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辛德勒”萨尔达里。
核心提示:近日,《在狮子的阴影下》一书中讲述二战期间,伊朗驻法国外交官阿卜杜勒·萨尔达里说服纳粹官员签发新护照拯救数千名伊朗犹太人,其中多数犹太人返回伊朗或者前往美国。萨尔达里曾与一名中国女孩相恋,后因女孩返回中国失去联系。
二战期间,伊朗驻法国外交官阿卜杜勒·萨尔达里利用职务之便,在纳粹统治下救出数千伊朗犹太人,新书《在狮子的阴影下》就讲述这名伊朗“辛德勒”的传奇故事。
本书作者伊朗作家法里博尔兹·穆赫塔里写到,萨尔达里1941年驻法国首都巴黎,任伊朗驻法国领事馆负责人。那时,德国纳粹占领巴黎。
当时,德国与伊朗有金额可观的贸易协议,德国人认为伊朗人属于雅利安人,是盟友。
萨尔达里利用这一点,给纳粹官员写了大量信件,详细讲述伊朗犹太人自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时期就生活在伊朗,另外,伊朗犹太人与欧洲犹太人没有血缘关系,纳粹应该给予伊朗犹太人与其他伊朗人一样的待遇。
一些纳粹官员最初对萨尔达里所说半信半疑,委派种族血统专家调查,但由于当时物力和财力紧缺,调查草草收场。纳粹官员最终同意萨尔达里的要求。
萨尔达里拯救伊朗犹太人的另一方法是给他们签发新护照,篡改内容,帮助他们逃脱纳粹抓捕。
虽然没有确切数字,专家估计萨尔达里拯救了数千名伊朗犹太人,其中多数人返回伊朗或者前往美国。《在狮子的阴影下》是这样描述的,战争初期,伊朗领事馆保险箱内有1000本护照,每本护照可供一人以上使用。专家推测,萨尔达里拯救了2000至3000人。
■ 人物
与中国女孩相恋
虽然拯救数千犹太人于水火,但萨尔达里人生道路却充满艰辛。他与一名中国姑娘相恋,爱人1948年回到中国,便失去联系。1952年,他应召回伊朗,面临战时侵占公物指控。这与他当时签发诸多护照有关。晚年,萨尔达里被剥夺退休金,财产充公,陷入贫困。1981年,在伦敦孤独离世。
美国犹太集团曾多次嘉奖其救犹太人善举,可他保持低调,称这是自己职责。
以色列政府近日宣布,将采取措施驱逐滞留在该国的至少2.5万名非洲裔移民。为了保证计划顺利施行,以色列甚至颁布法律,允许不经审讯拘留非法移民。对此,联合国表示关注,并呼吁以色列当局遵照国际法保护移徙者和庇护申请者。
不知以色列在发起这项驱逐政策时,是否还记得建国之前,犹太人无家可归地四处游荡时,犹太复国主义者曾经试图在今日非洲的核心地区——乌干达建立他们的国家。
乌干达计划提出之前的数年时间里,犹太复国主义领袖西奥多·赫茨尔曾为建立犹太人国家寻找土地设计了很多方案。起初,赫茨尔希望土耳其能把巴勒斯坦交还给犹太人,可是在1901年5月,当赫茨尔首次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会面时,土耳其苏丹竟然当面严词拒绝了这一请求,并说“我宁可兵刃加身,也不愿意失去巴勒斯坦”。之后,为了获得苏丹的宽宥,赫茨尔提出犹太人不仅会为此支付一笔数目可观的赔偿金,还可以通过提供贷款的方式帮助奥斯曼土耳其偿还债务,摆脱欧洲大国对其财政的控制。可是,奥斯曼土耳其政府对赫茨尔的承诺充满了疑虑,除了不断地提出过分的要求,并没有准备采取明确行动的迹象。赫茨尔只有转而寻求其他力量向土耳其政府施加压力。赫茨尔首先将努力的方向转到了德皇和罗马教皇身上,可是,德国官方却在公报中直率地声明:尊重苏丹所做的一切符合土耳其利益的事情,而罗马天主教皇只表示了对犹太人的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行动。
1902年,在上述外交行动看起来已经毫无指望的情况下,赫茨尔将活动的重心转到了伦敦。1902年10月23日,赫茨尔与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在磋商中提出了两个计划,即塞浦路斯和西奈半岛计划。但是后来,随着希腊人和俄国人的反对,塞浦路斯计划被无限期搁置。于是,只剩下了西奈半岛一个选择。
之后,在赫茨尔看来,一切都进行地非常顺利。1902年10月24日在他给朋友的信中,甚至已经开始为西奈半岛定居点做规划。以至于,当1903年4月从非洲巡视归来的张伯伦向赫茨尔提议说位于东非的英国殖民地乌干达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时,赫茨尔非常果断地拒绝了。
但不幸的是,在经历一番外交磋商之后,西奈半岛计划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埃及政府的水利专家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使这项计划成功,其所需的水量应为原来所估计的5倍。而在他们看来,让尼罗河引出这么多水是不可能的。
西奈半岛计划失败一个月后,经过与助手格林伯格和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的进一步会谈,在1903年6月7日的信中,格林伯格对赫茨尔提出劝诫:“对我来说东非向来是没有什么太大价值的。它因为没有道德和历史的号召力而无法对我们的人民形成很强的吸引力,但是如果我们运用充分,张伯伦这个计划的价值在政治上是极大的。我认为这件事的精华是很可能获得英国愿意支持我们人民的明确宣言……这对于你,对于我们运动的内外都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如果最后他发现东非不好,他们将不得不做一个更长远的计划,这就会将我们带回到巴勒斯坦去。”此时,俄国治下的波兰爆发了迫害犹太人的恶性事件,形势紧逼之下,赫茨尔开始郑重考虑乌干达计划。
1903年8月23日至28日,身为会长的赫茨尔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明确提出乌干达计划。这一提议顿时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内部引发了一场大风暴。阿哈德·哈姆是具有代表性的批评者,他担心乌干达计划会使得对锡安的向往永远只停留在祈祷书中。而此时,赫茨尔也处在来自身心两方面的痛苦和矛盾之中。
赫茨尔对于乌干达计划实际上有着深层的考虑。起初他的亲密战友马克思·诺儿道认为东非那个地方不适合移民,犹太难民应该移民去条件更好的美国和欧洲。否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将会丧失它的种族特性,进而导致这个民族的终结。赫茨尔回答说: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寻求实际解决办法时,难道应该排除东非吗?赫茨尔阐明与英国政府的虚与委蛇是战术上的需要,摩西回到迦南走的也是迂回路线。不顾一切要达到的目的是从英国那里得到一个特许证,以及对犹太人是一个民族的认同。东非计划只是为了返回巴勒斯坦的外交手腕之一。
通过一系列类似繁冗的劝说,终于,在1903年8月14日第六届犹太人复国主义大会上,当赫茨尔将乌干达计划提议拿到大会上征求意见时,与会者的反应是支持的,甚至是热情洋溢的。当一个怀疑论者指出在与英国的交涉中,英方并没有谈及巴勒斯坦时,赫茨尔回复说它是用“隐形墨水”书写的,在此后的几个月中它将会变得更加清晰。
而后,在是否向乌干达派遣调查团时,巴塞尔大会以292票赞成票,176票反对,143票弃权通过了这一提议。
在会议的最后,为了让代表们确信自己对于巴勒斯坦不可置疑的态度。赫茨尔以希伯来语致结束词:“如果我忘了你……啊!巴勒斯坦,就让我的右手枯萎吧。”同时,他还举起右手着重强调这是一个庄严的誓约。代表们也都脱去了鞋子,以雷鸣般的掌声向赫茨尔致意。会议结束之后,按照大会的决议,调查团赶往乌干达进行了调查,在他们最终上交的报告中,证明乌干达并不适合犹太人移民。
正如之前预想,这样的结果反倒成了好事,因为经过这一番周折,已经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结下深厚关系,并且认为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将为自己在中东打下坚实桩脚的英国坚定了自己的立场,全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对于在巴勒斯坦建国的主张。
在当年12月27日的《犹太编年史》和《犹太世界》上,赫茨尔刊发了给犹太复国主义者执委会的通知,正式宣布放弃东非计划。(赵山河)
据路透社3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特朗普已经决定废除一项被称作“追梦人”的移民特别保护项目。
但该决定将延期六个月执行,目的是给国会时间去寻求替代政策,而这期间将不再会接受新的申请。
舆论认为这个决定或将成为特朗普执政早期最富争议的举措之一。
“追梦人”移民项目,全名“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DACA)计划。该计划2012年由时任总统奥巴马实施,适用对象为在美居住5年以上且在16岁前首次进入美国的31岁以下非法移民,符合条件的人被允许在美停留及工作两年,暂时免遭遣返。
这项计划的受益人被人们称作“追梦人”,目前在美国有约80万人得益于这项计划,大多数为拉美裔。
早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就在限制非法移民入境的承诺中誓言要废除奥巴马所有的移民政策,但当选后却迟迟未履行。
据《今日美国报》称,多达10州的共和党领袖此前曾向特朗普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不废除DACA就将上诉。而他们给出的时间正好就是9月5日。
“政治”新闻网称,特朗普此举很可能是为了“稳定军心”,表明自己恪守竞选承诺,另一方面也将压力“甩锅”给国会。
其实从特朗普上台至今,他已经兑现了不少关于移民的选前承诺。其中包括6月15日发布声明取消的“美国人父母暂缓遣返”(DAPA)计划。这一计划也是出自奥巴马任内。
该计划允许2010年1月1日之前在美国、孩子为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的非法移民得到暂缓遣返和工作许可,但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通过背景审查,确认其没有刑事犯罪记录。
不过美联社评论称,考虑到“美国人父母暂缓遣返”计划自公布以来几乎从未真正施行过,因此特朗普宣布取消该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
不同于取消DAPA的象征性表态,废除DACA的决定势必定会造成巨大的分歧。
有支持者认为终止该项目可让美国本土雇员受益,也有人认为这项计划不公平,非法移民享受的很多政策带来的免费福利,是很多留学生需要花巨资才能换来的。
还有人认为,奥巴马关于移民的特殊保护项目本身就有问题,只想着用仁慈去讨好部分人群的选票,却没有尊重国家和制度。
而在强大的反对者阵营中,包括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内的共和党人则认为应“完整保留”该项目。
2016年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3日晚也发推表示:若真的废除DACA,那么该决定将成为美国现代史上总统做出的“最丑恶”“最残酷”决定。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包括Facebook、通用汽车、苹果、谷歌和微软等多个公司在内的高管签署联名信,抗议废除DACA计划。
“所有的DACA受益人都在美国长大,在我们的政府注册,提交了大量的背景调查资料,努力回馈美国并缴纳所得税,”他们在联名信中写道。据称,很多DACA的受益者目前对未来感到极度忧虑。一些移民后裔已开始挨家挨户收集支持意见。
美国发展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和FWD.us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该DACA计划庇护下的80万非法移民中,有91%的受益人已在美国就业。
这意味着,如果将他们从美国的劳动力中剔除,平均每个月将有3万人失业,约70万人将在未来两年内失去工作,预计未来10年美国的经济产出将损失4630亿美元,社保、医保税收也将减少246亿美元。
而填补这70万个工作岗位,将花费34亿美元。
在DACA政策下,“追梦人”可以申请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临时许可证,在一些州还能申请驾照,不用担心被驱逐出境。
如果DACA被废除,大量这项计划的受益者要面临的可能不止失去工作那么简单,他们可能要被遣返,离境美国。
这些人自童年来到美国,在这里生活长大、接受教育,他们已经习惯美国的生活,融入美国文化,自己认为是“美国人”。
如果将他们强行遣返,部分没有拿到工作签证的家庭可能将面临分裂,许多正在努力工作寻找自我的人将失去自己的身份认同,成为新的迷茫一代。
不论此事最终结局如何,时间会给我们答案。今天,追梦者们已经得到了特朗普的答案,那么六个月后,国会又会给他们怎样的答案?他们的归宿,又将在何方?
申建平对客人来到哈尔滨开展经济文化交流活动表示欢迎,介绍了哈尔滨实施新战略后的巨大变化和侨联文化发展的良好态势。她说:近年来,市侨联一贯重视与海内外开展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在过去的几年里,邀请在美国、俄罗斯、英国等国家音乐院校留学人员举办两届“侨之声”海外家乡学子专场音乐会,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邀请旅日著名画家、爱国华侨王昭来哈访问,就发展市侨界文化进行洽谈和交流;举办了“大象·风范——中国画名家邀请展”;选送40余件书画作品参加中国侨联“日本国际水墨艺术大展”和“亲情中华世界华侨华人美术作品展”;选送市侨联摄影协会成员作品参加“亲情中华世界华侨华人摄影展”。希望王家明发挥优势、搭建平台,拓宽哈尔滨与加拿大文化交流新领域,为侨联文化工作发展献计出力。
王家明感谢市侨联的接待。他表示,市侨联是我们海外侨胞的家,能够为自己的家乡做出贡献是我们的责任和荣耀,今后一定按照侨联的要求,积极构建哈尔滨与加拿大经济、科技、文化交流平台,推进两国之间的交流合作,在适当时机组织华人华侨代表来哈访问考察,让他们更了解哈尔滨,认识哈尔滨,积极到哈尔滨来投资兴业,为哈尔滨经济社会贡献力量。
会见结束时,市侨联与加拿大加中友谊发展促进会签订了友好合作协议,申建平代表市侨联向王家明颁发了“市侨联海外顾问”聘书,并交换礼品。
二战期间上海接纳了至少25000名犹太难民。他们来上海的线路、时间也找到了实物印证。现在有些学者的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这说明,围绕记忆本身会有来自各方面的争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有效的传播手段。
1980年代至今,每隔十年,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国内有关二战期间中国救援欧洲来华避难犹太难民的历史,都会成为纪念活动的主题之一,由此让这一中外友好交往的历史记忆铭刻在世人心中。
当然,由于个体经历、研究视角、史料挖掘、记忆错漏等因素,有时也会引起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兹举例如下。
例如,犹太难民在上海的人数问题。有不少人,包括部分犹太难民认为,犹太难民在上海的总人数只有14000到16000人,甚至个别别有用心者认为中国有意夸大数字。为此,我们从1937年到1944年的《以色列信使报》中查找当时的历史记录,发现到1939年8月14日上海公共租界当局颁布限制令时,为躲避迫害而逃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已达16000人,其中,许多人凭借的是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签发的“生命签证”。限制令实施后,虽然来沪难民人数急剧下降,但欧洲犹太难民依然从海陆两路来到上海。据1941年2月21日公布的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1940年年报显示,到1940年底,该委员会救济的犹太难民就达23310人。1940年6月,意大利对英国、法国宣战;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欧洲犹太难民海陆来华路线相继被切断,但仍有一些此前离开欧洲滞留在苏联远东、中国东北、朝鲜和日本的犹太难民辗转来到上海,其中绝大多数来自波兰和立陶宛,人数应当在2000人以上。因此,可以说,二战期间上海接纳了至少25000名犹太难民。这一数字与世界权威犹太机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的统计基本一致。至于为何有些人认为是14000到16000人,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受到美国学者大卫·克莱斯勒有关上海难民一书的影响。但克莱斯勒在书中提到的只是1943年2月日本当局在上海虹口地区设立隔离区后,被强迫赶入隔离区的难民数量,而事实上,由于顽强抵抗,还有相当一部分犹太难民没有迁入。
最近,随着我们与上海虹口区档案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联合开展档案中的难民研究,犹太难民来上海的线路、时间也找到了实物印证。他们大多乘火车或者汽车抵达意大利,一部分人凭借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的签证,坐意大利邮船公司的班轮从热那亚或的里雅斯特出发前往上海。最常用的一条线路是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经停埃及亚历山大港,然后穿越苏伊士运河,途径孟买、香港抵达上海。此外,也有人从热那亚出发,经苏伊士运河,再经停科伦坡、新加坡、香港或马尼拉直达上海。整个旅程平均耗时约1个月。当然,有些从德国汉堡包船出发的难民,往往因支付不起苏伊士运河的过路费而不得不绕道南非好望角,那就需要整整10周时间。1940年6月海路被切断后,欧洲犹太难民只能改走陆路,横穿苏联西伯利亚,然后经中国东北、朝鲜或日本前往上海。他们多是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犹太难民,不少人获得了日本驻立陶宛总领事杉原千亩和伪满洲国驻德国总领事王替夫发放的过境签证。
还有些人质疑,当时上海市民根本没有能力帮助犹太难民,犹太难民主要是靠自己的同胞而不是靠中国人的拯救。上海犹太难民救济组织和全球犹太救济组织,特别是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经济援助。应该说,当时上海市民在“一·二八”抗战后,许多人自己也成了难民,确实无力从财力、物力上给予犹太难民更多支持。但是,上海市民以自己的包容和友善,给予犹太难民一个迥异于欧洲等地的文化环境,并尽其所能予以救援,这对于犹太难民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设想,如果上海居民持排拒态度,这些犹太难民在上海也是很难生存的。事实上,当欧洲犹太难民大量涌入上海,给这座城市造成很大压力之时,租界当局、日本占领当局,甚至上海犹太社团都提出了限制要求,而且在部分外侨中弥漫着一种反犹主义情绪。但正如法国学者娜婷·佩伦所指出的:“与世人可能怀疑的情况相反,当地的原住民并未对入沪的欧洲难民表现出任何敌对情绪。”对于这点,犹太难民心知肚明,充满感恩,他们在回忆中也纷纷表示:“生活在中国人中间,犹太难民感受到在欧洲从未体验到的友好气氛;要是在欧洲,若犹太人遭难之时,周围基督教世界里一定会有些人跳出来利用犹太人的困境趁火打劫,落井下石。”
几年前,一位叫薇拉·萨松的当年犹太难民在相隔60余年后,带着一张老照片从美国再次来到上海寻找恩人——儿时的邻居“上海爷叔”周先生。她回忆道:“那时我进入上海的学校就读,每天上下学时分,都有同一辆黄包车在家门口、校门口等候我,但这位车夫却从不接路人的生意。我十分好奇,后来才知道这是周先生特意为我安排的,为的是确保我的安全。放学路上,我会经过周先生家。周先生常把我接进家中,邀请我吃一些小点心。我记忆中的周先生是一位上海平民,家境并不殷实,这份感情让我永远难忘。60多年过去,我无法确定周先生是否在世,也记不清当年居住的地址和周先生的全名,但我依然梦想找到周先生或其后代,向他们表达感激之情。”2011年11月,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帮助下,薇拉终于找到了已故周先生的女儿周惠珍,她儿时的伙伴,并与周女士通过视频见了面。她们回忆起共同度过的童年时光,许多情景栩栩如生,还原了当年上海平民家庭和犹太家庭之间平凡而感人的故事。
特别是战争结束后,得知欧洲发生大屠杀的在上海的犹太难民更加感受到,虽然生活艰苦,但比起欧洲同胞来说,自己简直就是生活在天堂。犹太难民哈罗德·简克罗维奇就说:“我们得知留在欧洲犹太人的悲惨遭遇,这才意识到,二战期间,和欧洲的犹太人比起来,生活在上海的我们就仿佛生活在天堂。感谢中国人!”有一位曾经在上海生活的犹太难民对他们的后代说过这么一段话:“我希望你们要多看看历史方面的书,看看书中怎样记载这段历史,了解当时的中国人是如何对待大量涌入的难民的,他们没有赶走或杀害任何难民,他们给这些不同信仰、不同国籍、说不同语言的人们一个安全的天堂。”
至于说到日本政府和占领当局对上海犹太难民的态度和政策,有些学者的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极少数犹太难民也有模糊认识。应该说,受到文化背景、战略部署、战局变动等因素影响,日本法西斯确实没有像德国法西斯那样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可以发现日本政府和占领当局对犹太难民的态度和政策也是根据其自身利益不断变化的。最初,日本当局旨在吸引世界犹太人移民东北,加快东北的开发进程,同时通过犹太人的影响力确保美国不对日本开战,以期达到取得侵华战争胜利的目的。日本为此制定了“河豚鱼计划”,起初对1938年后大量涌入上海和其他中国城市的犹太难民没有采取限制措施。但是,仅从以“河豚鱼”来命名计划,我们就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对犹太人的态度是有所防范的。因为河豚虽然是美食,但也含有巨毒。事实上,早在1939年8月14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颁布限制令前,日本当局就在日本侨民的压力下,于一个月前的7月16日宣布今后将不再允许犹太难民到虹口居住。8月9日,日本政府又发布政策声明,限制欧洲犹太难民进一步向上海移民。特别是10月22日,公共租界工部局对犹太难民来上海网开一面,对符合资金条件和拥有工作、婚姻证明的犹太难民发放入境许可证,但日本当局对此非常不满。1940年1月的一封日本在华外交官信件显示,日本方面非常不满工部局擅自改变措施向难民发放许多入境许可证,而日本方面仅发放了25张许可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1月,就在日本外务省编制《关于在华敌国籍人集体生活的相关事宜(草案)》后次月,日本上海当局就计划在虹口设立犹太隔离区,先将犹太难民集中至上述区域,以后再扩展至所有在上海的犹太人,集中监视管理。1943年2月18日,与将英国、美国、荷兰等国“敌侨”赶入集中营同步,上海地区日本陆海军最高指挥官在上海报纸和电台发布了《关于无国籍难民之居住及营业之布告》。在日本当局的压力和逼迫下,大约有14000名犹太难民被强迫迁入隔离区生活。日本当局设立隔离区之举事实上对上海犹太难民采取了类似对待敌国侨民的管理办法,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人身自由。若不是欧洲战局最后发生了有利于同盟国的转变,这些被限制在犹太隔离区的难民命运堪忧。上海犹太人竭力抵抗迁入隔离区的一个原因,就是犹太难民担心日后会被一网打尽并最后解决。
这段展现中国人民大爱的救援历史,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肯定,特别是犹太人的感激。海姆·赫尔佐克作为中以建交后第一位访华的以色列总统,在参观上海犹太难民博物馆时表示:“中国人民在犹太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帮助了我们,以色列人民对此不会忘记。”率领美国犹太名流代表团前来参加揭幕仪式的美国犹太社团领导人阿瑟·施奈尔拉比说:“辛德勒的名单救了1000多人,而上海拯救了整个犹太社区数万人。”
牢记这段中外友好交往的历史,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直说,历史不会被忘记,也不应该被忘记。但事实上,历史记忆有时却常常会遭到人为的遮蔽。这是因为集体的共同记忆从来都不是个体记忆的简单加总,而是与现实的导向密不可分的。自然事件的记忆,如地震、灾难等相对客观一些,但是历史人文记忆中往往会存在刻意的掩饰。例如日本就非常重视广岛原子弹轰炸的记忆,而不承认、不愿意面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雨果说得好:“历史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反映过去的倒影。”目前,上海虹口正在将这段历史积极申报世界记忆遗产,这是非常重要的。与此同时,历史记忆也是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和软实力,因此围绕记忆本身一定也会有来自各方面的争夺,甚至像上海救援二战期间欧洲犹太难民这样一段事实清楚的历史也会遭到各种质疑。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立足点,就是必须真实客观,这就要求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有效的传播手段。只有讲细讲实,才能讲深讲透,才能让世人心服口服,铭记在心。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本报记者孔韬对本文整理亦有贡献)■
当今世界科学和教育的中心无疑是在美国。在希特勒统治德国以前,世界的科学教育中心不在美国,而在德国。
19世纪后半叶,德国就进入了科学与教育的辉煌时代,超越了英国和法国,成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
进入20世纪,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在科学、教育方面,还只是德国的学生。以物理、化学和生物医学三项诺贝尔奖为例,截至1933年,德国共有32名获奖者,美国只有5名获奖者。
当希特勒上台以后,推行种族主义政策,使得50万犹太人被迫流亡他乡,美国接收了这些难民中的四分之一,并给难民中的知识精英提供施展才华的环境,使得世界科学文化中心发生了一次洲际大转移,从欧洲转到了北美洲,从德国转移到了美国。
犹太难民为了活命,流亡地多达75个国家,但最后只有美国接收最多,让这些难民落地生根,并结出科学文化的硕果,美国也因此而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犹太难民最初首选的流亡目的地并非美国,而是路程较近、文化差异较小的欧洲国家。但某些欧洲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善待犹太难民,包括其中的科学文化精英。比如瑞士,是永久中立国,以德语为主要语言,本来是犹太知识难民十分愿意选择的避难所,但瑞士当时失业严重,人们害怕犹太知识难民竞争就业岗位,于是政府规定入境的外国人不得从事任何获利的职业,法律禁止雇佣任何外来难民,这就使流亡科学家到瑞士找不到施展的舞台,只能把瑞士当作流亡的中转地。
再比如加拿大,虽然地广人稀,原来并不拒绝欧洲移民前来谋生,但加拿大对移民的选择有自己的偏好,他们愿意接收的是矿山、森林和血汗工厂需要的廉价劳力,而不是知识精英,这就使加拿大拒绝了大批科学家、艺术家、银行家、教授、律师、医生的避难申请。他们甚至害怕,如果政策有了弹性,加拿大所有的大学会被难民塞满。土耳其是少有的热情吸纳犹太知识难民的国家之一。190多名流亡科学家和艺术家进入土耳其的高校,大大地提升了土耳其的科学教育水准。可惜由于凯末尔总统1938年去世,中断了这一进程。
相比之下,美国对犹太知识难民最具吸引力和包容性,给他们提供了发挥聪明才智的最宽广的舞台。美国科学界和文化界的一些领袖人物具有非凡的远见,他们敏锐地看到了接收来自欧洲的知识难民,会对美国的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他们不止于对犹太人受迫害表示同情,而是努力化解本国人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和反犹主义情绪。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让犹太知识难民得以安居,并施展才能的主要力量并非美国政府,而是美国的公民社会,像那些目光远大的知识界领袖、私人性质的基金会以及各类民间的援助组织。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使美国成为接受犹太难民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成为接收犹太知识难民最多的国家。
这批犹太知识难民中,有1090名科学家(绝大部分是教授),811名法律工作者,2352名医生,682名记者,645名工程师,465名音乐家,296名造型艺术家,1281名作家以及来自其他文化领域的职业者。被德奥两国驱逐的12000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63%被美国接收,其中约1400名科学家中,至少77%为美国接收。
美国本来就是一个文化包容性较强的自由竞争的国家,当时又处于科学、教育和文化的上升期,有了这些世界一流的知识精英的加盟,可谓如虎添翼,迅速地登上了全球科学和文化的制高点。
吸纳欧洲知识难民的成功经验让美国尝到了甜头,从此,美国形成更加自觉的科学、教育的开放机制,面向全球的知识精英,敞开交流之门,移民之门,面向全球的青年才俊,敞开留学之门,就业之门,这正是美国在二战以后一直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的秘诀之一。(丁东)
▲贝蒂在讲述自己故事的展板前留影。 均贾泽驰摄
当地时间4月16日,作为“犹太难民在上海”巡展系列活动之一的幸存者亲述往事活动在纽约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举行。两位曾经从纳粹德国逃难到上海的犹太难民,两位耄耋老人贝蒂·格雷本施科夫和丽莎·布兰德瓦因在活动现场讲述了他们在上海不同寻常的人生故事。
描绘犹太难民在上海生活图景
1939年,贝蒂随家人逃难到上海,那年她9岁,离开上海的时候,她20岁。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人生最好的时光是在上海度过的。当时,像贝蒂一样从德国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孩子的生活与普通上海百姓的交集不多。他们通常上的是犹太人自己的学校,在家讲德语,在学校学英语。犹太人在上海不仅有自己的学校,还有自己的诊所、咖啡馆等等。
贝蒂说,她刚到上海时上海已经沦陷,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的恶劣行径,像极了德国纳粹歧视和虐待犹太人的所作所为,“看到那一幕,我心里很难过,也特别理解中国人那时的无助”。
贝蒂说,中国人从没有对她说过“丑陋的犹太人”这样的话,但这种话她在德国时经常听到,甚至还有骂得更难听的。1948年,贝蒂结识了一名俄国青年,几个月后两人在上海结婚。贝蒂结婚时穿的婚纱是她婆婆亲手缝制的。后来,贝蒂的两个女儿结婚时穿的婚纱也是这件。2013年,贝蒂将这件珍贵的“传家宝”捐赠给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1950年,已经怀有8个月身孕的贝蒂离开中国前往澳大利亚。贝蒂开玩笑说,她的大女儿是真正的“中国制造”。
“我当过难民,知道难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希望难民们永远不要放弃对未来生活的希望。”贝蒂说,“我的很多亲人都在纳粹的大屠杀中遇害了,我是幸运的,来到上海活了下来。当年如果不是上海敞开大门,我们就不会有今天。那时候,中国人自己日子也不好过,但他们还是无私地收留我们,非常感谢。”
另一位幸存者丽莎的故事与贝蒂非常相似。贝蒂说,丽莎的故事让她觉得她俩就是对孪生姐妹。两位老人彼此叙述往事,重温难忘经历,描绘出一幅犹太难民在上海的生活图景。“中国故事”拥有更多听众和读者
此次巡展由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和虹口区政府指导,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共同主办。
据了解,从3月初开始的此次巡展将持续至5月底,除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外,还有三个图书馆分馆也同步举行系列活动。在布鲁克林,犹太裔分布在十几个社区,三个分馆选择的地点都是犹太人较为集中的地区。此外,形式多样化也是此次巡展的一个特点,除了16日的幸存者亲述往事外,巡展还包括图片展、影片展、讲座等。此次参展的影片包括《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上海馀生》《上海方舟》三部纪录片。巡展还通过网络平台鼓励公众参与评论,讲出自己相似的家族故事。
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语言文学部主任、“犹太难民在上海”项目负责人徐桃发介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给2万多名犹太难民提供栖身之地这段历史,许多美国人并不知道,此次巡展就是希望让这段上海故事被更多美国人所了解。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陈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布鲁克林地区有50万华人和58万犹太人,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有50多个分馆,在这里举办“犹太难民在上海”巡展,可以使巡展深入到地区各个社区,吸引大批相关群体人士前来参观。不仅如此,巡展通过布鲁克林向外辐射,已经对纽约其他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活动期间,皇后区图书馆找到主办方,希望能把巡展办到皇后区去。这种连锁效应使得“中国故事”拥有更多的听众和读者。
作为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的第二代代表人物,Doug Leone与他的前任——硅谷风险投资之父Don Valentine相比,没有那么耀眼的光环,不过这不影响他成为亿万富翁,目前,其身家估值约为12亿美元
在2013年,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的投资回报非常喜人。Facebook以190亿美元收购短信公司WhatsApp,作为WhatsApp公司40%股份的持有者,红杉资本在这次交易中赚了超过30亿美元。《福布斯》杂志估计,WhatsApp的交易将给红杉资本合伙人Doug Leone带来超过1亿美元的收益。
红杉资本是IT行业的投资专家。公司文件架里装着投资过的企业,其中不乏甲骨文、苹果、思科、雅虎和谷歌等全球领军IT企业。红杉资本1972年成立,现在所持有的股票价值达到1.4万亿,占纳斯达克总量的22%。红杉资本在中国的名气来源是其在互联网产业内的投资,包括新浪网、阿里巴巴集团、酒仙网、京东商城、文思创新、唯品会、豆瓣网、高德软件、乐蜂网、奇虎360、大众点评网等等。
毒舌而低调的投资人
作为红杉资本的第二代领导层代表人物,Doug Leone与他的前任——硅谷风险投资之父Don Valentine相比,没有那么耀眼的光环,不过这不影响他成为亿万富翁,目前,其身家估值约为12亿美元。
1968年,Doug Leone随家人从意大利移民到美国纽约州。初到美国,他的生活和学习并不顺利。不仅同学们嘲笑他意大利味的英语发音,数学考试也因为看不懂题目而不及格。于是,他每天对着黑白电视机练习英语。练好之后,Doug Leone就开始在暑期打工,他想让自己早早地进入社会。Doug Leone回忆,“当时其他同学都在泳池里与同龄人一起嬉戏,而我告诉自己,我要自己打开商界大门。”
红杉资本的第一代领导者Don Valentine在九十年代中期退出了领导层,接替他的是Doug Leone和Michael Moritz。
与红杉资本合作的创业者回忆,在商谈的时候,Doug Leone和Michael Moritz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Michael Moritz更像是个侦探,他认真地倾听对方的陈述,不放过每一个细节,然后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通常,Michael Moritz谈过之后,Doug Leone登场。Doug Leone更喜欢寻找那些足够坚强的创业者,他认为这样的人才会成功。资历丰富的硅谷高管Tony Zingale回忆他在九十年代与Doug Leone的一次谈话,Doug Leone与他隔桌而坐,手中翻阅着他的简历,问:“你知道怎样启动这个项目吗?”两人面红耳赤地争论了十分钟后,Doug Leone宣布,“现在我知道你是一个聪明的创业者了,你可以开始正式的商谈了。”如今,Tony Zingale是Jive Software的首席执行官,他说,尽管Doug Leone说话很不客气,但是两人相处很融洽。
Medallia公司的CEO、联合创始人Borge Hald在2012年也曾遭遇到Doug Leone的“毒舌”。Medallia公司经营客户服务软件,当时它在寻找第一笔外部投资。Borge Hald称,“当时我们找了很多风险投资公司,大部分说我们公司已经足够好了,他们不会进行任何改变。Doug Leone却没有这么说。他说,公司必须尽全力扩大销售。因为在这个充满了变数与混乱的互联网世界中,信息量至关重要。”最终,即使不是出价最高的那个,Medallia公司还是选择了红杉资本。
红杉资本喜欢低调行事,它不炫耀曾经的成功案例,公司的办公地点也不豪华。2013年是红杉资本成立以来收益最好的一年,9位合伙人被《福布斯》杂志评为2014年最佳投资者。这9位红杉资本合伙人中,薪水最高的达到100万美元,一些资历浅的合伙人还愿意减薪入伙。因此,红杉资本的合伙人所拥有的资本远远超过其工资收入。
红杉资本在硅谷的投资对象中经常会出现外国移民,公司的合伙人也有不少是外来移民,Doug Leone来自意大利,Michael Moritz来自威尔士,Alfred Lin来自中国台湾,Roelof Botha来自南非。这些外来人希望在美国赢得认可和成功,他们不需要排场。
红杉资本的合伙人不介意在简陋的咖啡馆或者廉价办公室与创业者进行会面,他们认为这些公司往往是天生的、伟大的开拓者。不少风险投资企业喜欢在高尔夫球场或者高级会所谈生意,而Doug Leone说,“我们不会去那里找投资或谈投资,成功的创业者不会出现在那里。”
意大利家族式的管理
在风投行业,竞争异常激烈。除了公司之间的竞争,同一家公司内部也有竞争:有野心的新人与前辈的竞争;同辈之间谁靠能力、谁靠运气;谁应该得到更多的分红等等。如果再加上一些私人恩怨,上法庭就是常事了。
红杉资本的和谐是其与众不同的地方,鉴于公司长久以来在招聘、日常工作和分红方面的特殊习惯,保证了公司内部并没有太多争端。新人上位,旧人让贤的交替并不会引起战争。公司按照Doug Leone骨子里的意大利家族理念运转:无论有多少人,多少行事方式,但都必须服从最终的决定。“我们希望我们的人来自不起眼的背景,但有一颗渴望成功的心,红杉资本想要一种文化,一种员工愿意分享成功的文化。”
执着的投资哲学
从厕所清洁工到世界知名投资企业的领导者,Doug Leone的成长经历以及坚韧的个性形成了他日后的投资哲学。
现在,红杉资本执着于从投资项目中获取最大收益,放长线钓大鱼。这个经营理念多少缘于公司的前车之鉴:1979年,红杉资本在持有苹果股票18个月后将其出售。看到了苹果公司现在的市值,相信红杉资本绝对不想再重蹈覆辙。风险投资公司大部分与其投资对象的合作关系限定在十年之内,而红杉资本则寻找方法与其投资对象维持超过十五年的合作关系。
2009年,红杉资本入主软件公司ServiceNow,Doug Leone是董事会成员之一。2011年,另外一家公司提出一份颇具诱惑力的合作案:以25亿美元收购ServiceNow公司。如果合作能成功,红杉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大约能达到10%。大多数董事会成员认为这个提案值得考虑,而Doug Leone的想法正好相反,他认为这是一种侮辱。他写了一份长达12页的报告,陈述自己的观点:即使以4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ServiceNow,也相当于白送给对方。尽管ServiceNow还处于成长初期,但是软件市场的迅速发展,以及产品本身的优势,预示着ServiceNow将会在未来获得更大成功。
经过一番辩论,ServiceNow公司董事会否定了并购提议。一年之后,ServiceNow公司公开上市,估值20亿美元。这时候,Doug Leone所说的40亿美元好像有点夸张。又过了一年之后,现在,ServiceNow公司的市值达到83亿美元。简单算算就能知道,Doug Leone的固执给ServiceNow的股东增加了近60亿美元的价值。
Doug Leone曾经与硅谷最具影响力的创业者们共商大业,在他26年的投资生涯中,听过数百位创业者的自荐。像他这样的外来移民永远会记得,富家子弟在游泳池享受安逸生活的样子,除非对手已经无力还击,否则他们不能放慢脚步。Doug Leone是一个诚实的人,当上了红杉资本管理合伙人的他承认,让他前进的动力是“恐惧”。因为害怕失败和碌碌无为,他才会如此努力。
荷兰不仅仅以其静谧安逸的美景闻名,更因其宽容自由的社会风气、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保障、世界首屈一指的教育水平、以及繁荣和开放的经济环境使得荷兰的国民幸福指数稳居世界前列。成为一个荷兰人,自由自在地徜徉在郁金香的海洋中,看夕阳染红天边高大的风车,轻嗅空气中弥漫着奶酪的香气,享受自由舒适的欧洲小资生活,都已经不再是异想天开,不再是天方夜谭。
根据荷兰移民局规定:凡是被合资格的雇主担保,以工作为由,并且年收入符合条件,即可获发5年有效的居留身份。那么投资者只需要在荷兰购置一套房产,满足5年的纳税要求,即可获得荷兰居留权。在所有欧洲国家中,荷兰是唯一一个可以一次获得五年居留权的国家,并且可以一人申请,全家获得居留签证。
随着欧洲国家不断推出新的投资移民新政,欧洲国家出现了新的移民潮。专家提醒大家,投资欧洲房产,即具有申请移民居留签证资格,或是可申请加入欧洲国籍,享受高福利高质量的优质生活。投资移民需赶早,紧抓当下最佳投资时机,不要错失良机而后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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