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劳动市场理论也被称为劳动市场分割理论（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是由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于1979 年首次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系划分为两个主要的层次，即资本密集的主要部门和劳动力密集的次要部门，这种划分直接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层次化；发达国家的本地劳工对高收益、高保障、环境舒适的工作趋之若骛，却不屑从事那些报酬低、危险度高、有伤脸面和有碍个人发展的工作，这就使得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存在对外国劳动力的内在需求，正是移民接受国社会经济体制的这种内在需求促进了当代世界人口的跨国迁移。
双重劳动市场理论较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现当代的国际移民很多发生在历史上彼此联系不怎么紧密的国家之间的难题，而且，该理论首次从移民接受国内在机制的角度探索了国际移民的成因。同时，这一理论也较好地解释了当代发达国家的一个矛盾的社会现象，即一方面经济生活不断膨胀、对劳工、特别是外国劳工的需求日益强烈；另一方面失业率和失业人员的数量一直居高不下。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发达国家的国民选择的是高端的经济部门，而低端的经济部门则是发达国家的国民不愿选择的，宁愿失业，领取失业保障金和社会救济金生活，也不愿意在那些低端的经济部门就业。而那些低端的经济部门又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正是这些低端的经济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才导致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外国劳工大量进入发达国家的移民事实。由此可见，外籍劳工的产生是发达国家的内需所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外籍劳工的存在并不对发达国家的国民就业构成威胁和挑战，这也有力回击了欧洲的极右翼政党关于外国移民抢占了欧洲国家国民的饭碗、加剧了就业市场的紧张状况的观点。
在“双重市场理论”的基础上，艾勒占德罗•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和罗伯特•巴赫（Robert Bach）进一步提出了“三重市场需求理论”，也就是在双重市场之上增加“族群聚集区”因素。他们认为，这一在移民族群自身发展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圈，对其原居地人群有特殊的吸引力：一方面，该经济圈的运作需要引进新的低廉劳力以增强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族群经济圈的形成，移民企业家的地位更显突出，原居地人群往往从这些成功者身上汲取移民的动力。
与其他移民理论一样，双重劳动市场理论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该理论的出发点是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只考虑了移民接纳国的对外国移民的需求因素，而忽视了移民输出国的供给因素。另外，20世纪80-90年代以后，大量的发展中国家的移民选择欧洲国家作为移民目标国的事实，也远不是双重劳动市场理论所能解释的。因为，除了国际劳工以外，90年代以后，欧洲所面临的移民问题，由于移民政策趋紧，劳工移民逐渐减少，而更多难民和非法移民却纷纷踏之而来。在这种背景下，长于解释国际劳工的双重劳动市场理论无法解释和说明其他的移民类型和移民现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的移民理论应运而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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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移民理论忽视国际关系、政治和国家因素对移民的影响不同的是，移民系统理论强调国际关系、政治经济、集体行为和制度因素对国际移民的影响。该理论认为，由于殖民、政治影响、贸易、投资和文化联系等原因，使得移入国与移出国之间形成了紧密而稳定的纽带，正是因为存在这个纽带因素，导致了后续的大规模移民现象的发生。墨西哥人向美国的移民，源自19世纪美国对西部的开发；没有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军事占领，也就很难出现如今那么多多米尼加人向美国的跨国移民；而朝鲜人与越南人象美国的移民，更是由于美国在上述国家和地区长期军事卷入的直接结果 ；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对英国的移民则与历史上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殖民统治息息相关。与此相似，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动向也倾向于流向各自的前宗主国：牙买加人移往英国，马提尼克人流往法国，而苏里南人则选择荷兰；阿尔及利亚人向法国的移民也源自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土耳其人向德国的移民则与20世纪60和70年代德国大量招募土耳其劳工密切相关。
移民系统理论认为，移民体系中存在着宏观与微观结构双重结构。宏观结构指的是世界上的政治经济状况、国与国关系，以及移入与移出国为控制移民与定居所制订的法律与各项制度，它对现代移民的产生与发展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而微观结构主要指的是移民链，移民链使得移民过程较为安全、稳妥，在增进新移民对移居国的了解、当新移民到达目的地后尽快找到工作并适应当地的社会环境等方面，移民链发挥着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家庭与社区在移民链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移民链一旦建立，便将按照自身的规律运作下去。移民系统理论还认为，对亚裔移民的研究表明，移民活动的决定通常是由家庭而非个人作出的。家庭提供了经济与文化的支持，使得移民活动得以发生和继续。因此，移民运动的产生就是宏观结构与微观结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
移民系统理论对于移民与定居研究的重要贡献在于，它结合移民与定居的实际情况而概括出一系列比较有价值的移民—定居模式，比如，波恩（W. R. Bohning）就曾经提出移民与定居的“四阶段说”，他认为，移民从发生、定居到生存、发展，主要是按以下四个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新移民（主要是年轻的客工）到达移入国；此时该批移民有两个主要特点，即向家乡汇款和预期在工期结束后启程回国；第二阶段，一部分移民留了下来，并基于血缘或地缘关系，发展出对其在新环境生存有帮助作用的社会网络；第三阶段，家庭团聚，长期定居意识的产生，对移入国的向往和与自身相同的族群和社区的形成、发展，使得移民日益倾向于在移入国永久定居下来；第四阶段，移民的生存与争取公民权与其他社会权利、法律地位的阶段。此时，移民输入国政府扮演了主要的角色：移民是最终取得平等的公民地位还是遭到排斥，悉数与该国政策及其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
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既然时代有着具体的时间、空间等因素的制约，那么，理论就必然具有具体时代的局限性。尽管跨国间的国际移民有着二、三百年的历史，但对国际移民的研究，仅仅才有短短的一百年的历史。而且，大规模的、多类型的国际移民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后出现的国际现象，因此，国际移民理论的研究，一方面还不成熟，尚缺乏系统的、有极强理论说服力的科学理论，而另一方面，这种理论研究的初始状况又为新的国际移民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广阔的理论舞台。
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是在推拉移民理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如果说，推拉移民理论着重的是社会综合因素，那么，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是着重从经济的角度来研究移民动因的。
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工资上的差距是移民产生的总根源；跨越国家的国际移民这种活动将使得国家间工资与福利的差距逐渐淡化、消失，因此，从总的趋势上来看，跨越国界的国际移民现象也会最终消失。这一移民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亚瑟•刘易斯（Arthur Lewis）、乔治•J•波亚斯（George J. Borjas）迈克尔•托达洛（Michael Todaro）等。这一理论不同于推拉移民理论的主要地方在于，该理论着重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移民行为产生的动因。按照波亚斯的说法，新古典经济平衡理论与“推拉理论”一样，都强调“个人最大效用原则”在移民过程中的作用。他说，“个人终将寻求能使其福利最大化的国家定居……此寻求受制于个人经济能力和移入与移出国的相关法律、政策。在国际移民市场，各种信息得到不断交换，各式买卖亦得以左右权衡……这些信息集中起来后，有的人得出留在国内仍较划算的结论；相反，有的人则认为出国更为有利可图” 。因此，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已经足以引发移民的浪潮。从长远看，不断发生的、旷日持久的国际移民终将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与工作条件趋于相同、从而获得整体经济的均衡。
显然，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只是从经济的视角去研究移民产生的动因，而忽视了政治因素、历史因素和国家的政策因素对移民产生的重大影响。因此，随着当代新的移民现象的出现，政治因素、历史因素和国家的政策因素对移民活动产生的影响程度越来越大，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的缺陷就逐渐显露出来。首先，研究和移民的事实表明，移民并非尽人皆可。成为移民的人群往往是那些面临经济与社会变故的社会中层人士，极少是不掌握任何移民资源的最贫困的人口。其次，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预言人口将由人口稠密地区迁往人口稀疏地区，这在解释部分地区的移民现实是有效的，但在另外一些地区却容易碰壁，很可能与当地国际移民的现实情况正好相反：比如荷兰与德国，两国均是人口稠密国家，却吸引了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最后，该理论无法解释，为何在相同的国家，人口流出或流入的情况存在巨大的差异? 即移民的地区倾向性问题。比如：为什么阿尔及利亚人通常移向法国而非德国? 为什么土耳其人更多的是移向德国而非法国?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最重要的缺陷在于无视政治因素、历史因素和国家政策因素对移民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华金•阿朗戈（Joaquin Arango）认为，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低估了非经济因素对移民的影响，“把所有移民的人都看作打工仔，对其他身份视而不见”。这一理论通常将政治因素，比如国家，视作移民过程的非正常干扰因素。然而，欧洲20世纪移民的历史和当代欧洲移民的现实都表明，作为移民接收国的欧洲国家，在移民的形成和发展的各个环节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劳动力政策、人口状况、人道主义等因素，都是发达国家吸纳移民的重要原因。
因此，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的理论基础，即个人依据自由意志和“最大效用原则”进行移民的观点，在解释早期自由移民现象上还有一定价值，但已不能解释当代国际移民的现实。综观西欧战后的移民现象，移民不单是个人的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移民是一种受政治、经济政策、人道主义等因素影响和决定的集体行为。在这种背景下，超越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的新的移民理论便应运而生 。
历史—结构主义理论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与世界体系理论有着紧密的关联的移民理论。世界体系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强权国家通过不平等的贸易而迫使不发达国家依附它们，形成世界范围内位于“核心”地位的工业化国家与被置于“边缘”地位的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不平等分工。虽然依附理论没有直接涉及到国际移民问题，但20世纪80-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国际移民问题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不平等分工问题结合起来，认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规律对国际移民有着强烈的推动作用，并将移民主要看作是服务于资本的廉价劳动力。主张大量劳工移民的产生，根源在于殖民主义、战争和地区间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劳工移民被看作是发达的资本主义核心国家与落后的第三世界的边缘国家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它与军事霸权、对世界贸易与投资的控制一起，使得第三世界国家依附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历史—结构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莱亚多•波赫底（Alejandro Portes）和萨凯斯•萨森（Saskia Sassen）
历史—结构主义理论的着眼点与“推拉理论”、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不同的地方在于，“推拉理论”着眼于个人的自愿移民、特别是1914年前横跨大西洋的欧洲向美国的移民，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将国际移民仅仅看作是移民的私人经济算计。而历史-结构主义理论则着眼于移民的宏观过程，并将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大量流入发达国家的劳工移民上。认为正是核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压榨，才导致了跨国移民和地区形势的动荡；跨国移民现象的实质，正是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渗透、扩张，使得边缘国家日益融入到以核心国家为主导的统一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从历史—结构主义理论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对其理论的影响。虽说历史—结构理论与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有诸多不同，但两者的相互渗透和交叉是显而易见的。
历史—结构主义理论对于理解某些类型的移民以及某些造成移民的动力机制是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对劳工移民的形成、发展历史、移民由前殖民地向宗主国流动的原因的分析，有着独到的见解。但是，历史—结构主义理论也有着自身的理论局限性。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忽视了人口国际迁移的历史因素、同时也低估了国家作用的话，那么历史—结构主义理论则高估了资本的作用，把资本看作是决定一切的因素，而对移民的动机及其行为本身重视不足。另外，历史—结构主义理论恰当解释了劳工移民这一类型，而对其他众多类型的移民，则往往是束手无策。因此，它遭到诸多移民研究学者的批评，也就不可避免了。这也预示着新的移民理论的诞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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