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月12日，在德国首都柏林的社民党总部，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克尔（中）、基社盟主席泽霍费尔（左）和社民党主席舒尔茨出席新闻发布会。（来源：新华社）
【欧洲时报】1月29日报道，外界希望德国社民党（SPD）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保守派联盟共组联合政府谈判快速取得进展，社民党消息人士29日说，党魁舒尔茨对此期待大泼冷水，指称双方歧见仍多，包括难民问题。
据路透社报道，社民党一名消息人士指出，舒尔茨会晤党内领导层时，对与默克尔的第一轮谈判结果持怀疑态度，强调主要争议依然存在，包括已获准留在德国的难民和家人团聚的问题、医疗保险以及就业政策。
这名消息人士表示，舒尔茨告诉大家，在这些议题上，要做出何种妥协或是能够达成何种协议，目前并不清楚。
先前默克尔领导的联合政府2015年同意接纳超过100万名移民和难民，许多人是从中东战火中逃出。因此，难民和家人团聚问题尤其敏感。
针对境内难民希望把留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家中的家人接来团聚，社民党赞成采取较为宽容的作法。但是，在移民问题上，默克尔领导的保守派联盟希望提出较为强硬的作法，以避免把更多的选票拱手让给极右派德国另类选项党（AFD）。在去年9月大选中，德国另类选项党首次跻身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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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像关闭港口一样关闭机场！”10月7日，意大利以强硬表态否认该国将接收难民的传闻。近段时间以来，德国与意大利围绕难民问题讨价还价，凸显了难民问题正日益成为影响欧盟内部团结和稳定的“老大难”问题。
上个月，德国内政部长泽霍费尔宣布，德意两国将就难民遣返问题签署协议，但意方日前表示该协议“仍需商讨”。分析认为，难民涌入给欧洲国家带来巨大压力，欧洲各国责任分担尚未厘清、保守主义势力抬头导致难民问题成为欧盟“老大难”。
持“反移民”和民粹主义立场的意大利新政府自今年6月上台以来，在移民问题上一直采取强硬的态度，并不惜与周边国家发生外交摩擦。除了收紧内部的移民政策，对内严厉打击非法移民，对外屡次阻止难民登陆外，意大利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萨尔维尼以“条款严重不平等”为由，在欧盟内部一直致力于彻底修改《都柏林协定》，重新制定难民分摊计划。
根据《都柏林协定》，难民抵达欧洲大陆时登陆的欧盟成员国负责受理难民的庇护申请和安置。但现实是，难民在意大利等接收国家登陆后纷纷自行前往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过去3年中，德国已经接收了100多万难民，大量涌入的难民和国内民众持续上升的排外情绪让德国的难民安置面临极大压力。
不堪重负之下，德国一直寻求能与意大利签署难民返还协议。该协议内容与德国此前已与西班牙和希腊所达成的相关协议类似，其中规定，“德国今后若在边境截获的难民中发现已在意大利申请避难者，有权将其当即遣返回意大利。”
欧洲媒体称，意大利迟迟未在协议上签字的原因在于，意方要求德方在两方面作出让步，以支持其在欧盟内关于难民事务的立场：首先，意大利希望德国支持修改《都柏林协定》；其次，改变欧盟在地中海巡逻救助难民时总是把获救难民首先送往意大利的做法。意大利特别强调欧盟各国应该采取“责任分担”的方式，呼吁难民原籍国、中转国和目的地国共同合作“平衡”安置难民，而非让难民首次登陆国独自承担压力。德国尚未对此表态。
意大利安莎社分析称，数量庞大的难民给欧盟各国带来了极大的负担，一些国家出于自身利益拒绝履行《都柏林协定》，协议已经形同虚设。意大利团结协会主席斯齐亚沃尼认为，《都柏林协定》的现状不仅反映出难民问题给各国带来的分歧，也凸显出欧盟协调解决问题能力的不足。同时，针对是否进行改革的争吵和担忧，折射出欧盟内部裂痕的进一步拉大。
路透社称，难民问题持续困扰欧洲各国，由此引发的外交压力也呈上升趋势。同时，业已存在的大量难民给欧洲社会带来的长远影响也不容忽视。
德新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默克尔当天在德国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她反对就“脱欧”协议进行重新谈判。英国必须自己找到解决方案，外界不应施加压力。就欧盟和英国未来关系，她说双方仍然可以进行谈判，而且现在也有时间。
默克尔在会议前对媒体说，她对英国议会下院否决“脱欧”协议感到非常遗憾。德国将尽可能将英国退出欧盟带来的损害降低到最小，因此将继续努力找到英国有序退出欧盟的解决方案。同时德国也会为英国无协议“脱欧”做好准备。德国和欧盟正等待英方就接下来如何行动提出建议。
德国外长马斯此前表示，目前的“脱欧”协议被否决，只说明英国议会下院议员不想要什么，但并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英方须尽快澄清立场，现在“球”在英国这一边。
据悉，德国联邦政府和一些州政府已就英国无协议“脱欧”做好安排。德国政府向联邦议院提交了在英国无协议“脱欧”情况下实施的一些方案，17日召开的联邦议院全会将就此进行讨论。
法国欧洲事务部长纳塔莉·卢瓦索16日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英国议会下院否决“脱欧”协议是个“坏消息”。被否决的这一协议是一份“非常好”的协议，可以使英国实现有序“脱欧”。
在经过5天的辩论后，英国议会下院15日以432票反对、202票支持的投票结果否决了英国政府此前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根据议会下院此前决定，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将在21日前提出新的“脱欧”方案，并再次提交议会表决。
【环球时报驻德国特约记者 青木】“主动返乡的难民是被遣返的两倍!”据德国《明镜》周刊29日报道，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自愿返乡的难民数量创下16年来的最高纪录。约有5.5万难民已从德国回到原籍国，被遣返人数则是2.5万人。
报道称，大部分主动离开德国的难民回到了巴尔干地区。其中人数最多的是阿尔巴尼亚人，共有1.5万人;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难民也不少，各有约5000人。这些难民都来自所谓的“安全来源国”，基本无望获得德国的长期居留权，以免遭被驱逐的命运。
统计显示，去年到达德国的注册难民共有89万人。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表示，不仅来自巴尔干地区的难民，来自伊拉克、伊朗和阿富汗的难民也出现“返乡潮”。今年主动返回阿富汗的难民人数超过了3200人，是2015年的10倍。
“返乡潮”的背后是德国对主动返乡难民的高额捐助。《南德意志报》举例说，如果一个5口之家在德国官方通知申请庇护遭拒前决定返乡，就可得到约4200欧元的资助金。此外，德国政府还要为他们再支付一笔基本返乡费，包括旅费、零花钱等。根据国别、不同年龄及孩子的数量，这笔基本返乡费从1000至3000欧元不等。相反，如果难民在德国官方通知申请庇护遭拒后回国，那么就没有资助金，基本返乡费也要减少。本月早些时候就有34名阿富汗人因避难申请被拒而遭遣返。
德国《明镜》周刊29日报道称，难民政策事关默克尔明年是否能连任总理。默克尔政府已特朗普就职典礼,1.6万军警维安承诺，将加强遣返难民的力度，目标是把一半难民遣返回国。
德国应该告诉那些寻求庇护的人，这个国家对性侵这样的行为是“零容忍”的。一名德国政府负责社会整合工作的专员这样表示。
据“今日俄罗斯”网站11月1日报道，在一桩备受关注的强奸案之后，这名名叫安妮特·威德曼·莫兹(Annette Widmann-Mauz)的专员呼吁，对那些移民进行性教育。
她说，这些课程应该包括“全面的性教育”，目的就是明确地告诉他们，德国对性侵和其他类型的犯罪行为是零容忍的。
她为什么要说这些话，为什么要这样呼吁?
原来，根据此前的新闻报道，德国西部城市弗莱堡前段时间曾发生一起案件，一名18岁的女子被7名叙利亚难民和1名德国人轮奸。
针对之这起轮奸案，安妮特认为，这件事震动了德国社会，并且引出了对现行德国移民政策的批评，应该将肇事者绳之以法，严厉惩处。
安妮特解释道，在这些课程中，那些有移民背景的“老德国人”应该清楚告诉那些“新来的”，德国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性别和平等关系状况。如果有必要的话，这些课程上会用这些“寻求避难者”的母语来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德国第一次尝试教会那些移民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女性。早在2016年，就有告诉他们如何接触和认识德国本地女性的课程。
在这些课程中，德国人希望难民知道“不行，就是不行(a no is really a no)”。同时，这些课程也教授这些难民一些基本的卫生常识。
但是，德国和一些其他采取同样办法的欧盟国家的经验告诉人们，这些课程并没有起到多少效果。
就在2016年的比利时，一名16岁的阿富汗移民在刚刚上过“如何对待女性”的课程后，在难民安置中心强奸了一名女性工作人员。
3月13日，德国举行了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巴登－符滕堡州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由于举办的时机比较特殊，此次议会选举可被视为德国民众对难民政策的一次“公投”。选举的初步结果表明，主流政党几乎都是输家，大赢家是反对默克尔难民政策的右翼民粹政党德国选择党：它在德国东部萨安州得票率达到24%，成为当地第二大党；在巴符和莱法州，它的得票率也分别达到15%和12%。而默克尔总理所在的基民盟选情糟糕，只是在萨安州得以勉强保持第一大党地位，在另外两个州均丧失了一度拥有的大好形势，惨淡落败。
难民问题促德国民众用脚投票
祭出“保护边界”和“停止庇护混乱”旗号的德国选择党首次在一个州中的得票率达到了第二名，历史性的转折来源于竞争对手的失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对第一财经记者指出，“德国选择党的选民主要是‘抗议选民’，在三个州都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德国选择党选民是出于对主流政党的失望，才投票给它。”
而难民问题显然是德国选民用脚投票的核心原因。默克尔一直坚持“张开双臂”欢迎中东难民入境的政策。该政策起初曾受到国内民众的欢迎，德国人也曾主动上街欢迎难民进入德国。但随着难民涌入导致的强奸、抢劫案件增多，尤其是德国科隆新年难民集体性侵案的发生，让国内民众对难民产生了极大的反感。
郑春荣指出，“鉴于德国选择党势力的大幅提升以及基民盟的颓势，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势必承受更大压力。选民通过选票表达了对难民政策的不满，他们希望德国政府大幅限制难民数。”当前，默克尔正试图说服其欧盟伙伴与土耳其签订协议，阻止移民浪潮，但这一州选举结果显然会缩小默克尔的回旋空间。“这些结果是对默克尔的严重指责，也是我们迄今为止见过最明显的反对声音。”贝伦堡银行分析师Holger Schmieding表示。
默克尔地位仍无可取代
不过，对于曾领导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长达10年之久的默克尔而言，她仍然有希望赢得作为总理的第4个任期——事实上也没有谁可以挑战她在明年联邦选举中成为党领袖的权威。“选举结果将会放大基督教民主联盟内部的噪音，并限制政府在移民和希腊问题上的选择，但默克尔的总理地位不会受到威胁。”Teneo Intelligence的Carsten Nickel表示。
同时，压力之下的“欧洲女王”未必会就此改变自己的难民政策。郑春荣对第一财经记者指出，“在默克尔看来基民盟之所以在巴符、莱法两州丧失大好选情，恰恰是因为那两个州的基民盟候选人在难民政策上出现了摇摆，他们的有意右倾、偏离默克尔的难民政策，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选票，反而增加了选民对他们的不信任，助推了德国选择党的选情。”
因此，“虽然这三次州选后默克尔承受的压力在增加，但州选结果反而会坚定她坚持现有政策的信心。更何况虽然选民对默克尔的难民政策不满，但对她本人的认可度仍然最高。另外，默克尔在基民盟内也没有真正的竞争对手，她的地位无人能取代。默克尔仍然会坚持在欧洲层面寻找危机解决方案，她会致力于在几天后的欧盟峰会上就日前与土耳其达成的妥协做出最后决议，她相信，通过时间换空间，难民危机能够逐步缓和，那样她在国内也会有更大行动空间。”郑春荣指出。
近年来，德国因应对难民问题被推上风口浪尖。最新消息是，9月18日，德国难民局局长曼弗雷德·思密特因“个人原因”辞职。此前的9月14日，德国宣布重启边境管制，宣告了数星期以来无条件接受难民政策的终结。
对比此前默克尔的表态，如此逆转让很多人都疑惑不解。实际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政府对难民的态度一直在“接纳”与“限制”之间变化，政策也时紧时松。这种变化与德国国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变化分不开。可以说，德国难民政策的每次调整，都有其复杂的背景。
二战后的第一次难民潮：曾欢迎战争难民“回归祖国”
二战后，来自东欧的难民沿着火车路线向柏林迁徙
二战期间，欧洲的约500万难民不堪法西斯迫害，在全世界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流亡，寻求庇护。
二战结束后，德国被一分为二，随后迎来了第一次难民迁徙潮：约140万来自东德和东欧国家的“战时被驱逐者”浩浩荡荡涌入。两德政府不约而同地接纳了这些战争难民，他们的涌入被认定为“被驱逐者对祖国的回归”。这部分难民背景多少都跟德国有关，能很快参与到战后两德重建中，比较自然地实现了与德国社会的融合。
1949年，出于对纳粹大屠杀历史的愧疚心理，难民庇护条款第一次出现在西德的宪法中。其基本法第16款a条规定：“所有被政治迫害的个人受到政治庇护。”这也是当时基本法中唯一一条涉及外国人的条文，仅有一句话。据此条款，外国人只需证明在自己的祖国受到政治迫害，就可以申请在德国的合法居留。
如此宽松的难民政策，曾被视作为发展经济提供劳动力的绝佳途径。很多人因此获得居留权。而在当时，受冷战思维影响，申请政治庇护的难民常被看作反抗社会主义制度的英雄，很轻松就被西德社会主流舆论接受。西德此时接纳了很多苏联、东欧、南欧甚至东德的难民（后者占数量不多的“政治难民”申请者的大多数）。与此同时，从非洲、亚洲迁徙来的“环境难民”“经济难民”申请者明显增多。
在此期间，东德也接受了很多二战期间流亡到希腊、西班牙、智利的德国人，以及来自东欧的政治难民。但从1950开始，东德政府对“难民”“移民”“外国劳工”话题讳莫如深，在公开讨论中也鲜少提及，同时严格限制东德人前往西德。
鉴于日益增多的难民申请数量，1973年，西德政府出台了第一个限制难民申请的政策。通过减少申请通过数、缩减难民福利开支、限制难民工作权利等手段，西德政府试图让申请者知难而退。但政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1978年，西德难民申请总人数为3.3万；两年后，达到战后第一个峰值——10万。
1982年，西德政府难民署颁布“难民审核程序法”，进一步加大对难民的限制。这主要体现在医保上：难民接受医生的常规和手术治疗会受限。四年后，西德政府开始对难民实行5年的工作禁止。同时，难民甄别及其材料审核变得异常严格。西德外国人管理局开始减少对外国人发放的签证，以防后者坐飞机来德国申请当难民。
在此类限制下，1987年，西德申请难民人数只有5.5万余人。但在随后几年，受政局影响，德国难民的数量开始飙升。
两德统一后的难民潮：国内排外情绪导致政策收紧
1990年，来自罗马尼亚的难民申请者在柏林
冷战结束后，两德实现了重新统一。德国人沉浸在民族统一的巨大喜悦中，却忽视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大量移民和难民涌入带来的社会融合问题。从1989年至1990年，德国的难民申请数从每年十几万增至二十几万，1992年，这一数字达到近44万。
大量难民的涌入，导致了德国部分居民的排外情绪。起初人们只是担心犯罪率升高、治安恶化，慢慢的，这种情绪升级成针对外国移民和难民的暴力行为。1993年5月，1万名前南地区的战争难民来到德国寻求庇护。德国极端右翼分子在其难民营制造了多起纵火事件，社会影响极坏。
继续攀升的难民申请量、民众日益高涨的排外情绪，迫使德国政府在1993年大幅减少难民权利。德国外国人管理局一度关闭难民申请程序，难民法恢复至二战后初期内容——只接受政治难民。现有难民的福利也被进一步限制，通过劳工法获得工作的难民必须出具雇主证明，证明德籍公民及其他申根国公民无法胜任其工作。
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视自身难民政策，各党派就此展开激烈辩论，最终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了基本法第16款a条修正案，以及新的难民审核程序法。
新的修正案对“政治庇护权”只字未动，但重新对“政治迫害”的范围进行了详细限定，同时指出，取道局势安全的第三国入境的难民，其庇护申请将被驳回。修正案还详细列出了相对安全、无政治迫害的国家名单——这些国家的公民将无法申请难民。
新的难民审核程序法，则在保护难民人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了审核时间，缩短了审核步骤。而德国对修正案和难民审核程序法的增订修改，至今仍在进行。
1990年代后期，波黑战争、海湾战争及阿富汗战争产生的战争难民（多来自伊拉克、伊朗、阿富汗、以色列，还有因宗教冲突外逃的土耳其库尔德人）、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难民，也开始涌入德国。亚洲国家如越南、中国、印度的难民数量，在这一时期也有增长，但比重依旧很小。
2005年，德国颁布了新的移民法，其中的难民政策指出：应在保障难民基本权利的前提下，放宽对难民找工作的限制，协助其更快地融入德国社会。同时，“政治庇护”的定义被进一步放宽：除政府外，被非政府组织（如宗教组织）迫害者也可申请。
新的移民政策，使当年德国的难民申请数降至22年来最低。不过，这也与难民来源国情况好转有关。
2013年至今的难民潮：官方与民间的应对更加从容
2015年抵达德国的难民
从2013年开始，受战乱影响，越来越多叙利亚、科索沃、俄罗斯、伊拉克及北非的难民涌入欧洲。截至2014年底，有二十多万人向德国申请难民保护，德国政府这一次的应对似乎从容许多。
政府方面，2015年9月7日，德国执政党联盟发表声明：政府将在明年拨款60亿欧元用于难民安置，在联邦州和乡镇修建难民住所；为减低安全隐患，防止难民被袭击，未来三年，政府将增加3000名联邦警察，提供1万社会服务志愿者职位。
声明内容还包括：部分难民法案将实行紧缩政策，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和黑山共和国被列入“国内局势安全”国家名单，这些国家的移民将被迅速甄别；申请难民者的补助将从钱款变成实物；难民“暂不遣返”的收容期限从6个月减至3个月……
对已收容的符合难民资格者，声明称：外交部将在2016年增加4亿欧元拨款，协助解决难民来源国的困难；将增加德语教育及社会职业培训系统，帮助难民迅速融入德国社会；禁止工作期限将从6个月减至3个月；将增派人员辅助难民进入就业市场。
此项声明一出，很多学者认为，相比1993年的难民潮，这一次德国政府的应对显得更胸有成竹。虽然还有不少人持怀疑态度，但民众对政府的信赖感无疑加强了，很多人对这次危机的解决抱积极态度。
罗伯特·博世基金会调查显示，与1993年相比，对于这次难民潮，德国民众的接受度普遍增高。三分之二的民众认为，德国应接受因战争、宗教等原因被迫逃亡的难民。5%的民众和难民有过直接接触，并愿意参与援助活动。42%的民众对与难民接触感兴趣。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民众对修建难民居住地投反对票——在1992年的类似调查中，这一数字是37%。绝大多数民众都表示，不能忽略难民对促进德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潜力。
此外，对德国政府即将调整难民政策的消息，59%的公民表示，严格的难民政策有助于杜绝“淘金者”，更好地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社会各界在以不同方式表达善意。以柏林为例，从2014年以来，在难民营地连续服务3个月以上的社会志愿者，从25人增至1500余人，总数达到了5000余人。现在每天有100-150人申请当志愿者。柏林各难民收容点每天平均得到300人次的捐助。柏林公交运输集团免费接送难民营难民，为其适龄子女提供车票。
在学界，关于难民问题的讨论从2013年就一直在进行。随着难民数量的增多，争论焦点渐渐从如何接纳、安置难民，到如何让已被接受的难民融入德国社会，顺利实现“同化”。“解决难民问题不是完成对他们的收容就好了。难民的医疗、语言、教育和就业问题，才是我们未来亟待解决的重点。”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家博恩特·拉德维希说。
目前的普遍观点认为，加速难民与德国社会的一体化进程，要从学习德语开始。德国总理默克尔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说，难民申请者即使只在德国生活一天，也要学德语。德国政府目前正在提供成年难民针对就业的语言培训，以及难民儿童的教育措施。
经济学家认为，需要放宽对难民就业的限制，让其尽快进入就业市场。德国目前有54万多个职位空缺，难民正好可以填补这些空缺。但《柏林时报》最新统计显示，难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不超过15％。（德文媒体也曾报道“难民普遍学历较高”现象，但报道时会强调两个前提：一、调查范围只是叙利亚难民。二、有关难民学历的状况，都是难民在登记时自己上报的，未经核实。）《柏林时报》的最新统计还显示，15％到20％的难民拥有高中学历，但没有从业经历；还有55％-70％的难民在本国未受过任何职业培训。如何让这一部分人迅速转化成合格劳动力，是一大难点。
为数量巨大的难民提供相应的医疗保障，尤其是提供心理治疗，也是德国政府努力的重点。德国境内注册的精神科医生数量不少，但很能满足“精通语言”这一条件的寥寥无几。以柏林为例，会说阿拉伯语又拥有精神医生执照的医生只有一名，这对为难民提供心理治疗是巨大挑战。
目前，德国收容的难民总数已经超过40万。他们首先必须在难民临时收容所（注：临时搭建的处所，非难民营）生活三个月。为此，仅柏林就已征用两处体育场馆和一处废弃军营。政府还在积极为他们寻找私房房源，以备三个月后确定身份的难民能拥有自己的住处。
在德国难民审核机构，工作人员每人每天要接纳60名左右的难民，审查其材料，倾听其诉说，决定是否接受其避难申请。听证过程经常会被叙述者的泪水打断，有时甚至要紧急召唤医生。为加快审核速度，对于叙利亚难民，审核机构有时会直接跳过听证环节。但由于难民数量庞大，对每个难民身份的审查程序，保守估计在9个月左右。
柏林副市长柴亚在9月16日表示：“对于德国这个有能力举办世界杯、奥运会的国家，解决难民问题根本不存在什么经济上的困难。”但解决这一问题，并非有强大的经济后盾就够了。在“同化”这波难民，使他们真正融入社会方面；在消解不同文化、宗教碰撞带来的社会隐患方面，德国面临不小的挑战。迎接这波汹涌的难民潮，只是考验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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