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浦路斯移民关注塞浦路斯移民经济: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9日表示,塞浦路斯将与中国密切合作,共同推进旨在连接亚欧经济圈、实现沿线国家共同繁荣的“一带一路”建设。由塞浦路斯商工会和塞中商会主办的主题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与塞浦路斯的参与”的研讨会当天在塞首都尼科西亚举行,阿纳斯塔夏季斯致信祝贺会议召开。
不久前曾对中国进行访问的阿纳斯塔夏季斯在信中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框架,也为稳定、和平和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
阿纳斯塔夏季斯强调,古丝绸之路的意义影响深远,在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道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说,相信通过“一带一路”这一伟大愿景提供的机遇,塞浦路斯能改善目前经济不佳的状况。
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经商参赞王亚平在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亚欧非沿线国家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地处亚欧非三大洲交界的塞浦路斯希望凭借自身优势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贡献、从而推动本国经济恢复和发展,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欢迎。他说,未来两三年将是推动中塞全方位合作、特别是经贸合作大发展的黄金期。
中新社会7月24日电 据BBC英伦网报道,英国伦敦政经学院LSE的研究认为,少数族裔进入大学的机会比较低。
在分析了2008年50000名大学入学申请者之后,伦敦政经学院得出了这个结论。英国大学联合会表示,各个大学正在努力研究如何解决少数族裔难以上大学的问题。
研究发现,即便是考虑了学业成绩、申请学生的家庭背景以及申请入学学校的类型之后,少数族裔大多还是难以取得入学许可。例外的是,南亚与白人混血以及华裔学生,这两个族裔群体并没有明显地难以进入大学。
研究还发现,英裔白人学生申请进入名校的成功率为71%,比其他任何族裔群体都要高。此外,孟加拉裔学生申请大学成功的比例为49%、巴基斯坦裔则为52%。
伦敦政经学院的小组也研究了不同的族裔群体,通常会比较倾向于申请哪些不同类型的学校。
研究认为,一旦把资格、家庭经济背景以及学业经历计算进去,没有多少证据显示说,来自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群体家庭的学生会不愿意或者是感到迟疑去申请名校。
伦敦政经学院的研究对象都是21岁以下、至少有两个通过A-level高中资格考试证书或相等学历的学生。
伦敦政经学院公共政策系副教授夏纳尔表示,虽然有不少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学生进入大学,但是“我们的分析,令人担心的是入学遴选过程的公平性”。
英国大学联合会的发言人形容此问题是个“复杂而且有挑战性的议题”,并说各个大学现在都在积极地处理。
该发言人还表示,伦敦政经学院研究认为“有问题”的是2008学年度,和6年前相比,英国高等教育的体制,如今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威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三年,驻扎在英国的美军官兵上演了一出荒唐的性闹剧。根据《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另外一项统计,英国1939年至1945年出生的530万婴儿中,1/3是私生子,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美国大兵留下的。
美军的性犯罪已成为令驻在国极为头痛的问题,英国人对这一点更是深有体会。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最近公布的解密档案显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三年,驻扎在英国的美军官兵上演了一出荒唐的性闹剧。他们在这里花钱买春,勾引良家妇女,一度把伦敦搞得乌烟瘴气,甚至美英政府都把这个本该避讳的问题拿到桌面上认真讨论,担心它影响军队士气和两国间的同盟关系。
伦敦海德公园成了美国人的“性战场”
1944年初春,每到深夜,当战时灯火管制开始后,大部分的伦敦街头已空无一人,多数伦敦人都回家睡觉了,但在伦敦西区的皮卡迪利广场,夜生活才刚刚开始。为了免遭德军轰炸,广场著名的标志———爱神厄洛斯的铜像已被拆下,但他的精神却无处不在。美国大兵从夜总会和酒吧里出来,一个个东倒西歪,“性致”正浓。在每个街头拐角,都有年轻的英国姑娘在等着他们。
美国兵一旦相中目标就会停下来。这时姑娘们会掏出火柴点着,让对方看清自己的脸,然后再往下照,让对方看清她们穿着高筒袜的腿,因为美国兵喜欢穿袜子的女孩。接着他们谈好价钱,通常3英镑左右,然后在军大衣的掩盖下,交易很快完成。这些姑娘又会去寻找下一个目标。伦敦人把这些妓女称为“皮卡迪利勇士”。美军军官则看不上这些“流莺”,他们喜欢去伦敦的高档住宅区,那里有穿着裘皮大衣的女人在等他们。伦敦西区的卖淫现象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当时的警察局长科尔在报告中把这里称为“美国人的殖民地”。
“彩虹俱乐部”是美国红十字会在伦敦西区开办的一家俱乐部,这里是美军寻欢作乐的大本营。俱乐部通宵供应食物,巨大的舞池可以同时容纳1000对舞伴跳舞。这里还有一个弹子房,一个自动唱片点唱机,一个擦鞋廊,但美军官兵最常光顾的是“预防中心”,因为这里从1943年起免费供应避孕套。此后的两年里,避孕套成为伦敦西区街头一道独特的景观,每天早上,清洁工都能捡到成筐的废弃避孕套。一位美国大兵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们正在开辟‘第二战场’。我无法描述海德公园夜幕降临后的情景和声音,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性战场’。”
美军掀起了英国的“性革命”
二战以前,英国人对性的态度还是相当保守的。当时的一项调查发现,90%的父母没有和孩子谈论过性的话题。性教育缺乏导致许多人性无知,以至于一些女孩认为,如果她们被男孩吻过就会怀孕。
美国兵的到来改变了一切,他们掀起了英国的“性革命”。他们从1942年起来到英国,为反击希特勒做准备,人数最多时达到150万。与此同时,大批英国青年应征到海外作战,在国内留下了巨大的两性数量差距。弗洛伊德的“战争性欲旺盛”理论在英国女性身上得到了验证。经过三年的“闪击战”、灯火管制和禁欲后,她们面前突然出现了这些高大、自信、轮廓鲜明的美国小伙儿,正如一位英国作家所说,“好像一部黑白影片中突然出现了亮丽的彩色,给女性黑暗的孤岛带来色彩、浪漫和温暖”。不仅如此,美国兵还“财大气粗”。在一小块黄油够全家人吃一个月的战争年代,美国大兵却能“慷慨”地散发讨女孩子欢心的礼物:巧克力、尼龙袜、带香味儿的肥皂等等。
美国兵无所不在。他们把英国姑娘带上吉普车,在乡村礼堂里和她们跳舞,还有人住进了当地人的空闲卧室。孩子们也喜欢他们,因为他们有糖果和连环画。但也有些美国兵让人讨厌,许多年轻的母亲受到过他们的骚扰。一到晚上他们就来敲门,谎称是某人让他们来的,如果遭到拒绝就死皮赖脸地说:“行了宝贝儿,我知道你丈夫不在家。”二战期间共有8名美军士兵因为强奸英国妇女而被绞死。
1943年,一位回国休假的英国士兵艾里克回到老家萨默塞特。有一次到舞厅跳舞,他吃惊地看到当地的姑娘们沿着墙站成一排,一个美国兵走上去挨个打量她们,选中其中最漂亮的一个,后者兴奋地和他跳起舞来。艾里克对这种奴隶市场似的做法感到恐怖。当这位相貌英俊的英国士兵走上去邀请她们跳舞时,却没有人愿意和他跳,因为他兜里没有钱。“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幕。”
美军四处寻欢,差点儿损失一个整编师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协约国军队中性病的发病率比德国高7倍,150万士兵先后撤出战斗接受治疗。如果他们洁身自好,很有可能改变战争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仍没有接受教训。1943年的前3个月,驻英美军士兵染上性病的比例为6%,是平时的6倍。一些士兵甚至错误地以为将它传给别人可以使自己痊愈。
这时英美两国政府都有些慌神了。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致信内政部,希望后者加强对卖淫现象的打击,因为“这不仅损害英国的形象,还危及到英美同盟,甚至可能被纳粹德国作为把柄开展一场宣传攻势———它会把英国描绘成一个堕落的国家,纵容放荡的女人去勾引美国大兵”。美军指挥官也担心部队的战斗力和士气因此受到影响。随后,在双方召开的协调会上,美军正式提出要求,希望英国方面拿出具体措施,加强打击妓女拉客现象的力度。
但英国警方感到无能为力。按当时的英国法律,开妓院是违法的,但卖淫和传播性病并不算。而且美军只受他们自己法律的约束,英国警察根本管不着。内政部的官员还指出,驻英美军性病蔓延的关键不在卖淫,而是与普通英国女性之间的性接触,其中绝大部分是双方自愿的。
尽管如此,英国政府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先是通过一项名为33B的法案,加强对性病携带者的查处。几百名妓女因此被逮捕。同时,英国政府大力宣传性病的危害,警告年轻女子洁身自好。美军也加强了对部队的管理,如实行宵禁令,加强宪兵巡逻等。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成功。在二战的最后两年,驻英美军的性病感染率降低了2/3,1.5万名官兵得以幸免。这相当于一个整编步兵师的兵力,如果少了他们,诺曼底登陆也许会受到严重影响。
美国大兵回国,英国男人吞咽苦果
对许多依靠美军士兵生活的英国女性来说,盟军登陆日(1944年6月6日)成了“失望日”,因为美军一去不返了。她们中一些幸运者与美军士兵结了婚,战后来到美国。“彩虹俱乐部”变成了“美军新娘”的突击培训学校,她们在这里学习美国的传统等对今后婚姻生活有用的知识。
美国大兵与英国女性之间的“战争蜜月”留下了许多苦果。在战争爆发前,大多数通奸离婚申请是由女性提出的,但是战争结束后,2/3的此类申请是由丈夫提出的。1945年,英国的离婚申请数量达到了1939年的5倍,美国大兵破坏了无数个英国家庭。根据《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另外一项统计,英国1939年至1945年出生的530万婴儿中,1/3是私生子,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美国大兵留下的。
核心提示:在战争的头两年中,苏联战俘之所以数量庞大,是由于德国在战场上占据优势。但是,事情不仅如此。苏联的许多居民,特别是不久前刚刚并入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比萨拉比亚、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的居民们,从一开始就把德国军队看成是自己的救星。
许多从高加索、中亚和波沃尔日等地区迁来的人民也并不是特别愿意为斯大林和苏维埃政权而战斗。被纳入红军的前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军队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拿起武器投向了德国人一边。
俄罗斯解放军
实际上,弗拉索夫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真正控制名义上由他指挥的俄罗斯解放军。他们上战场的时候,作战非常顽强。但是这与其说是自觉的英雄主义,还不如说是岌岌自危。弗拉索夫这类人在德军撤退时面临的是德国人的严厉打压,而俄罗斯战俘面临的是频繁发生的死亡。我想起了我的一个白俄罗斯远亲讲过的一件事,他在1944年7月解放布列斯特时还是一名中士。德军撤退后不久,有两个苏军上校来视察布列斯特堡垒,想看看它的防御工事。地下工事里藏着一个弗拉索夫排,他们打死了这两名苏军上校。红军战士开始寻找失踪的上校,他们最终发现了弗拉索夫排,并用发烟罐迫使他们投降。红军部队指挥员对俘虏们说:“我可以把你们送交法庭,那样你们肯定会被枪毙,但我现在打算问问战士们,看他们决定怎么处理你们。”红军战士用刺刀把弗拉索夫排的人一一挑死,根本不听他们解释为什么效忠于德国人。
从1942年起,德军高级将领们已经认识到,对付斯大林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俄罗斯解放军和俄罗斯傀儡政府,以及别的民族的政府和军队,这是在东线取得胜利的惟一办法。但是,直到1944年初,希特勒和希姆莱一直反对这一建议,他们只是把“东方领土”看做德国的殖民地而已。然而,随着德军在东线和西线不断的失败,纳粹的首领们也开始在这方面做出让步。还在1943年时,德军就建立起了一个东方部队司令部,把所有的苏联投敌者的武装都聚集起来。1943年4月6日,北方集群的参谋长金采利将军批评了建立这些武装的命令,他给东方部队司令格尔米赫将军写信,说他们的主要问题已经解决。信中说,“对于这些东方部队的战士们,他们的将来怎么办,战后他们的祖国在哪里”,因为,如果认为他们“愿意站在德国人一边作战,是因为他们为德国人把他们从布尔什维主义解放出来而感激”,这是大错特错的。“实际上,对东方部队的战士来说,问题就在于,是选择从布尔什维主义的奴役之下摆脱出来后接受德国人奴役,还是应该为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战斗。”
类似的建议即使要得到象征性的同意,也要等到1944年夏天德军在法国和白俄罗斯溃败之后。1943年9月14日,弗拉索夫被希姆莱召见。作为俄罗斯解放军的司令,弗拉索夫被告知,要想恢复1939年9月1日前俄罗斯的疆界,必须赋予非俄罗斯族和哥萨克地区更大的自治权。希特勒和希姆莱同意组建俄罗斯解放军第1师(第600步兵师)。1945年1月,开始组建俄罗斯解放军第2师(第 650步兵师)。1944年秋天时,德国人准备向阿登地区发起反攻,打算给西方盟国以毁灭性打击,并迫使他们单独媾和,然后把所有兵力调集到东线,粉碎红军,而在东线俄罗斯解放军的部队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
1944年11月14日,在布拉格成立了以弗拉索夫为首的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他把俄罗斯委员会和其他民族的委员会,以及在德国人庇护之下(除了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以外)建立起来的其他军事力量联合起来。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通过了宣言,这一宣言基本上是重复了1942年12月27日俄罗斯委员会的宣告的内容。不过,宣言中只字未提向“英美资本家们”开战的事,对于德国的帮助则表示欢迎,“但是带着一个前提,即不损害我国的尊严和独立”。宣言同时强调,此时德国的援助是可以同“斯大林匪帮们”进行武装斗争的惟一机会。在宣言中,还表示了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愿意在战后同所有的国家维持和平友好关系。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还指出,现在红军向东欧、中欧和巴尔干半岛进军,战争已经明显演变成苏联人进行的侵略战争。这些内容给人的印象是,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宣言与其说是针对红军和苏联居民的,还不如说是针对西方盟国的。鉴于德国人注定很快要灭亡,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成员们转而希望得到西方盟国的庇护。
“苏联的”党卫军41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战斗机,从战争一开始就袭击了西乌克兰的苏军,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反苏组织甚至在德军还没有到来之前,已经占领了包括考纳斯在内的一些城市。由于斯大林多年实行恐怖政策和苏维埃制度本身的问题,俄罗斯、东乌克兰和东白俄罗斯部队中的许多战士和指挥员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战斗力,轻易就缴械投降了。
我已经谈过德国领导人对于开展俄罗斯解放运动这一建议本身怀有敌意,这在一些部队的地位上体现了出来(这些部队后来被编入弗拉索夫领导的俄罗斯解放军)。
但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部队的情形有所不同,甚至连立陶宛的部队或多或少也是这种情况,因为德国人最后还是准许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可以实现有限的自治。说实话,对待立陶宛的态度要差一些:与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不同,他们不被看成是雅利安人。所以,立陶宛党卫军师的组建要比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晚一些。
1944 年秋天以前,民族主义武装也为德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很早以前,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师就已经在前线作战了:党卫军第15师(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师,但拉脱维亚人占多数)、党卫军第19师(拉脱维亚师)和党卫军第20师(爱沙尼亚师)。由乌克兰人组建的党卫军第14师1944年夏天在布罗德陷入重围,突围出来之后,经过改编,在战争将要结束时再次投入东线战场南部的战斗中。从1943年起,第162步兵师开始在意大利进行战斗,它是由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突厥人组成的。德国冯·潘维茨将军领导的第15骑兵兵团在南斯拉夫作战,其中第1和第2骑兵师就是由顿河、库班、捷列克河和北高加索的士兵组成的。当时,还组建了布罗尼斯拉夫·卡明斯基指挥的俄罗斯解放人民军的党卫军第29师。卡明斯基以前坐过牢(刑事犯还是政治犯不详),曾住在布良斯克州的洛科济,在一个化学工厂当过工程师。德国人来了以后,他就领导了“地区自治”行政机关和同游击队作斗争的民兵组织。然后在民兵组织基础上建立了党卫军旅,这个旅在德国人走了以后,被调去同白俄罗斯的游击队作战,后又于1944年同华沙的起义者们作战。
在镇压华沙起义的过程中,卡明斯基的士兵们无情地屠杀平民。德国人决定逮捕卡明斯基,于是他跑到了喀尔巴阡山的塔尔诺波尔地区,企图同反共的乌克兰起义军汇合,但是11月份被德国安全机关的间谍杀害。之后党卫军第 29师被并入了俄罗斯解放军第1师。党卫军第30师由西格里格中校率领的旅组成,主要由白俄罗斯自卫武装组成(成员主要是一些以前被俘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后来这个师被合并到俄罗斯解放军的第1和第2师。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德国把党卫军第30师改编成了一个白俄罗斯民族师,成员主要是和德国人一起撤退的白俄罗斯投敌者。1945年4月,这个师被调集到了意大利战场,但最后仍没有参加战斗。
对于苏联大部分的非俄罗斯民族来说,与德国合作也是为了反对苏联损害他们的民族文化并使他们俄罗斯化的政策。对于二战中民族主义运动的悲惨处境,白俄罗斯的一个士官对俄罗斯解放军曾有过准确描述:“我们根本没有这样做或那样做的选择。如果德国人获胜,他们就会把我们全部消灭,如果苏联人获胜,他们就会消灭我们的文明并使我们的民族同化……没有第三种选择。”
由于这个原因,德国人与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演变十分有趣。战争刚开始,以斯捷潘·班杰拉为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就在利沃夫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是只过了几天,这个政权就被德国人摧毁,而班杰拉本人也被押送到扎克先豪津的“政治堡垒”。那里关押着一些政治犯,德国人企图与他们进行谈判。
以安德烈·梅里尼克为首的另一个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毫无保留地站到德国人一方,但是在乌克兰人中没有什么威信。班杰拉的人建立了乌克兰起义军,这个军队不仅同德国人作战,而且也同苏联的游击队作战。他们一直积聚力量,等待时机,希望将来德国人由于失败而被迫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签订政治和约,或者等到西方盟国向乌克兰发起进攻的那一天。
1944年10月,德国人被迫放弃乌克兰,班杰拉被释放。虽然没有达成和约,德国人开始给乌克兰起义军提供武器,并把他们的领导人派到苏军的后方与红军作战。
被强制剃光头的法国妇女
等待审判的所谓“通敌者”妇女
在法国,有20多万人几乎被人遗忘,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份,因为他们的身世特殊,是二战期间法国妇女与德国入侵者的私生子。60多年来,他们忍受了常人难以想像的痛苦和耻辱,生活在巨大的心理阴影中。据英国《独立报》3月7日报道,随着德国同意给予他们德国公民身份以及法国方面不再回避那段历史,他们的处境终于得到了改变。
“战争私生子”的苦难人生
1944年10月出生的法国人德洛米在诺曼底的利雪地区长大,在很小的时候,他的同学甚至是他的舅舅就叫他“私生子”或者“德国佬的儿子”,他当时不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是觉得自己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因为从一开始他的生活就跟别人不一样,出生后是他的外婆抚养他。几十年后,他才清楚为什么他在童年没有见过妈妈,因为她妈妈因与一个德国士兵同居而被以通敌罪送进监狱。
德洛米并不是法国唯一的“战争孩子”,在法国,像他这样的人有20多万,他们是入侵法国的德国军人与法国妇女生的孩子。他们一直活得“毫无价值”,而且身份不明。
德洛米在成长过程中一直觉得人们似乎在守着一个秘密不愿意告诉他。12岁时,他就产生了怀疑,当她妹妹出生时,他看到了家里的户口本,发现在自己名字边的空白处写着“私生子”。17岁时,他再次问母亲,但她暴跳如雷,摔门而出。21岁时,他服完兵役,然后到巴黎工作,终于从外婆处发现了秘密。外婆拿出一个发了黄的信封,里面有他母亲与一个德国军人的照片。原来,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德洛米的妈妈在德军的食堂当服务员,与一个名叫汉斯·霍夫曼的德国军人产生恋情并同居,生下了他。
由于有关德国人的档案几乎都毁于轰炸,德洛米寻找生身父亲的路寻常艰难,持续了整整40年。直到2006年,德洛米才在朋友的帮助下知道了父亲的命运:1945年4月25日,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在与美国军队的一次战斗中被杀。德洛米还发现,他有一个兄弟和一个姐妹生活在德国。
“光头妇女”的耻辱
像德洛米的母亲一样的法国妇女有很多,她们因与侵占法国的德国军人有染而被称为“通敌者”,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和侮辱,最大的侮辱莫过于把她们的头发剃光。
战争结束后,德国人撤离法国,与德国军人同居的法国妇女的苦难日子也开始了。一些法国人千方百计找出这些“通敌者”,对她们进行严厉惩罚,把她们剃成光头,让她们赤脚半裸,头上画上纳粹符号,在大庭广众下游街,遭受众人的嘲笑和侮辱。有些人被卡车拉着,人们敲锣打鼓,好似一场狂欢。在人们的一片嘘声中,那些妇女羞愤无比。在一些极端情况下,有些与德国人睡过觉的法国妇女被活活打死,有些人则不堪侮辱而自杀。
其实,说这些法国女人“通敌”并不准确。一些人本来就是妓女,她们与德国军人只是交易,都与政治无关。有些法国女孩儿只有十几岁,不懂事,与德国军人私通只是因为无聊或者逞能,或者是受了欺骗。还有许多情况是,有些中学女教师自己单住,德国军人就被安排在她们那里居住,她们也被冤枉与德国军人有染。还有一些流产的女人也被人怀疑与德国军人通奸后怕出事才去流产,她们也被冤枉。当然,还有许多年轻的妈妈,她们的丈夫要么在前线,要么在战俘营里,在战争期间,她们得不到任何支持,与德国军人在一起是为生计所迫。正如当时的一个德国作家所说,“食品就是力量”。
欧洲共有80万“战争私生子”
在欧洲,不只法国有一群遭到歧视的“战争私生子”。在整个欧洲,共有80多万名德国入侵者与当地妇女生的孩子,他们中的很多人出生后也有着同样的命运。
在挪威,这样的“战争私生子”有1万多。战争期间,纳粹头子希姆莱鼓励德国军人与当地的挪威妇女进行感情联络,生下的每个孩子都有编号,德国政府给予支持。但战争结束后,这些“生命之源”计划产生的孩子却受到了残酷对待。比乔恩·莱格费尔德的父亲就是一名德国军人,他回忆说:“人们对我们充满了仇恨。我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也因为是德国军人的私生子而被放进猪圈里。人们用酸给他们洗澡,直到洗得没有皮肤,因为我们必须要洗掉纳粹留下的气味。”编号为2620的杰德·弗雷谢尔就因为是纳粹的孩子而受到继父的虐待,经常遭受毒打。
最近,情况出现了转机,这些几乎被人遗忘的“战争私生子”的处境得到了改善。1年前,德国政府宣布给予那些生活在法国的德国士兵的子女双重国籍。在德国入侵法国前6个月出生的法国外长伯纳德·库什内,近日也宣布帮助这些法国公民取得德国公民身份。他说:“他们是战争的无辜受害者,他们并没有看到战争,但法国和德国一直对他们的痛苦视而不见。这些孩子已经长大成人,60多年后,他们要求我们承认他们的价值、他们的生命,首要的是他们的身份。”德国给予这些孩子德国国籍,是对战争的补偿,而法国承认他们的身份,也是对他们受到的苦难的一个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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