移民计划为本国各省及特区创造4.87亿元的资本流入，在将投资额度提高到80万元后，各省及特区投资移民方案将可获挹注近10亿元，同时与移民服务行业也会水涨船高。 报告指，由于全球财富增长，80万元的投资额度令申请人更容易达到。
移民狂潮是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铁证。10年间，日本计划向中国移民500万人，占当时日本全国总人口的八分之一
国际先驱导报驻吉林记者马扬报道 日前，据中国学者首次发现大量珍贵史料并研究证实，日本曾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有纲领、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进行了五次大规模带有侵略性质的移民，最终目标是从1937年起利用10年时间，向东北实施移送100万户、500万人的
庞大移民侵略计划。
五次大规模“集团移民”
“日本遗孤”现象早已清楚地证明日本对中国东北实施移民的侵略事实。不过，由于日本在二战战败后大批销毁了关于东北移民的大量文件，对有关方面澄清历史真相和研究这个问题造成了较大的困难。
中国著名人口学学者、吉林大学副校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王胜今教授，在日本人口学会会长、世界著名人口学家黑田俊夫的帮助下，用长达10年时间对“日本对中国移民侵略”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他在中国、日本、韩国、朝鲜等有关大学、研究机构、图书馆和地摊书市，有针对性地收集并整理了大量的文献、图表和统计资料，其中多数来自日本和韩国的文献都属首次发现。
据王胜今教授接受《国际先驱导报》专访时指出，通过对各种资料的研究表明，日本对我国东北进行移民侵略的目的是把日本移民组织成强化的武装集团，侵入中国农民居住区，形成由日本人组成的特殊村落或“移民团”，以监视和镇压当地人民。“移民团”依其规模分为“集团移民团”“集合移民团”“分散移民团”，日本还把农家的次子、三子以下的未成年人集合起来，经过训练后派往中国东北，成为所谓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
在日本改造社昭和十三年(1938年)出版的《满洲移民读本》中，详细画出了日本移民侵入我国东北各地的区域分布图；而同年出版的《昭和十二年度拓务省辅助的自由移民一览》中，则详细列表公布了东北开拓团在各地分布的人数和户数。据了解，日本前期“集团移民”共分4次，分别侵入伪满三江省永丰镇、依兰县湖南营、滨江省绥棱县、牡丹江省密山县的城子河和哈达河等5地。1936年，拓务省在对原有移民方式加以取舍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集团移民计划”，第5次集团移民从日本全国选出1000户移民，侵入到伪满东部的密山县。
1936年8月25日，日本把向中国东北移民列为“七大国策”之一，准备从1937年起，利用10年时间，向中国东北实施移送100万户、500万人的庞大移民侵略计划。据日本估计，伪满人口将在30年内由当时的3500万人增至5000万人，而日本人要成为“满洲国”的五族之一，其人口至少应占到十分之一，即500万人。据日本史料记载，伪满时期仅黑龙江地区就有日本移民13万人。
“武装移民”镇压东北抗日力量
日本向东北移民主要是为了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斗争，巩固它的军事占领。武装移民的倡导者东宫铁男和加藤完治，在策划首批武装移民入侵行动时明确指出，目的是为了对付李杜、丁超的“三万多顽匪”，是“从维护治安的角度着眼”。规定武装移民要“承担关东军任务的一部分，维持满洲国内的治安”。
例如，第一次入侵的武装移民492人，由市川益平中佐率领，在移入佳木斯东南永丰镇之前，参加镇压抗日力量和武装军事行动37次，长达半年之久。就连日本也把他们称做“屯田兵”或“屯垦军”。到1931年，武装移民共移入5次，2917户，与东宫原计划的3000户基本吻合。从入侵武装移民分布情况看，这五次移民都集中在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东部和北部。这些地区正是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最活跃的地带，其意图显然是让这些武装移民“在北满的治安确保中起杠杆作用”。
1937年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进入了所谓的“国策移民”时期，移民的募集从以军人为主，转变为“一般农民第一主义”。这个时期，日本强调移民的作用要从“狭义的国防机能”转变为“广义的国防机能”，即移民不仅要成为维持治安、公平，能巩固国防的杠杆，直接支撑关东军的军事活动，而且还要全局的、长远的、有计划地去实现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政治目标。
移民侵略与土地掠夺并进
为推行移民侵略政策，日本在进行移民的同时又大肆掠夺东北地区的土地。1932年，日本在东北成立“日满土地开拓公司”，通过验收、强抢夺并销毁地契等方式，大量掠夺东北农民。次年1月，伪满正式宣布允许日本人从1933年3月起，在东北自由购买和租用土地。1934年，日本开始大肆收买土地，无论荒地、熟地一律一元，几乎等于白抢白占。
日本帝国主义强占耕地的过程中，不仅雇农、佃农、自耕农的土地被侵略，就连有些占有百余垧土地的大地主也未能幸免，一夜间也会变得土地一无所有，仅剩下牲口等财产。日本强行霸占中国农民土地的暴行屡屡发生，例如宾县许汉臣兄弟三人共有地80垧被强买。高玉林有5垧地，被日本实行归村并屯所强占，房子被烧。爱珲县法别拉屯居民陶平升回忆说：“伪满康德六年五月间，中井久二当时任里河省次长，他派省公署开拓厅及县公署工作人员到我们屯里，命令法别拉屯在六月一日前迁移搬家，并说，‘你们屯都搬出去，给日本开拓团用。’到12月1日那天夜里，强迫搬出了法别拉屯。全屯300多口人哭号野外，无家可归，东奔西散，尤其是正值腊月寒天，受尽冻饿，搬到新地方房屋地皆无，很多人冻饿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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