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右）和她的母亲团聚
2010年，史沫特莱和时任英国首相戈登·布朗会面，后者代表英国政府向当年的儿童移民道歉
20世纪中期以前，英国曾经发生过一段残酷的历史，很多英国福利院的孩子被送到了澳大利亚等国。
澳大利亚“一日游”，突然变成“终身游”
1949年冬，13岁的帕梅拉·史沫特莱和其他27个女孩一起登上了开往澳大利亚的轮船。她们来自英国一家修道院，修道院的修女告诉史沫特莱，她们是参加了一个澳大利亚“一日游”的活动。但实际上，史沫特莱被送到了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的一家孤儿院，在此后的30年内，她再也没能回到英国。
“当时我们真是天真，还以为要到附近郊游一天呢。”史沫特莱说。她如今已经70多岁，仍然住在阿德莱德。“修女说，在澳大利亚，我可以摘下树上的橘子，这让我感到很兴奋，因为我喜欢橘子。”
史沫特莱的妈妈未婚生女，只得将她遗弃，她被送到了米德尔斯堡的拿撒勒修道院，由修女抚养。
修道院的生活严酷而无趣，史沫特莱还记得，当修道院院长问谁想要去澳大利亚时，在场的所有女孩都举起了手。
当轮船起锚，开始了长达6个星期的航行后，姑娘们很快意识到，她们不是参加了一次“一日游”的旅程，这时候她们只得相信，有好人家在等着收养她们。
“我们离开英国时穿着冬装、戴着帽子。当我们抵达澳大利亚时，却发现这里是炎热的夏季，温度足有100华氏度（相当于约38摄氏度）。”史沫特莱回忆道，“我讨厌这里，尤其是当我发现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后，等待我们的只是另一个孤儿院的时候。”
接下来的两年，史沫特莱就在阿德莱德地区的古德伍德慈善修女会孤儿院生活，这里住着大约100个孩子，同时还是一家教会学校。
英国输出10万儿童移民
在1869年到1970年之间，英国共向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输出不下10万儿童移民，史沫特莱只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个由慈善机构、教会和政府共同开展的计划，计划的初衷是让这些家庭破碎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将来过上更好的日子。但实际上，远渡重洋使得这些孩子在儿童时代就体验了孤独和残酷。
史沫特莱是大约7000名被送到澳大利亚的孩子之一，有些孩子甚至只有4岁。很多孩子被错误地贴上了“孤儿”的标签，其实他们在英国是有亲人的。因为被送到海外，不少孩子再也没见过他们的亲人。
肯特大学现代神学教授戈登·林奇解释说：“儿童移民成了在澳大利亚构建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社会的重要手段，儿童移民刺激了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
据悉，被送往澳大利亚的绝大多数儿童都得到了政府资助。
很多孩子受到虐待
为了让孩子们更快习惯澳大利亚的生活，在抵达孤儿院后，孩子们所有的个人纪念品，包括照片、信件和玩具等，都被收走了，留给她们的只有一本《圣经》。
史沫特莱说，她们都被修女的行为吓坏了，她至今记得修女束在腰间的皮带。
“那是修女用来打我们的工具。晚上修女会到我们宿舍里走来走去，如果你在床上翻来覆去不睡觉，你就会挨上一皮带。”史沫特莱说。
史沫特莱记得，刚到澳大利亚时，她会在晨祷时大喊“上帝保佑英格兰”，而不是“上帝保佑澳大利亚”，以示挑衅。结果受到了修女的严厉惩罚。不过史沫特莱说，那些严厉的修女渐渐老去退休，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温和和进步的修女。
孤儿院的日常生活包括晨祷、家务，然后上学，接着是更多的家务、祈祷，晚上6点就必须早早睡觉。
一天当中，她们要花几个小时搓屠夫挂肉的绳子。“这是非常粗糙的绳子，我们的手指都搓得流血。”史沫特莱说，“如果有人做错了事，就要接受惩罚，额外搓100根绳子，而且修女会用她们的拐杖打我们。”
根据林奇的考证，使用童工帮助古德伍德孤儿院完成了财政平衡。
“这往往被理解为让孩子们学习有用的技能，但实际上，孩子们的劳动对经济做出了贡献。”林奇说。
史沫特莱还记得洗衣房的工作，而且学校放假时，她们不得不去和当地家庭住在一起并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我去的那家人的两个女儿都对我很好，但她们的母亲容不得我有半点空闲。”史沫特莱说。
史沫特莱说，时不时会有一个牧师来看看孩子们过得好不好。
她说：“修女们会站在我们身边，当我们回答问题时，玩具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牧师走后，这些玩具就会被修女拿走。”
英国首相终向儿童移民道歉
英国政府这个计划的最大缺点之一就是工作人员往往缺乏训练，并且资源匮乏，很少有对计划跟进的检查。英国内政部委托一个小组前往澳大利亚检查这一计划的进展，1956年，“罗斯报告”出炉了。
“报告反映了孩子们的惨痛经历，认为不该继续向海外输出儿童。”林奇说。不过，这份报告一直被列为机密，直到1983年才公开。
另一方面，英国仍然在向海外输出儿童。而作为接受儿童移民的澳大利亚当局很快对“罗斯报告”进行了反驳。
性虐待是这个儿童移民计划中的又一个严重问题。比如史沫特莱，她就在乘船前往澳大利亚的途中以及在一个剪羊毛站点干活时受到过性侵。
“我们被教导永远不要让男人碰自己，遇到这样的事，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史沫特莱说。她第一次遇到性侵是在前往澳大利亚的船上，但负责照顾她的修女坚称那只是她在做梦。
15岁时，史沫特莱被派到一个孤零零的剪羊毛的站点干活。在那里，她再一次遭到性侵。
为了挣脱魔爪，她在18岁生日之后3天就结婚了。1989年，她通过儿童移民信托机构与母亲贝蒂团聚。多年来，贝蒂一直以为史沫特莱生活在英国一个充满爱心的家庭。
2010年，史沫特莱和60名当年的儿童移民飞往英国，接受当时的英国首相戈登·布朗的道歉。
现代快报记者 潘文军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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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4月22日下午，加拿大温哥华市市议会在位于唐人街的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举行特别会议，市长罗品信(GregorRobertson)代表市府就该市歧视华人的历史向华人社区正式道歉。由于早期受歧视的华人多来自广东台山，因此，在罗品信用英语宣读道歉内容的同时，原华裔市议员叶吴美琪、余宏荣分别用广府方言和四邑方言宣读道歉内容的中文版本。
海内外广大华人华侨，共同见证这足以载入史册的一刻。从被迫缴纳人头税，到坦然接受所在国政府致歉，海外华人地位的提高有目共睹。近年来，多国纷纷对曾经的排华行为道歉，人们在探究其背后原因的同时，也揭开了一部长达百年的华工辛酸血泪史。
穿越塞拉山的铁路开通，华裔铁路工人向一辆驶过的火车挥手致意。(美国《世界日报》取材自斯坦福大学网站)【悲愤！加拿大排华史：不受欢迎的“勤劳者”】
一百多年以前，清王朝正处于国力衰微时期，战争不断，民不聊生。偶然间，一则“加拿大招募工人修建铁路”的消息，传遍了中国东南沿海省份的大街小巷。由于收入高于国内，大量平民不惜变卖土地，筹措赴加拿大的路费。
为了抵达那座“淘金城”，这些华工克服了海上极为恶劣的生存环境，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根据《不列颠殖民者》记载，1860年，有一艘从香港出发赴该地运送华工的船只，离岸时船上搭载的人数为280人，在经历了64天“波折丛生”的航程后，仅68人抵达加拿大卑诗省(今不列颠哥伦比亚)。
尽管航程如此艰难，依然有大量华工前仆后继，他们的努力成就了加国版图的完整。当太平洋铁路“最后一颗道钉”被敲进铁轨，北美西海岸的卑诗省归入加拿大疆土，自此加拿大揭开了排挤华人的序幕。
1885年，一部对华人带有明显歧视色彩的法律——《中国移民法》出台，该法案要求华人入境时额外缴纳人头税。此后，随着法案的不断修订，人头税的数额成倍上涨，最高峰为1903年的500加元，相当于华工在加拿大工作10年的存款。在“人头税”法实行期间，加拿大共向82369名华人征得约2300万加元的人头税，数额堪比兴建整座太平洋铁路的费用。
1923年，加拿大变本加厉，以排华法取代了人头税，自此华工和他们的家属被隔绝在加拿大版图之外，即使拥有英国国籍的华人，也不例外。那些曾经参与筑路的华工，彻底沦为不受欢迎的“勤劳者”。
在近代史上，加拿大一向以温和的态度示人，为何会出现如此规模的排华浪潮？分析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主流社会对华人的种族歧视，他们认为华人一心挣钱，是“没有开化”的民族；二是华人劳工的到来，削减了白人工作机会，影响了他们的收入。两个要素交织在一起，共同促成了多项排华法案的通过。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最后一颗道钉。( 中新社 记者 徐长安 摄)【无奈！清廷官员奔走交涉 可叹弱国无外交】
自古以来，国与国的较量遵从“丛林法则”、“崇拜强者，不同情弱者”，国家实力才是撑起一个民族尊严的底气。清朝末年，正是因为国家积贫积弱，华人在海外的境遇才充满了辛酸。
面对加拿大的排华浪潮，有识之士们并没有无动于衷，清朝官员们积极奔走交涉，加拿大当地也成立了应对反华活动的民间组织，“华人群体大声疾呼，尽管声音很微弱……”
1876 年，清朝官员郭嵩焘出使英国，希望英国政府出面改善华侨在加拿大的境遇，彼时加拿大仍为英属殖民地。随后，不少清朝外交官纷纷提出交涉，但在加拿大排华情绪不断升温的背景下，交涉并没有取得成效。
1896年，清廷要员李鸿章应邀访问北美，此行他带着一个强烈的目的——“帮助侨民与所在国政府协商，改善华侨待遇”。在面对媒体采访时，李鸿章如此回应道，“加拿大拟增加华人入境税，此举并不合理。中英两国素来友好，中国人应在中英条约下同享平等地位。”
然而“弱国无外交，国弱则民贱”，清廷要员李鸿章的这次出访，虽然得到了加国官方的接待，却丝毫未妨碍加国政府进一步推行限制中国移民的措施。
此时，放眼世界各国，“排华”情绪有了愈演愈烈之势。与加拿大联系密切的美国，不仅出台了《排华法案》，还向华工征收高额“执照税”，并对华工被杀害事件置之不理。
1923年，就在加拿大实施“排华法案”之际，当地华人社群的报纸《大汉公报》刊发社论，认为英国所下属的国家，皆以文明自由自居，加拿大政府试图订立不合时宜的苛刻法案，“有愧于英人爱好公道之美德”。
时至今日，人们依然能从这份泛黄的报纸中，读到书写者的悲愤和无奈。面对悬殊的国力差距，外交官的奔劳、华人社团的求助、华人媒体的口诛笔伐，均湮没在排华浪潮中。
2006年6月22日，加拿大联邦政府总理哈珀就“人头税”问题向全加华人正式道歉。【欣慰！从排华到致歉 华人洗刷屈辱赢尊重】
从19世纪到21世纪，中国人用了上百年的时间洗刷过去的屈辱。一代代华人在异国他乡勤劳致富、积极融入，逐渐赢得了主流社会的尊重。
与之相呼应的是中国国力的日渐强大，是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转变——在很多领域，由原来的“追随者”逐渐转换为“引领者”。正是这种客观角色的变化，国际社会才从排华走向反思。
2018年4月22日，加拿大温哥华政府就历史上的排华事件进行道歉。而在过往的十余年中，类似对歧视华人行为进行反思、调查和道歉的事例越来越多。
在加拿大，温哥华政府并不是第一个对“排华史”进行道歉的。早在2006年6月22日，加拿大联邦总理哈珀曾代表加拿大联邦政府，就“人头税”政策向华人道歉，并承诺向受害者支付每人2万加元的赔偿金，由此拉开了加拿大三级政府“反思排华政策”的帷幕。
2010年9月20日，加拿大最早出现排华历史的卑诗省新西敏市，正式向华社道歉，成为首个向华社正式道歉并进行和解的加拿大城市。此后，卑诗省也通过了“道歉”议案。2017年，卑诗省议会斥资10万加元，在加拿大境内设立纪念碑，以纪念华人在19世纪末兴建太平洋铁路。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要求国会正式承认《排华法案》有悖人权，并为此道歉。华裔众议员赵美心(右)在提交议案前召开记者会。( 中新社 记者 吴庆才 摄)道歉的桥段同样在美国上演，2011年和2012年，美国参众两院分别以全票通过就《排华法案》道歉的法案，并表示将致力于保护华人享有与其他美国国民相同的民权与宪法权利。
2009年1月8日，曾经“排华”最严重的美国旧金山，选出了首任华裔议会主席邱信福。2011年11月10日，旧金山又选出了首任华人市长李孟贤。
世界各国以道歉的形式反思昔日“排华史”，而华人则用铭记的方式正视早期移民“屈辱史”。据不完全统计，在世界各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美国华人博物馆等华侨华人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等，已有近50家。
旧时代屈辱的历史褪色淡去，被抬头挺胸、昂首阔步的新大国形象代替；但历史的回音，仍在以另一种方式叩响当今华人的心门：无论何时何地，努力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话语权，依然是全体华人奋斗的目标。
有记载的第一批来到澳大利亚的中国人是1750年登陆的商人，实际上中国人可能很早就来到了澳大利亚，并熟知从南中国航海到新加坡补给，再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航线。1788年，英国开始向澳大利亚流放罪犯和殖民，中国人也开始在这里定居。当中国的港口向外国商船敞开之后，中国人也开始了海外移民的脚步，1850年左右，中国开始了第一次向澳大利亚的移民潮。
当时，中国人来到矿山和牧场里工作，还在澳大利亚的各个市镇经营洗衣店和家具店。这些中国移民大多来自广东和福建两省，他们以新加坡为跳板，然后落脚在今天的西澳州地区。由于当时西澳州劳动力极度缺乏，当地政府非常欢迎中国人，并同他们签下契约，当时苦力、厨师和园丁是中国人的三大职业。1885年，悉尼已经有了54个中国菜园，据统计，1901年的时候，新南威尔士州有67%的菜农是中国人。
19世纪中叶开始的淘金热也让澳大利亚迎来了更多的中国移民。从1854年到1858年间，来到维多利亚州的中国人就有4.5万，随后，澳大利亚各州纷纷兴起了淘金潮，中国人也大量来到这些地方。
当开矿热潮消退之后，中国移民找到了新的营生，例如制作家具、卖茶叶和鱼，还有进行海上贸易。
中国移民多起来之后，澳大利亚各地纷纷建成了以华人市场和寺庙为中心的唐人街和中国城。墨尔本的唐人街是西方世界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唐人街。
随着中国人的增加，反华团体也诞生了，1901年，《白澳政策》出台，顾名思义，这项政策限制非白人移民进入澳大利亚。
当时澳大利亚最有名的华商名叫梅光达(Mei Quong Tart)。从悉尼市火车站出来，往最繁华的利物浦大道方向走上一段，就会看到人行道的大树旁有一座不太起眼的铜像，乍看之下多数人会以为只是某个西方人的人头铜像，但仔细瞧一下铜像下的文字说明，你就会看见侧面刻有中文“梅光达”字样。
与当时澳洲华人移民主流一样，梅光达来自广东四邑之一的台山，他是很西化的华人，不但打扮、信仰西式，还娶了一个白人太太。他开了一间华人茶馆，是悉尼地区最成功的华商，也是当时少数几个能融入澳洲主流社会的华人。满清政府甚至破例任命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的梅光达为清政府驻澳的领事。
但在一抢劫案中，梅光达遭到歹徒攻击致死，由于行凶者是白人，警方并未严惩，不少华人认为这是澳洲白人对华人的种族歧视。
今天，梅光达的后人已经完全西化，金发碧眼，丝毫没有华人的特征，也不会说中文，仅存的是他们依然以梅光达名字的最后一个字“Tart”为其姓氏。
2003年，在悉尼动力博物馆(Power House Museum)举办了梅光达逝世百年的纪念活动，澳大利亚人组织了丰富而正规的活动，澳大利亚各大学的许多历史学者参加了这次活动，但遗憾的是大多数到澳大利亚的华人对这些历史一无所知，因此这次展览并没有很多华人参加。
1857年，700个来自中国南方的矿工从澳大利亚南部的罗伯港向澳大利亚中部的金矿带进发。他们在阿勒山歇脚时，偶然发现了“广东铅”，一座世界上藏量最丰富的浅层金矿。仅仅几个星期过后，这个地方就聚集了3万人。今天，“金山博物馆”记录了这段历史。
1973年，澳大利亚政府彻底取消了《白澳政策》，决定建立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今天，澳大利亚有华人65万，华人成为第五大族群。
杨卓旭(前排)在澳洲高中时筹办中国春节晚会时场景。资料照片
在春节，我更能感受到留学生的乡愁。今天上课时有人开着电脑，屏幕上是静音模式的春晚现场直播；明天有期中考，后天有大作业，但刚刚过去的除夕夜，大家还是聚在一起包饺子看春晚。”当地时间大年初一凌晨2时多，刚刚参加完春节聚会的美国东北大学建筑专业大一学生杨卓旭说。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志同道合、身份(价)对等，往往是中国人衡量“朋友之所以成为朋友”的两个参考纬度，前者侧重内部精神世界的交流，后者从外部物质标准上进行评估。与其他海外学生相比，中国留学生的海外朋友圈更偏爱“自己人”。
这不仅仅是这个春节。
似乎每一位留学生，都有一段有关“融入”的血泪史
在澳洲、美国都有留学经历的杨卓旭很能理解这一切。
杨是去年到的美国，此前，她在澳洲读了两年高中。虽然目前的她，已没有很多人所说的“融入”障碍，但她坦言，身边的同学大多两种情况：要么付出很大的努力去融入，要么索性完全没想过要融入。
杨卓旭在澳洲读高中时，也很有融入愿望。她先在一个公立高中读了一个学期，发现学校土生土长的澳洲人不多，还花了很大的力气转学到北悉尼富人区的私立高中——Wenona School(温烙那中学，音译)。在那个崇尚精英教育、中国学生寥寥无几的寄宿学校，她开始从细微处真正见识到所谓的文化差异。
“中国人的内衣喜欢手洗，但西方人的习惯是统统混在一起送洗烘干。一名中国女同学因为将手洗内衣挂在宿舍晾晒，被澳洲女同学拍下来放到Facebook上……”有段时间，这名中国女同学甚至因为无法化解这种差异而休学了一阵。
“有一阵寄宿学校的洗碗机坏了，涂完洗洁精的盘子，我总要多冲几次，但当地同学觉得不用冲洗干净，因为残留的泡沫晾干后自然就没有了。”杨卓旭后来了解到，澳洲气候比较干，缺水，虽然悉尼当地不缺水，但很多澳洲人都很珍惜用水。
所以，理解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些做铺垫，到美国时，杨卓旭在社交上已经很自在，也没有了在澳洲时那种急迫地想要融入的感觉。但她的中国朋友们常常会向她诉苦：和外国同学无法深入交流，“聊着聊着就没有话题了”。
语言是一个方面，很多人觉得仅因为语言，就能让融入变成一件有负担的事情。“英文不好，聊不深入，偶尔老外没听清楚让重复一下问题，中国人就更害怕交流了。”
其次则是文化上的不理解。“我觉得这种理解甚至可以细到眼神交流的方式、对答的固定句式、身体距离的远近以及肢体动作等。”杨举例说，中国学生要咖啡大多会说“I want to have a cup of coffee(我要一杯咖啡)”，而其实当地人更习惯的表达是“Could/May I have ……please?(请问我可以要一杯咖啡吗)”——“老外说话总是会说 please (请)”。
“我在澳洲的时候被问是不是澳洲人，在新加坡被问过是不是新加坡人或美国人，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每个人，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熟悉、自己偏爱的方式。”老外眼神比较真诚，交流中会微笑，会大笑，遇事经常说谢谢，他们会在这些方式中去衡量这个人和自己是不是一样。
当然，在杨的感受中，与澳洲相比，美国有更大的包容度，所以大家对融入感并没那么在乎，很多人也可以觉得没必要刻意去和谁亲近、融入。“美国对种族歧视是更为敏感的。”
不过理解上的差异还是每天都会遇到。“我所在的建筑专业因为要在同一个工作室熬夜、做模型，同学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有时候我充当的是一个翻译者的角色，‘翻译’美国同学和中国同学间的不同点。”
一 名“ABC”(American-born Chinese，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同学问杨卓旭，A在工作室向她借了一块做模型要用的纸板，这是她自己购买的，A对她很友好，但却没有还，为什么？杨告诉她：“中国人习惯互相帮忙，像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同学之间确实可能不还，或者不一定还你一块纸板，而是以后以其它方式来报答你。”“ABC”摇着头表示不可思议。
融而不入，也许这就是最合适中国留学生的状态
当然，很多事情在这一刻变成了顺其自然，但在上一刻还是一种选择。
完全可以选择。比如，在美国，不少中国学生觉得美国人有派对文化，会试着去融入，但实际上，他们一般去了两次就不想去了。“派对上大家会喝酒，喝完酒，陌生人也可以亲吻……这样的派对包括一些美国人自己也不喜欢，所以兴趣不同，也不用强求。”
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到芝加哥大学 Harris公共政策学院攻读硕士的唐末非常认可一种“融而不入”的状态：可以与国外学生和平相处、愉快交往，却并不一味模仿、参照他们的方式生活、娱乐。“也许这就是最合适中国留学生的生活状态。”
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的杨紫告诉记者，坊间流传一个“3S定理”：study(学习)、sleep(睡觉)、social(社交)，三者只能取其二。“我在美国读书的时间不算长，学业压力又很大，每天都要熬到凌晨，应该属于舍social取study和sleep的，所以基本没什么社交。”但她觉得并不存在什么“社交障碍”，因为“能跟学院里的中国学生交流”。
当然，也有不少留学生个体，他的本心是想融入当地社会的，但作出的选择往往与此相违背。比如，哈佛学生黄洁举了一个例子，哈佛提供“勤工俭学”机会，有舒适体面、薪资较低的图书管理工作，也有时薪最高、但不体面的“扫厕所”工作，几乎所有的中国学生或者亚裔学生会选择前者。而她选择扫厕所后发现，作出同样选择的学生几乎都是欧美裔的，且其中不乏企业家的后代，原来他们也算“经济账”。
虽然而今毕业已经好几年，但黄洁依旧觉得，扫厕所时收获的友谊颇为珍贵，“连厕所都一起扫了，还有什么不能一起分享的？！这不失为一种融入的方式。”
杨卓旭也觉得，思维的差异会在选择中体现。很多中国学生在选择留学专业和学期的自选课程时，往往倾向于选择能突出自己优势的单项。“有时候也不是自己的想法，父母、老师会给这类建议。”
也有一些同学，因为出国留学的学制比较短，他们考虑到融入的难度，以及毕业后会回到国内发展，索性不做尝试。教育部发布的《2014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统计资料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人员选择回国就业——2013年，我国留学回国人数达到35.35万人，是同期出国留学人数的85.41%，中国迎来了留学生“最大回国潮”。
此外，facebook、微信等工具的使用，也对中国留学生的社交产生一定影响，因为它让很多人生活在一种“虽然相隔很远，但还在一起的错觉中”。在美国西密歇根大学攻读哲学博士的常明就说，他有时间更愿意在微信上找国内的同学聊天。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副校长怀特(Paul White)曾表示，在大学校园里取缔“同乡会”将成为“社会融合加速器”。但要实现却挺难，因为本国学生聚在一起有不少好处，而且也不止中国学生偏爱这一选择。
郭予谙是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鹿特丹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的研究生。大三的时候，她曾经前往韩国仁荷大学参加过暑期交换项目，大四又在日本东北大学交换了近一年。拥有丰富海外求学经历的她，深知中国留学生在外喜欢“抱团”，于是在前往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读硕士前，还特意提醒自己要多跟当地人接触。到了荷兰，学校为了让大家尽快熟稔起来，特地举办了一个素质拓展，郭予谙还有意与中国学生保持距离。
但没有持续多久。荷兰不是东亚国家，文化上的差异和新环境的不适应让郭予谙很快动摇了，她又开始和中国学生接触，很自然地走进了社交“舒适区”。在她看来，只要够开朗，语言过关，和外国人一起讨论作业、吃饭、运动、郊游等浅层次的社交并非难事。“只是当你自认为融进去的时候，突然的一件小事又可以推翻你的想象，让你瞬间清醒：其实你根本就在圈外。”比如他们谈论党派选举、政客投票的时候，郭予谙说自己根本插不上嘴。“要想在文化选择或观念上与他们趋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种不在意、不刻意，是中国学生日益国际化的表现
无论生活中的中国留学生做什么样的尝试，在农历新年的节点，他们通常选择用传统的方式来度过。虽然正是美国大学考试的时候，但积极备考并不妨碍营造春节气氛。
已经从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应用数学系毕业的研究生陈福说，第一次在国外过春节的印象很深刻。除夕夜，和几个室友一起做饭，另一个同院系的中国学生因为室友外出落单也被邀参加。在陈福家里，大家喝了很多酒。落单的同学非常感激陈福和室友的收留，在饭桌上说了一堆祝酒词。随后大家感叹留学生活的不易，微醺的状态和感性的言语刺激了陈福的神经，他开始大哭，最后所有的人都哭成了一团。
唐末所在的芝加哥大学，中国留学生每年都会春节联欢，唐末也会去凑热闹。或者，叫上好友在家里做饭，顶着时差看中国春晚，和朋友们一起吐槽。“那个时候看春晚，有一种‘特别顺眼’的感觉，甚至频频有泪点。”
学哲学的常明一直把“吃”当作海外过春节时，排解孤独和思乡之情最好的办法。他犹记得在国外的第一个春节，望着空空的盘子，一股强烈的孤独感袭来，但他并不太愿意把这些情绪跟家里说。于是试着从哲学层面分析：“美国人更崇尚个人自由，他们与同学间并不建立强联系，那些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自信或者所谓的‘自我中心’，和他们更擅长克服孤独不无关系。”也有中国留学生，把春晚做成了一次融合。杨卓旭在澳洲私立高中，成功组织了一次全校中国春节晚会。
她先和宿舍管理的老师沟通了想法，巧的是，这个澳洲老师的父母曾经在重庆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他妈妈还曾在重庆大学教过历史，于是她的建议很快得到批准。杨又去和厨师长沟通，得到一个爽快的答复：“让我们一起来实现吧。”
往常，同学们吃饭是分食制，那天厨师们在杨卓旭的指导下做了中式糕点，所有的菜肴也是装在大盆子里，放在桌子中间，让大家一起夹着吃。她记得自己还给到场所有的人准备了一杯绿茶。“当天正副校长都来了，我的春节晚会还启发了校方，之后每一个月都有一个主题活动，比如拉丁文化主题，墨西哥主题等。”
因为这个春节晚会，杨卓旭在高三毕业时还得了Wenona School(温烙那中学)的“促进多文化和种族和谐最大贡献奖”。在她之前，已经有四年没有颁发该奖项。
“这几天，在不同的场合，我有意识把这个选题和中外学生一起探讨。土生土长的美国犹太裔同学Gabe表示，中国学生看起来很安静，可一旦跟同样来自中国的学生在一起就超级活跃。美日混血儿同学Joric对此很能理解，人们会本能选择和自己有共同习惯和爱好的人一起玩。在上海和香港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美国同学Win 则说，中国学生相对比较害羞内敛，自认为语言一般而不愿交流，其实中国学生英语都很不错。班上那个黎巴嫩的女生，口音很重，但她交流起来完全不在乎。中国同学似乎在语言上对自己要求太高。”
当然，这几年中国学生在海外也有不少改变。
记者注意到，还有这样一个变化：参与讨论的中国学生觉得，虽然爱和中国同学交流，但自己并不觉得这是问题；还有同学觉得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问题，自己在交流中也并不区分对方是老外还是中国人。
龙应台在《干杯吧，托马斯·曼》中提到过眼神。有一个晚上在奥地利，她用德语朗读自己的作品后，听众中的一位中年德国妇女走向她：“您的眼神那么熟悉，就好像我们欧洲人的眼神；您是不是长期在西方住过？”那时的龙应台，“美国住了近九年，欧洲快十年了”。所以，坐在讲台上的龙应台，能在不自觉中用欧洲人的眼神和台下观众对话。而步出演讲厅，当她和身边台北来的朋友谈话，则用彼此熟悉的，不必向对方解释的辞汇和手势。临别回身挥挥手，“明天见！”没有拥抱，也没有握手。
杨卓旭认为：“那种不在意、不刻意，本身也是中国学生日益国际化的表现。”(尧遥 本报记者 谢飞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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