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招募的华工，他们大多来自山东、直隶等地。（1917年）
留尼汪位于非洲大陆东南方印度洋中的一个火山岛，和毛里求斯相距150海哩，面积2512平方公里。1507年葡萄牙人发现该岛。1649年宣布占领，定名为波旁岛(TheBourbon)。1793年改名为留尼汪岛(ReunionIsland)，意为重新联合。其后移入奴隶垦殖，建立居民点，作为从非洲好望角前往印度的中途站，成为法国在非洲的橱窗，是法国联结南美和太平洋西南殖民地的交通枢纽。1946年3月正式成为法国的一个“海外省”。法国印度洋武装部队总部驻此。这里不仅万吨轮船可以靠岸，而且有高耸的观察塔和卫星雷达设备，可以看到印度洋上来往的船只。1999年岛上人口为65万，主要为法国人后裔，当地人称作为克里奥尔人(Creole)，此外有印度人、马达加斯加人和非、欧混合人种，华侨华人1999年有2.7万。居民中85%的人信奉天主教，少数人信奉伊斯兰教。官方语言为法语，民间通用克里奥尔语。首府圣但尼。
留尼汪以出口农产品为支柱，甘蔗种植为主要资源。蔗糖占出口额85%，全岛60%人口靠糖业为生。该岛也是法国香料工业的原料基地。居民的定居和社会的演变都和岛上农业变革有着紧密的联系。种植园几乎成为人们活动的核心。
华侨移居留尼汪始于1844年(一说1843年法国总督在新加坡和马来西招募259名华工到该岛垦殖。这是第一批华工)，但人数不多。
至1846年7月，留尼汪岛上的华工共有458人，1849年初，614名来岛的契约华工定居在海边，住在甘蔗种植园里。1848年增至728人(一说500人)。而1862年只剩下415人。1847年2月，有条船运载第一批契约华工返回新加坡。1848年还曾有27名契约华工从留尼汪到毛里求斯找工作，毛里求斯华人店主陆才新(阿鑫)等立即雇用他们。在以后的几年中(直至1857年)又有202名留尼汪招募的农业工人，在契约斯满后到毛里求斯，并找到安身落脚之地。最后一批留尼汪招募的契约华工抵达毛里求斯的时间是1857年。这也说明在这15年间，岛上的种植园主与华工签订过3期雇工契约。
至1875年前后，出现第二次中国人向留尼汪移民的高潮，这次主要是来自广东梅县的客家人，为自由移民相继到来的。
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转折时候，最后一次大规模招募华工之后，中国人常常单个地来留尼汪。这种迁移办法是由法国驻福州的领事经办的，他们来时并没有订契约。1910年，就有108名中国人乘船到留尼汪。是年，将近100人已经在地段好的地方开设颇有名气的商店。1911年新来190人；1912年又来185名。以后平均每年有200名中国人移居留尼汪。
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2万名华侨华人中保留中国籍的仅有800名左右。1996年留尼汪的华侨华人大约有2.5万人。
除华工外，早期赴留尼汪的华侨大多从事小商小贩，经营杂货、粮油食品零售业，有的从事农产品的加工和经销。中国人在留尼汪主要从事种植业的时期到19世纪结束。20世纪中期，中国人成为商人、面包师或烟叶加工者。
延伸阅读
有记载的第一批来到澳大利亚的中国人是1750年登陆的商人，实际上中国人可能很早就来到了澳大利亚，并熟知从南中国航海到新加坡补给，再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航线。1788年，英国开始向澳大利亚流放罪犯和殖民，中国人也开始在这里定居。当中国的港口向外国商船敞开之后，中国人也开始了海外移民的脚步，1850年左右，中国开始了第一次向澳大利亚的移民潮。
当时，中国人来到矿山和牧场里工作，还在澳大利亚的各个市镇经营洗衣店和家具店。这些中国移民大多来自广东和福建两省，他们以新加坡为跳板，然后落脚在今天的西澳州地区。由于当时西澳州劳动力极度缺乏，当地政府非常欢迎中国人，并同他们签下契约，当时苦力、厨师和园丁是中国人的三大职业。1885年，悉尼已经有了54个中国菜园，据统计，1901年的时候，新南威尔士州有67%的菜农是中国人。
19世纪中叶开始的淘金热也让澳大利亚迎来了更多的中国移民。从1854年到1858年间，来到维多利亚州的中国人就有4.5万，随后，澳大利亚各州纷纷兴起了淘金潮，中国人也大量来到这些地方。
当开矿热潮消退之后，中国移民找到了新的营生，例如制作家具、卖茶叶和鱼，还有进行海上贸易。
中国移民多起来之后，澳大利亚各地纷纷建成了以华人市场和寺庙为中心的唐人街和中国城。墨尔本的唐人街是西方世界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唐人街。
随着中国人的增加，反华团体也诞生了，1901年，《白澳政策》出台，顾名思义，这项政策限制非白人移民进入澳大利亚。
当时澳大利亚最有名的华商名叫梅光达(Mei Quong Tart)。从悉尼市火车站出来，往最繁华的利物浦大道方向走上一段，就会看到人行道的大树旁有一座不太起眼的铜像，乍看之下多数人会以为只是某个西方人的人头铜像，但仔细瞧一下铜像下的文字说明，你就会看见侧面刻有中文“梅光达”字样。
与当时澳洲华人移民主流一样，梅光达来自广东四邑之一的台山，他是很西化的华人，不但打扮、信仰西式，还娶了一个白人太太。他开了一间华人茶馆，是悉尼地区最成功的华商，也是当时少数几个能融入澳洲主流社会的华人。满清政府甚至破例任命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的梅光达为清政府驻澳的领事。
但在一抢劫案中，梅光达遭到歹徒攻击致死，由于行凶者是白人，警方并未严惩，不少华人认为这是澳洲白人对华人的种族歧视。
今天，梅光达的后人已经完全西化，金发碧眼，丝毫没有华人的特征，也不会说中文，仅存的是他们依然以梅光达名字的最后一个字“Tart”为其姓氏。
2003年，在悉尼动力博物馆(Power House Museum)举办了梅光达逝世百年的纪念活动，澳大利亚人组织了丰富而正规的活动，澳大利亚各大学的许多历史学者参加了这次活动，但遗憾的是大多数到澳大利亚的华人对这些历史一无所知，因此这次展览并没有很多华人参加。
1857年，700个来自中国南方的矿工从澳大利亚南部的罗伯港向澳大利亚中部的金矿带进发。他们在阿勒山歇脚时，偶然发现了“广东铅”，一座世界上藏量最丰富的浅层金矿。仅仅几个星期过后，这个地方就聚集了3万人。今天，“金山博物馆”记录了这段历史。
1973年，澳大利亚政府彻底取消了《白澳政策》，决定建立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今天，澳大利亚有华人65万，华人成为第五大族群。
法国华人移民史，一部三百多年的奋斗史
法国华人的移民历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开始的。起初，在法华人的出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法国华人人口的迅速增加并跃居欧洲首位。1975年，东南亚难民(其中80%是华人)在巴黎十三区形成中国城之后，由散居的华人形成的自主商业圈成了巴黎华人的象征。随着中国经济开放以及国有企业的改革，越来越多的大陆华人涌入法国。如今，法国华人移民已经受到了法国的重视，甚至欧洲社会的广泛关注。
法国华人移民史：法国华人移民的三个高峰时期
法国禁止按照种族归类统计人口，因此我们很难估计法国有多少华人或华裔。《十字架报》认为数据大概在60-70万间，其中大半是在大巴黎。
第一次移民高峰：1916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两国在中国共招募华工14万人左右，他们中的幸存者基本都回国了，留下的3000多人中有部分温州人。与此差不多同时，希望躲避战乱、到异乡讨生活的温州人携带著名的青田石雕和手工皮件，从中国东北满洲里出境，沿陆路贩卖、打工来到法兰西。
第二次移民高峰：1975-1985年，这十年间法国接纳了15万名来自柬埔寨和越南的难民，他们中很多是祖籍潮州的华裔。与此同时，温州人也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际踏出国门，并与20世纪初留在法国的温州人联络上。
第三次移民高峰：1990-2010年，中国与国外的交流更加频繁，在这个阶段来到法国的大陆人很多来自东北三省。
2002年，中国和法国签署了高等教育学位和文凭互认行政协议，现在有大概3万名中国留学生在法国深造。
法国华人移民史：法国华人是巴黎独特风景线
目前在法国引人注目的温州籍华人。二十多年前温州人开始到法国打工经商，从巴黎一个叫“寺庙街”的地方起步，从事服装、皮具、进出口业。不少温州人每天工作到深夜12点，每天工作时间在15个小时以上。这种拼命工作的程度，让原先占据当地的犹太商人根本无法与之竞争。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温州人就逐步统治了寺庙街市场。今天的巴黎，从寺庙街一直往东至巴黎郊区的93省，温州人开的商店星罗棋布，成为巴黎新兴的唐人街。
法国最初的唐人街只是华人移民赖以生存、繁衍的区域，如今的唐人街凭借招牌、语言、饮食、文化的异国情调，反而成为巴黎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法国华人移民史：华人在法国的境遇
华人在法国的确有遭受歧视和不公正对待的现象，不少华裔儿童从小就有“柠檬脸”“月亮脸”或“吃狗的人”之类的绰号，一些种族歧视严重的法国人称中国人为“中国人”、“单眼皮”。但对华人友好的法国人也不在少数，比如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多次表示，聪明、善良、勤劳且数量庞大、发展稳定的华侨华人几乎可以成为移民群体的良好“范本”。在一些媒体做的街头调查中，问到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很多法国普通民众的回答是“勤劳”。
部分法国人对华人的偏见从何而来，原因比较复杂。华人移民的素质良莠不齐，有优秀的留学人才，有受过良好法式教育的移民二代，但也有非法劳工甚至在法国从事不法行为的人。不同阶层接触的华人移民不同，得出的印象也有较大差异。被华人抢走工作和生意的法国人自然对华人抱有较大敌意，学者与艺术家群体则对华人相对较友好。
特别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浙江移民大量涌入法国，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拼搏，抢走了不少当地人的就业机会，在服装、皮具等行业彻底打败法国人，再加上法国传统制造业、零售业不景气，不少法国人把矛头指向华人，认为是华人导致法国人的境况下降。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飞速发展，近年来不少中国游客到巴黎大肆采购，而同时期的法国经济衰退，原先有很强心理优越感的人看着中国人越来越富有，心里也是酸溜溜的。这种心态影响着法国人对中国游客、对华人移民的态度。有媒体还登过一幅“中国人占领巴黎”的漫画，画着一个中国人搂着一个法国女郎坐在一辆黄包车上，而拉车的是个法国男人。这幅漫画故意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街头景象对比，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法国人对中国崛起的羡慕嫉妒恨。
法国华人移民史是不同时期华人移民到法国的历史，背后其实是一部中国由弱到强的崛起史。从最初的被招募去做劳工，后来以难民身份逃难到法国，一直到最近二十多年来主动去法国工作经商，不同目的和性质的华人移民见证了中国的高速发展。
有研究显示，早在17世纪初，已有华人出现在荷兰这个美丽的国度。但此后两三百年里，到达荷兰的华人屈指可数。大量华人进入荷兰是在20世纪初期。当时移民荷兰的华人主要有两支：一支为印尼华裔，一支为浙江青田(温州)人。20世纪20—30年代，有一些中国学子赴荷兰勤工俭学，其中有些人选择在荷兰定居，并与当地人结婚生子。
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印尼华人、香港人和苏里南华人大量移民到荷兰。而在中国大陆，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后，很多大陆人也因为移民政策的放宽而移民荷兰。
2012年，荷兰当局公布境内华人人口数位80198人，但这个数字未包括来自大中华地区以外国家的华人。据估计，现居荷兰的华侨华人约为19万人。荷兰最大的华人社区分别在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和海牙三个城市。
第一代移民荷兰的华人往往以经营餐馆为生，从华人移民荷兰开始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餐饮业一直都是荷兰华人的主要就业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第二代荷兰华人移民的崛起，荷兰华人经济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华人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高学历专业人士。
随着荷兰华人社会的发展，当地的华人社团也日益兴盛。目前，荷兰华人社团已有100多个，宗教乡团青年会学生联合会商会专业协会等。其中，旅荷华侨总会、荷兰华人总会、全荷华人社团联合会是比较有影响力的社团。
虽然荷兰华人的整体发展趋势良好，但荷兰的华文媒体并不发达。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荷兰华人开始建立一些华文网站，这些网站给华人提供了很多便利，加强了华人之间的交流。
移居荷兰的第一代华人大多忙于生计，对政治关注得比较少。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社会地位的巩固，荷兰华人的参政意识逐渐增强，开始关心政治并参与政治活动。2004年9月15日，荷兰政府正式批准“荷兰华人参政机构”成立，这加强了荷兰华人群体与荷兰政府的练习和交流，有利于荷兰政府更多倾听华人社会的声音。(据《世界侨情报告《2012-2013》整理)
在美国的南加州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中国城，最有名的当数洛杉矶中国城，那里几乎成为海内外游客游览洛杉矶的必到之处。其实在洛杉矶以东100多英里的河滨市也有一个中国城，它的历史比洛杉矶中国城还早将近30年。河滨中国城近年来声名鹊起，主要是河滨拯救中国城委员会(SOCC)带头抗议开发商对中国城原址的商业开发，并且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该委员会表示，希望在中国城旧址上建设纪念公园，展示早期华人在美奋斗打拼的文物以示纪念。
史料显示，华裔先民最早在河滨市落脚的时间要追溯到1870年，最早的华人物业建于1878年，位于河滨市第七街，即主街和市场街之间。最初的中国城建在现在的使命旅馆附近。1885年，因华人商业在原中国城地区遭驱逐，华人业者及居民搬出市中心，迁移至布洛克顿街和盼街之间。此后华人商业逐渐繁荣。据说当时河滨中国城有450名常住居民，流动人口超过2500人。这样红火的日子过了三四十年，美国迎来大萧条，河滨中国城也走向衰落。1968年，这座中国城成为河滨县的历史地标，城中最后一位华裔居民黄河亮1974年过世，享年74岁。
河滨拯救中国城委员会创始人之一李先生表示，从广东台山来美国的黄河亮，他与其他数百名乡亲早年来美国修建铁路。修完铁路后，其中一部分人就定居美国并来到河滨一带。当初河滨建市也有这些先民的贡献。他们原本是农民，没有其他生活技能，只能在当地从事农业耕作。美国1882年开始实施《排华法案》，不准华人与其他族裔通婚，也不准入籍，令这些华人先民的生活十分艰难。他们将中国种植柑橘的农艺传到美国，使美国成为全世界种植柑橘最多的地区之一。河滨加州大学之所以设立农业系，也与这些华裔先民帮助当地改良柑橘品种有关。
李先生介绍说，1943年美国废除《排华法案》，允许华人购买物业置地。黄河亮用积攒的钱买了约2.5英亩土地，现在的中国城旧址就是黄河亮原来购置的物业原址。2007年，河滨市政府出于商业目的，计划将原中国城旧址卖给开发商，建设医疗大楼，而当时河滨加州大学考古系教授告知，此地就是中国城遗迹，有先民文物。为制止市府商业开发，河滨市华人及其他族裔民众成立保护中国城委员会。委员会2008年正式成立，有成员近千人。保护中国城委员会采取法律手段，将市府告上法庭，经过两年多时间，该委员会胜诉，市政府撤回施工许可。
李先生说，河滨拯救中国城委员会希望能将原中国城旧址开发成纪念公园，并希望联邦、州政府能拨款建设以族裔融合为主题的博物馆，展示华裔先民文物。这样做既可以告诉以后移民美国的年轻一代，华裔先民在美国的沧桑奋斗史，又可成为旅游者观光游览、了解当地历史的一个景观。他说，修建主题纪念公园的总投资预计要150多万美元。
河滨拯救中国城委员会为了纪念华裔先民，缅怀先人贡献，还每年组织成员在清明节期间到当地先民墓地纪念公园为先民扫墓，这项纪念行动已经持续了5年多。
相信中国城的保留，不但能让更多新一代移民了解华裔先民在美国的奋斗史，也能帮助他们更好的融入这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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