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4月22日下午，加拿大温哥华市市议会在位于唐人街的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举行特别会议，市长罗品信(GregorRobertson)代表市府就该市歧视华人的历史向华人社区正式道歉。由于早期受歧视的华人多来自广东台山，因此，在罗品信用英语宣读道歉内容的同时，原华裔市议员叶吴美琪、余宏荣分别用广府方言和四邑方言宣读道歉内容的中文版本。
海内外广大华人华侨，共同见证这足以载入史册的一刻。从被迫缴纳人头税，到坦然接受所在国政府致歉，海外华人地位的提高有目共睹。近年来，多国纷纷对曾经的排华行为道歉，人们在探究其背后原因的同时，也揭开了一部长达百年的华工辛酸血泪史。
穿越塞拉山的铁路开通，华裔铁路工人向一辆驶过的火车挥手致意。(美国《世界日报》取材自斯坦福大学网站)【悲愤！加拿大排华史：不受欢迎的“勤劳者”】
一百多年以前，清王朝正处于国力衰微时期，战争不断，民不聊生。偶然间，一则“加拿大招募工人修建铁路”的消息，传遍了中国东南沿海省份的大街小巷。由于收入高于国内，大量平民不惜变卖土地，筹措赴加拿大的路费。
为了抵达那座“淘金城”，这些华工克服了海上极为恶劣的生存环境，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根据《不列颠殖民者》记载，1860年，有一艘从香港出发赴该地运送华工的船只，离岸时船上搭载的人数为280人，在经历了64天“波折丛生”的航程后，仅68人抵达加拿大卑诗省(今不列颠哥伦比亚)。
尽管航程如此艰难，依然有大量华工前仆后继，他们的努力成就了加国版图的完整。当太平洋铁路“最后一颗道钉”被敲进铁轨，北美西海岸的卑诗省归入加拿大疆土，自此加拿大揭开了排挤华人的序幕。
1885年，一部对华人带有明显歧视色彩的法律——《中国移民法》出台，该法案要求华人入境时额外缴纳人头税。此后，随着法案的不断修订，人头税的数额成倍上涨，最高峰为1903年的500加元，相当于华工在加拿大工作10年的存款。在“人头税”法实行期间，加拿大共向82369名华人征得约2300万加元的人头税，数额堪比兴建整座太平洋铁路的费用。
1923年，加拿大变本加厉，以排华法取代了人头税，自此华工和他们的家属被隔绝在加拿大版图之外，即使拥有英国国籍的华人，也不例外。那些曾经参与筑路的华工，彻底沦为不受欢迎的“勤劳者”。
在近代史上，加拿大一向以温和的态度示人，为何会出现如此规模的排华浪潮？分析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主流社会对华人的种族歧视，他们认为华人一心挣钱，是“没有开化”的民族；二是华人劳工的到来，削减了白人工作机会，影响了他们的收入。两个要素交织在一起，共同促成了多项排华法案的通过。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最后一颗道钉。( 中新社 记者 徐长安 摄)【无奈！清廷官员奔走交涉 可叹弱国无外交】
自古以来，国与国的较量遵从“丛林法则”、“崇拜强者，不同情弱者”，国家实力才是撑起一个民族尊严的底气。清朝末年，正是因为国家积贫积弱，华人在海外的境遇才充满了辛酸。
面对加拿大的排华浪潮，有识之士们并没有无动于衷，清朝官员们积极奔走交涉，加拿大当地也成立了应对反华活动的民间组织，“华人群体大声疾呼，尽管声音很微弱……”
1876 年，清朝官员郭嵩焘出使英国，希望英国政府出面改善华侨在加拿大的境遇，彼时加拿大仍为英属殖民地。随后，不少清朝外交官纷纷提出交涉，但在加拿大排华情绪不断升温的背景下，交涉并没有取得成效。
1896年，清廷要员李鸿章应邀访问北美，此行他带着一个强烈的目的——“帮助侨民与所在国政府协商，改善华侨待遇”。在面对媒体采访时，李鸿章如此回应道，“加拿大拟增加华人入境税，此举并不合理。中英两国素来友好，中国人应在中英条约下同享平等地位。”
然而“弱国无外交，国弱则民贱”，清廷要员李鸿章的这次出访，虽然得到了加国官方的接待，却丝毫未妨碍加国政府进一步推行限制中国移民的措施。
此时，放眼世界各国，“排华”情绪有了愈演愈烈之势。与加拿大联系密切的美国，不仅出台了《排华法案》，还向华工征收高额“执照税”，并对华工被杀害事件置之不理。
1923年，就在加拿大实施“排华法案”之际，当地华人社群的报纸《大汉公报》刊发社论，认为英国所下属的国家，皆以文明自由自居，加拿大政府试图订立不合时宜的苛刻法案，“有愧于英人爱好公道之美德”。
时至今日，人们依然能从这份泛黄的报纸中，读到书写者的悲愤和无奈。面对悬殊的国力差距，外交官的奔劳、华人社团的求助、华人媒体的口诛笔伐，均湮没在排华浪潮中。
2006年6月22日，加拿大联邦政府总理哈珀就“人头税”问题向全加华人正式道歉。【欣慰！从排华到致歉 华人洗刷屈辱赢尊重】
从19世纪到21世纪，中国人用了上百年的时间洗刷过去的屈辱。一代代华人在异国他乡勤劳致富、积极融入，逐渐赢得了主流社会的尊重。
与之相呼应的是中国国力的日渐强大，是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转变——在很多领域，由原来的“追随者”逐渐转换为“引领者”。正是这种客观角色的变化，国际社会才从排华走向反思。
2018年4月22日，加拿大温哥华政府就历史上的排华事件进行道歉。而在过往的十余年中，类似对歧视华人行为进行反思、调查和道歉的事例越来越多。
在加拿大，温哥华政府并不是第一个对“排华史”进行道歉的。早在2006年6月22日，加拿大联邦总理哈珀曾代表加拿大联邦政府，就“人头税”政策向华人道歉，并承诺向受害者支付每人2万加元的赔偿金，由此拉开了加拿大三级政府“反思排华政策”的帷幕。
2010年9月20日，加拿大最早出现排华历史的卑诗省新西敏市，正式向华社道歉，成为首个向华社正式道歉并进行和解的加拿大城市。此后，卑诗省也通过了“道歉”议案。2017年，卑诗省议会斥资10万加元，在加拿大境内设立纪念碑，以纪念华人在19世纪末兴建太平洋铁路。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要求国会正式承认《排华法案》有悖人权，并为此道歉。华裔众议员赵美心(右)在提交议案前召开记者会。( 中新社 记者 吴庆才 摄)道歉的桥段同样在美国上演，2011年和2012年，美国参众两院分别以全票通过就《排华法案》道歉的法案，并表示将致力于保护华人享有与其他美国国民相同的民权与宪法权利。
2009年1月8日，曾经“排华”最严重的美国旧金山，选出了首任华裔议会主席邱信福。2011年11月10日，旧金山又选出了首任华人市长李孟贤。
世界各国以道歉的形式反思昔日“排华史”，而华人则用铭记的方式正视早期移民“屈辱史”。据不完全统计，在世界各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美国华人博物馆等华侨华人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等，已有近50家。
旧时代屈辱的历史褪色淡去，被抬头挺胸、昂首阔步的新大国形象代替；但历史的回音，仍在以另一种方式叩响当今华人的心门：无论何时何地，努力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话语权，依然是全体华人奋斗的目标。M.yM16.cOM
延伸阅读
史沫特莱（右）和她的母亲团聚
2010年，史沫特莱和时任英国首相戈登·布朗会面，后者代表英国政府向当年的儿童移民道歉
20世纪中期以前，英国曾经发生过一段残酷的历史，很多英国福利院的孩子被送到了澳大利亚等国。
澳大利亚“一日游”，突然变成“终身游”
1949年冬，13岁的帕梅拉·史沫特莱和其他27个女孩一起登上了开往澳大利亚的轮船。她们来自英国一家修道院，修道院的修女告诉史沫特莱，她们是参加了一个澳大利亚“一日游”的活动。但实际上，史沫特莱被送到了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的一家孤儿院，在此后的30年内，她再也没能回到英国。
“当时我们真是天真，还以为要到附近郊游一天呢。”史沫特莱说。她如今已经70多岁，仍然住在阿德莱德。“修女说，在澳大利亚，我可以摘下树上的橘子，这让我感到很兴奋，因为我喜欢橘子。”
史沫特莱的妈妈未婚生女，只得将她遗弃，她被送到了米德尔斯堡的拿撒勒修道院，由修女抚养。
修道院的生活严酷而无趣，史沫特莱还记得，当修道院院长问谁想要去澳大利亚时，在场的所有女孩都举起了手。
当轮船起锚，开始了长达6个星期的航行后，姑娘们很快意识到，她们不是参加了一次“一日游”的旅程，这时候她们只得相信，有好人家在等着收养她们。
“我们离开英国时穿着冬装、戴着帽子。当我们抵达澳大利亚时，却发现这里是炎热的夏季，温度足有100华氏度（相当于约38摄氏度）。”史沫特莱回忆道，“我讨厌这里，尤其是当我发现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后，等待我们的只是另一个孤儿院的时候。”
接下来的两年，史沫特莱就在阿德莱德地区的古德伍德慈善修女会孤儿院生活，这里住着大约100个孩子，同时还是一家教会学校。
英国输出10万儿童移民
在1869年到1970年之间，英国共向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输出不下10万儿童移民，史沫特莱只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个由慈善机构、教会和政府共同开展的计划，计划的初衷是让这些家庭破碎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将来过上更好的日子。但实际上，远渡重洋使得这些孩子在儿童时代就体验了孤独和残酷。
史沫特莱是大约7000名被送到澳大利亚的孩子之一，有些孩子甚至只有4岁。很多孩子被错误地贴上了“孤儿”的标签，其实他们在英国是有亲人的。因为被送到海外，不少孩子再也没见过他们的亲人。
肯特大学现代神学教授戈登·林奇解释说：“儿童移民成了在澳大利亚构建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社会的重要手段，儿童移民刺激了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
据悉，被送往澳大利亚的绝大多数儿童都得到了政府资助。
很多孩子受到虐待
为了让孩子们更快习惯澳大利亚的生活，在抵达孤儿院后，孩子们所有的个人纪念品，包括照片、信件和玩具等，都被收走了，留给她们的只有一本《圣经》。
史沫特莱说，她们都被修女的行为吓坏了，她至今记得修女束在腰间的皮带。
“那是修女用来打我们的工具。晚上修女会到我们宿舍里走来走去，如果你在床上翻来覆去不睡觉，你就会挨上一皮带。”史沫特莱说。
史沫特莱记得，刚到澳大利亚时，她会在晨祷时大喊“上帝保佑英格兰”，而不是“上帝保佑澳大利亚”，以示挑衅。结果受到了修女的严厉惩罚。不过史沫特莱说，那些严厉的修女渐渐老去退休，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温和和进步的修女。
孤儿院的日常生活包括晨祷、家务，然后上学，接着是更多的家务、祈祷，晚上6点就必须早早睡觉。
一天当中，她们要花几个小时搓屠夫挂肉的绳子。“这是非常粗糙的绳子，我们的手指都搓得流血。”史沫特莱说，“如果有人做错了事，就要接受惩罚，额外搓100根绳子，而且修女会用她们的拐杖打我们。”
根据林奇的考证，使用童工帮助古德伍德孤儿院完成了财政平衡。
“这往往被理解为让孩子们学习有用的技能，但实际上，孩子们的劳动对经济做出了贡献。”林奇说。
史沫特莱还记得洗衣房的工作，而且学校放假时，她们不得不去和当地家庭住在一起并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我去的那家人的两个女儿都对我很好，但她们的母亲容不得我有半点空闲。”史沫特莱说。
史沫特莱说，时不时会有一个牧师来看看孩子们过得好不好。
她说：“修女们会站在我们身边，当我们回答问题时，玩具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牧师走后，这些玩具就会被修女拿走。”
英国首相终向儿童移民道歉
英国政府这个计划的最大缺点之一就是工作人员往往缺乏训练，并且资源匮乏，很少有对计划跟进的检查。英国内政部委托一个小组前往澳大利亚检查这一计划的进展，1956年，“罗斯报告”出炉了。
“报告反映了孩子们的惨痛经历，认为不该继续向海外输出儿童。”林奇说。不过，这份报告一直被列为机密，直到1983年才公开。
另一方面，英国仍然在向海外输出儿童。而作为接受儿童移民的澳大利亚当局很快对“罗斯报告”进行了反驳。
性虐待是这个儿童移民计划中的又一个严重问题。比如史沫特莱，她就在乘船前往澳大利亚的途中以及在一个剪羊毛站点干活时受到过性侵。
“我们被教导永远不要让男人碰自己，遇到这样的事，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史沫特莱说。她第一次遇到性侵是在前往澳大利亚的船上，但负责照顾她的修女坚称那只是她在做梦。
15岁时，史沫特莱被派到一个孤零零的剪羊毛的站点干活。在那里，她再一次遭到性侵。
为了挣脱魔爪，她在18岁生日之后3天就结婚了。1989年，她通过儿童移民信托机构与母亲贝蒂团聚。多年来，贝蒂一直以为史沫特莱生活在英国一个充满爱心的家庭。
2010年，史沫特莱和60名当年的儿童移民飞往英国，接受当时的英国首相戈登·布朗的道歉。
现代快报记者 潘文军 编译
杨卓旭(前排)在澳洲高中时筹办中国春节晚会时场景。资料照片
在春节，我更能感受到留学生的乡愁。今天上课时有人开着电脑，屏幕上是静音模式的春晚现场直播；明天有期中考，后天有大作业，但刚刚过去的除夕夜，大家还是聚在一起包饺子看春晚。”当地时间大年初一凌晨2时多，刚刚参加完春节聚会的美国东北大学建筑专业大一学生杨卓旭说。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志同道合、身份(价)对等，往往是中国人衡量“朋友之所以成为朋友”的两个参考纬度，前者侧重内部精神世界的交流，后者从外部物质标准上进行评估。与其他海外学生相比，中国留学生的海外朋友圈更偏爱“自己人”。
这不仅仅是这个春节。
似乎每一位留学生，都有一段有关“融入”的血泪史
在澳洲、美国都有留学经历的杨卓旭很能理解这一切。
杨是去年到的美国，此前，她在澳洲读了两年高中。虽然目前的她，已没有很多人所说的“融入”障碍，但她坦言，身边的同学大多两种情况：要么付出很大的努力去融入，要么索性完全没想过要融入。
杨卓旭在澳洲读高中时，也很有融入愿望。她先在一个公立高中读了一个学期，发现学校土生土长的澳洲人不多，还花了很大的力气转学到北悉尼富人区的私立高中——Wenona School(温烙那中学，音译)。在那个崇尚精英教育、中国学生寥寥无几的寄宿学校，她开始从细微处真正见识到所谓的文化差异。
“中国人的内衣喜欢手洗，但西方人的习惯是统统混在一起送洗烘干。一名中国女同学因为将手洗内衣挂在宿舍晾晒，被澳洲女同学拍下来放到Facebook上……”有段时间，这名中国女同学甚至因为无法化解这种差异而休学了一阵。
“有一阵寄宿学校的洗碗机坏了，涂完洗洁精的盘子，我总要多冲几次，但当地同学觉得不用冲洗干净，因为残留的泡沫晾干后自然就没有了。”杨卓旭后来了解到，澳洲气候比较干，缺水，虽然悉尼当地不缺水，但很多澳洲人都很珍惜用水。
所以，理解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些做铺垫，到美国时，杨卓旭在社交上已经很自在，也没有了在澳洲时那种急迫地想要融入的感觉。但她的中国朋友们常常会向她诉苦：和外国同学无法深入交流，“聊着聊着就没有话题了”。
语言是一个方面，很多人觉得仅因为语言，就能让融入变成一件有负担的事情。“英文不好，聊不深入，偶尔老外没听清楚让重复一下问题，中国人就更害怕交流了。”
其次则是文化上的不理解。“我觉得这种理解甚至可以细到眼神交流的方式、对答的固定句式、身体距离的远近以及肢体动作等。”杨举例说，中国学生要咖啡大多会说“I want to have a cup of coffee(我要一杯咖啡)”，而其实当地人更习惯的表达是“Could/May I have ……please?(请问我可以要一杯咖啡吗)”——“老外说话总是会说 please (请)”。
“我在澳洲的时候被问是不是澳洲人，在新加坡被问过是不是新加坡人或美国人，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每个人，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熟悉、自己偏爱的方式。”老外眼神比较真诚，交流中会微笑，会大笑，遇事经常说谢谢，他们会在这些方式中去衡量这个人和自己是不是一样。
当然，在杨的感受中，与澳洲相比，美国有更大的包容度，所以大家对融入感并没那么在乎，很多人也可以觉得没必要刻意去和谁亲近、融入。“美国对种族歧视是更为敏感的。”
不过理解上的差异还是每天都会遇到。“我所在的建筑专业因为要在同一个工作室熬夜、做模型，同学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有时候我充当的是一个翻译者的角色，‘翻译’美国同学和中国同学间的不同点。”
一 名“ABC”(American-born Chinese，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同学问杨卓旭，A在工作室向她借了一块做模型要用的纸板，这是她自己购买的，A对她很友好，但却没有还，为什么？杨告诉她：“中国人习惯互相帮忙，像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同学之间确实可能不还，或者不一定还你一块纸板，而是以后以其它方式来报答你。”“ABC”摇着头表示不可思议。
融而不入，也许这就是最合适中国留学生的状态
当然，很多事情在这一刻变成了顺其自然，但在上一刻还是一种选择。
完全可以选择。比如，在美国，不少中国学生觉得美国人有派对文化，会试着去融入，但实际上，他们一般去了两次就不想去了。“派对上大家会喝酒，喝完酒，陌生人也可以亲吻……这样的派对包括一些美国人自己也不喜欢，所以兴趣不同，也不用强求。”
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到芝加哥大学 Harris公共政策学院攻读硕士的唐末非常认可一种“融而不入”的状态：可以与国外学生和平相处、愉快交往，却并不一味模仿、参照他们的方式生活、娱乐。“也许这就是最合适中国留学生的生活状态。”
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的杨紫告诉记者，坊间流传一个“3S定理”：study(学习)、sleep(睡觉)、social(社交)，三者只能取其二。“我在美国读书的时间不算长，学业压力又很大，每天都要熬到凌晨，应该属于舍social取study和sleep的，所以基本没什么社交。”但她觉得并不存在什么“社交障碍”，因为“能跟学院里的中国学生交流”。
当然，也有不少留学生个体，他的本心是想融入当地社会的，但作出的选择往往与此相违背。比如，哈佛学生黄洁举了一个例子，哈佛提供“勤工俭学”机会，有舒适体面、薪资较低的图书管理工作，也有时薪最高、但不体面的“扫厕所”工作，几乎所有的中国学生或者亚裔学生会选择前者。而她选择扫厕所后发现，作出同样选择的学生几乎都是欧美裔的，且其中不乏企业家的后代，原来他们也算“经济账”。
虽然而今毕业已经好几年，但黄洁依旧觉得，扫厕所时收获的友谊颇为珍贵，“连厕所都一起扫了，还有什么不能一起分享的？！这不失为一种融入的方式。”
杨卓旭也觉得，思维的差异会在选择中体现。很多中国学生在选择留学专业和学期的自选课程时，往往倾向于选择能突出自己优势的单项。“有时候也不是自己的想法，父母、老师会给这类建议。”
也有一些同学，因为出国留学的学制比较短，他们考虑到融入的难度，以及毕业后会回到国内发展，索性不做尝试。教育部发布的《2014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统计资料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人员选择回国就业——2013年，我国留学回国人数达到35.35万人，是同期出国留学人数的85.41%，中国迎来了留学生“最大回国潮”。
此外，facebook、微信等工具的使用，也对中国留学生的社交产生一定影响，因为它让很多人生活在一种“虽然相隔很远，但还在一起的错觉中”。在美国西密歇根大学攻读哲学博士的常明就说，他有时间更愿意在微信上找国内的同学聊天。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副校长怀特(Paul White)曾表示，在大学校园里取缔“同乡会”将成为“社会融合加速器”。但要实现却挺难，因为本国学生聚在一起有不少好处，而且也不止中国学生偏爱这一选择。
郭予谙是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鹿特丹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的研究生。大三的时候，她曾经前往韩国仁荷大学参加过暑期交换项目，大四又在日本东北大学交换了近一年。拥有丰富海外求学经历的她，深知中国留学生在外喜欢“抱团”，于是在前往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读硕士前，还特意提醒自己要多跟当地人接触。到了荷兰，学校为了让大家尽快熟稔起来，特地举办了一个素质拓展，郭予谙还有意与中国学生保持距离。
但没有持续多久。荷兰不是东亚国家，文化上的差异和新环境的不适应让郭予谙很快动摇了，她又开始和中国学生接触，很自然地走进了社交“舒适区”。在她看来，只要够开朗，语言过关，和外国人一起讨论作业、吃饭、运动、郊游等浅层次的社交并非难事。“只是当你自认为融进去的时候，突然的一件小事又可以推翻你的想象，让你瞬间清醒：其实你根本就在圈外。”比如他们谈论党派选举、政客投票的时候，郭予谙说自己根本插不上嘴。“要想在文化选择或观念上与他们趋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种不在意、不刻意，是中国学生日益国际化的表现
无论生活中的中国留学生做什么样的尝试，在农历新年的节点，他们通常选择用传统的方式来度过。虽然正是美国大学考试的时候，但积极备考并不妨碍营造春节气氛。
已经从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应用数学系毕业的研究生陈福说，第一次在国外过春节的印象很深刻。除夕夜，和几个室友一起做饭，另一个同院系的中国学生因为室友外出落单也被邀参加。在陈福家里，大家喝了很多酒。落单的同学非常感激陈福和室友的收留，在饭桌上说了一堆祝酒词。随后大家感叹留学生活的不易，微醺的状态和感性的言语刺激了陈福的神经，他开始大哭，最后所有的人都哭成了一团。
唐末所在的芝加哥大学，中国留学生每年都会春节联欢，唐末也会去凑热闹。或者，叫上好友在家里做饭，顶着时差看中国春晚，和朋友们一起吐槽。“那个时候看春晚，有一种‘特别顺眼’的感觉，甚至频频有泪点。”
学哲学的常明一直把“吃”当作海外过春节时，排解孤独和思乡之情最好的办法。他犹记得在国外的第一个春节，望着空空的盘子，一股强烈的孤独感袭来，但他并不太愿意把这些情绪跟家里说。于是试着从哲学层面分析：“美国人更崇尚个人自由，他们与同学间并不建立强联系，那些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自信或者所谓的‘自我中心’，和他们更擅长克服孤独不无关系。”也有中国留学生，把春晚做成了一次融合。杨卓旭在澳洲私立高中，成功组织了一次全校中国春节晚会。
她先和宿舍管理的老师沟通了想法，巧的是，这个澳洲老师的父母曾经在重庆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他妈妈还曾在重庆大学教过历史，于是她的建议很快得到批准。杨又去和厨师长沟通，得到一个爽快的答复：“让我们一起来实现吧。”
往常，同学们吃饭是分食制，那天厨师们在杨卓旭的指导下做了中式糕点，所有的菜肴也是装在大盆子里，放在桌子中间，让大家一起夹着吃。她记得自己还给到场所有的人准备了一杯绿茶。“当天正副校长都来了，我的春节晚会还启发了校方，之后每一个月都有一个主题活动，比如拉丁文化主题，墨西哥主题等。”
因为这个春节晚会，杨卓旭在高三毕业时还得了Wenona School(温烙那中学)的“促进多文化和种族和谐最大贡献奖”。在她之前，已经有四年没有颁发该奖项。
“这几天，在不同的场合，我有意识把这个选题和中外学生一起探讨。土生土长的美国犹太裔同学Gabe表示，中国学生看起来很安静，可一旦跟同样来自中国的学生在一起就超级活跃。美日混血儿同学Joric对此很能理解，人们会本能选择和自己有共同习惯和爱好的人一起玩。在上海和香港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美国同学Win 则说，中国学生相对比较害羞内敛，自认为语言一般而不愿交流，其实中国学生英语都很不错。班上那个黎巴嫩的女生，口音很重，但她交流起来完全不在乎。中国同学似乎在语言上对自己要求太高。”
当然，这几年中国学生在海外也有不少改变。
记者注意到，还有这样一个变化：参与讨论的中国学生觉得，虽然爱和中国同学交流，但自己并不觉得这是问题；还有同学觉得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问题，自己在交流中也并不区分对方是老外还是中国人。
龙应台在《干杯吧，托马斯·曼》中提到过眼神。有一个晚上在奥地利，她用德语朗读自己的作品后，听众中的一位中年德国妇女走向她：“您的眼神那么熟悉，就好像我们欧洲人的眼神；您是不是长期在西方住过？”那时的龙应台，“美国住了近九年，欧洲快十年了”。所以，坐在讲台上的龙应台，能在不自觉中用欧洲人的眼神和台下观众对话。而步出演讲厅，当她和身边台北来的朋友谈话，则用彼此熟悉的，不必向对方解释的辞汇和手势。临别回身挥挥手，“明天见！”没有拥抱，也没有握手。
杨卓旭认为：“那种不在意、不刻意，本身也是中国学生日益国际化的表现。”(尧遥 本报记者 谢飞君)
前两期回顾了加拿大悠久的移民历史，以及移民法系的建立和变革。经过了土著人的耕耘、欧洲移民的拓荒、世界各民族的建设，20世纪的加拿大已然成为经济强国，加之其稳健的移民政策、优美的自然环境、优质的教育水准、完善的福利保障等优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安居乐业。本期将解读20世纪60年代至今加拿大的移民格局和相关法律，以更好地预测加拿大将来的移民形势。
评分制和移民法改革
60年代，加拿大面临出生率不断下滑、经济高速增长、高新技术人才紧缺的挑战，1966年发表的《白皮书》指出：移民对保持国家人口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并建议政府吸纳更多的独立移民。加拿大于1967年正式推出了评分制作为挑选独立移民的客观标准，即根据申请人的教育、就业机会、年龄、个人适应力、英语/法语能力等指标综合评分。该制度实行至今，并为其他移民国家陆续引进，可谓移民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
而1974年发表的《绿皮书》则推动了移民法的改革，当时的移民和人力部部长RobertAndras先生认为移民法应解决“为什么我国需要移民”这样一个基本问题，而以前的《移民法1952》则着重于阻止加拿大不需要的人入境或定居。在广泛倾听民众呼声和各方建议后，《移民法1976》应运而生，并与1978年起正式实行。它奠定了加拿大移民政策的基本原则和目标，并划分了四个基本移民类别：家庭类、人道立场类、独立类、亲属担保类，每个类别联邦政府均可设置目标数，同时它还确立了加拿大各级政府对移民安置工作的合作原则。
21世纪加拿大移民政策
时间的车轮滚滚驶入21世纪，尽管加拿大每年落地的新移民超过20余万名，但是劳动力紧缺、移民分布不均衡、审理周期冗长等问题仍待解决。2002年出台的《移民和难民保护法》重新修订了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并推出“枫叶卡”代替“返加证”以方便永久居民自由往返加拿大。在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加拿大各省政府也积极参与移民工作，推出各类省提名移民计划来帮助繁荣当地的经济发展，可以说新世纪的加拿大到处涌动着欢迎新移民的热潮。
展望未来，加拿大政府仍将坚持鼓励和欢迎移民的立场，因为源源不断的高素质新移民已经成为加拿大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而移民这项基本国策不仅牵涉到加拿大各民族团体的切身利益，而且也成为各政治力量赢取支持率的不二法宝。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作为经济发达国家中为数不多的移民国家，加拿大仍然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移民天堂”，而人口密集、经济高速增长的亚洲地区更是占据了加拿大一半以上的移民申请数量。
总之，加拿大不愧有“移民之国”的美誉，其移民政策的历次修改也是应对当时的国情和世界局势，并为各国制订其移民政策所借鉴。加拿大自开国以来的139年里，共出台了7部相关移民法律，平均每20年修正一次，其稳健性可见一斑。现行的加拿大移民法刚问世5年，目前的移民申请局势和21世纪初相比也没有重大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加拿大政府重新修正移民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过做些小调整如配额、合格分数的改变则在所难免。(上海外劳因私出入境公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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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移民切莫错过良机
针对一些关于移民政策的说法，如加拿大投资移民将提高门槛、加拿大将停办技术移民等，一个成熟而理智的申请人首先应关注政府的信息平台，其次要正确判断并把握移民时机，做到以不变应万变，从而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稳妥规划全家的人生。
很多人在考虑移民时常有的误区就是“等我需要用到移民的优势时再办。”但当想办移民时，您是否一定符合条件？漫长的办理过程，您等得及吗？
要避开上述误区，谨慎长远的规划是很有必要的。以加拿大投资移民为例，从开始办理到实际定居，最长有8年的时间来做准备，包括2年(从着手申请到获得绿卡)+1年(准备登陆期)+5年(绿卡有效期)。即使申请人现在生意繁忙，本人及家庭成员近期都不可能有时间去加拿大居住，8年的准备期还是非常充裕。对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来说，花不到100万元给自己和家庭一个选择的权利非常值得。
对正在观望加拿大移民政策的中国申请人来说，如果移民决心已下，如果已经符合任何一个加拿大现行移民项目的基本要求，如果自己或家人在最近8年里有可能去加拿大居住，目前要抓住申请加拿大移民的时机，即使2年后加拿大移民政策有任何变化，也不会影响移民申请。
19世纪中叶，华人漂洋过海到旧金山一带挖矿和修铁路
今年2月，著名汉学家孔飞力逝世，让他的著作重回人们视野。《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近日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为孔飞力2008年完成的著作，对中国近五百年移民史进行梳理。
近日，记者采访《他者中的华人》译者、移民社会学家李明欢，她告诉记者，“华侨华人研究”长期处于学科边缘地位，孔飞力以大历史、大叙事的大手笔，将中国移民走向世界的500年历史，融会贯通于同期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的大框架中，并证明，海外华人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中国移民有执着的故土观念
“孔飞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安土重迁’做出了新的解读。”李明欢认为，“安土重迁”的另一面，就是“衣锦还乡”。
孔飞力研究发现，相比其他国家的移民，将家庭根基永久迁入异邦，中国移民具有显著特征。他从语义学的角度，对此做了有趣的剖析：在英语当中，“移民(emigrant)”一词意味着一个人离开本地而(长久地)居住于另一地，但中国词汇中找不到能够完全与之相对应的词汇。
孔飞力认为，长期以来，绝大多数中国人移民的本意，并非在外国长期定居，而是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归故里。因此，对中国人移居海外，与其用“移民”一词，不如用“侨”居他国更合适。
孔飞力发现，中国人外出务工，都会寄钱回去养家;散居四方并不意味着家的解体，无论家庭成员离家多远，都负有对家庭的道义责任，移民他乡者也不例外。
“移民”的本质不是分离，而是联系。虽然很多中国人事实上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安了家，但这并没有减少他们与故乡的联系。
侨居他乡的中国人表现出执着的家乡感，不仅与老家乡亲保持联系，还组织类似同乡会的组织，关心、支持家乡人的生计。“与其说是离开中国，不如说他们正在扩展劳作者与家庭之间纽带的空间维度”。
孔飞力认为，“侨居”观念有重要意义，它强化了移民所在地同胞之间的团结，为他们的生意、社会交往提供种种便利，还可以与故乡维系情感通道，移民商人可以从中吸引新的资金和人力。
“但是‘侨居’的想法往往是不现实的，”孔飞力指出，侨居是中国移民商人们希望选择的生活模式，然而，对于贫苦佣工、手艺人而言，虽然他们有相同的愿望，但或许根本没法积攒到足够的钱，如愿踏上回乡之路，很多人尚未实现衣锦还乡的梦想，就已魂断他乡。
方言影响迁移方向
李明欢指出，此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海外华人，但其涉及的核心问题，却与中国社会的大历史、中华民族的大文化密切相关，比如方言与移民方向的关系。
1567年，明朝下令解除长期推行的海禁政策，标志着中国海外移民史的开启。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是中国人海外移民的主要区域。
经过研究，孔飞力发现，中国移民帮群特征明显，决定帮群的不是自然地理、行政区划分，而是方言。孔飞力认为，中国方言差异巨大，共同的方言让族群凝聚、团结，互助互保，在生意上互通有无。“共同的方言是实现连锁迁移的纽带”。
孔飞力指出，不同方言族群，迁移方向不一。闽南人是东南亚移民的最主要来源，17世纪后，闽南人最初来到台湾岛定居，后来，一部分人搭乘商船前往菲律宾、爪哇、马来西亚、婆罗洲或暹罗(今天泰国)。
18世纪中叶，广州港是唯一获准接待西方船只的口岸，广东人更多活跃于南海的海上航道，经由香港，去往北美、澳洲。19世纪下半叶，广东人又大批进入马来丛林，开采锡矿。
潮州人的移民与暹罗贸易密切相关，随着中暹稻米贸易的发展，潮州人移居暹罗的越来越多，在当地形成一个移民群。
华人移民东南亚曾被当地统治者厚爱
孔飞力研究发现，就中国移民数量而言，东南亚显然是核心区。20世纪末，中国移民70%居住在东南亚，3700万华侨中，约半数居住在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他分析，这种现象是有历史渊源的。
历史上，东南亚一直是宗教、文化和商品贸易相互交汇之处。自15世纪以来，东南亚本地统治者就看好华人和明王朝的中介作用。他们之所以重视与明朝的关系，就在于明朝实施的朝贡制度有利于提升他们在本地区地位，并带来财富。
在欧洲人来到东南亚之后，港务监督、商贸等职位大量由华人担任。因此，东南亚地区成为当时华人移民的首选之地。因为能给当地统治者带来利益，华人作为定居者在招募时，颇受欢迎。得到当局庇护的华商，一举一动小心翼翼，避免任何竞争，并尽力为给予其特权的人牟利。作为回报，他们通常能够获得保护，甚至获得地位上的提升。
淘金诱惑让中国人迁移北美和澳洲
孔飞力在书中提到，19世纪中叶之后，中国海外移民掀起第二波浪潮。这次大规模人口流动发生了明显变化，当时的中国人从对外劳务输出，逐渐到外国谋职，争取获得更好的机遇。因此，他们从旧有的东南亚地区，进一步向全世界延伸。
地处温带的北美和澳洲，人口稀少，成为不少中国移民的目标。“中国移民与欧洲移民，几乎是一前一后紧跟着进入北美和澳洲，淘金对于两地移民具有同样的诱惑力”。
184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消息一出，世界各地淘金者蜂拥而至，其中，以广东人反应最为迅速。1850年，约有1000名中国人到达旧金山，次年，又来了6000人，第三年，来了2万人。1852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加州人口中约有10%是中国人。加拿大的淘金热始于1858年，几年后，就有数千中国人移居英属哥伦比亚。“中国人移民北美从一开始就轰轰烈烈”。
当1851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兴起第一波淘金热时，大批中国人前往，为避免征收高额人头税，很多中国人从南澳桂珍湾登陆，再跋涉250多英里，才能到达维多利亚的金矿所在地。
新西兰移民对中国人来说一直都有莫大的吸引力，作为传统的移民大国之一，第一位抵达新西兰的中国人距今已有百年历史。那么新西兰到底有什么好处能够吸引这么多中国人呢？
一、环境优美：新西兰是名副其实的岛国，四面环海，海水清澈天空鼻孔入戏，绿草如茵青翠繁茂，空气清新洁净，可谓入眼即画并不是吹捧。新西兰虽然幅员辽阔，但是人口密度极其小，奥克兰和惠灵顿的人口密度相对大一些，新西兰的一些村镇用人迹罕至来形容丝毫不夸张。所以新西兰是一个环境十分优美，适合生活与放空的城市，与中国的大城市完全不一样。
二、福利完善：新西兰与众多欧美国家一样，拥有极其完善的福利体系，免费公立医疗体系、住房补贴、失业救济金、特殊群体补助以及教育补贴和育儿补贴等等，一应俱全，但是新西兰的所有福利都来自于全国所有公民与永久居民的纳税。因为新西兰的福利实用性极其高，适用人群广且申请门槛低，审核也比较宽松所以能显示出新西兰的政府与人民对福利的发放态度的宽容。新西兰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只要在新西兰境内居住满10年，即使你这10年一直都是在考救济金过活，那你65岁以后也可以领取养老经，由国家来为你养老。正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福利体系，新西兰成为世界上懒汉最多的国家！
三、人文环境：新西兰的原住民是毛利人，除毛利人以外的所有肤色的人民都是海外移民。作为海外移民，如果白人执政的时候向新西兰政府大肆宣传排外思想的话，那么毛利人是不会支持他们的。所以新西兰的政府宣扬的从来都是多文化的民族包容性，这是被写进新西兰移民法的！
四、全球唯一永久回头签：新西兰护照持有人可以免签进入全球171个国家和地区，是全球唯一一个永久无条件绿卡的国家，获得新西兰绿卡后不需要按期更新绿卡。
新西兰移民的好处其实还有很多，上文中叙述的只是众多优势与好处中的几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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