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路透社10月20日报道表示，近年来，法国人因看见中国移民在经济不景气时依然事业成功，开始检讨他们的“低工时”传统。
报道举例说，巴黎“沼泽咖啡”烟草酒吧的张老板来自中国温州，每天工作十一小时，每周工作六天。吧台上的报纸报道说，法国人正在讨论是否要修改每周工时上限三十五小时、禁止商店周日营业的法律规定，他不解地说：“只要工作就有钱赚，为什么法国人每周只肯工作三十五小时？”
据称，“烟草酒吧”是法国生活的一部分，但工作辛苦利润不多，许多法国老板干脆顶让。在巴黎，出售的烟草酒吧近六成由亚洲人接手，其中绝大部分是华裔移民，因为他们知道，酒吧是少数不受工时限制和周日营业禁令规范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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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接手后，店内大小事全由家人打理，降低人事成本。这股风潮让某些法国人抱怨，某些烟草酒吧的中国老板不愿提供法国食物。
法国右派的《观点》杂志近日一篇文章反映了这种情绪。作者问道：“这群中国魔鬼是怎么成功的？”文章接着列出“五诫”：一、每周工作八十小时;二、以店为家;三、一毛钱都不付给员工，因为他们是家人;四、不要对社会有贡献;五、别缴税。
巴黎第三区区长艾登布姆认为，该文章显示法国人在经济低迷时，嫉妒中国移民的成功。他说，以逃税而言，去年的调查显示华人移民逃税状况和其他族群差不多。
虽然许多法国人坚持工作与生活必须平衡，最近一百年法国工会也捍卫这样的价值，不过部分法国人认为该检讨这项传统了。民调公司“法国民意研究所”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71%的法国人说，如果加薪的话，周日也愿意工作。
法国室内装修连锁店员工最近上街游行，抗议法院谕令他们周日不得营业。美妆用品店“丝芙兰”不满法院禁止他们的香榭丽舍大道分店营业到午夜的规定，正在争取让法院撤销裁决。
巴黎烟草酒吧业主联合会会长波雷说，法国人须更努力，“这样下去他们会成为我们的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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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移民到欧美的大有人在。与此相反的是，大多数人并不会认为移民非洲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甚至认为这是一件疯狂的事情，可是生活在非洲的中国人却大有人在。
长期处于动荡和贫穷的非洲大陆，如今正在成为中国冒险家的新沃土。
为了投资和工作的便利，已经有不少中国人选择了移民非洲。即便没有选择加入非洲国籍，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获得非洲国家的永久居留权当做目标。
当然，非洲政治一直处于动荡之中，这也让移民非洲变得充满挑战，成为勇敢者的游戏。
非洲华人超百万
非洲华侨华人的数量一直缺少权威的统计。中国社科院学者李新烽认为2012年底非洲华侨华人的总数已略超过100万。
南非、安哥拉和尼日利亚是非洲华人华侨数量最多的三个国家，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三。
南非既是非洲经济的领头羊和非洲大陆的桥头堡，又是非洲华侨华人最集中、数量最多的国家，近年来华侨华人总数约30万。安哥拉是华侨人数增速最快的非洲国家，从10多年前的数万人发展到现在的26万人。尼日利亚官方掌握的数据显示，当地华人华侨数量目前也有20万。
记者观察
移民非洲，冒险家的新乐园
在很多华人眼中，非洲国籍的诱惑力并不像欧美国籍那样大。但事实上，移民非洲远远不似想象中那般可怕。
所有那些有关饥饿，有关疾病，有关奴隶的记忆都完全有可能从移民的细则中抹去，剩下的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美好生态和意想不到的生存方式。
移民非洲的人并不少，而且这些人并非想象中的“劳工”，相反他们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记者在非洲听到不止一个华人讲过，和生活在欧美的中国人常常会遭侧目的境遇不同，在非洲的中国人，甚至可以享受到“特殊礼遇”。一张中国脸就是在非洲最好的通行证。
埃及局势持续动荡 华人想离开了
30多岁的河北人老蔡在埃及从事旅游业。在埃及待了快10年的他一直没有拿到埃及国籍，只是有工作居留权。他说并不是他不想加入埃及国籍，而是埃及法律对外国人入籍管得非常严。2011年前，他和妻子带着女儿一起在埃及打拼。但2011年“阿拉伯之春”改变了老蔡的非洲梦。“局势动荡后，老婆带着女儿回国了。如今我一个人在埃及待了2年多，没有办法，就是担心安全问题才让她们回去的。”
毕业于安徽大学的中国女孩库卡，是少数能拿到埃及国籍的华人，因为她嫁给了埃及人。根据埃及法律，外籍女士嫁给埃及男士后可以申请埃及居留，两年后可以申请入籍。
为了爱情义无反顾地到埃及后，库卡和老公的生意已经有一定规模。不过过去两年来，埃及政治局势动荡显然不在预料中，“原油紧缺，我们的工作受到影响，虽然都通过各种方式解决了，但焦虑和压力还是要承受的。身边不少朋友动了离开埃及的念头。虽然每天也是和老公说说笑笑的，但是第一次感觉到危机。”
和库卡的欲走还留相比，老蔡这一次是真的想离开埃及。老蔡从事旅游业，过去两年来埃及的局势一直不稳定，外国游客数量锐减，生意也大不如前。
如今，老蔡已动了离开埃及的念头，他的下一站还是非洲大陆。“可能是埃塞俄比亚，也可能是坦桑尼亚，那里的旅游业都不错，也是近年来中国人出境游的新热点，可能有不错的机会。”
南非华人超过30万 聚集在商业中心
政治相对稳定的南非，是目前最吸引华人移民的非洲国家。目前南非华人总数约30万，来自福建、广东、台湾省籍人分别占35% 、20%、20%。尤其是近年来，南非平均每年增加中国大陆新移民1万人，新移民占南非华侨华人总数的80%。总数已经超过20万人。他们大都集中居住在商业中心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开普敦、布隆方丹、德班、伊丽莎白港等地，其中又以商业中心约翰内斯堡最多。
南非老华侨多采取传统方式经营杂货店或开设中餐馆。中餐馆散布各地，数目繁多，水平参差不齐。华人的商业活动一般从小生意做起，范围遍布南非的边远地区，以及所有农村地区和移民聚居区，经营手段灵活，实物交易亦普遍，各种货物基本能满足顾客的日常需要。
多数移民南非的中国人集中在改革开放后，成分比较复杂，但有个普遍现象：多数人素质不高，大部分都是开店的，早出晚归，有的甚至连汉字都不会写了；但后期一些移民有技术或在国内大学毕业，为数不少的人集中在医疗行业。
在南非一家矿业私企里工作的孙先生告诉本报记者，在南非做生意风险很大，找合作方时，要做足功课，调查好对方背景，再有就是通过更专业的律师帮忙在法律条文中把关。
生意风险：合作方常耍赖
孙先生在一家中南合资的矿业公司工作，在南非工作5年多。孙先生所在的企业是国内一家做矿产品起家的私企，老板对矿产资源丰富的非洲很有兴趣。
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之后，老板觉得机会来了，便派遣他到南非考察。加上南非各方面都优于其他非洲国家，所以公司发展战略是以南非为基地，逐步向其他非洲国家渗透。
目前，孙先生的公司业务开展得不错，已在津巴布韦成立公司，建了工厂，公司已经颇具规模。
孙先生告诉记者，在南非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谨防合作方耍赖。他所在的公司与南非方的合作模式是中方负责帮对方融资，开采出来的矿产品归我们，也就是中方有包销权。
但开矿有个大问题，就是矿主和开采承包商签合同时，不是几个月几个月签，一般都是根据矿山寿命，按1年以上的单位竞标。如果矿产销售不顺利，无法把矿变成真金白银，矿主的资金压力就会很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有资金实力的买家就会以提供融资换取包销权的方式合作。
行情好时，各路买家一哄而上，哄抬价格，矿主成了香饽饽，谁出价高，卖谁家。行情差时，就以履行包销权为由，把货物强卖给我们。但一开始投资的时候，肯定有个资金回报年限。合作方这种耍赖方式，导致他们无法给国内下游合作工厂按时按量供货。
非洲特色：官司难打
对与生意中出现的耍赖行为，中方公司的解决途径主要有两种，法律诉讼和私下协商。南非华人发现，在非洲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费时、费力、费钱，且结果还是未知数。
打官司通常需要4~5年。但矿山的可开采寿命有限，有时可能只剩2年多的开采时间，所以中国商人最不愿意走到这一步。
因此，双方出现矛盾，多数通过协商方式解决。但在双方分歧很大、没法通过协商解决的情况下，孙先生所在公司律师就会出函。“在限定日期内，如果合作方不能归还欠款，我们将不再接受还款，走法律程序，申请抵押矿权。”孙先生介绍。对中方来说，最好是用欠款换取矿山股份。
孙先生说，在南非做生意风险很大，找合作方的时候，要做足功课，调查好对方背景，再有就是通过更加专业的律师帮忙在法律条文中把关。
为打高尔夫选择南非
孙先生在南非工作已5年有余，已经习惯了南非的生活。孙先生告诉本报记者，南非自然环境好、空气质量高、人口密度小，相比国内空气污染严重来说，更适宜普通人生活。所以他刚来南非时，就有移民南非的想法。
喜欢高尔夫的孙先生说，在南非打一场高尔夫，加上中场休息的冷饮和19洞的消费，普通的场地也就200元人民币。
他告诉记者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张姓朋友被一家私企外派到南非，后来因为收益不大，就撤回国内。老板要把他派到土耳其。他辞职了，后来重新被另一家企业聘用，派到南非。他给我的理由是，他很留恋南非的高尔夫。
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还是国内好，不愿意呆在南非。有不少在南非生活的中国人，更多的都在考虑自己孩子的未来。孙先生称：“孩子自有自己的选择，我们应该让他自己决定。”
困惑 要不要加入非洲国籍？
很多华人在非洲往往会面临这样一个两难选择：要不要加入非洲国籍。南非的一位华人富商对记者说，他不想加入南非国籍,因为一旦放弃中国籍，拿回来很难。他现在同时拥有中国籍和南非永久居留权。他说：“目前我在南非的生意不错，但谁知南非会不会乱。如果乱了，我就回中国。”
当然，不是所有在非洲的中国人都不愿加入非洲国籍。在南非工作的孙先生，目前持有的工作签证明年过期。他计划着等工作证到期后着手申请移民南非。孙先生说：“就我个人的性格来说，南非更适合我，将来不求大富大贵，只想过得开心。”
当然，更多的华人之所以选择南非国籍，是为了生意上的便利和享受更多的社会福利。
一位加入南非国籍的华人富商说：“我们加入南非籍，是为了更好地做生意。我们来这里投资很早，南非对于外国投资的优惠是有期限的。而南非当地人，则可以享有一些福利待遇，而且没有那些对外国人的限制。所以，为了在这里继续做生意，我们加入了南非籍，但我们还是中国人。”
蹊径 移民非洲 实为“跳板”
移民非洲的华人中有一群人比较特殊，他们很多人在拿到非洲国籍后甚至未踏上这片土地。
“出口转内销”
京城一家餐饮企业的老总梁文忠为孩子的落户绞尽脑汁。转眼孩子要读高中了，正当他一筹莫展时，媒体报道了北京大学医学部招收“出口转内销”的“留学生”的新闻，他索性找到一家移民中介公司，付了2万美元。一个月后，他从这家公司拿到了塞内加尔政府为儿子签发的护照。3年后，他的儿子再参加高考将是以留学生的身份，仅需面临一门初中生水平的中文试卷，和学校命题的专业科目考试。
梁文忠这才知道，移民非洲的人并不少，而且这些人并非想象中的“劳工”，相反他们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移民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中介收取的费用大致在1.5万到3万美元左右。若要移民到南非，硬件条件要求更高，中介费用也在5万美元以上。
方便出入法国
甄女士拿塞内加尔护照不是为了子女教育。这位32岁的时装品牌代理商在法国留学时就开始代理法国几家服装品牌在中国内地的销售。但近年来，她屡次申请移民法国都遭拒绝。
甄女士的出行不便自从有了塞内加尔国籍就变得方便多了。在非洲，有众多的原法国殖民地国家，法国政府对这些国家的国民进入法国多采用更宽松的入境政策，其中还不乏“落地签”和“免签证”。更方便的是，法国和塞内加尔都承认双重国籍。甄女士以塞内加尔国民的身份再申请入法国籍，就只是时间和程序的问题了。
入港的跳板
非洲大陆最小的国家冈比亚最近也成了不少人移民的热点。他们选择冈比亚不是为了去这个西非小国，而是把它当成了进入中国香港的跳板。
这个小国人口约180万，但目前已有近万名持有冈比亚永久居留权的中国籍人士通过“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取得香港居留权。
香港的“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要求投资1000万港元，被认为是为富裕人士设计的。该计划要求中国内地人士在申请时，必须已经取得外国永久居民身份。因此催生出了移民冈比亚这样的跳板。
今年9月，美国布朗(Brown)大学两名教授发表新研究报告，挑战一般美国人对移民子女的传统看法。
中国学生成绩好 颠覆传统观念
很多人在移民时会有这样的顾虑：自己的孩子没有美国的教育背景，语言又不通，会不会跟不上老师的课程呢?这项最新的研究显然打破了这种担忧。
胡其瑜(Evelyn Hu-DeHart)和莘霞.柯尔(Cynthia Coll)两位教授在所作的《儿童教育与行为的移民矛盾现象：新研究的证据》(The Immigrant Paradox in Children's Education & Behavior: Evidence from New Research)报告结果显示：第一代移民子女的少年犯罪率，低于在美国第二、第三代移民家庭的子女。
一些第一代移民的子女在标准考试中的成绩，好于第二、三代移民家庭的子女。在对待学校和教师上，第一代移民的子女持正面态度。尽管他们最初在学校常常落后于美国出生的子女，但之后会迅速赶上。
这一研究结果多少让一些移民申请人放下了悬起的心。更有意思的是，9月15日，奥巴马在给一所学校的开学典礼致辞时鼓励学生们胸怀大志，以免被中国、印度的学生超越。奥巴马说：“中国和印度的学生比以前更加努力学习。你们将来要和他们竞争，你们在学校的成功不仅仅决定了你们的未来，也决定了21世纪美国的未来。”
移民顾问认为：“中国学生越来越优秀，这一点全世界都有目共睹。中国拥有着全世界最庞大的工程师群体，然而在创新上却始终欠佳。很多移民的家长也正是看中了美国教育中的这一点，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有创造力的教育，以弥补国内教育的不足。”
美国教育模式轻松了学生 也轻松了家长
尽管关于国内差生到美国变为优等生的报道比比皆是，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只要是差生就能成为美国优等生。想要成为美国的优等生，也有很多的条件。
由于美国对学生的考评标准并不局限于考试成绩这一项，因此学生就需要提高其他各个方面的能力，如平时的课堂活跃程度、创新能力、全面思维能力、动手能力等等。
这对于部分中国孩子来说可能有些难以适应，但是如果能够以学生的兴趣爱好为线索进行培养，进步还是会很快的。从这一方面来说，孩子越早接受美国的教育则能够越快地适应美国的教育模式。而一旦适应以后，家长们会发现，这种教育模式不仅轻松了学生，也轻松了家长。
为了让孩子接受纯正的美国教育，张女士早早地就通过EB-5投资移民项目办好了移民美国的手续，如今她的孩子已经在美国读小学，她说：“我的孩子来到美国以后不用再哄着去上学了，也不用逼着她去上补习班了，她还小，接受能力强，现在英语说得挺流利，与同学交流也没什么问题。我们都挺欣慰的，我们就是希望孩子的学习压力能小点，这样，我们的心理负担也轻了。”
“众所周知，在全球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上，美国学校的数量总是遥遥领先，前20名的大学，美国的学校一般都占了一大半，这与其开放式的教育模式是分不开的。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的教育一般都会让孩子自然而然地将学习从一件被动的事变成一件主动的事，这样老师轻松，学生也轻松，家长也轻松。”资深移民顾问解释道。
据悉，由于美国经济下滑，在其他国家都纷纷提高移民门槛的情况下，美国的投资移民价格始终保持着低位。目前，最低只需要50万美元就可以办理EB-5投资移民，移民后子女即可享受美国免费教育，最快2年即可获得永久绿卡。
据新西兰天维网援引nzherald报道，当地时间10月11日，新西兰移民部长Michael Woodhouse突然宣布，将收紧移民政策，父母团聚类别签证临时关闭，英语要求也更加严格，对此，梅西大学社会学教授Paul Spoonley表示，受影响最大的还是来自中国的移民。
政府宣布，将暂时关闭父母团聚类别签证，未来两年内不再接受新的申请，家庭团聚签证数量也将从每年5500个名额减少到2000个名额。“申请父母团聚类别的大多是中国移民，因此中国受此次新政影响是最大的。”梅西大学社会学教授Paul Spoonley说道。
2015年，新西兰共发放了5739个父母团聚类别名额，在过去的10年里，这项签证每年发放的数量都在4401到6364个名额之间。根据新西兰移民局向Herald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新西兰居留计划下，有近11000名50岁以上的移民都来自中国。
Paul Spoonley表示，家庭团聚移民最大的来源国就是中国，父母团聚类别中中国也占到了50%。“我不认同在这一类别下发放的签证名额过多，但如果整体数量减少，那么相关的类别也应该有所调整。我比较担忧的还是英语要求提高这一项，我担心移民来源国对这项政策的解读会产生误解。”他说。
Paul Spoonley称，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曾推出过相似的政策，亚洲国家会认为这种要求是对他们的一种排外。
据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是新西兰永久移民中最大的来源国，占了17%，印度占了16%，而英国则占11%。
很多家庭为了孩子的教育，选择了澳洲移民。移民到袋鼠国之后，孩子将接受到优质的西方教育，也将享受到良好的教育环境。而最近，有个调查显示，在所有的移民来源国当中，中国的子女在学习成绩上变得得更为优异。
中国移民的子女教育表现优秀
文件显示，澳大利亚是西方世界中，移民孩子教育和经济成果最好的国家之一。这一成功使澳大利亚把大多数欧洲国家抛在后面，在某种程度上也优于美国和加拿大。
报告称，移民根据来源国的不同，表现有巨大的差异。
＂来自中国和印度等许多亚洲国家的移民子女，他们的教育成绩特别高。＂
大城市移民家庭教育水平更高
移民的居住地也很重要。与澳洲本地的家庭相比，移民家庭更可能居住在大城市，而大城市的教育水平较高。
同时，孩子所属的群体也起作用，少数族群中年轻人在本族群找到有较高学历的榜样并与之为伍的机会较大，强大的人际网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另外，学校系统也起作用。和其它国家如美国相比，澳洲的教育质量较少受到社会经济背景或所在地的影响。
中国移民的子女毕业后收入最高
该研究对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劳动力的市场的分析结果是：＂在第二代的少数族裔的人口中，中国的移民在经济成果方面的表现是最好在，而中东则是最差的。＂
而移民到袋鼠国的孩子，可以接受到最为优质且全面的西方教育，并且能够在双语的文化环境当中，培养自己的语言方面的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同时，澳大利亚的空气质量极好，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空气质量最好的国度之一，在这里，孩子将会免受恐怖而可怕的雾霾的侵袭，能够在一个清新的环境当中，较为健康而快乐的成长，再也不用担心冬日顶着大雾霾出去玩耍的问题了。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选择澳洲移民是一个较为正确的选择，你和家人将在这里享受到生活带来的舒适和安然。
“人类都服从于一个共同的法则……进一步，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为一个共同体。”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古罗马时代，帝王哲学家马克·奥勒留就有了“人类共同体”的识见。全球化的今天，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人类共同体变得越来越紧密。开放的年代，出国“打洋工”变得越来越常见。
山东有个名字很文雅的村，叫后楚庄村，最近很出名。这个位于济南长清区孝里镇的村庄，仅仅800多个村民，却有100多人在澳大利亚打工，许多人拿到了绿卡——永久居住证。他们都是技工，有着一手过硬的电焊技术，经过“传帮带”，出国“洋打工”，这个颇有点像广西上林有大批人马到非洲的加纳去淘金。
《都市快报》记者深入这个“移民村”，探访村民的生活生存状态。其实“出国打工”与“进城打工”没有多大的差别，青壮劳力外出打工之后，村里留守的老人孩子相对较多，平常如何组织好社会化照顾，是很现实的问题。从澳大利亚坐飞机回来，需要十几个小时——这与国内在东部打工的坐火车回一趟西部老家的时间差不多，只是来去要签证，路费高许多。
人往高处走。“成群结队”出国打工去，一定有内在的道理。在当地，不仅仅是后楚庄村，临近的四街村、金村、常庄村等都是移民村，整个孝里镇，已有1000多人获得了在澳大利亚工作签证，涵盖了电焊、水电安装等多个工种，其中近一半人申请了绿卡。他们都属于技工，但大多是比较辛苦的那种。在国内干活的话，这样的技工一般也不会失业，但到澳大利亚“洋打工”“打洋工”，收入毕竟高很多。
这是一个“技工全球化”的时代。不仅国内总体上技工供不应求，国外制造业发达的国家，技工也需求量很大，常常出现缺人的情况。
有些工种，不一定非得正规学校学出来才行。在过去出国谋生者当中，厨师和缝纫工就比较多。这些都是很辛苦的行当，老外不想干，不免会缺人。像服装业比较发达的意大利，缝纫技工的需求量就很大，许多中国人就是在意大利做缝纫工的，你若是缝纫技工，在那里失业的可能性就很小。
山东的孝里镇后楚庄村，可谓是“新侨乡”，是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形成的。与传统的“老侨乡”相比，各方面的情况会生涩一些，这也很正常。老的侨乡各个领域都已磨合得很好，比如浙江的著名侨乡青田，有23万华侨遍布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全县人口五分之二强，他们来来去去早已成为常态，家乡也被戏称为“联合国”，全县私人外汇储蓄高达3亿多美元，青田人侨居国外已有300多年历史，除传统的餐饮业和制造业之外，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商贸业。新的侨乡走向成熟，需要时间磨砺。
新时代，新侨乡，新梦想。走出家门，走出国门，融入人类共同体，热烈拥抱全球化，不再“冷眼向洋看世界”——以此理念，那么，我们更应向后楚庄村的农民电焊工们学习，谁说他们手上激发的电焊火花不能照亮发达国家！
山东一个镇千人赴澳做技工
山东济南长清区孝里镇后楚庄村100多人靠着一手过硬的电焊技术，拿到了澳大利亚绿卡，村里几乎看不到年轻男子。 记者朱丹阳摄
记者刘彦朋 摄影朱丹阳发自济南
这几天，后楚庄村因为媒体的报道打破了千百年来的默默无闻，被作为“移民村”拉到了公众面前。
这个位于济南长清区孝里镇的村庄有800多个村民，却有100多人靠着一手过硬的电焊技术，拿到了澳大利亚绿卡（永久居住许可证）。他们移民后被描述成“月入两三万，住数百平米花园洋房”。
其实在当地，移民村不止后楚庄村，临近的四街村、金村、常庄村等都是，孝里镇已有1000多人获得了在澳大利亚工作签证，涵盖了电焊、水电安装等多个工种，其中近一半人申请了绿卡。
当澳大利亚和中国农民因电焊结缘，会产生怎样的微妙反应？
子女在澳大利亚打招呼：别乱说
8月6日下午4点一过，太阳开始温柔起来，没了中午时的火辣。跟往常一样，后楚庄村六七十岁的老年人搬着马扎，四五十岁的妇女搬着小木凳，各自聚在一起，东家长西家短地开始拉呱。
青壮年“逃离”之后，后楚庄跟当下中国许多村庄一样，剩下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孩童。约两个多小时后，吃过晚饭，紧挨着的四街村也和后楚庄一样进入夜间聊天时间。
“因为出国移民的事，这两天咱们这个‘日本国’村火啦，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昏黄的路灯下，不知道谁喊了一句，大家都跟着笑了起来。
后楚庄人自称“日本国”村，原本是个早就被忘了的“外号”。抗日战争时，因为民兵防守得力，后楚庄村铁板一块，日本兵只能“望村兴叹”，再加上后楚庄村依山傍水，风水绝佳，就自封了“日本国”村，现在因为后楚庄村拿到“澳大利亚绿卡”的人最多，这个绰号又被叫了起来：“风水宝地，宝岛日本国村——后楚庄。”
“唉，别提了，他们（媒体）写得也太夸张了，好像在国外干电焊坐着就能捞钱一样。”这时说话的是程志东（化名），今年66岁，已经去过澳大利亚两次了。
住在王金明（之前多次被媒体提及，其儿子也通过电焊技术移民澳大利亚）家附近的一个大伯说，老王家儿子已经来电话了，不要再让老王“乱说”了，他们在网上看到报道后很恼火。
四街村的几户“典型”干脆直接不给陌生人开门，只要说明来意是记者采访，就直接往外赶撵。四街村和后楚庄村的干部，也都躲了出去，以免又要带着记者去找“典型”，让人家烦。
“我偷偷给你说几个好说话的人家，你们自己去找吧，省得村干部落埋怨。”后楚庄村一个村干部的妻子说。
刚刚从澳大利亚回家探亲休假的王飞（化名）跟妻子则一直认为，之前的报道是人发的帖子，不知道竟然是正规媒体的报道。“虽然我们过得比以前好了，但绝对不像网上说的那样，啥都好，没一点不如意。”
近两三年几乎没人 通过技术获得绿卡
尽管觉得国内媒体说得太夸张，但回想起去澳大利亚的经历，王飞还是有些激动。
初中毕业后，王飞跟邻村后楚庄村的大多年轻人一样去深圳船厂打小工。因为年龄小、工龄短，他只能拣脏、重、累的活干，想学点技术，也得看带队师傅的脸色，有时候还得送包烟拉关系。
2006年前后，国内一家中介公司和澳大利亚人合作，在济南锅炉厂办了焊接培训学校，专门向澳大利亚输送电焊工。“说是培训学校，其实就是帮忙办手续，我通过技术考试，完全靠之前在船厂打下的底子。”王飞说。
那一年，全国有400多人报名，孝里镇考上了21人，这其中就包括王飞，以及程志东的三个儿子。说起六七年前那次考试，程志东满脸骄傲。
通过考试去澳大利亚时，只办457工作签证，“并不用过英语关，只要技术过硬，就会被老板选中带过去。”后来因为表现好，由老板担保申请绿卡时才要求考雅思4.5分（接近大学英语4级的水平）。
王飞记得，考试之前他一直死记硬背英语单词、短句，听说都没问题，就是读写太差，跟国内盛行的“哑巴英语”正好相反，最终他们大多数人都没考到4.5分。
不过澳大利亚移民局也不是不能变通，只要给政府交2000澳币，到当地一个英语培训机构在周六周日读一个英语课程就行。“还有人干脆只交钱不去读，当地也不管。”王飞说。
直到现在，王飞的英语水平也只是跟当地人日常交流没问题，如果去看医生说一些专业词汇就不行了。不过，澳大利亚政府在各个公立医院配备了各种语言的专业翻译。
王飞觉得这点当地想得很周到：“医生只要发现你语言不太通，就不和你说了，立即根据你的母语找来专业翻译，即使你带着精通英语的朋友也不行，必须用医院的专业翻译来转述发病症状。”
受国际经济形势持续低迷影响，澳大利亚近几年的发展状况也不乐观，当地早已收紧了移民政策，这两三年孝里镇几乎再没人通过技术获得澳大利亚绿卡，但持工作签证的仍有数百人。
除了工作 不用为人际关系费脑筋
和其他在珀斯或墨尔本的老乡不同，王飞一直呆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一个小城市。他贷款买了带花园的房子，400多平方米，买了小轿车，3岁的儿子出生时就获得了澳大利亚国籍，政府每月给300至500澳元的抚养费（1澳元相当于5.6元人民币）。
澳大利亚政府规定，蓝领工人一周工作38个小时（每天约7.6小时），但王飞的工作时间通常都在44个小时以上，至今还没换过工厂。
“咱们没受过高等教育，英语又说不好，唯一能回报老板的就是拼命干活。”王飞说，当地会根据加班
时间长短计算工资，每天从第7.6小时到第10小时，是1.5倍工资，从10小时到12小时是两倍，如果周六上班，前3个小时是1.5倍，超过3小时是两倍。
在澳大利亚，还有一个让王飞最满意的就是不会受到歧视，即使对方是老板，大家也都是平等的。“人人平等真的不是句口号。除了工作你不用想别的，不用在人际关系上费脑筋。如果你觉得政府做得不对，随时可以起诉总理，而且它们有制度保证案子得到公正判决。”
但工厂老板对待当地人和中国人还是有细微差别。比如，主管看见两个中国人工作期间聊天，会走过去警示一下；如果看到两个当地人闲聊，他们一般会绕着走。
“从一个不太好的环境走到一个相对规范的环境，就会感到知足，而且付出的跟得到的相称，干活就很卖力。”王飞笑着说，中国人技术远超老外，老板非常满意，愿意让这些人留下并提供担保，这让他们最终获得了澳大利亚“绿卡”。
忙碌了一周之后，因为住在城郊，王飞跟家人要专门在周六腾出时间去超市采购，然后星期天去上语言课或做礼拜，“除了圣诞节和复活节，假期比较长，平常节奏都差不多，忙得团团转。”
有时候闲半个月才找到活
“人家那地方确实比咱这干净，空气也好，吃得也放心，但钱不好挣啊，俺儿今年45岁了，一星期光房贷就得还1060澳币。”越说越激动，金村75岁的金兴辰急得直拍大腿。
“俺儿在澳大利亚珀斯，一个星期就要还房贷1060澳币，现在那边金融危机，经常找不到活干，说不定哪天房子就被银行给卖了。”金兴辰真觉得不如在老家好，不管怎样有田地种饿不着，在澳大利亚一天不干活就没饭吃，领补贴还得看人家脸色。
想给儿子省钱，金兴辰也没住够一年就提前回家了。“孩子找不到活干急得像油锅上的蚂蚁，我实在不忍心住下去。”
金兴辰从儿子那听说，因为价格问题，作为澳大利亚铁矿石的最大买主，最近中国已经不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了，改从法国进口。“他们卖不了钱，怎么雇工人干活？不可能养闲人啊。俺儿干过的一个船厂，直接从200人裁员裁得只剩下20多人。”
金兴辰说，儿子出国7年，前5年在新西兰，工作还算比较稳定，但收入低，一小时才20澳元，还要缴税，再还一些办出国手续时借的12万元（人民币）外债，几乎没存下钱。儿子最近两年去了珀斯，没想到他刚去经济环境就“变天”了。“他这两年已经记不清换了多少工厂了，有时候闲半个月才找到活。”
王飞也说，现在老外也很“狡猾”，只招短期工、零工，有活就让你去，没活就解除劳动关系，甚至还有的新招一批工人，干够15天就重新再换一批，这样就能避免裁员时发补偿金，又不违反法律。“反正工人多的是，除了我们，还有印度、越南和菲律宾人。”
失业两个月后才可以申领失业保险，“但那点钱刚够吃饭。”金兴辰说，儿子为了省钱每天都算账：面粉五毛澳币一斤、食用油一块一斤、冬瓜3块钱一斤、生姜31块一斤。如果一天花费超过30澳币，就到不够还房贷的警戒线了。“俺儿的房子就得给银行了。”
有好几次，儿子都想带着金兴辰出去转转，都被他拒绝了：“玩嘛啊？出去玩就是撒钱，你还房贷这么紧张。到星期天市场逛逛、海边走走就行了。”
因为找不到工作，不能总吃闲饭，“俺孙子被他爸撵回来了，先在国内学点技术。”金兴辰说。
去年去澳大利亚时，为了省钱，金兴辰给儿子背了两床棉被、几件棉衣服过去。那边不用棉花的，都是太空被，二三十澳币一床，“盖着不舒服，俺儿也盖不习惯。”
王飞说，收入不稳定，频繁换工作，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少数。但对这些事，王飞很能看得开：“没事，老外什么待遇，咱就什么待遇，大不了房子让银行收了，绝不至于活不下去。”
虽然在澳大利亚7年了，王飞觉得自己骨子里的东西几乎没变。
他说，自己在国内没机会，也没意识参与公共事务，到那边也一样。虽然获得绿卡后，基本上就成了澳大利亚人，只要去登记注册，就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过大多数华人技工都不会去登记，“法律规定选不选都行，但对我们来说没什么用，而且一旦登记上，以后每次都得参加，太麻烦！”王飞说，几乎整个华人圈都不太热衷这个。
程志东也说到三个儿子，别看在国外待了六七年，观念几乎没变，还是榆木脑袋不开窍。
差点和菲律宾籍同事打架
王飞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在国外待的时间越长，对祖国的感情就越深，就更爱国。
在澳大利亚，王飞和同乡一天到晚聊的都是国内的话题，“日本人又跟我们抢钓鱼岛”“菲律宾跟我们争南海”。因为黄岩岛，王飞他们还差点和菲律宾籍同事发生冲突。
“大家各自站在各自国家的立场上说话，有一次跟菲律宾同事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他们说黄岩岛离菲律宾近，他们的地盘被中国强占。”王飞说，他和中国老乡就急了，立即让他离开餐桌出去说。“我们人多技术也好，菲律宾人在工厂的地位肯定不如中国人。不过在工厂怎么争吵都行，不能打架，因为澳大利亚人才不管黄岩岛是谁的，只要有肢体冲突就立即报警。”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奥运火炬全球传递到达澳大利亚堪培拉站，王飞和他分散在澳大利亚各地的工友们分别开车赶到堪培拉保护奥运火炬，和境外敌对势力发生多次肢体对抗，“毕竟我们人多，当时去了2万多华人，直接把捣乱分子给围住了。”
“实在住不习惯。”十几天前刚从澳大利亚珀斯儿子那回来的程志东说，签证是一年，他住7个月就回来了。每天一早，儿子、媳妇忙着去上班，孙子去上学，晚上才回家吃一顿饭，他出去只能单溜，虽然当地人都跟他热情地打招呼，但他接不下来话，“整天没人拉呱，很不习惯，真能憋死人。”
老伴去世后，程志东一个人住在四街村守着四处大院子，每天一早起来就先把四个大院子转一圈看看。特别是一到夏天他最紧张。因为长期不住人，三个儿子结婚后盖的亮堂的砖瓦房屋顶都风化漏雨了。
比起越发糟糕的房子，更让程志东无法忍受的是，没了老伴之后，他没人照应，单身一人过日子。“以前有老伴，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惯了。现在三个儿子不在旁边，闺女嫁出去了，不亲自动手，饭都吃不上。如果万一摔一跤摔死了，说不定生蛆了、化成灰都打不开大门，没人知道。”
有人提议给他再找个伴，他跟儿女们商量，结果儿子们都不吭声，以示反对。“闺女、女婿竟然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还能活多少天啊，还找（老伴）？”程志东说起这个特来气儿，“他们就怕我找个‘病娘娘’，还得伺候人家。”
进家门第一句话：机票钱就得7万啊
后楚庄村有村干部说，附近几个村数百名村民移民澳大利亚后，虽然村民的物质、精神面貌都有改观，但传统的乡土社会里应该有的亲情被撕裂了。“实在是太远了，来回一趟也要花一万多元，残酷的现实让亲情显得苍白无力。”
还有村干部说，20多户100多人移民澳大利亚，加重了村里的负担。“他们留下的20多对无依无靠的老人，我们要照应吧，万一有个头疼脑热，村里两委会都得跑前跑后。”
后楚庄村人经常为一个真事争得面红耳赤：村里一个老人得了癌症，移民澳大利亚的儿子专门飞回来照看老人近一个月，就回去上班了。“刚回去没几天，他老爹就死了，你说还回不回啊？最终还是儿媳妇办的丧事，儿子请不到假。按北方人说法，养儿为防老，这养儿有啥用？”
还有一户人家，也是家里老人去世，儿子带着老婆孩子从澳大利亚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赶回来，进家门第一句话就是：“我这一趟回来，一家4口人，光机票钱就得7万多（人民币）啊。”
人家最好的地方是法律说一是一
但金村的金家银老人不这么看，他的两个儿子也都在珀斯，这两天儿媳妇已帮他订好机票，这已是他第三次去澳大利亚了。觉得孩子有那份心就行了，只要下面几代人能过得好，自己和老伴能照顾好自己。
金家银觉得澳大利亚最好的地方就是“人家的法律说一是一”，说不能抽烟，即使是民宅，买下房子时就已经装了烟雾报警器，一旦被执法部门发现，有了违法记录，“以后做什么事都受影响”。
还有，各种规定出得很人性。像全民免费医疗，当地政府也要根据具体每个纳税人年实际收入情况，决定享受福利的程度。如果收入高，买同等价位的在澳大利亚政府补贴清单上的处方药会贵很多，而退休老人买则会非常便宜。
当地的税务、医院、福利机构、银行等部门全部联网，公民的纳税记录、银行存款、利息收入、信用记录统统都能查到，“就是根据这些信息定药价”。
金家银还跟孩子去海边抓过鲍鱼，澳大利亚政府对民众能抓的鲍鱼尺寸都有明确规定，抓了小于规定尺寸的要罚500澳币，抓螃蟹只能抓公的，不能抓母的，要不抓住你也罚500澳币。“你现在都吃光，以后子孙后代还吃不？这道理在国内也都懂，就是做不到！”
除此之外，金家银更惊叹于澳大利亚的教育，他第一次去儿子那，有一回跟儿子在室外散步时吃着瓜子，扔了一路瓜子皮。金家银的大孙女就在后面跟着边捡边说：“大家还光着脚走路呢，扎到别人的脚怎么办？”再想想国内这些孩子都当小太阳、小皇帝伺候着，金家银挺为孙女高兴。
在我们看来这太可笑了
相对于金兴辰希望儿子回来，王飞更希望以后定居在澳大利亚，只是想先让儿子回国内接受基础教育。
对比两地的教育，王飞说，中国人觉得有钱了就是贵族，让孩子读贵族学校，能学习成绩好，考好大学；但澳大利亚人觉得贵族纯粹是精神层面的，最起码先要让孩子学会礼貌、遵守法律等这些常识，避免出现“中国式过马路”，再学其他的。
但看到澳大利亚同事，以及当地一些白领，他又觉得澳大利亚教育有些失败。“他们的初中跟高中连着读的，我们这的小学生去读他们的高中，数学都比他们强。就是澳大利亚当地的成年人，对三位数以内几百或几十的加减算法，都必须拿笔或计算器算，只用脑袋根本转不过弯，算不出来，在我们看来这太可笑了。”
即使对工作，王飞也觉得如果从中国的角度看，澳大利亚根本没什么效率可言，还浪费了很多资源。“同样100个人用同样的设备干一样的工作量，他们当地人的效率连我们的三分之一都不及。如果从这个角度讲，澳大利亚没多大前途。”王飞嬉笑着说。
他觉得澳大利亚学校的任务就是给看好孩子，特别是公立学校，根本不会逼迫孩子做什么事，不会从小就注意提高孩子的做事效率，想不想学习都无所谓。即使是常识教育，也都是由父母从孩子一两岁开始家教完成的。所以，王飞还是愿意送孩子在国内接受基础教育。
对于金兴辰所说的儿子在澳大利亚的困境，王飞也能理解：不管是工作签证过去的，就是留学生、投资移民的也一样，都要经过一个困惑期，只是时间有长短。
王飞觉得，这是文化差异造成的，比如国内结婚送红包，澳大利亚人就理解不了。如果他们结婚，有人丢下500块礼金，老外就傻了。“最终不光是你花了钱，他们还看不起你，因为参加他们的结婚仪式，你带个鲜花就足够了，或者啥也不带，直接穿正式礼服去白吃白喝就行。”
“刚开始去不了解人家的法律、文化、风俗，前几年肯定舒坦不了，有些事一个电话就能搞定，你可能跑了十几趟还没定。”王飞说，即使完全留在那，他觉得第一代移民也永远融入不了当地的圈子，因为双方思维方式太不一样，第一代移民接触的圈子也都是华人……
（来源：都市快报）
根据西班牙统计部门于当地时间2月22日公布的数据，中国移民成为巴塞罗那最大的移民群体，在整个加泰罗尼亚大区的亚洲移民群体中则排名第三。
统计显示，2017年，加泰罗尼亚大区外国移民人数4年来首次增加，突破百万人大关，达到104.14万人，占总人口的13.8%，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1.8%。
就加泰罗尼亚大区而言，2017年，来自欧洲国家的移民人数最多，占移民人口总数的33.2%；排名第2的是非洲移民，27.3%；美洲移民占24.8%。
亚洲移民群体占总数的14.7%，中国移民人数排名第3，共5.72万人，占总数的5.5%，仅次于摩洛哥人(19.9%)和罗马尼亚人(8.6%)。
与上一年相比，非洲移民人数则减少了1.6%(4520人)。
2018年2月，西班牙的外国人社保人数减少了2.3万人，比2017年12月下降了1.2%。生活在加泰罗尼亚和马德里两个大区的外国人数量最多，上保人数超过移民总数的25%。西班牙华人缴纳社保人数达到10.02万人，在西班牙非欧盟国家移民中排名第2。
申请政治庇护已成为移民美国的捷径
华盛顿专门研究移民政策的智库——移民政策研究所（MPI）4月28日发布关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移民数量、构成等方面的变化。由于研究过程较长，此次发布最新数据是2012年。截至2012年，出生于中国的移民数量在外国出生的移民群体中排在第3位，且“新移民”数量较多，移民美国势头旺盛。
根据发布，2012年美国共有4008万左右的外国出生移民，出生于中国（包括香港）的移民和菲律宾移民并列排在第3位，约占总数的5%左右；印度排在中国的前面；而排名第一的墨西哥出生的移民数量则遥遥领先，占到了总数字的28%。如果看绿卡，出生于中国的“合法永久居民”数量排名第二，为8%，仅次于墨西哥出生的绿卡持有者的14%。可见相对于墨西哥等国，中国的非法移民数量较少。
数据显示，持有临时签证（不包括游客等短期签证持有者）、在美生活的外国公民共有190万，其中45%为工作签证持有者及其家人，学生签证及家人紧随其后。这其中，来自亚洲国家的居民占了一半左右，来自欧洲的则占到1/4。这次，中国来的临时签证持有者数量依然排到第二，排到第一的是印度。另一方面，这一年寻求“政治庇护”的中国人有10151名，是所有“外国”中最多的，美国政府有34%的政治庇护资金花在他们身上。
2012年入美籍人数的排行榜中，中国则排到第五位，共31868人。排到前四位的分别是墨西哥、印度、菲律宾和多明尼加共和国。
维也纳外国人研究所董事会成员海因茨·穆勒里奇评价道，中国群体中的许多人都经营着中餐馆，为奥地利劳工市场创造了不少新的就业机会。另外，奥地利的华人社区组织良好，有很多协会来协调当地的华人，十分有秩序。而中间许多人甚至还把业务拓展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德国等地。
奥地利融合基金曾在2010年撰写过一份关于奥地利华人社区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作为奥地利最大的亚裔移民群体，中国人在奥地利的移民历史悠久。
中国人移民最早可追溯到1780年2月，两名在奥地利东印度公司船上工作的中国船员从Triest到维也纳，其中一人在萨尔斯卡默古特地区的阿特湖区附近的小镇定居下来。而他们也成为从中国移民到奥地利的第一批。
在20世纪初期，逐渐开始有来自中国的经销商和工人到奥地利。到20世纪30年代，浙江青田人将中餐文化带到奥地利。在40年代末，第一间中餐馆在奥地利开业。到2010年，中餐馆的数量已经增加到1168家，其中508家位于维也纳，而这一数字仍在不断的增加。
在中餐厅之外，零售和批发业务也成为中国人在奥地利经营的第二大群体。有50多个进出口公司和42家超市被记录在2010年的奥地利电话薄中的“中国人相关”栏中。还有卡拉OK酒吧，三所中文学校以及30多个华侨群体。还有中文报纸为中国侨民带来国内和国际上最新的新闻消息。
根据奥地利统计局的数据，2010年，在奥中国人中有15700人拥有奥地利公民身份，而这一数字也仍在增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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