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日本电影《望乡》的人们，还会记得由日本著名电影演员田中绢代扮演的老年阿岐婆的银幕形象，以及老年阿岐婆所控诉的日本妓女漂泊海外的悲惨历史。当时，日本电影《望乡》曾经震撼着亿万中国电影观众的心。
其实，从日本幕府末年（1897年）开始，直到昭和初年（1920年），日本政府为了积累资金发展资本主义，曾把贩卖日本妓女到海外作为谋取外汇的一种不光彩手段。许多出身于下层贫苦人家的日本年轻女性，为了挣钱养家，或是为了替家里还债，被迫远离家乡到南洋卖身。在漫长的岁月里，她们为日本政府赚取了大量外汇，为父母及家庭赚取了一定钱财，但最终命运留给这些日本女人的却是精神和肉体上无法愈合的巨大伤痛。
日本电影《望乡》，取材于日本学者山崎朋子的《山打根八番娼馆》，属于社会性非文学类作品。描述研究亚洲女性史的圭子，为了调查海外卖春的情形，而到当年输出卖春妇最多的九州岛原及天草等地采访。本片通过描写一个海外卖春妇的一生，来看明治时期的日本女性史，另外也尝试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现代史，并以这不幸的、没有人性的近代女性悲史，真实而又严厉地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
日本电影《望乡》所反映的日本妇女海外卖春等现象，如今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在如今的日本确实有着世界上少有的、庞大的色情业合法经营的市场。近有报道称，日本全国每年色情业的规模大约在1000亿美元左右，日本各地每年的性行业交易额已占到日本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1.5%左右，据说与日本每年的国防预算不相上下。日本色情业有如此之大的经济收益，难怪日本政府时至今日对此依然情有独钟？！
据史料记载，早在1872年10月2日，日本明治政府就公布了一道“娼妓解放令”。随后，日本的一些政府官员、政客便利用各种机会大肆宣传和鼓噪“妇女要解放性的生产力”，竭力鼓吹和推动日本妇女“走出去”，到海外为国家为家庭赚取外汇。
也正是在如此狂热的鼓噪之下，从幕府末年到明治时期，直至一战结束时的大正中期，日本国内有成千上万的年轻妇女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到海外卖身谋生。她们北至西伯利亚、中国大陆，南到东南亚各国，甚至有人到达印度、非洲和欧洲，足迹遍及世界各地，日本几乎成为输出妓女的头号品牌国家。
日本的确是个资源极度贫瘠的国家，人口众多，耕地稀少，物产匮缺，尤其是日本北陆地区，气候条件极其恶劣、土地稀少，男性人口多以种地、捕鱼为业。而日本北部地区的女性，一向却以性情温柔、肌肤雪白而成为有名的越后艺妓。在日本政府官员、政客的狂热鼓噪下，日本北部那些年轻女人于是就成为了日本政府赚得巨额的“硬通货”的中流砥柱。
据史料记载，当时日本妓女在海谋生的据点，大体主要在下面三个地区：
一是上海和香港。据当时的日本人高桥谦描述：明治19年，日本邦人定居上海的有700人左右，除了邮船支店、三井物产支店、乐善堂药店和二、三家杂货铺之外，过半数是娼妓馆。她们的生活来源支柱就是卖淫，有了这皮肉生意，带动周边饮食、旅馆、杂货业的繁荣。而香港的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是中国东北地区。早在1903年日俄战争之前，俄罗斯学者就曾在其租借地旅顺、大连一带作过调查，仅那个地区就有日本娼妓201名。根据大江志乃夫的统计，日俄战争结束后，中国东北的日本娼妓数量骤增，人数达到1403名，占到当时在留日本人2582名总数的54.3%。这也就是说，中国东北地区在留的日本人中，半数以上都是日本娼妓。明治36年2月9日《朝日新闻》刊登著名记者内藤湖南的文章，他估算在中国满洲各地大约5000日本邦人中，至少有六七成是在操皮肉生意。
三是南洋地区。从18世纪初年以来，日本妓女蜂拥而至。当时的南洋，由于橡胶和锡矿的开采，经济颇为繁荣。日本妓女的美貌和温柔很快压倒了南洋各地其它娱乐项目，轰轰烈烈地构成了一种新的热门娱乐服务业。日本妓女以其柔弱之躯，对那些尚未开化土著居民及各界男士们展开强大攻势，书写了一段令人无法释怀的“卖春史”。
日本学者人江寅次在《海外邦人发展史》中这样写道：明治33年，在西伯利亚一带的海外邦人往日本国内汇寄现金多达百万元，其中63%以上为在海外的日本妓女所汇寄的。《福冈日日新闻》的探访报道称 “从岛原的小滨署管内四个村子远航而的日本女性，去年向家乡的父兄送金达12000多元。全岛30个村子，合计则突破30万元”。在“硬通货”奇缺的明治、大正时期，这批日本妓女那带血的卖身钱，对当时日本的富国强兵起到了非常大的刺激推动作用。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的日本政府虽然公开提出了“文明开化”的口号，但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加强日本海外妓女的管理。日本海外妓女的大量存在，一方面虽然解决日本国内的社会贫困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为日本政府赚取大量外汇，同时通过日本妓女在海外形成新的日式妓女市场消费方式，又极大地刺激和促进日本经济的顺利输出。
一战后，日本政府虽然下决心推行废娼令，但其效果和影响也是极为有限的。一则是海外妓女遍地开花，日本政府鞭长莫及；二则是日本对废娼后的新生政策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安排。诸如，日本海外妓女“从良”后究竟如何生活，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也极难落实，因而日本的废娼令自然也就难以向纵深推进。
比如，在日本投降后的中国上海，一群日本妓女如热锅上的蚂蚁，她们卷着金银珠宝，却不知道路在何方。她们坐在人力车上，任凭车夫在上海马路上四处游晃，到夜深人静，车夫早已精疲力竭，而日本妓女的脑子里却依旧一片空白。最后车夫问：“妹妹你到底要去何方？”日本女人说：“妹妹无处可去，只请哥哥收留。”同是天涯沦落人，车夫生活于社会最底层，求温饱尚是个问题，天上突然掉下个有钱有貌的妹妹，此等好事何乐而不为？于是乎，双双钻进了车夫在黄浦江边搭的破茅屋。翻阅1945年日本败战后的上海旧报纸，诸如此类的“喜剧”故事随处可见。
尽管当代日本政府刻意回避这段不光彩的日本娼妓史，并竭力设法抹去其相关历史记忆以及相关细节，但历史却是不可以掩盖的，也是否定不了的，同时由历史所带给今天日本的那些印记和痕迹也更是难以消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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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阅读
新加坡《联合早报》6月9日报道称，根据联合国“世界移民报告”，2013年中国大陆以930万移民数量，位居印度、墨西哥和俄罗斯之后，成为全球排名第四的移民输出国。事实上，这里的“930万”并非一些媒体报道的“中国2013年对外移民930万”，而是截至2013年的累计移民总数，即海外移民存量。中俄印3个“金砖国家”成为排名靠前的移民输出国，引起很多关注。是俄罗斯和印度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离乡背井？是否带来人才流失的担忧？他们在海外的生存状况以及形象如何？本报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俄印不同移民路
按照国际移民组织的界定，国际移民通常是指为在其他国家定居而跨境流动的人群，包括暂时性居住。最近媒体热炒“中国930万人移民”，相关数据并不新鲜。2013年12月17日，美国皮尤中心援引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数据称，中国在移民输出国排行榜上，从1990年的第7跃升至第4，移民人数从410万增至920万，排在印度(1420万)、墨西哥(1320万)和俄罗斯(1080万)之后。
作为最大的移民输出国，印度的海外移民大体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初到1947年印度独立前，移民主要为契约劳工，去向为英、法、荷等国在西印度群岛、东南亚和印度洋的一些岛屿及非洲殖民地。第二阶段是印度独立后，先是一批英印混血儿移民英国，接着欧洲战后重建，大量印度劳力赴欧，与此同时专业人士、工匠等纷纷出国寻找机遇，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大量技术工人涌入海湾国家。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各类专业人士和知识精英前往美欧，印度经历着第三波移民潮。
俄罗斯的移民潮要从苏联解体时算起。冷战时期，合法的苏联国际移民极少，因为苏联地区与西欧和北美国家禁止人员流动。伴随着苏联消亡，一大批人踏上出国之旅，很多人去了原苏联国家。1989年，苏联出境移民达69万，1995年，仅前往德国的俄罗斯移民就达8万，直到2004年俄出境移民才减少为4万左右，但移民潮仍在持续。俄国际文传电讯社2013年6月援引列瓦达民调中心的调查称，希望移民国外的俄罗斯人已占居民总数的22%，最希望移民的是大学生和在校学生，接下来是企业主、公务员、知识分子和家庭主妇。
《环球时报》记者的朋友亚历山大早就立志去德国定居，他和女友是从远东地区来莫斯科“讨生活”的年轻人，只把在莫斯科当白领的日子看作生命中的一小段经历。亚历山大说，对他这种“没有可歌可泣家庭背景”的年轻人来说，莫斯科不是久留之地。在“官二代”、“富二代”现象同样触目惊心的俄罗斯，家境普通的年轻人很难通过自己的打拼来改变生存轨迹和人生命运。
对一些靠父母拥有了钱财和事业的年轻人来说，移民也是不错的选择。但他们不会选择纽约、柏林或巴黎，一个原因是他们仍然要靠自己的俄罗斯背景来做生意。另一个原因是“不能嗅不到俄罗斯的味道，看不到俄罗斯的风景”。于是美丽的波罗的海三国、幽雅的捷克成了俄罗斯移民的新宠。
人才外流都是隐忧
不少行业人士认为，富裕阶层和知识精英正成为中国新一轮移民潮的主力，移民人口日益偏向中产阶级。这与俄罗斯和印度当下的移民构成相像。因此，与人才外流话题在中国引起关注相似，俄印都很关注移民问题。
对俄罗斯来说，人口问题似乎永远是摆脱不了的伤痛，而造成“人口危机”的原因又恰恰是它自己。如果说苏联刚解体后的移民大军人口构成有高有低，那么近10年“逃离”的人群可以说是清一色的中产阶级。面对人口流失，上世纪90年代，俄政府开始制定吸引海外俄罗斯人回归的政策，比如颁布《国籍法》，对原苏联国家的居民作出新规定等。2006年，俄政府颁布“鼓励俄罗斯人海外移民自愿返回俄罗斯的国家规划”。但整体看，收效甚微。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在俄罗斯，除了一些学者以及爱拿政治说事儿的反对派政客，普通人对移民现象没有太多争论。相比之下，莫斯科人对日益增多的外来移民倒是满腹怨言。根据联合国去3年的报告，俄境内外来移民1100万，仅次于美国。
按俄罗斯人的观念，移民现象折射社会现实，它既能够反映某种社会问题，也会传递出社会发展的脚步声。一个人选择去哪里生活，那首先是他的个人自由，可以自由地离开或回归，才是问题核心。俄作家扎哈罗夫曾说，不要对移民的离去说三道四，暂时的远离或许是为了更好和永久地回归。俄罗斯人离不开俄罗斯，他们不管到了哪里，永远是俄罗斯人。
印度的人才外流与印度国家政策及发展状态相关。独立后，印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经济政策保守，1974年印度所得税税率曾高达97.75%。印度近年来的人才流失，原因则是国内经济发展有问题，特别是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导致人才需求失衡。正如印裔美国作家萨丽塔·沙瓦特所说：印度外包行业仅吸收7%-8%的工程类毕业生，却使整个印度教育改变方向，以满足美国电脑产业的需要。此外，印度各级政府和许多大企业管理落后、腐败严重，也是原因。
印度国内对于移民导致人才流失存在争议，一方面认为人才流失制约并影响了印度发展，应当采取措施留住人才并吸引人才;另一方面，一些人认为海外印度移民为印度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比如软件服务外包和生物医药的巨大发展都与印度的海外移民息息相关。鉴于此，印度政府双管齐下，既限制人才外流，又创造条件，争取吸引更多人回国。
“模范少数族裔”
在一些印度人的早期移居地中，印度移民占据重要地位，甚至成为主人。印度洋中的岛国毛里求斯，大部分人口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后裔。圭亚那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分别有48%、40.3%的人口是印度后裔。但总体看，印度移民主要流向发达国家，移民素质较高且比较富有。
2003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说事栏目在关于“美国从印度进口什么”的节目中称，“美国从沙特阿拉伯进口石油，从日本进口汽车，从韩国进口电视，从苏格兰进口威士忌，从印度进口什么呢？答案是人，是高科技人才。”印度亚洲新闻社2009年的一项统计显示，在美国，成年印裔人士中74%具有本科以上学历，高出全美平均水平;在美国硅谷2000多家新崛起的移民高科技企业中，40%由印度人创办。
美国《福布斯》曾报道称，大部分美国人对印度移民的印象是：非常擅长拼字比赛。在2014年全美拼字大赛由两名印度裔少年同时获得冠军后，1999年以来的17位冠军有13位是印度裔。文章称，事实上，印度移民的成功表现在诸多领域，印裔美国人是新的“模范少数族裔”——该词可追溯至上世纪60年代，华裔、日裔和韩裔美国人因教育程度高、收入高而获此称号。在美国人眼中，印度人既擅长数学、逻辑、推理，又能讲流利英语。这些优势塑造了印度人“文明有教养”的形象。在英国，印度移民也是所有少数族群中最富裕的，但英国影视剧中的印度移民形象两极化：一类是老实憨厚的仆人，一类是精明的商界奇才。
与印度移民相比，尽管美国的中国移民在参政方面表现得更活跃，但整体看，在教育、就业和收入方面与印度移民存在差距。英语能力是中国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一大短板。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公布的报告显示，中国移民约有3/5英语能力有限。中印移民的差异在其他国家也有体现。在新西兰，印度移民融入社会的程度明显优于中国移民。且不说口音如何，印度移民至少在表达能力和写作水平上实现了“英语化”，但很多中国移民做不到，尤其是中老年人。
对于中国海外移民的形象，西方文学及影视作品中多有塑造，但往往比较偏颇。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的路阳博士对《环球时报》说，早期的华人移民多体现出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族群形象，但由于以低下阶层为多，国外媒体及公众习惯性地借“唐人街”、“脏乱差的生活环境”等看待。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新移民的整体素质得到提高，更容易在当地发展，成为一些国家的“模范少数族裔”。当然，由于国内生活条件和教育等的限制，不少移民在移居地表现出不文明行为。
与中印海外移民相比，俄罗斯移民受关注度不太高。美国2012年的报告显示，出生在俄罗斯的移民在美国有近40万。在美国的统计中，俄罗斯移民通常被列入“东欧移民”。俄罗斯移民在美国政治、社会和经济活动中影响有限，所以常常不被关注。在南加州华裔社区，俄罗斯移民的出现经常与音乐和绘画等艺术有关，比如经销钢琴乐器等。
在加拿大，早期的俄罗斯人很多选择务农，近年来则从事各类职业，其中选择教科文卫工作的比例较高，并涌现出前联邦保守党领袖叶礼庭、著名外交家黎义恩、“世界环球小姐”娜塔莉·格列波娃等知名人物。在英国伦敦，著名的富人区贝尔格拉维亚由于聚集了很多俄罗斯富人，被外界戏称为“伦敦格勒”。在英国影视剧中，俄罗斯移民往往是流亡寡头，或是与特工部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神秘人。在德国，二战后俄罗斯移民曾是“伏特加”的代名词，上世纪90年代，许多俄罗斯富人定居德国后成了“暴发户”;现在，随着高学历移民的到来，俄罗斯移民多了点“技术味”。
了解到，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近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香港一手楼盘的施工量及落成量均录得下跌，不过，港府强调未来4年将可供应7.1万个住宅单位。
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香港一手私人住宅施工量为1.41万个，按年下跌约24%。其中，第四季的施工量为3500个；落成单位数量则创出自2009年以来最少，去年全年共有8300个单位，较2012年减少18%。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强调，如果加上市场上正在兴建以及已批出的土地，预期未来3、4年将可提供合共7.1万个单位，潜在供应量连续第三个季度高于7万个的水平，较以往有大幅增加。香港地产业人士分析认为，香港楼市短期供求处于平衡，预期楼价可暂时维持平稳。
据悉，为了让高企的香港楼价降温，香港特区政府在2013年推出一连串“辣招”调控楼市。香港地产网站“GoHome”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发现，43%受访香港市民希望特区政府在上半年维持调控措施的现状，另有30%的受访者认为应继续“加辣”，支持完全撤招的受访者比率仅为8%。
据悉，这次调查于去年12月进行，共访问了2575位香港市民。调查结果还显示，近年来，香港投资者转战海外房地产市场有升温迹象，本次有28%受访者计划在未来一至两年内在海外置业。
中国以出口廉价商品闻名于世，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正在为世人所知。中国劳动力出口大多输往国外的工厂，许多人随中国公司海外投资或承建工程项目而来到国外。中国公司赢得竞标修建发电厂后，这些工人随着公司来到这里，他们都是非常熟练的技术工人。
海防东北部的建筑工地旁，出现了中国工人村，住的都是中国人。这里有集体宿舍，以及打着中国字招牌“中国饺子馆”、“炒饭”等的饭馆，货币兑换处，还有按摩院，甚至有一条路已经命名为“广西路”，这条路住的全是来自中国广西的工人。
当中国和日本公司来到越南北部村庄中山（TRUNG SON）合建一座热电厂时，村落的村民感觉好像已经掘到了“金子”，因为这座工厂将会产生成千上万个岗位，或者说村民希望会有这样的工作岗位。
4年后，越南海防热电厂（Haiphong Thermal Power Plant)项目临近结束时，只有数百个越南人在该项目找到了工作。海防热电厂项目雇佣的工人中绝大部分是中国人，在高峰时期曾有1500名中国工人，其中数百人还在这儿，他们白天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辛勤劳作，夜晚睡在昏暗的宿舍里。29岁的越南电工阮泰邦说：“在这儿的中国工人征服了越南工人。”
中国以出口廉价商品闻名于世，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也正在为世人所知。中国劳动力出口大多输往国外的工厂，许多人随中国公司海外投资或承建工程项目而来到国外。他们从事的工作范围很广，让人感到非常惊讶。有的人在荷兰种植花卉，有的人在新加坡从事高级文秘，有的人在蒙古国从事放牧工作，甚至有人在中东国家送报纸。
但是，劳动力出口的浪潮已经遭到挑战。亚洲到非洲已经有集体抗议中国劳工的事情发生，其中越南和印度已经提出实行新的劳动法规来限制外国公司，并且对入境的中国劳工人数做出了明确限制。在越南，持不同政见者和知识分子利用中国劳工问题来质问执政的共产党。一位律师起诉总理阮晋勇批准中国铝土矿开采项目，国民议会也质疑高层官员和中国签署的这个合同，这些举动在这个集权国家是不寻常的。
尽管如此，当中国国有建筑公司在海外赢得竞标修建发电厂、工厂、铁路、公路、地铁和体育场馆时，不断有中国工人跟随公司涌向海外。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表示，今年1到10月份中国公司在海外完成了总价值580亿美元的项目，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3%。
中国商务部说，截至2008年底，从安哥拉到乌兹别克斯坦，从伊朗到印度尼西亚，大约有74万中国劳工在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其中有58%是2008年派出去的。这些在中国招募的工人，有的是企业直接招聘的，有的是通过劳务输出机构招聘的。在中国有500个合法劳务输出机构的以及许多非法的劳务输出机构。中国输出的劳动力并不总是很便宜的，只是他们往往很熟练并且比本地的工人更好管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刁春和会长说：“不管你怎样评价海外中国工人所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但是中国工人技术熟练等优势已经为众人所称道。”
越南工商总会前副会长说：“在越南一些地方已经出现许多中国工人村。其它国家的公司做类似的项目时还没有这样的做法。”海防东北部的建筑工地旁，出现了中国工人村，住的都是中国人。这里有集体宿舍，以及打着中国字招牌“饺子”、“炒饭”等的饭馆，货币兑换处，还有按摩院，甚至有一条路已经命名为“广西路”，这条路住的全是来自中国广西的工人。
据越南《青年报》报道，越南公安部的高级官员在今年7月称越南有3.5万中国工人。这一消息让许多越南人震惊。越南人和中国劳工之间已经有发生过冲突。据越南新闻报道，在今年6月，来自清化省一个水泥厂的喝醉酒的中国工人和一个越南店主的丈夫发生冲突，这个中国工人回去叫上在一起上班的200名工友，之后发生了斗殴事件。
经济学家说，发生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是由于较大的经济压力，这个有8千7百万人口的国家有大量的失业或未就业人群。据越南劳工总联合会的报纸报道，越南往国外输出便宜劳动力，有50万越南人在国外工作。今年由越南政府批准的中国铝业公司铝土矿开采合同引燃了民众的愤怒，铝土矿是越南最宝贵的自然资源之一。唱反调者、知识分子和环保主义者表示了抗议。中国和越南从政党结构、经济政策和媒体都非常类似。越南领导人努力确保中越关系处于平稳态势。因此，在夏季，中央政府关闭了带批评意见的博客，拘留持不同政见者并下令越南报纸停止报道中国劳工和铝土矿问题。不过，鉴于公众压力，越南政府也收紧了中国到越南的签证和工作请求，并在今年6月以非法工作为由驱逐了一个水泥厂的182名中国工人。中国官员说，越南一般禁止从国外输入非熟练工人，要求外国承包商雇佣本国的公民来做土建工作，但中国公司有时会通过行贿越南政府官员，从而绕过这条规定。
越南公司非常忧虑其海防热电厂工程缓慢的工程进度，他们认为是中国经纪人推动政府同意输入了大量的不熟练工人造成的。这些中国工人住在摇摇欲坠的宿舍里，从事一些诸如焊工、电工和起重机操作员的工作。写在木门上的一首诗表明了他们的漂泊无着的生活：“我们所有人，漂浮在这个尘世中，我们相遇，但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走入过对方的心灵。”
17日在北京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2)》蓝皮书表示，1978-2011年，中国共送出了224.51万留学生，成为全球最大留学生输出国。而同期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到81.84万人，回归率为36.5%，超六成留学生滞留海外。
该蓝皮书由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和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共同编著，是中国第一本系统研究留学发展现状、特点及热点问题的蓝皮书，也是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继《中国海归创业发展报告》之后发布的第二本国际人才蓝皮书。
蓝皮书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占全球总数的14%。在主要留学人员派出国家中，中国学生数量高居榜首，2010年中国超越印度成为赴美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根据加拿大、俄罗斯、日本等国统计，中国已成为这些国家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
留学走向大众化自费留学达90%
蓝皮书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发展，留学也逐渐从精英教育演变成大众化教育，最典型的体现是自费留学的规模日益扩大和工薪阶层留学人数的增加，自费留学比例达90%左右。
蓝皮书称，自2000-2011年，中国海外留学生总数为191.13万，自费留学人数占91.3%，达到174.57万人。自2001年开始，自费留学比例不曾低于89%，2009年自费留学生比例达到91.63%，2010年达到91.32%，2011年则达到92.67%。
蓝皮书显示，自费留学中的工薪家庭比例日益增加。从出国留学普查数据来看，2009年下半年，前几年出国并且已回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中，来自普通工薪家庭的只占2%，而在2010年赴海外留学的学生中，来自普通工薪家庭的比例占到34%左右。
蓝皮书主编、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认为，随着人民币升值，中国人均收入在全球逐步提高，出国留学将越来越平民化，工薪家庭自费留学的比例还会增加。
留学日益低龄化高考弃考人数增加
王辉耀表示，过去，中国的年轻人习惯大学毕业后出国深造，现在，更多的人开始从高中甚至是初中开始就选择出国留学，留学低龄化成为新特点。留学低龄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高中毕业直接出国读本科的人数骤增。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2011年底公布的《门户开放报告》显示，2010~2011学年，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达15.76万人，其中赴美攻读本科的学生占36.5%，较2010年增长42.7%，远高于赴美就读研究生15.6%的同比增幅。
二是，出国读中学的人数大幅增长。美国国土安全部统计，2006年中国仅有65名赴美中学生，2011年赴美中学生人数增长100倍，达到6725人。2010年中国出国留学生中，高中及以下学历学生占19.8%，而2011年中国仅高中生出境学习人数就占中国总留学人数的22.6%。
三是，高考弃考人数增加。据教育部统计，2009年高考弃考人数达到84万，2010年接近100万人，其中因出国留学而选择弃考者达21.1%。2010年以来，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中放弃高考选择出国留学的学生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递增。
留学目的地多元东盟成留学新热点
蓝皮书指出，21世纪以来，中国留学人员分布广泛，同时大部分集中在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的地域分布，在美洲留学的人数达32.1%，在欧洲留学人数达27.9%，在亚洲留学的人数达25.2%，在大洋洲留学的人数则有14.2%。
蓝皮书表示，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关注中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意大利、荷兰、马来西亚、韩国、爱尔兰、波兰、西班牙、古巴等相继成了留学新热点，还有不少留学生开始选择印度、阿根廷等新兴发展中国家。
蓝皮书特别指出，东盟各国也逐渐成为中国留学生新的留学热点。2006年中国在东盟各国学习的各类留学生总数超过6万人，其中新加坡有3.45万人，泰国约有1.6万，马来西亚约有0.65万人。中国成为泰国高等教育项目的最大生源，也是马来西亚最主要的生源国。(完)
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旧金山非盈利艺术团体“遥华风声”于3月14日在当地海事历史公园再次向民众讲述最新整理的华人移民故事。
“我无法接受华人历史竟像传话游戏般被模糊，被走样。”长期进行早期华人移民史研究和传播的美国华人荣美立，是这项活动的主要推动者。
“遥华风声”自成立起，一直致力于用口耳相传的故事还原华人移民美国历史。此次开讲仍以保护和还原为旨，让更多的人了解在美华人的早期移民史。
守护：记录历史
从被称作“卖猪仔”的契约华工，到怀揣淘金梦的“金山客”，再到华人以“三把刀”背井离乡、海外谋生，经历了众多波折的华人海外移民史至今已逾百余年。由于历史原因，华人早期移民历史的客观记载十分匮乏。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认识到保护和完善华人移民历史的重要性，开始以各种形式对早期华人移民历史进行研究和保护。
3月7日，纽约华埠举办了记录天使岛移民历史《埃仑诗集》读书分享会。编著者之一的谭碧芳老人现场讲述了先辈华人移民在天使岛移民监狱所经历的艰辛。通过大量图片和史料，谭碧芳向当地民众展示了天使岛移民监狱的恶劣生活环境以及早期华人移民遭受的屈辱。
1月，马华下属的马来西亚华人教育基金会出资120万令吉，出版约30万本当地华文学校学生必读的华人历史参考书，以弥补课本的不足，让当地民众和华裔学生更加了解华人历史。众多海外华人社团积极为完善历史教科书奔走，致力于推动在历史教科书中如实反映早期移民所遭受的屈辱和排斥。
除了海外华人民间团体，各国政府也为华人海外传承历史工作做出贡献。为资助新西兰华人进行历史文化研究，新西兰政府曾设立专项基金，以此作为对当地华人的鼓励和支持。
坚持：赢得尊重
对海内外华人来讲，对移民历史保护的意义不仅在于自身的铭记与反思，同时也推动着世界对华人历史以及华人的正确认识和评价。
保护历史，为华人发声，是众多海外华人一直致力于早期历史保护的重要意义。有分析指出，长久以来，华人海外形象受到历史偏见的影响，不仅海外贡献被忽视，社会地位也得不到提高和尊重。华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无法在异国“抬头走路”。
近年来，通过众多海外华人社团的不懈努力，早期华人移民历史逐渐被拂去尘埃，展现在大众面前。伴随而来的，还有海外对华人历史的正视和对华人移民贡献的肯定。
自2010年起，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等华人社团开始合作推动国会为《排华法案》道歉，积极展开递交请愿书等一系列工作，终于促成美国正式以立法形式就《排华法案》道歉。随后，加拿大卑诗省于2013年也就历史上对华人移民实施的不公平政策法规，向在加华人作出道歉，并对早期华人移民对加拿大所做贡献做出肯定。
一直参与推动《排华法案》道歉案的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主席薛海培表示，“美国华人及亚裔社区完成了要求国会就《排华法案》道歉的历史使命，这是美国华人期待已久的一天，也将是崭新的一天。”
传承：任重道远
“《排华法案》对美国华人后代影响如此重大。”荣美立在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说道，“我越做越感受到了解并保护历史多么重要。”
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后代逐渐认识到对历史的保护对自身身份认同和海外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青年走出唐人街，积极参与相关活动，通过自身努力和影响去推广先辈华人在当地的奋斗历史，让更多的华人和当地人去了解。
在加拿大铁路华工基金会的推动下，保护早期华工历史主题网站得以创建。网站通过所收集的珍贵历史图片以及对众多铁路华工后裔的采访材料，记录了华工在加国的早期历史。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再现了当年加国对华人实施的人头税及排华法对其家族生活的影响。而该网站的主要创办人和推动者正是海外华人第四代移民。
如今，海外华人在保护华人移民历史道路上已迈出了坚实的脚步。记录和传承历史，并使这段历史真正在海外得到正视，依然任重道远。(张冀北)
塞浦路斯共和国位于地中海东部，扼亚、非、欧三洲海上交通要冲。为地中海第三大岛。面积9251平方公里。人口66.2万(1984)，80%是希腊族人，信奉东正教;18%是土耳其族人，绝大部分为逊尼派穆斯林。主要语言为希腊语和土耳其语，通用英语。首都尼科西亚。
英国占领以前的塞浦路斯，公元前第6千纪,塞岛上已有人类繁衍生息。公元前第2千纪中叶至前第2千纪末，迈锡尼-阿卡亚人和希腊人相继迁居塞岛。他们传播希腊文化,建立了萨拉米斯等城邦国家。公元前10世纪塞岛已成为东地中海上的贸易和转运中心，同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希腊等地进行木材、铜和象牙交易。
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发达的对外贸易使塞浦路斯成为历代强国争夺的目标。公元前 708年亚述征服塞岛。公元前560和前540年埃及和波斯先后入侵。岛上各王国被迫向波斯帝国称臣纳贡，提供军队和战舰;但保留内部社会结构和铸造钱币等自治权。公元前 333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在塞浦路斯舰队帮助下赶走了波斯人。公元前 294～前58年，塞浦路斯隶属埃及托勒密王朝。公元前 1世纪塞浦路斯人民反抗过罗马的入侵。公元前58年被并入罗马帝国。公元45年基督教开始传入。至4世纪，岛上居民确立了基督教的信仰。罗马帝国分裂 (395)后，塞浦路斯成为拜占廷帝国属地。从 7世纪中叶起，阿拉伯人多次袭击塞岛，占领了该岛一些地区，直到 965年拜占廷又恢复了对塞岛的 ** 统治。1184～1191年，塞浦路斯总督伊萨克·科穆宁曾脱离拜占廷而独立。1191年英国国王理查一世在第三次十字军东侵途中占领塞岛，后又转让给圣殿骑士团。该团的一名成员盖伊·德·吕齐尼昂遂统治塞岛，建立了拉丁帝国，即吕齐尼昂王朝(1192～1489)。1489年塞浦路斯落入威尼斯之手。塞浦路斯人民对外族入侵和压迫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公元前5世纪末至前4世纪初萨拉米斯王埃瓦戈拉斯曾联合岛上各希腊族王国反抗波斯统治者;鲁西格南时期也发生过多次人民起义。
1571年,塞浦路斯被奥斯曼帝国征服。征服初期,土耳其把拉丁人侵占的土地归还给希腊族居民，正式承认塞浦路斯正教会的独立地位，并任命其大主教为“埃思纳克”(相当于省长或民族 ** )，负责管理基督教居民。19世纪初，塞浦路斯正教会和岛上希腊族居民暗中支持希腊本土的独立运动，土耳其苏丹对之进行严厉镇压。
1877～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土耳其为换取英国帮助，于1878年 6月与英国签订协定，同意由英国接管塞浦路斯的行政权，而土耳其苏丹仍享有宗主权。1914年土耳其站在德国一边参加 ** 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正式宣布兼并塞岛。根据战后签订的洛桑条约(1923)，土耳其承认了英国对塞岛的主权。
共和国成立和塞浦路斯问题 英国占领塞岛后，塞浦路斯正教会开始进行“意诺西斯”(即争取同希腊合并)运动。土耳其族人则要求将塞岛归还土耳其。英国出于自身的殖民利益，也反对意诺西斯运动。1931年英国镇压了塞浦路斯人民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诺西斯运动出现新高涨。1950年大主教马卡里奥斯三世成为该运动的 ** 。前希腊军官G.T.格里瓦斯上校领导“埃奥卡”(塞浦路斯战斗者全国组织)展开了武装斗争。以F屈奇克为首的土耳其人则建立抵抗组织,要求分治。1955年以后希、土两族矛盾激化,发展为武装冲突。1959年2月,希、土两族同英国、希腊和土耳其签订了《苏黎世-伦敦协定》。该协定规定：塞浦路斯独立(英国仍保有对两个军事基地的主权)，其安全由英、希、土共同保证;希、土两族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在各自的内部事务上完全独立;希、土两族代表分任正副总统，对重大问题都有否决权。1960年 8月16日塞浦路斯共和国宣告成立，马卡里奥斯三世和屈奇克分别当选为正副总统。同年 9月塞浦路斯加入联合国。1961年加入英联邦。
塞浦路斯独立以后，两族矛盾有增无减，多次发生流血冲突。1974年 7月，希腊军人集团在塞浦路斯策动政变，推翻马卡里奥斯三世总统，要求同希腊合并。但新政府成立不久即夭折。同年12月马卡里奥斯三世继续当政。土耳其根据1960年英、希、土三国“保证条约”，以保护土族居民安全为由，派兵在塞岛北部登陆，占领了全岛1/3以上地区。1975年2月土族宣布成立“塞浦路斯土族邦”。希、土两族代表进行过多次会谈，未能解决分歧。1983年11月土族宣布成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使塞浦路斯问题更趋复杂化。1984年5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 550号决议，呼吁尊重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统一和不结盟，重申各国不承认塞土族独立。
塞浦路斯政府奉行中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1971年12月14日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报告显示，2013年国际移民总人数从1990年的1.54亿增加至2.32亿，为历史最高，但增加比率在全球人口增长中维持不变，仍为3%。
该调查报告撰稿人康诺尔(Phillip Connor)指出：“移民不仅出外打拼，也积极往上爬。低收入国家人民是过去25年的移民主力，而目前中产阶级移民正不断增加。”
根据分析显示，每10个全球移民中就有7个居住在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达12616美元或更高水准的国家)，其中多数是北美与欧洲国家，相当于1.6亿人，这些移民的目的是追求经济机会。
此外，全球移民每年向家乡的亲人汇款达5500亿美元，印度和中国是接受汇款较多的国家。世银数据显示，2013年，印度和中国分别收到710亿及602亿美元汇款，在中等收入国家中名列第一及第二名。
台北客家同乡会的“大老”们
客家人是中华民族中的一支群体，其渊源至今有不同看法。一般认为北宋末年及南宋时期，由于宋金、辽金频繁发生战争，中原人民为避战祸及随宋廷南迁而入福建，由于闽北、闽中、闽南及沿海地区，已早为先前移入者所占，经过几百年的开发和经营，可垦之地几尽，惟有闽西等偏僻山地可供居住和开垦，于是就成为此时移入福建的人们的可选之地。
他们迁入新地，与当地原住之人相对而言，原住者为主，新入者为客，因而他们以“客”自称，既合符情理，又暗含他们是中原暂来客居之人，一旦中原乱平，就将返回故土。不料南宋为元所灭，他们断绝了回乡之念后，只好以新土为故土，耕种生息，代代繁衍。
但闽西多山，缺少可耕之地，人口增加的压力，不得不向外分衍，于是闽西南的汀州和广东东部的嘉应州、惠州、潮州一带，就成为他们分衍之地。但闽西南和广东东部也是地狭土瘠的地区，难以养活日益孳生的人口。
到了明末清初，人口的压力加大，除了向东南亚寻求出路外，台湾海峡东岸的台湾，则成为客家人寻找生活出路的好去处：一是台湾只隔一条海峡，距离不算远。二是此时台湾尚未完全开发，还有大量可供开垦之地。三是早些时候，有客家人曾到过台湾，多少传回了台湾情况的信息，引起了不少求出路人的向往。四是明郑军队有不少从闽西南和广东东部来的客家人，对于促使客家人移台起了不少的作用。五是客家虽多处于山区之地，但距离海岸不远，只要肯冒险，有舟楫，是可以渡过海峡入台的。因此，明末清初客家人渡台者络绎不绝。
但是，客家人迁台比之闽南人毕竟晚了一步。当他们到达台湾之时，台湾南部及沿海之地，大多已为闽南人所开垦。可见客家人到台之后，是在闽南人尚未入垦之地，来开辟他们在台湾的新天地。
后来朱一贵在台举事反清，客家人组织武装自保，并有援助清军之举，蓝廷珍奉清廷之命来台，于是奏请清廷解除先前限制粤人来台的禁令。之后，广东巡抚鄂尔泰上书清廷，请准许去台者携眷入台。携眷禁令解除之后，客家人纷纷来台。除粤东三州府(嘉应、潮州、惠州)的客家人之外，福建汀州所属的长汀、上杭、武平、连城、永定等县的客家人也踵至沓来。
客家人虽然比闽南人晚到台湾开垦，但台湾尚有许多山地、林地尚待开垦，客家人凭着他们在大陆原籍山区耕种的艰苦精神和经验，而且继承了客家人勤劳和冒险的传统，敢于向与原住民所占有之地的接垠处未开垦土地开拓，并善于在闽南人已拓展之地见缝插针，立足于闽南人之间，或在立足之后觅可垦之地开拓。因而他们开垦的足迹，也遍布台湾南、中、北部，并及于台湾东海岸地区。
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是闽南人、客家人开发台湾的最盛时期。这个时期客家人在台湾的开垦居住之地大体有：南部地区如：屏东县“六堆”、台南海丰厝。
中部地区如：嘉义大林、梅子坑庄、竹崎塘下寮、云林崙背、西螺、太和街，台中丰原、清水、神岡、潭子、大雅、雾峰、石岡、新社、东势、大甲、后里，南投国姓、中寮乡。
北部地区如：台北兴直堡、芝兰三堡、海山堡，石碇堡、拳山堡、金包里堡，桃园南崁、桃园、平镇、八德、大溪、中坜、观音、新屋、杨梅，新竹竹北、新丰、新埔、湖口、竹东，苗栗猫里、头份、铜锣、公官、三义、通霄、苑理、西湖、卓兰。
东部地区如：清乾隆以后的嘉庆年间，吴沙带领闽粤移民开发宜兰平原，客家人也随之西至。嘉庆以后，虽还有一些客家人入台垦居，但已渐少。
客家人经过努力奋斗，终于在台湾开辟出客家的新天地。客家族群随着时间的转移和开垦事业的成功，人口不断增加，族群的分布也遍及台湾南、中、北、东、西诸地。据1968年台湾族群人口统计，福佬人(闽南人)占75.51%，客家人占13.19%，外省籍占9.85%，原住民占2.37%。以保守估算，当时台湾的客家人应有300万。
具有闽南特点的老房子里的木柱上，随处可看到古老的泉州木雕。
闽南地区人民原藉多在黄河、洛水一带，故称河洛人。河洛人迁入闽南大约在汉及三国以后，西晋“永嘉之乱”，大批衣冠南渡，河洛人亦大量随之南渡，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移居到闽南地区。
唐朝武则天时代，陈元光奉命驻漳、泉，带来了不少原藉河洛一带的军士和人民。唐末五代河南光州固始王审知曾与其兄率中原人马五千入闽。到了宋代，由于闽南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农业生产发展，人口激增。但地域有限，人民不得不另谋途径。
漳、泉都面临大海，生活铸造了他们造船和驾船的经验，于是向海上开发和讨取生活既有了能力，也成为理想。当一些人登上距大陆最近的澎湖列岛时，发现这个地方荒无人烟，四面环海，虽然风大而多沙砾之地，但可渔可耕可牧，于是呼朋唤友，把当澎湖作为开发的新地。从南宋到元初的100年间，在闽南移民的开发下，澎湖已成为农牧渔盐兼营之地，并有了工商贸易，而且设置了巡检司，到元顺帝至元年间隶属泉州同安县。
郑成功自闽南率军收复台湾，其部属约有3万7000人，多为泉、漳籍贯。郑成功为把台湾建成反清复明的基地，政治上励精图治，经济上实施屯垦，寓兵于农。既安置了来台的将士，也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并使军中有促生余粮，而且也保护了土著和先入台开发的人的利益。
郑成功留勇卫、侍卫二旅，以守安平镇、承天二处，其余诸镇，按镇分地，按地开垦。屯垦收到了实效，盐水港、凤山一带40多处，共开拓良田千百亩，后人口渐繁，遂成部落。明郑亡后，就多成为闽南聚居的村落。明郑的屯垦，实际是闽南人对台湾的开发。
郑经继位之后，仍然实行屯垦，开发地区有凤山北部平原、水沙莲地方(斗六至林圯埔之间)、半线地方(今彰化市附近)、竹堑地方(今新竹市)。接着开发北台，一是开拓淡水河沿岸的台北平原，二是开拓鸡笼(今基隆市)地方。后者由王锡祺招集漳、泉流民开拓。
明郑开拓台湾，主要依靠原藉大陆漳、泉一带的文武官员和士卒，还有从漳、泉一带招来的人民。开拓的田园成了个人的永业，传之子孙，人口繁衍，或聚族而居，或分衍各地，于是闽南人的人口占了台湾总人口的绝对优势。
清朝前期严格限制大陆与台湾之间人民的往来。康熙二十三年(1684)虽允许大陆人民出海贸易、捕鱼，但规定：内地欲往台者，必须取得原藉照单，经分巡台厦兵备道稽查，由台湾海防同知审验后方许之。
虽然严令如此，但福建沿海，特别是漳、泉一带居民，潜渡台湾仍前后相踵，台湾西岸的基隆港、恒春南湾，以及东岸的蛤仔难(宜兰)、台东等较大港口都有潜渡者的足迹。
漳、泉一带居民其所以敢于冒犯严令偷渡，主要原因是闽南地区人口过剩，生活不易，不得不向外谋生。而台湾人稀地旷，由台湾传回大陆的消息是“台湾好趁食”，自然成为寻找出路人的向往的地方。对于富有冒险精神的闽南人来说，不会因海峡波涛的凶险和清政府的禁令而裹足不前，漳、泉人不惜任何代价，大量冒险渡台。
当时台湾之所以容易谋生，除人稀地旷，有可耕之地，有可傭之工外，还因为土地肥沃和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宜种稻、糖蔗、杂粮等，有种必有收获。如此有吸引力的地方，自然使闽南一带无可谋食的人趋之若鹜。所以清初曾几度禁止偷渡或禁止携眷入台，都难遏止渡台的人群。
乾隆二十五年(1760)始准许在台有业良民，可各回原藉接眷过台。此禁一开，移民渡台者更多。而台湾人口也迅速增加。据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的《台湾省通志》所载：明永历四年(1650)，台湾人口数为5万人，到清嘉庆十六年(1811)增至194万5千人。虽然无闽南人具体数字，但《台湾省通志》列举民国十五年(1926)及民国十七年(1928)两项调查表显示，当时闽南人已占在台汉人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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