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政府近日宣布，将采取措施驱逐滞留在该国的至少2.5万名非洲裔移民。为了保证计划顺利施行，以色列甚至颁布法律，允许不经审讯拘留非法移民。对此，联合国表示关注，并呼吁以色列当局遵照国际法保护移徙者和庇护申请者。
不知以色列在发起这项驱逐政策时，是否还记得建国之前，犹太人无家可归地四处游荡时，犹太复国主义者曾经试图在今日非洲的核心地区——乌干达建立他们的国家。
乌干达计划提出之前的数年时间里，犹太复国主义领袖西奥多·赫茨尔曾为建立犹太人国家寻找土地设计了很多方案。起初，赫茨尔希望土耳其能把巴勒斯坦交还给犹太人，可是在1901年5月，当赫茨尔首次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会面时，土耳其苏丹竟然当面严词拒绝了这一请求，并说“我宁可兵刃加身，也不愿意失去巴勒斯坦”。之后，为了获得苏丹的宽宥，赫茨尔提出犹太人不仅会为此支付一笔数目可观的赔偿金，还可以通过提供贷款的方式帮助奥斯曼土耳其偿还债务，摆脱欧洲大国对其财政的控制。可是，奥斯曼土耳其政府对赫茨尔的承诺充满了疑虑，除了不断地提出过分的要求，并没有准备采取明确行动的迹象。赫茨尔只有转而寻求其他力量向土耳其政府施加压力。赫茨尔首先将努力的方向转到了德皇和罗马教皇身上，可是，德国官方却在公报中直率地声明：尊重苏丹所做的一切符合土耳其利益的事情，而罗马天主教皇只表示了对犹太人的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行动。
1902年，在上述外交行动看起来已经毫无指望的情况下，赫茨尔将活动的重心转到了伦敦。1902年10月23日，赫茨尔与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在磋商中提出了两个计划，即塞浦路斯和西奈半岛计划。但是后来，随着希腊人和俄国人的反对，塞浦路斯计划被无限期搁置。于是，只剩下了西奈半岛一个选择。
之后，在赫茨尔看来，一切都进行地非常顺利。1902年10月24日在他给朋友的信中，甚至已经开始为西奈半岛定居点做规划。以至于，当1903年4月从非洲巡视归来的张伯伦向赫茨尔提议说位于东非的英国殖民地乌干达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时，赫茨尔非常果断地拒绝了。
但不幸的是，在经历一番外交磋商之后，西奈半岛计划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埃及政府的水利专家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使这项计划成功，其所需的水量应为原来所估计的5倍。而在他们看来，让尼罗河引出这么多水是不可能的。
西奈半岛计划失败一个月后，经过与助手格林伯格和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的进一步会谈，在1903年6月7日的信中，格林伯格对赫茨尔提出劝诫：“对我来说东非向来是没有什么太大价值的。它因为没有道德和历史的号召力而无法对我们的人民形成很强的吸引力，但是如果我们运用充分，张伯伦这个计划的价值在政治上是极大的。我认为这件事的精华是很可能获得英国愿意支持我们人民的明确宣言……这对于你，对于我们运动的内外都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如果最后他发现东非不好，他们将不得不做一个更长远的计划，这就会将我们带回到巴勒斯坦去。”此时，俄国治下的波兰爆发了迫害犹太人的恶性事件，形势紧逼之下，赫茨尔开始郑重考虑乌干达计划。
1903年8月23日至28日，身为会长的赫茨尔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明确提出乌干达计划。这一提议顿时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内部引发了一场大风暴。阿哈德·哈姆是具有代表性的批评者，他担心乌干达计划会使得对锡安的向往永远只停留在祈祷书中。而此时，赫茨尔也处在来自身心两方面的痛苦和矛盾之中。
赫茨尔对于乌干达计划实际上有着深层的考虑。起初他的亲密战友马克思·诺儿道认为东非那个地方不适合移民，犹太难民应该移民去条件更好的美国和欧洲。否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将会丧失它的种族特性，进而导致这个民族的终结。赫茨尔回答说：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寻求实际解决办法时，难道应该排除东非吗？赫茨尔阐明与英国政府的虚与委蛇是战术上的需要，摩西回到迦南走的也是迂回路线。不顾一切要达到的目的是从英国那里得到一个特许证，以及对犹太人是一个民族的认同。东非计划只是为了返回巴勒斯坦的外交手腕之一。
通过一系列类似繁冗的劝说，终于，在1903年8月14日第六届犹太人复国主义大会上，当赫茨尔将乌干达计划提议拿到大会上征求意见时，与会者的反应是支持的，甚至是热情洋溢的。当一个怀疑论者指出在与英国的交涉中，英方并没有谈及巴勒斯坦时，赫茨尔回复说它是用“隐形墨水”书写的，在此后的几个月中它将会变得更加清晰。
而后，在是否向乌干达派遣调查团时，巴塞尔大会以292票赞成票，176票反对，143票弃权通过了这一提议。
在会议的最后，为了让代表们确信自己对于巴勒斯坦不可置疑的态度。赫茨尔以希伯来语致结束词：“如果我忘了你……啊！巴勒斯坦，就让我的右手枯萎吧。”同时，他还举起右手着重强调这是一个庄严的誓约。代表们也都脱去了鞋子，以雷鸣般的掌声向赫茨尔致意。会议结束之后，按照大会的决议，调查团赶往乌干达进行了调查，在他们最终上交的报告中，证明乌干达并不适合犹太人移民。
正如之前预想，这样的结果反倒成了好事，因为经过这一番周折，已经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结下深厚关系，并且认为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将为自己在中东打下坚实桩脚的英国坚定了自己的立场，全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对于在巴勒斯坦建国的主张。
在当年12月27日的《犹太编年史》和《犹太世界》上，赫茨尔刊发了给犹太复国主义者执委会的通知，正式宣布放弃东非计划。（赵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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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办理移民的人士非常之多，每个人的选择都不同，热门的移民国门槛渐渐收紧，现在冷门移民国也受到关注。哥斯达黎加是一个世界最幸福的国度，当然也吸引了大量人士办理哥斯达黎加移民，哥斯达黎加十分注重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在哥斯达黎加不仅是社会核心价值观之一，也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爱国主义教育是哥斯达黎加教育重要而独特的组成部分，在颁布的《国家月教育纲要》中，哥教育部亲自拟定爱国主义教育知识大纲，明确教学目标与评定标准，并要求相关学科具体执行。同时，在中学阶段设立《公民教育》必修课程，进一步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国民的公民意识。为了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发挥学校的教育示范作用和社会纽带作用，《教育法》规定，每逢国家重要节日、纪念日，如国家独立日、文化日等，学校必须组织学生参加相应庆祝活动，组织爱国主义教育。
在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中，校方注重学生主动性的挖掘，通过学生主体、教师主导、学校统筹的模式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将活动建立在学生自主、自觉、自立的基础上。大学阶段则强调学生主人翁意识的培养。突出社会实践对学生培养的重要性，把回馈社会作为衡量学生合格与否的重要标准，并将其与学生毕业直接联系起来。如哥斯达黎加国立大学明确规定在大学学习期间，学生必须完成300小时社会劳动，才能获得毕业资格，将爱国主义从被动转为主动，从义务变成一种社会责任。
爱国主义教育是历史教育、传统教育也是民族认同感和文化教育。为了使国民牢记历史，哥斯达黎加政府通过立法，将重要历史日期定为国家日，以法定节日的形式纪念与国家历史息息相关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国家劳动法》规定的11个法定假日中，除宗教节日外，与国家历史紧密联系的节假日就有4天。不仅如此，每一个国家日，政府、学校及民间团体都会举行相应的庆祝活动。
独立日是哥斯达黎加最重要的节日之一，1821年9月15日哥斯达黎加宣布独立，结束了西班牙的殖民历史。为了纪念国家主权独立，哥斯达黎加政府将每年的9月定为“国家月”，在国家月中，除了以国旗、国徽装饰各主要街道、场所外，家家户户也以不同的方式纪念独立日，如悬挂纸质迷你国旗，粘贴国徽、火炬等国家标志、象征物等。与此同时，也通过组织书画展、文化表演等活动纪念国家独立。国庆当天，全国各地都会组织大规模的集会游行。人们身穿民族服装，一边演奏民族音乐，一边表演民族舞蹈，届时总统也将出席庆祝活动，并发表讲话，将节日庆祝活动引入高潮。夜幕降临，各学校还会组织学生进行灯笼游行，学生们手持亲手制作的灯笼，为祖国献上最美好的祝福。对哥斯达黎加国民来讲，独立日已经从一个国家纪念日内化为民族的文化传统。
不仅如此，哥斯达黎加主要广场、街道、公园都建有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的纪念碑和人物雕像。许多城市，特别是首都圣何塞许多街道、标志性建筑也以哥斯达黎加历史上重要的民族英雄、政治家的名字命名，将历史传统与城市建设结合起来，彰显了城市与众不同的文化魅力。
上海首次发现的拥有中国签证的犹太人护照
1938年，犹太难民坐船到达上海
1939年，在上海创办的犹太难民子弟学校
古往今来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富有同情心和最肯帮助他人的一个民族，历朝历代都有一些诚心诚意地支援帮助外来民族的感人记载。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有关中国人支援帮助外来民族的历史记载被历史所淹没了。二战中，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曾有意收留10万犹太难民就是一例。
1937年11月，一位犹太青年因其家庭受到德国法西斯迫害，便持枪闯入德国驻法国大使馆，企图刺杀德国大使，结果误将三等秘书杀死。希特勒以此为借口在欧洲发动了大规模的疯狂排犹运动，导致大批欧洲犹太人纷纷逃离。然而，一些国家和地区出于听信来自德国的谣传或惧怕纳粹法西斯的淫威，或出于本国的其他种种利益考虑，对大批犹太难民流入均采取了“拒签”态度。比如，瑞士、瑞典和苏联等国，除对极个别的犹太富豪，实行有条件入境避难之外，均在边境设卡严禁犹太难民进入本国，由此使得大批犹太难民简直无法获得他国签证求生避难，只得眼巴巴地等着德国纳粹把他们送进集中营，直至惨遭屠杀毙命。
正当大批犹太难民走投无路之际，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向犹太人敞开了大门，使得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蜂拥而至，陆续来到上海、广州、宁波和哈尔滨等大中城市。然而，当时的中国正值抗战全面爆发，随着侵华日军的大举入侵和步步紧逼，南京国民政府的部门机关和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的工矿企业正准备沿江迁往四川重庆一带 ………
处在战乱和国难之中的国民政府，对大批犹太难民的处境既表示十分同情，又苦于受到自身条件限制而无法妥善安置，陷入了进退两难的艰难境地。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蒋介石多次指示国民政府有关部门抓紧研究会商，尽快拿出一个比较妥善的安置犹太难民的解决办法。
据相关历史档案资料记载，1939年3月2日，经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提议，拟在中国西南边境地区划定犹太人特区，专门用于容纳无家可归的犹太难民。来自立法院的提议还设想在中国西南接近国际通道的地区，划定若干平方公里的区域，专门作为犹太人的居住区，由国民政府或地方政府一道负责筹划该区的建设和管理，同时设置犹太失业技术人员登记机构，招收犹太难民中的专门人才，进入内地后方各部门工作，以此为中国的抗战出力。据说，孙科的提议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并引起了国民政府内部的广泛讨论。
国民政府对犹太难民安置问题的热情关注态度，立即引起了欧洲犹太人组织的积极响应。一位名叫白尔格拉斯的德籍犹太实业家，在考察了中国的社会环境后，感到中华大地是犹太人相对理想的居住地，于是他迅速拟订了《迁徙中欧犹太人来华之计划》，提出将10万犹太人移居到中国。
白尔格拉斯在计划中写道:“拟准10万犹太人移住中国内地，中国政府予以保护(移民之权利与义务应与中国公民同等)，选择气候上与经济上适宜之一地或数地，供给居住机会，并保障其居留及工作之权利。”为了争取正处艰难抗战的中国国民政府对该计划的支持，白尔格拉斯还表示，每名犹太人入境时将向中国政府交纳50英镑。
在当时的中国国内，民间组织“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也始终关注着犹太难民问题。据该会于1939年5月派人到上海进行调查发现，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已达万人以上，聚集于租界难民收容所，衣食缺乏问题日趋严重。出于人道关怀和抗战前途考虑，该会积极商讨解决办法。
当他们在收到了白尔格拉斯的移民计划后，认为计划中的多数条款可以接受，少数条款可进行补充和修改，于是他们增加了“犹太人来中国后，须无条件入中国国籍”、“中国方面组织犹太人移民委员会”等内容，并形成了《犹太人移民中国意见书》，上报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与此同时，白尔格拉斯也致函国民党秘书长朱家骅，商谈解决10万犹太人来华的问题。朱家骅接函后感到事情重大而复杂，需要周密考虑，于是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分析移民计划的利弊。朱家骅认为，此计划的有利方面在于可以引起美、英等国对中国抗战的同情，有利于吸收国际资本和技术人才，等等；不利方面在于犹太人善于经商，容易扰乱中国的商业秩序，也不适于农村开发。再说，国籍问题也难以解决，如让他们全部加入中国国籍，势必会与德国产生矛盾。朱家骅将自己的分析写成文字报告直接上报给蒋介石。
正当中国官方和民间都为犹太人来华事宜进行积极筹划时，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提出了另一种主张，即利用犹太人从事土地开垦。龙云给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发了一封电报，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云南省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数十里没有人烟的地方很多，如此多的良田弃之可惜。近来听说犹太人云集上海，他们知识丰富，财力雄厚，如果能将他们移到云南开垦荒地，必定一举而多得。但龙云对自己的主张是否可行并没有十分把握，他恳请张群上报国民政府，让政府定夺，如有可行性，立即拟订具体办法。张群接到电报后，立刻向行政院作了报告。
随着多种建议和计划的提出，容留犹太人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引起了国民政府高层及蒋介石的高度关注。国民政府认为，即使抗战战事再紧张，条件再困难，也要将这一问题圆满解决。蒋介石在接到孙科的提议后，当即批复：“原则同意，交行政院筹议。”行政院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专门召开会议，就犹太人国籍、领事裁判权、内地居住、入境手续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提出不少修改意见。
1939年4月，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召开会议，在行政院决议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将犹太人分为有国籍和无国籍两部分，帮助的主要对象是无国籍犹太人，他们在中国驻外领事馆将得到特别通行证，准许进入中国国境；入境后暂时寄居于通商口岸，不往内地安排；在就业方面，各级政府予以特别照顾。
国民政府的这一决定做出后不久，犹太难民迁徙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犹太移民计划涉及的方面越来越多，国民政府感到有必要作进一步讨论和研究。1939年7月21日，行政院就收留犹太移民计划再次召开审查会，内政部、外交部和经济部也派了代表参加，提出3项基本原则，对白尔格拉斯的计划提出6点办法。其核心内容是:犹太人可进入中国境内，无国籍者享受特殊待遇，有国籍者与其他外国人同等待遇，均只能分散居住于通商口岸；成立移民委员会；成立专门运送犹太人来华的运输公司一事与中国现行法律不符，不予批准；每一犹太人入境，须携带200英镑；其余问题处理方法不变。至于龙云等人的建议，需等待上述条款具体实施时再行磋商。这些原则和办法是国民政府的最终决定，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至此，容留犹太人的计划尘埃落定。
然而，随着中国沿海各大城市几乎全为侵华日军所占领，中国抗战总体形势急转直下，由此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容留大量犹太人；另一方面，中国的抗战越来越艰苦，国民政府也确实难以为如此众多的犹太人提供有效的帮助。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有关大规模收留犹太难民的计划，虽然最终因抗战总体形势急转直下而无法全面实施，但此事所反映出来的中国人这种热情无私的救助和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却仍被许许多多的犹太人至今牢记在心里。（石学峰）
据哥斯达黎加移民专家了解表示，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十分注重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在哥斯达黎加不仅是社会核心价值观之一，也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爱国主义教育是哥斯达黎加教育重要而独特的组成部分，在颁布的《国家月教育纲要》中，哥教育部亲自拟定爱国主义教育知识大纲，明确教学目标与评定标准，并要求相关学科具体执行。同时，在中学阶段设立《公民教育》必修课程，进一步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国民的公民意识。为了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发挥学校的教育示范作用和社会纽带作用，《教育法》规定，每逢国家重要节日、纪念日，如国家独立日、文化日等，学校必须组织学生参加相应庆祝活动，组织爱国主义教育。
在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中，校方注重学生主动性的挖掘，通过学生主体、教师主导、学校统筹的模式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将活动建立在学生自主、自觉、自立的基础上。大学阶段则强调学生主人翁意识的培养。突出社会实践对学生培养的重要性，把回馈社会作为衡量学生合格与否的重要标准，并将其与学生毕业直接联系起来。如哥斯达黎加国立大学明确规定在大学学习期间，学生必须完成300小时社会劳动，才能获得毕业资格，将爱国主义从被动转为主动，从义务变成一种社会责任。
爱国主义教育是历史教育、传统教育也是民族认同感和文化教育。为了使国民牢记历史，哥斯达黎加政府通过立法，将重要历史日期定为国家日，以法定节日的形式纪念与国家历史息息相关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国家劳动法》规定的11个法定假日中，除宗教节日外，与国家历史紧密联系的节假日就有4天。不仅如此，每一个国家日，政府、学校及民间团体都会举行相应的庆祝活动。
独立日是哥斯达黎加最重要的节日之一，1821年9月15日哥斯达黎加宣布独立，结束了西班牙的殖民历史。为了纪念国家主权独立，哥斯达黎加政府将每年的9月定为“国家月”，在国家月中，除了以国旗、国徽装饰各主要街道、场所外，家家户户也以不同的方式纪念独立日，如悬挂纸质迷你国旗，粘贴国徽、火炬等国家标志、象征物等。与此同时，也通过组织书画展、文化表演等活动纪念国家独立。国庆当天，全国各地都会组织大规模的集会游行。人们身穿民族服装，一边演奏民族音乐，一边表演民族舞蹈，届时总统也将出席庆祝活动，并发表讲话，将节日庆祝活动引入高潮。夜幕降临，各学校还会组织学生进行灯笼游行，学生们手持亲手制作的灯笼，为祖国献上最美好的祝福。对哥斯达黎加国民来讲，独立日已经从一个国家纪念日内化为民族的文化传统。
不仅如此，哥斯达黎加主要广场、街道、公园都建有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的纪念碑和人物雕像。许多城市，特别是首都圣何塞许多街道、标志性建筑也以哥斯达黎加历史上重要的民族英雄、政治家的名字命名，将历史传统与城市建设结合起来，彰显了城市与众不同的文化魅力。
▲贝蒂在讲述自己故事的展板前留影。 均贾泽驰摄
当地时间4月16日，作为“犹太难民在上海”巡展系列活动之一的幸存者亲述往事活动在纽约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举行。两位曾经从纳粹德国逃难到上海的犹太难民，两位耄耋老人贝蒂·格雷本施科夫和丽莎·布兰德瓦因在活动现场讲述了他们在上海不同寻常的人生故事。
描绘犹太难民在上海生活图景
1939年，贝蒂随家人逃难到上海，那年她9岁，离开上海的时候，她20岁。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人生最好的时光是在上海度过的。当时，像贝蒂一样从德国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孩子的生活与普通上海百姓的交集不多。他们通常上的是犹太人自己的学校，在家讲德语，在学校学英语。犹太人在上海不仅有自己的学校，还有自己的诊所、咖啡馆等等。
贝蒂说，她刚到上海时上海已经沦陷，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的恶劣行径，像极了德国纳粹歧视和虐待犹太人的所作所为，“看到那一幕，我心里很难过，也特别理解中国人那时的无助”。
贝蒂说，中国人从没有对她说过“丑陋的犹太人”这样的话，但这种话她在德国时经常听到，甚至还有骂得更难听的。1948年，贝蒂结识了一名俄国青年，几个月后两人在上海结婚。贝蒂结婚时穿的婚纱是她婆婆亲手缝制的。后来，贝蒂的两个女儿结婚时穿的婚纱也是这件。2013年，贝蒂将这件珍贵的“传家宝”捐赠给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1950年，已经怀有8个月身孕的贝蒂离开中国前往澳大利亚。贝蒂开玩笑说，她的大女儿是真正的“中国制造”。
“我当过难民，知道难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希望难民们永远不要放弃对未来生活的希望。”贝蒂说，“我的很多亲人都在纳粹的大屠杀中遇害了，我是幸运的，来到上海活了下来。当年如果不是上海敞开大门，我们就不会有今天。那时候，中国人自己日子也不好过，但他们还是无私地收留我们，非常感谢。”
另一位幸存者丽莎的故事与贝蒂非常相似。贝蒂说，丽莎的故事让她觉得她俩就是对孪生姐妹。两位老人彼此叙述往事，重温难忘经历，描绘出一幅犹太难民在上海的生活图景。“中国故事”拥有更多听众和读者
此次巡展由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和虹口区政府指导，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共同主办。
据了解，从3月初开始的此次巡展将持续至5月底，除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外，还有三个图书馆分馆也同步举行系列活动。在布鲁克林，犹太裔分布在十几个社区，三个分馆选择的地点都是犹太人较为集中的地区。此外，形式多样化也是此次巡展的一个特点，除了16日的幸存者亲述往事外，巡展还包括图片展、影片展、讲座等。此次参展的影片包括《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上海馀生》《上海方舟》三部纪录片。巡展还通过网络平台鼓励公众参与评论，讲出自己相似的家族故事。
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语言文学部主任、“犹太难民在上海”项目负责人徐桃发介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给2万多名犹太难民提供栖身之地这段历史，许多美国人并不知道，此次巡展就是希望让这段上海故事被更多美国人所了解。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陈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布鲁克林地区有50万华人和58万犹太人，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有50多个分馆，在这里举办“犹太难民在上海”巡展，可以使巡展深入到地区各个社区，吸引大批相关群体人士前来参观。不仅如此，巡展通过布鲁克林向外辐射，已经对纽约其他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活动期间，皇后区图书馆找到主办方，希望能把巡展办到皇后区去。这种连锁效应使得“中国故事”拥有更多的听众和读者。
自1990年代以来，在加拿大各地推动移民到较小的省，市和镇的过程（被称为“区域化”）一直风靡一时。促进区域化的最著名的就是是加拿大各省提名计划（PNP），该计划于1999年在曼尼托巴首次启动，此后除魁北克和努纳武特以外的所有省和地区都采用了该计划。由于推动了区域化，从历史上看，加拿大移民的三个主要目的地（安大略省，魁北克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已将其在加拿大所有新移民中的比例从85％降至70％左右。尽管取得了成功，但解决区域化挑战仍在进行中，如今加拿大各地的社区都在努力解决另一个重大问题，即如何将移民带离本省最大城市。七个省发现至少80％的移民去了一个城市，唯一的例外是新不伦瑞克NB省，萨斯喀彻温SA省和艾伯塔AL省，每个省份都有至少两个主要城市。
尽管加拿大在1867年成立之初就非常努力地为该国人口做准备，但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还一直在努力吸引和留住新移民。同样，萨斯喀彻温省和曼尼托巴省等省的移民吸纳量很低，直到他们敏锐地利用PNP扭转了他们的移民命运。今天，他们的人均新吸纳量是加拿大最高的。所有这些表明，较小的司法管辖区可以发展能力，使其在吸引新移民方面更加成功。加拿大省提名模式显示出吸引新移民有四个要素，这就是萨斯喀彻温省，曼尼托巴省和其他成功的较小管辖区所采用的模式：工作、社区、支持、基础设施。
较小的司法管辖区需要有经济机会，并为潜在的新移民提供合适的工作。尽管这些社区可以吸引更多的移民，但如果移民从事的工作与他们的技能不符，保留这些移民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新移民的配偶有适当的工作机会也很重要，否则，即使妻子或丈夫中的一个有酬工作，家庭也更倾向于离开。较小的司法管辖区还需要确保为移民提供社区意识，这意味着让当地人拥抱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新移民。它还有助于建立民族群体（例如，基于宗教或国籍），这可以极大地吸引新移民。在获得就业机会之后，已建立的家庭和种族网络通常是新移民选择加拿大特定目的地的最大原因。
新移民往往需要广泛的支持，例如语言培训，找医生，让他们的孩子上学以及开设银行帐户。加拿大很幸运，有超过500个提供这些支持的移民服务组织，而这些组织在较小社区中的存在为他们提供了吸引和留住移民的显着优势。
最后，较小的司法管辖区必须具备实际条件来欢迎新移民。这需要拥有必要的基础设施，例如公共交通，经济适用房，娱乐设施和具有多语言内容的图书馆。公共交通的存在尤其关键，因为可以理解，移民可能无法立即购买汽车，并且需要能够上班并从事其他事务。加拿大政府一直致力于做更多的工作来促进较小社区的区域化，例如，各省可能希望在其PNP下建立区域配额，从而分配每年将选择的特定数量的移民居住在较小的社区中。联邦政府可以通过向较小的新移民推广较小的司法管辖区来提供帮助。移民往往对加拿大最大的城市有强烈的意识，但可能不知道较小的司法管辖区提供的机会和利益。各级政府还可以为要发往这些社区的移民加分，并加快他们的处理速度。为了确保移民真正有兴趣在此生活，两级政府将检查移民是否有工作机会，与社区有联系或在该辖区工作或学习过。
加拿大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联邦，向我们表明，实际上可以将区域划分到较小的省，市和镇，利用好工作，社区，支持，基础设施，将使这些社区能够从移民中获得许多回报。
移民狂潮是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铁证。10年间，日本计划向中国移民500万人，占当时日本全国总人口的八分之一
国际先驱导报驻吉林记者马扬报道 日前，据中国学者首次发现大量珍贵史料并研究证实，日本曾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有纲领、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进行了五次大规模带有侵略性质的移民，最终目标是从1937年起利用10年时间，向东北实施移送100万户、500万人的
庞大移民侵略计划。
五次大规模“集团移民”
“日本遗孤”现象早已清楚地证明日本对中国东北实施移民的侵略事实。不过，由于日本在二战战败后大批销毁了关于东北移民的大量文件，对有关方面澄清历史真相和研究这个问题造成了较大的困难。
中国著名人口学学者、吉林大学副校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王胜今教授，在日本人口学会会长、世界著名人口学家黑田俊夫的帮助下，用长达10年时间对“日本对中国移民侵略”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他在中国、日本、韩国、朝鲜等有关大学、研究机构、图书馆和地摊书市，有针对性地收集并整理了大量的文献、图表和统计资料，其中多数来自日本和韩国的文献都属首次发现。
据王胜今教授接受《国际先驱导报》专访时指出，通过对各种资料的研究表明，日本对我国东北进行移民侵略的目的是把日本移民组织成强化的武装集团，侵入中国农民居住区，形成由日本人组成的特殊村落或“移民团”，以监视和镇压当地人民。“移民团”依其规模分为“集团移民团”“集合移民团”“分散移民团”，日本还把农家的次子、三子以下的未成年人集合起来，经过训练后派往中国东北，成为所谓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
在日本改造社昭和十三年(1938年)出版的《满洲移民读本》中，详细画出了日本移民侵入我国东北各地的区域分布图；而同年出版的《昭和十二年度拓务省辅助的自由移民一览》中，则详细列表公布了东北开拓团在各地分布的人数和户数。据了解，日本前期“集团移民”共分4次，分别侵入伪满三江省永丰镇、依兰县湖南营、滨江省绥棱县、牡丹江省密山县的城子河和哈达河等5地。1936年，拓务省在对原有移民方式加以取舍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集团移民计划”，第5次集团移民从日本全国选出1000户移民，侵入到伪满东部的密山县。
1936年8月25日，日本把向中国东北移民列为“七大国策”之一，准备从1937年起，利用10年时间，向中国东北实施移送100万户、500万人的庞大移民侵略计划。据日本估计，伪满人口将在30年内由当时的3500万人增至5000万人，而日本人要成为“满洲国”的五族之一，其人口至少应占到十分之一，即500万人。据日本史料记载，伪满时期仅黑龙江地区就有日本移民13万人。
“武装移民”镇压东北抗日力量
日本向东北移民主要是为了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斗争，巩固它的军事占领。武装移民的倡导者东宫铁男和加藤完治，在策划首批武装移民入侵行动时明确指出，目的是为了对付李杜、丁超的“三万多顽匪”，是“从维护治安的角度着眼”。规定武装移民要“承担关东军任务的一部分，维持满洲国内的治安”。
例如，第一次入侵的武装移民492人，由市川益平中佐率领，在移入佳木斯东南永丰镇之前，参加镇压抗日力量和武装军事行动37次，长达半年之久。就连日本也把他们称做“屯田兵”或“屯垦军”。到1931年，武装移民共移入5次，2917户，与东宫原计划的3000户基本吻合。从入侵武装移民分布情况看，这五次移民都集中在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东部和北部。这些地区正是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最活跃的地带，其意图显然是让这些武装移民“在北满的治安确保中起杠杆作用”。
1937年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进入了所谓的“国策移民”时期，移民的募集从以军人为主，转变为“一般农民第一主义”。这个时期，日本强调移民的作用要从“狭义的国防机能”转变为“广义的国防机能”，即移民不仅要成为维持治安、公平，能巩固国防的杠杆，直接支撑关东军的军事活动，而且还要全局的、长远的、有计划地去实现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政治目标。
移民侵略与土地掠夺并进
为推行移民侵略政策，日本在进行移民的同时又大肆掠夺东北地区的土地。1932年，日本在东北成立“日满土地开拓公司”，通过验收、强抢夺并销毁地契等方式，大量掠夺东北农民。次年1月，伪满正式宣布允许日本人从1933年3月起，在东北自由购买和租用土地。1934年，日本开始大肆收买土地，无论荒地、熟地一律一元，几乎等于白抢白占。
日本帝国主义强占耕地的过程中，不仅雇农、佃农、自耕农的土地被侵略，就连有些占有百余垧土地的大地主也未能幸免，一夜间也会变得土地一无所有，仅剩下牲口等财产。日本强行霸占中国农民土地的暴行屡屡发生，例如宾县许汉臣兄弟三人共有地80垧被强买。高玉林有5垧地，被日本实行归村并屯所强占，房子被烧。爱珲县法别拉屯居民陶平升回忆说：“伪满康德六年五月间，中井久二当时任里河省次长，他派省公署开拓厅及县公署工作人员到我们屯里，命令法别拉屯在六月一日前迁移搬家，并说，‘你们屯都搬出去，给日本开拓团用。’到12月1日那天夜里，强迫搬出了法别拉屯。全屯300多口人哭号野外，无家可归，东奔西散，尤其是正值腊月寒天，受尽冻饿，搬到新地方房屋地皆无，很多人冻饿而死。”
当今世界科学和教育的中心无疑是在美国。在希特勒统治德国以前，世界的科学教育中心不在美国，而在德国。
１９世纪后半叶，德国就进入了科学与教育的辉煌时代，超越了英国和法国，成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
进入２０世纪，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在科学、教育方面，还只是德国的学生。以物理、化学和生物医学三项诺贝尔奖为例，截至１９３３年，德国共有３２名获奖者，美国只有５名获奖者。
当希特勒上台以后，推行种族主义政策，使得５０万犹太人被迫流亡他乡，美国接收了这些难民中的四分之一，并给难民中的知识精英提供施展才华的环境，使得世界科学文化中心发生了一次洲际大转移，从欧洲转到了北美洲，从德国转移到了美国。
犹太难民为了活命，流亡地多达７５个国家，但最后只有美国接收最多，让这些难民落地生根，并结出科学文化的硕果，美国也因此而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犹太难民最初首选的流亡目的地并非美国，而是路程较近、文化差异较小的欧洲国家。但某些欧洲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善待犹太难民，包括其中的科学文化精英。比如瑞士，是永久中立国，以德语为主要语言，本来是犹太知识难民十分愿意选择的避难所，但瑞士当时失业严重，人们害怕犹太知识难民竞争就业岗位，于是政府规定入境的外国人不得从事任何获利的职业，法律禁止雇佣任何外来难民，这就使流亡科学家到瑞士找不到施展的舞台，只能把瑞士当作流亡的中转地。
再比如加拿大，虽然地广人稀，原来并不拒绝欧洲移民前来谋生，但加拿大对移民的选择有自己的偏好，他们愿意接收的是矿山、森林和血汗工厂需要的廉价劳力，而不是知识精英，这就使加拿大拒绝了大批科学家、艺术家、银行家、教授、律师、医生的避难申请。他们甚至害怕，如果政策有了弹性，加拿大所有的大学会被难民塞满。土耳其是少有的热情吸纳犹太知识难民的国家之一。１９０多名流亡科学家和艺术家进入土耳其的高校，大大地提升了土耳其的科学教育水准。可惜由于凯末尔总统１９３８年去世，中断了这一进程。
相比之下，美国对犹太知识难民最具吸引力和包容性，给他们提供了发挥聪明才智的最宽广的舞台。美国科学界和文化界的一些领袖人物具有非凡的远见，他们敏锐地看到了接收来自欧洲的知识难民，会对美国的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他们不止于对犹太人受迫害表示同情，而是努力化解本国人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和反犹主义情绪。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让犹太知识难民得以安居，并施展才能的主要力量并非美国政府，而是美国的公民社会，像那些目光远大的知识界领袖、私人性质的基金会以及各类民间的援助组织。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使美国成为接受犹太难民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成为接收犹太知识难民最多的国家。
这批犹太知识难民中，有１０９０名科学家（绝大部分是教授），８１１名法律工作者，２３５２名医生，６８２名记者，６４５名工程师，４６５名音乐家，２９６名造型艺术家，１２８１名作家以及来自其他文化领域的职业者。被德奥两国驱逐的１２０００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６３％被美国接收，其中约１４００名科学家中，至少７７％为美国接收。
美国本来就是一个文化包容性较强的自由竞争的国家，当时又处于科学、教育和文化的上升期，有了这些世界一流的知识精英的加盟，可谓如虎添翼，迅速地登上了全球科学和文化的制高点。
吸纳欧洲知识难民的成功经验让美国尝到了甜头，从此，美国形成更加自觉的科学、教育的开放机制，面向全球的知识精英，敞开交流之门，移民之门，面向全球的青年才俊，敞开留学之门，就业之门，这正是美国在二战以后一直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的秘诀之一。（丁东）
近日，总部位于纽约的卡内基基金会通过《纽约时报》整版刊登年度公共服务广告，标题为“移民，美国的骄傲！”。该版表彰了41位具有代表性的第一代移民，他们都是各领域的精英。华裔著名作曲家兼指挥家谭盾、时尚设计师谭燕玉、影音网站YouTube创办人陈士骏悉数入围。
行业翘楚 用实力赢得尊重
在今年被表彰的41位具有代表性的第一代移民中，3位华人的华丽亮相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这些华人精英来自不同的领域，他们经过多年的拼搏，在各自钻研的领域中崭露头角，用实力赢得了美国主流社会的尊重与认可。
以创新著称的作曲家、指挥家谭盾，被誉为东方的“马可·波罗”，是音乐界当之无愧的华人翘楚。谭盾先后获得最佳作曲家、格莱美奖、格文美尔古典音乐作曲大奖等多项荣誉，用实力为全球华人赢得了荣耀。
谁说只有欧美才能主导时尚？时下当红华人服装设计师谭燕玉用30年的努力成就了自有品牌，也让纽约时尚圈认可了她的“中国概念”。她用服饰的语言向世界诠释着中华文化的多彩缤纷和博大精深，在T形舞台上为东方时尚赢得了大批拥趸。
海外华人不仅在艺术领域造诣颇深，在商界同样实力出众。网络创业家陈士骏是影音网站YouTube创办人之一，2006 年YouTube被谷歌以16.5亿美元收购，创造了新一代华裔创业的传奇神话。
勤勉奋斗 用奉献造福社会
从2006年开始，卡内基基金会于每年国庆节在《纽约时报》上整版刊出表彰杰出移民的广告，以鼓励努力拼搏的移民。在今年，华人移民受到了卡内基基金会的高度认可，这份荣誉不仅仅是对受表彰华人自身卓越成绩的大力肯定，更是对海外勤勉奋斗、敬业乐群的全体华人的高度赞许。
在过去，由于部分海外华人的受教育水平有限，他们在海外社会可选择的职业受到了一定的束缚，许多外国人对华人形成了底层工作者的刻板印象，甚至负面评价。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海外华裔的职业类别开始从餐饮、洗衣、零售等底层工作，逐渐涌向工程师、会计、医生、律师等更高层次的职业，越来越多的华人开始在各自的领域崭露头角，走向海外的主流社会，拥有黄色面孔、勤劳上进的华人现已成为海外各大行业靓丽的一道风景线。
聪明能干、满怀热情、努力工作的他们克服了不擅表达、种族偏见、难以晋升的困境，向着各行各业的高层努力迈进。秉承勤劳品质的华人移民在美国社会努力拼搏，他们在自我尊重的同时也尊重着海外社会的文化风俗，与当地居民相处融洽，对美国社会的贡献越来越大。
主流点赞 用成绩驱逐偏见
当下，越来越多的华裔移民凭借有目共睹的卓越实力和对海外社会的突出贡献，获得了美国主流社会的高度认可，他们用自己的言行和成绩诠释着华人的骄傲，为华人赢得了海外的尊重。
尽管华裔在海外受到了肯定与赞扬，但不容忽视的是，美国社会种族偏见的潜流却一直时隐时现，海外社会对华裔的种族偏见与歧视诽谤从未停止，即便是成为美国公民的华人，也常常免不了受到各种攻击和指责。
在偏见甚至诽谤面前，除了用法律捍卫自己的尊严之外，更多的华人如今更注重通过自己对社会的努力贡献来赢得海外社会的尊重，用成绩驱逐偏见。勤勉工作、遵纪守法、敬业乐群的他们在自己的领域不懈奋斗，对海外社会的经济、文化做出了平凡而又伟大的贡献，成就了海内外全体华人的骄傲。他们是时代进步真正的推动者，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历史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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