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全球流离失所人数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截止到2016年年底，全球因冲突或迫害造成656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难民人数将近2250万，超过半数不满18岁，另有1000万无国籍人士，他们没有公民身份，也不享有教育、医疗服务、就业和行动自由等基本权利。
为难民提供帮助的机构数千年来，逃离迫害和冲突的人们始终能在异国获得庇护。联合国帮助难民的机构就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也称为联合国难民署）。难民署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目的是帮助受二战影响的欧洲流离失所人士。
难民署由大会在1950年12月14日设立，最初拟定在三年内完成所有工作，然后解散。次年7月28日，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公约》通过，成为帮助难民和指导难民署基本工作的法律基础。难民署自此一直开展难民扶持工作，并没有在三年后解散。
1960年代，非洲非殖民化引发了当地首次难民危机及后续众多危机，需要难民署介入。在之后的二十年里，难民署帮助处理了亚洲及拉丁美洲的多次流离失所危机。上世纪末，非洲出现新的难民问题，巴尔干爆发一连串战事，也重新掀起新一股欧洲难民潮。
世界上每分钟约有20人因冲突或迫害被迫流离失所。因此，难民署的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大。
近千万名叙利亚人流离失所叙利亚的冲突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诞生地（550万）。自危机爆发以来，叙利亚的人道主义需求就急剧增长，135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包括600多万名儿童。自2010年以来，已有超过40万人丧生，超过100万人受伤（这里原网页有）。
众多叙利亚人被迫离开家园，很多人已多次经历流离失所，这使得叙利亚面临世界上最大的流离失所危机，有630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近400万人在邻国登记为难民。据估计，偏远地区和被围困地点有453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土耳其容纳了超过290万已登记的叙利亚人。其中多数住在城市地区，约有26万人住在政府运营的21所难民营中。黎巴嫩有超过100万已登记的叙利亚人，约旦有66万。叙利亚人也不断涌入伊拉克，人数超过24.1万。在埃及，难民署为12.2万多人提供保护及援助。
巴勒斯坦难民尤其脆弱，估计有46万人正在叙利亚接受定期援助。叙利亚在学人数减少超过50%，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学校被破坏、毁坏或者用于集体避难所。一半以上的医院已经被毁坏或严重破坏。供水量不到危机前的一半。据估计，980万人粮食无保障，更多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南苏丹2016年7月，南苏丹和平努力被终止，导致今年年底73.74万人外流。这一数字在2017年上半年仍在上升。
难民署驻外业务联合国难民署总部设立在日内瓦，但是89%的员工在总部之外工作。如今，9700多名员工在126个国家为近5900万难民、回返者、境内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人士提供保护和援助。难民署员工大多部署在亚非国家，这两个洲拥有和产生的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很多地方属于偏远地区，员工的工作条件艰苦，并且常常很危险。难民署最主要的工作地点在阿富汗、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马里、巴基斯坦、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土耳其和伊拉克。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的近东救济工程处，是对在中东地区登记的巴勒斯坦难民的教育、卫生保健、救济和社会服务等基本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该工程处于1950年刚开始运行时，负责帮助75万巴勒斯坦难民。如今，约有500万巴勒斯坦难民有资格获得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服务。
为难民营提供支持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经常被派去保护难民赖以生存的营地。当难民没有粮食、水和卫生设备等基本必需品时，联合国大家庭为他们提供。这些支持大多由联合国人道主义行动机构提供。机构间常设委员会通过 “组群方式”将联合国系统内外所有主要的人道主义机构聚集在一起，相互协调行动。
难民署是负责保护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主导机构，与负责协调和管理难民营的主导机构国际移民组织相互合作。难民署还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合作，共同负责提供应急住所。
难民署于1954年和1981年两次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流离失所在21世纪，除了迫害和冲突，自然灾害（有时由气候变化引起）也会迫使人们迁徙到其他国家寻求庇护。洪水、地震、飓风、泥石流等灾害发生的频率正在增加，强度也变得更大。尽管这些事件造成的流离失所大多发生在国内，但是也会导致人们逃离本国。然而，目前还没有一个难民法律文书能够明确解决这些人的困境。
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比较缓慢，由此导致的流离失所也多发生在国内。但是气候变化会加速干旱、荒漠化、地下水和土壤盐碱化以及海平面上升，因气候变化引起的流离失所最终也会变成跨越国界的问题。
其他人为灾害，比如严重的社会经济剥夺等，也会导致人们逃离本国。尽管有些人可能是为了逃离迫害，但是大多人离开是因为他们没有留下来的意义。根据1951年《公约》，人们通常无法仅以缺少食物、水、教育、医疗和生计为理由申请难民资格。然而，其中一些人可能需要某种形式的保护。
冲突、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所有这些情况都对国际人道主义界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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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南太平洋上的岛国基里巴斯平均海拔仅2米左右。面对逐渐升高的海平面以及其他气候变化因素的威胁，该国成为前景最为黯淡的小岛国之一。
据路透社报道，日前基里巴斯一位37岁的公民（Ioane Teitiota）向位于奥克兰的新西兰国家高等法院提起上诉，要求复核此前拒绝他作为气候难民申请避难的法律判决。
Ioane Teitiota于2007年来到新西兰，已经在这里生养了三个孩子。他表示，如果被迫返回基里巴斯，他和他的家人将会受到严重的伤害，孩子们的健康也将处于威胁之中，因为那里已经无法给他的家庭提供能够安全生存的土壤。他告诉上诉法庭：“如果回到基里巴斯，我们将没有未来可言。”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基里巴斯的部分国土已被海水淹没，升高的海水污染了饮用水源，致使农田被毁坏，农作物无法生长，这座岛国正变得越来越不适宜人类生存。
他的律师迈克尔?基德（Michael Kidd）也认为，新西兰的移民法律现在已经不太合时宜了。基德表示：“新西兰的移民政策还是二战后期制定的，现在应该适时作出修订。像基里巴斯这样的国家在未来30年里就将陷入灭顶之灾，新西兰应该将邻国那些身处气候灾难威胁的人们纳入保护。”
新西兰移民与保护法庭承认Teitiota的诉求真实合理，但是认为，他和基里巴斯所有居民面临的是相同问题，而且基里巴斯政府也正在采取措施避免海平面升高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
基里巴斯已经在斐济购买了土地来种植粮食，修建可能会派上用场的安置点，同时加强对国民的教育和技能培训，使他们在向海外移民的进程中更具竞争力，能够“有尊严的移民”。
然而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作为南太平洋的两个发达国家，已经拒绝修改本国的移民法规，不接受南太平洋上遭受气候变化威胁的其他国家居民。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悉尼大学移民法专家简?麦克亚当（Jane McAdam）表示，基里巴斯等国的困难在于，在现有难民政策乃至联合国人权法案框架内，没有适用于他们这种状况的条例。
基里巴斯以前是英国的海外殖民地，横跨赤道南北，地处澳大利亚和夏威夷之间。该国由32个岛屿以及一个珊瑚环礁组成，分布于约35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之中。基里巴斯拥有逾10万人口。（常旭旻编译）
联合国“环境和人类安全”组织预计，到2050年，全球至少有2亿“气候难民”，许多非洲国家将是重灾区。预计未来30年，中国沿海海平面将上升8—13厘米。长江三角洲地区受全球变暖的影响更大更明显。到2050年，上海海平面将较1990年上升70厘米。
气候难民何去何从
去年10月，穆罕默德·纳希德当选了马尔代夫的新任总统。41岁的年轻总统身上担子不轻。
马尔代夫，这个常住人口不超过40万的亚洲岛国正面临着海平面上升的威胁。据联合国政府间应对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预测，今后一个世纪内海平面将上升60厘米，马尔代夫近1200个岛屿中的大多数将会消失。
担心家园一旦“沉沦”国人无处立足，上任后不久，纳希德就推出了应对全球变暖的计划：从国家旅游收益中拨款，结合发达国家资金援助等，建立一个主权基金，以便能在别国购买土地，在危急时刻让国民有安身之处。印度和澳大利亚都是马尔代夫的考虑对象。
但是，几乎没有马尔代夫人愿意就这样离开自己的家园，总统纳希德心中也清楚，动用主权基金搬迁国家是下下策。所以为了避免沦为气候难民，马尔代夫人也在想办法通过环境监测、减排技术等改善本国的气候环境。今年3月中旬，马尔代夫政府宣布，要在10年内成为世界上首个“碳中和”国家。
对于孟加拉、荷兰等人口高密度的低洼国家，或许还能期待马尔代夫的“碳中和”研发技术能给它们带来参考。而对于巴布新几内亚外海的卡特里特岛上的居民来说，“10年”却是个奢侈的概念。
卡特里特岛平均海拔只有1米，本身是座零碳排放的环状珊瑚岛(岛上没有什么现代工业设施)。可是，升高的海平面不会因为它是零排碳就特意绕道。20多年来，高涨的水面以及不断来袭的风暴正慢慢吞噬着这座仅2600人口的小岛。岛民们曾试图挽救小岛，但每年，海水仍会涌上岸来，冲倒房屋，污染淡水。去年底，卡特里特岛再遭惊涛拍岸，担惊受怕的岛民不得不做出搬迁决定：今年4月，岛上首批5个家庭搬到对面的布干维尔岛，为其他岛民打前站……
无独有偶，据《纽约时报》报道，另一个太平洋[17.05 -4.21%]岛国——图瓦卢已经与新西兰签订协议，全国国民将陆续“搬迁”到新西兰。据新西兰方面2007年透露的数字，已有5000多名图瓦卢人在新西兰安了家。
IPCC研究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海洋风暴持续的时间和强度都有增加趋势，这与热带海洋表面气温的不断上升有密切关系。
联合国近日发布的一份全球减灾评估报告指出，“目前，全世界超过6亿人(总人口的10%)居住在海拔10米以下地区(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2%)。这些人中，3.6亿人居住在城市(占全球城市人口13%)，2.47亿人生活在低收入国家”。全球平均每年有7800万人受到飓风、台风等海洋风暴影响，另有160万人受到这些风暴引发的风暴潮影响。
联合国“环境和人类安全”组织预计，到2050年，全球至少有2亿“气候难民”，许多非洲国家将是重灾区。
气候变化催生的难民所面临的，还不仅仅是解决食物和栖身地的问题，正如《纽约时报》评论所称，还有在新的环境下文化及身份的认同问题。解决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不只是几个国家的责任，更是全体人类的责任。
不过，英国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人类居住研究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塞西利亚·塔克里(Cecilia Tacoli)博士指出，对于气候变化和移民的关系，从科学角度仍需更谨慎地下判断。
塔克里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现在提到“气候移民/难民”或“环境移民/难民”，大家似乎就假定环境变化与移民必有直接联系。这种观点将“气候移民”过于简化了，因为人类迁移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非环境因素，而且科学家对气候变化的预测尚存不确定性。“从以往经验中，即便已经有搬迁的例子，大多也是短途短期的，主要受制于干旱或土地恶化；至于受海平面上升威胁的地区，真正实行迁移的例子和人数相对还是少数。主要还是取决于居民对环境的适应程度以及国家整体的安置策略。当然，迁居不失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选择。”
曾有新闻称，2006年美国遭遇卡特里娜飓风侵袭后，约有25万受害者不愿再回到原来的住处，而在别处安家，对此塔克里分析说：“在卡特里娜飓风中受灾的人群不同，受灾程度也不同。当时尽管知道飓风要来，很多穷人还是没有离开新奥尔良，因为他们没有离开的工具，而且大多数(穷)人需要积攒周薪来凑够离开受灾地区的费用。后来没有再回到原来城市的人中，则包括那些无力重建家园、或失去工作的人。”
特克里说，马尔代夫、卡特里特等例子的确都能表明气候变化和移民有关，见微知著，现在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谁已经开始搬迁了，他们有什么力量支持，没有能力搬迁的人将怎么办……
中国沿海地区
中国国家海洋局发布的《2007中国海平面公报》显示，近30年，中国沿海海平面总体上升了9厘米。其中，上海为11.5厘米，天津19.6厘米。预计未来30年，中国沿海海平面将上升8—13厘米。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人口稠密、经济活动活跃频繁的地区，受全球变暖的影响更大更明显。到2050年，上海海平面将较1990年上升70厘米。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徐明博士说，气候变暖对人类造成的最直接威胁就是海平面上升，特别威胁到沿海地区，风暴潮等将给沿海地区生态系统、特别是湿地系统带来破坏，也影响到航运工程。
“对上海来说，海平面上升最主要的影响就是海水倒灌——也不是说(海水倒灌)完全是气候变化造成的，它还与三峡水位运行管理、我们对长江上游水资源的管理调度有一定关系——但可以说气候变化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加剧了这个过程，或者说是这两个因素叠加造成的，那样损失更大。”
徐明强调，河口存在的风险应该引起上海市及周边地区的警觉，管理上要引起重视。一方面，加强长江上游的水资源运行调配，同时考虑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叠加效应，另一方面，要对沿海堤防进行加固，“以前在规划设计的时候基本都不考虑这点，因为会增加成本，但是当初不考虑，将来如果堤防失去防护作用了再重新加固，风险损失会更大。例如这些年世界银行投资4个多亿在华北地区支持农业灌溉建设，前年项目基本快完工了，却发现因为华北出现干旱，降水减少、地表温度升高、径流减少，没水可饮了。原来设计的时候没想到这个问题，现在基本成型了也改不了了。这是个风险管理优化的问题。” 撰稿·邵乐韵（记者）
难民是指一切由于种族、宗教、民族、加入某一社团，或政见不同等原因，不能获得原籍国保护；或原无国籍，现在原居住国之外，不能或不愿回原居住国的人。
从地理学角度讲，难民是人口迁移的特殊形式。因天灾、战祸、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宗教和种族歧视、国界变更等，导致大批人口被迫离开家园，流落他乡，形成强制性的迁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难民问题日益突出，主要集中在亚、非两洲，非洲难民主要来自南非和非洲之角，亚洲难民主要来自阿富汗、柬埔寨和越南。联合国1951年7月28日通过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1967年又通过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呼吁应给予难民基本人权，并设有难民高级专员负责监督执行难民公约及接助等事项。
难民是国际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是战争、种族迫害、部族矛盾、国家领土变动、政治避难、自然灾害、经济恶化等原因造成的一个不能或不愿回原籍国的群体，具有群体性、无助性、流动性、自发性和被动性的特征。
难民分为经济难民、战争难民、种族与宗教难民、政治难民、自然灾害难民等。经济难民是为了改善生活而“自愿”背井离乡的人，也称“非法移民”。自然灾害难民是因地震、严重的水旱灾害等原因被迫离开家园的人，往往能通过临时救济返回来源国。战争难民是为躲避战乱而逃离家园的人。每一类难民的属性又不是单一的，有时战争难民同时又是政治难民，灾害难民同时又是环境难民等。目前，国际上解决难民问题一般采用3种办法：自愿遣返、就地融合和第三国安置。
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规定缔约国应给予其领土上的难民一定的待遇，其中包括，在初级教育、公共救济、劳动和社会安全等方面给以国民待遇；在动产和不动产、自由职业、房屋等方面给以至少不低于一般外国人并尽可能优惠的待遇；各国应尊重难民取得个人身份的权利，给予难民身份证件和保护他们不被驱逐出境，并尽可能便利难民的入籍和同化。
“世上最大的悲痛莫过于失去祖国。”这是一位古希腊诗人对难民悲惨境遇发出的慨叹。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过去60多年来，全世界约有7500多万人因战乱、灾害等原因被迫离开家园。非洲和中东是世界上输出难民最多的地区。
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
来自联合国难民署
全世界共有约5,000万背井离乡的人--他们是到另一个国家寻求安全的难民以及在本国流离失所的人。他们中的75-80%是妇女和儿童。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关注着其中的2180万人。他们中约有一半是妇女和女童。
许多人是由于战乱而逃离家园的，近几十年来，平民在战争受害者中所占的比例大幅上升，伤亡者已从5%升至90%以上。小型武器造成的伤亡中，80%是妇女和儿童，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伤亡的军人。
家庭暴力是最普遍的虐待妇女的形式，妇女中有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受到伴侣的虐待。只有44个国家具体规定了保护妇女免受家庭暴力的措施。
妇女普遍受到性骚扰。在波斯尼亚和卢旺达，强奸成了蓄意要实现的战争目标。仅仅在一年的时间内，波斯尼亚就有20,000名以上穆斯林妇女遭到强奸，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行动中妇女幸运者的绝大多数都受到过性侵犯。
在全世界，每5名妇女中有一名是强奸行为的受害者，许多人是被认识的攻击者强奸的。性侵犯的40-60%是针对不到16岁的少女的。
目前，世界各地有300,000名以上少年（其中许多人为女难民）在充当儿童兵。女孩往往沦为不同形式的性奴隶。
今天，1,640万以上的妇女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而在过去几年，受感染的妇女在受感染人口中所占比例已从41%升至47%。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少女受感染的可能性比男孩高5倍。
引入性教育和安全保护程序可带来巨大成果。在乌干达，1995至1997年期间，受过教育的妇女的性病感染率下降了一半以上。
约有170个国家已签署《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它们是保护妇女权利和实现男女平等的主要文件。
1998年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使该法院有权裁决包括强奸、性奴役、强迫卖淫和强迫怀孕在内的各种各样的罪行。
被贩卖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尤其是那些被送往世界各地性行业的妇女。妇女特别容易成为贩卖的对象，因为许多妇女没有个人安全保障，没有经济机会或财产和土地所有权。被贩卖妇女中最大的一部分来自东南亚、南亚和原苏联各国。许多受害者是被绑架或被家人贩卖为奴的。
在卢旺达，估计有45,000个家庭的一家之主是儿童，其中90%是女孩。
全世界估计有13亿人（其中70%是妇女）生活在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的绝对贫困状态中。
新华社日内瓦６月１９日电（记者聂晓阳 施建国）在世界难民日到来之际，联合国难民署１９日发布报告说，截至２０１６年年底，全球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总数已经达到空前的６５６０万。报告说，这一数字相当于整个英国的人口，或者相当于全球每１１３个人中就有一人流离失所或成为难民。
这份名为《２０１６年流离失所问题全球趋势》的报告说，截至２０１６年年底，全球难民人数为２２５０万人，国内流离失所者人数为４０３０万人，另外还有大约２８０万人正在申请他国庇护。
根据这份报告，２０１６年全球流离失所问题最严重的国家是叙利亚，其次是哥伦比亚、阿富汗和伊拉克。其中，叙利亚难民人数为５５０万，国内流离失所者人数为６５０万，两者加起来有１２００万，占该国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二。
报告指出，２０１６年全球新增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人数为１０７０万，这相当于每３秒钟就有一人被迫离开家园。
报告说，截至２０１６年年底，全球８４％的难民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中，其中三分之一由最不发达国家接收。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波·格兰迪表示，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全球流离失所者和难民总数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进一步增长，这意味着导致大规模流离失所问题的根源并没有得到解决，同时这也表明了防范和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流离失所问题全球趋势》报告是联合国难民署对流离失所问题的年度统计评估报告。难民署在２０１６年的这一报告中说，导致全球难民和流离失所问题在过去５年里日益严峻的主要原因是冲突持续时间延长、新的冲突此起彼伏以及政治解决冲突进程滞后。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全球独自迁移的难民和移民儿童人数达历史新高，是2010年的近5倍。在2015和2016年，全球80多个国家共有至少30万名无人陪伴的难民和移民儿童，在2010和2011年这一数字是66000人。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指出，越来越多的儿童受到走私者和人口贩卖者引诱而选择高危险的路段进行迁移。儿童占全球人口贩卖受害者的28%。撒哈拉以南非洲及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情况更严重，儿童占人口贩卖受害者的64%和62%。走私者和贩卖者正在利用儿童获取巨大利益，很多难民和移民儿童被贩卖为奴或被迫卖淫。这一现象凸显了建立全球保护系统的必要性，以确保难民和移民儿童在移徙过程中免遭剥削、虐待和生命威胁。
儿基会指出，七国集团峰会5月底将在意大利召开，该组织呼吁各国政府采取6点行动议案，以保护难民和移民儿童的安全。该行动议案包括：保护难民和移民儿童，尤其是无人陪伴儿童不受剥削和暴力；停止拘留寻求难民或移民身份的儿童，并引入其他实用的措施；让孩子与家庭成员在一起，以提供保护和合法身份；让所有难民和移民儿童获得教育、健康和其他服务；展开行动解决大规模难民和移民的根源问题；加强力度打击过境国和收容国的仇外心理、歧视和边缘化现象。
另据国际移民组织最新统计报告指出，截至5月17日，今年经海路进入欧洲的难民和移徙者总数为5.47万人，与去年同期近19万人的数字相比出现大幅减少，其中近85%抵达意大利，其余人员则进入希腊、塞浦路斯和西班牙。但是，偷渡者死亡比例却大幅提高。今年截至目前，全球范围内共有1924名移徙者在偷渡途中不幸遇难，其中地中海水域的死亡人数达到1332人，与去年同期1384人遇难的数字基本持平。
据英国路透社11月11日报道，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希望在本周末举行的G20领导人峰会能将欧洲难民危机定义为一个需要多边应对的全球性问题。
据报道，20位世界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包括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巴西，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海边度假村讨论全球经济问题。
但欧洲，这个因饱受战争蹂躏的叙利亚、伊拉克和非洲难民不断涌入而面临危机的大洲，也希望G20能帮助它解决越演愈烈的难民危机。
作为G20峰会的东道主，土耳其已经从邻国叙利亚和伊拉克接收了200万难民。而成千上万的难民仍在继续他们的欧洲逃亡之旅。
一位欧盟高级官员表示：“20国集团必须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峻性，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他还表示，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和欧洲委员会主席容克，谁将代表欧盟向G20表明希望其宣布加快国际组织应对难民危机所需的资金流动。
他们还将争取其他20国集团成员的支持，特别是美国和阿拉伯国家能够发表声明，表明将准备接受更多难民。
该欧盟官员还说：“我们也希望在G20峰会的谈判桌上看到所有国家都能作出增加难民安置的承诺。”
但这项任务并不容易完成，因为G20成员国如俄罗斯或中国，并不认为难民将会是G20峰会的议题之一，因为迄今为止，20国集团只是一个论坛，以解决全球经济问题为主。
该官员承认“这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他表示，如果有几个国家一开始就持这样的立场，达成一致将会非常困难，所以“不期待任何壮观的承诺”。
据悉，欧洲之所以认为难民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是因为在世界的很多地方，由于多种原因，包括自然灾害，许多人都会流离失所。
但欧盟相信难民问题也适合20国集团峰会，因为大量难民的涌入已经对G20成员国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应该被提上议程。
2005年，来自马其顿的难民受到被驱逐出境的威胁，得到洛桑一所教堂的庇护。© Julie Hunt
瑞士人为自己的人权传统感到骄傲。长久以来，瑞士一直是战争或政治难民的避难所，他们及其祖孙也为瑞士做出了贡献。
据联邦统计局调查：2001年，瑞士的三分之一的居民是其他国家的移民或移民后代。
但在二战期间，瑞士曾遣送或驱逐了上千难民，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当时，瑞士拒绝难民的理由是：种族迫害并非政治迫害，因此犹太人享有政治避难的权利。当时所使用的口号是：“已经满船(难民太多了)”。除犹太人外，来自波兰及俄罗斯的奴隶工人也禁止入境；还包括企图逃避纳粹强迫工作及服兵役的法国及意大利公民。
瑞士接收了来自世界各国的难民。2001年，九万三千多外国人被接纳或考虑被接纳为政治难民。该数据比较前一年少了5.2%。2004年，瑞士的多数难民来自塞尔维亚和黑山。
与西欧其它国家相比，瑞士的避难申请人数与自身人口较高。根据联邦移民局的统计，2003年年初到2004年9月，瑞士难民与人口比例为441：100000。
难民人数在1999年达到最高，有48000个难民递交申请。2002年以来，难民申请人数开始下降。2004年的难民申请人数为14250人，达到十年最低数，比2003年几乎少了不三分之一。
“我们必须告诉你们：在我们学校，遣送难民的问题很受重视；一点没有考虑到他们回去的艰苦处境，就把他们送回去……我们无法想象：瑞士，一个和平的天堂，一个自认慷慨的国度，会把这些不幸的人们驱赶出国境……如果我们现在不做任何建设性的事情，那么赞扬瑞士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又有什么意义呢? 也许你们不得不服从命令，因此不能接纳任何犹太人，但这绝不是上帝的旨意。服从上帝应高于服从强权。”
选自一位来自瑞士罗尔沙赫(Rorschach)的14岁女孩的信中。这封信写于1942年9月7日。当时，瑞士政府刚刚宣布不再接纳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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