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移徙可以对原籍国产生若干积极影响:减轻劳工过剩国劳动力市场的压力;通过汇款改善移徙者家庭的福祉;发挥汇款的倍增效应促进收入增长并帮助减轻社区一级和国家一级的贫穷以及利用财政中介使汇款促进生产性投资。本章集中讨论移徙的这些影响。
不过,原籍国面临一个矛盾:为了产生汇款它们必须放弃提高生产力所需的劳工和技术。这或许是使国际移徙成为原地经济发展促进因素的一个最大问题。下面第四章将审查技术人员移徙所产生的各种挑战和机会。
除了因扣下汇款移交费和利用汇款影响所产生扛杆作用获利外,原籍国还可以通过与旅居国外侨民社区合作、通过回移促进储蓄、知识和技术转移。移徙在这方面促进共同发展的潜力将在第五章讨论。
A. 国际移徙与原籍国的劳动力市场
实际上所有迹象都显示出需求大的劳动力市场会削弱移徙意愿。不过,工人离开却不一定会导致劳动力市场需求加强。在一些国家,移徙的工人很容易被取代,他们的离开不会带来明显的产出损失或工资增加。在移徙者数目比劳动力相对低的情况下较可能出现这种结果,离开的工人大多数是失业者或就业不足者,可以通过内部移徙或培训来取代他们而不会导致工人素质明显下降,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或斯里兰卡的情况正是如此(Lucas,2005)。在失业或就业不足情况严重的人口极为稠密的国家,即使是大量移徙也只会对失业情况或工资产生微不足道的影响(联合国,1998)。
不过,移徙是有选择性的,因此可能对特定部门的工资带来上升压力。例如在巴勒斯坦,移徙到海合会国家可能导致技术熟练建筑工人的工资增加,也可能导致非技术工人和农业工人的工资增加(联合国,1998)。同样地,菲律宾的实际工资似乎与移徙并增,特别是对产业工人而言(Lucas,2005)。在移居国外人口众多的小国家内,移徙会使失业和就业不足情况明显减轻。
不管工资会出现什么情况,低技术工人移民出国一般会使留国者获益,例如在阿尔巴尼亚,移民出国有助于向私营部门就业过渡(Lucas,2005)。在出现大量移徙者外流的国家,例如墨西哥、巴基斯坦或菲律宾,每年离去的人数与没有移徙的劳动力增加人数相接近,显示出在失业者增加或经济停滞时期,移徙会提供重要的就业出路(O’Connor 和Farsakh,1996年)。
劳工移徙也一直是促使一些群体积极参与经济的手段。移徙到外国当家庭用人的妇女,尤其是来自印度尼西亚或斯里兰卡等国家的此种妇女,在移徙前往往从事没有工资的工作。1980年后期离开斯里兰卡的妇女移徙工人约有一半是第一次加入劳动队伍(Rodrigo 和Jayatissa,1989)。一些发达国家内年轻“假期兼职者”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在移徙前大多是学生或最近才毕业的学生。
B. 国际移徙、收入分配和减轻贫穷
低收入加强了人们移徙出国的意愿,但在收入增加时国际移徙往往也增加。一般来说,国际移徙者来自本国中等收入家庭,主要是因为国际移徙费用高风险大,贫穷家庭没有足够的办法也不可能承受这些风险。因此,生活贫穷者的国际移徙相对来说仍然较少,在原籍社区,低收入家庭的移徙可能性较低,但随着收入增加而提高,而收入较高者的移徙倾向则会减少(Taylor,2006)。
不过,来自某一社区的移徙者一旦在国外有了立足点,该社区的移徙就可能增加,因为出国者会帮助亲友们移徙。结果建立起“移徙网络”,使移徙费用和风险下降,移徙妇女较关心避免风险问题,网络关系对她们特别重要(Massey等,1998年)。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网络的途径就不仅包括亲友,而且还扩展至包括促进移徙和使移徙得以持续的机构,包括征聘业(Woodruff 和Zenteno 2001年;McKenzie 和Rapoport,2005年)。
了解到移徙先从生活较富裕家庭开始,后来才扩大到更多的较贫穷家庭,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的研究所报告的国际移徙对收入不平等和贫穷的影响的结果表面上看是矛盾的(Barham和Boucher,1998年;Knowles和 Anker,1981年;Adams 1989年;Adams和Alderman,1992年;世界银行,2006)。也就是说,当一个社区开始有人移徙的时候,汇款首先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情况,但随着较贫穷家庭的移徙者加入外流队伍,汇款会减少不平等情况。例如墨西哥农村,在移徙变得更普遍时,汇款在加剧收入不平等方面的影响下降,但现金流入在减轻贫穷的深度和严重程度方面的影响则加强(Taylor,Mora等,2005年)。其他地方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些结果(Ozden和Schiff,2006年)。一项重大的后果是,低技术工人移徙很可能会减轻发展中国家的贫穷状况(世界银行,2006年)。
鉴于移徙有助于减轻贫穷,必须在制定减贫战略和编写联发援框架规划文件时将移徙问题考虑在内,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这样做,要在这方面制定有效干预措施,必须扩大证据基础,特别是寻找出加速汇款对最贫穷家庭的积极影响的途径。
C. 汇款的影响
汇款是国际移徙最直接最明显的利益。世界银行估计,过去十年来全世界的汇款3 转移增加了一倍以上,从1995年的1 020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约2 320亿美元。汇往发展中国家的数额在全球汇款中所占的比例也有所增加,从1995年的57%(580亿)增至2005年的72%(1 670亿美元)。汇款集中在几个国家:2004年收款最多的20个国家所收汇款占世界总额的66%,其中有8个是发达国家(见表11)。按重要次序开列,印度、中国、墨西哥和法国收取全球汇款的三分之一,只有在菲律宾及塞尔维亚和黑山这两个主要收款国,汇款占国内总产值的高比额。汇款至少占国内总产值10%的20个国家中大多为发展中小国。
由于报告系统未必知道通过非正规作业或随身携带转移的汇款,人们认为真正的汇款数额比所引述的估计数大。不过,这些估计数大约已是实际报告值的两倍(世界银行,2006年)。由于许多国家无法报告汇款数据,必须估算数值。由于这一不足之处,在解释可得到的估计数时必须小心谨慎(Kapur,2003年;世界银行,2006年)。
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希望收取汇款的家庭会用汇款进行生产性投资,从而在本土创造新的收入机会或用于走向今后移徙以外的另一条途径。不过,专门集中研究汇款使用情况的报告不断显示出,汇款大多用于消费。要了解汇款的真正影响,眼光必须超越其直接用途。比较有无国际移徙者家庭支出的研究报告显示出有移徙者家庭比起同一收入水平的其他家庭投资较多,消费较少,表示汇款确有助于改善经济成果(Taylor 和Mora,2006年;Adams,2005年)。特别是,汇款往往成为支付教育和保健的手段,从而加强人力资本(世界银行,2006年)。此外,国际移徙因产生汇款,也帮助家庭克服它们因市场发展不足而面临的一些限制。缺乏信贷和保险、产出和投入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以及因通信和交通基础设施不佳而只能获得有限信息等因素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内家庭的生产力。这些限制因素可因移徙部分克服(Stark,1991年;Taylor和Martin,2001年)。移徙者可以通过汇款使家庭获得资本和收入保障,这可促进过渡到更具生产性的活动,例如商业农业生产或微型企业。例如在墨西哥,投资到微型企业的款项约有五分之一与汇款有关(Woodruff和Zenteno,2001年)。汇款似乎也会纾解新设立企业在信用贷款方面所受限制,例如在菲律宾(Yang,2004年)。
但移徙无法克服所有类型的市场问题。如果家庭无法聘用工人或以节省劳力的设备取代移徙者,生产力就会下降。因此,移徙可能会在短期内减少派出移徙者家庭的生产,但长期而言,随着有人移徙到国外的家庭较能够投资并适应移徙者离家的情况,其生产力会增加(Massey等,1998年)。由于向家庭提供它们进行投资所需的流动金和收入保障,移徙和汇款会在家庭内创造“收入乘数”,使家庭每收到一元汇款,其收入即增加一元。
汇款也具有潜力增加无移徙者家庭的收入。由于信增效应,每一元的汇款可以在原籍社区创造两元或三元的额外收入,主要是因为汇款用于地方经济内其他人提供的货物和服务。就算是用汇款来购买原籍社区外生产的货物和服务,倍增效应也会因为在全国经济扩散而使收入增加。结果,汇款增加会刺激收取汇款以外的家庭进行投资,因为货物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会使收入增加。因此,汇款不仅会影响到收取汇款的家庭,而且会影响广泛的经济。尽管汇款乘数在国家一级比原籍社区一级大,但它们在社区一级的比例效应较大。
不过,如果汇款用于非贸易项目,即不在国际市场交易的货物和服务,它们所产生的额外需求可能会导致这类货物和服务的价格上升。这一迹象显示出有大量移徙者在外国的地区的工资或地价较高。这些价格变动可能减少生产,除非生产力也增加。因此,国际移徙可能会在短期内减少地方生产,特别是减少严重依赖劳力的活动,但就中期和长期而言,则可能会通过它所产生的收入和投资信增效应增加地方的生产(Massey等,1998年;Taylor和Adelman,1986年)。
历史表明,让人呆在家里不仅费用昂贵,而且徒劳无功。人口移动多,同经济成功相伴相生。不过,各国政府应加紧努力,在原籍国促进收入增长,创造就业,促进发展。
关键的是,诱使人们移徙的许多问题也限制了汇款刺激原籍社区发展的能力。在收入和农业生产都在增长的国家,移徙是成功的反映,汇款有促进发展的用武之地。但在人力资本有限、基础设施不佳、市场疲软、体制薄弱、经济停滞的国家,国际移徙则说明发展失败,而移徙的积极效应很可能受到局限。
国际移徙在一个社区或区域一旦启动,往往很难停止。因此,为缓解国际移徙,各国政府不妨把发展工作的重点放在移徙尚未成型的地区。不过,把贫穷地区转变为能够留住人口、有活力的经济体,则很难,而且费用很高,甚至可能因为资源有限,或是地理位置偏僻,而不可行。在这种情况下,移徙可能是最有效率的对策,条件是移徙的积极效应能得到支助。
收到海外汇款同失去提高生产率所需的劳工之间的冲突,可能是把国际移徙作为原籍国经济发展动力面临的最大的单一挑战。随着汇款的流入,外汇的供给有可能导致汇率估价过高,不利于出口,并增加进口产品同本地产品之间的竞争。确保汇款不降低国内竞争能力,是经常面临的挑战,对于汇款占国内总产值比例很高的小经济体来说,更是如此。
在家庭内,出现了一个同样的困境:得到汇款的家庭常常缺少有效利用汇款收入的劳力。这样,期待这些家庭增加生产,就不大合乎常理。因为一些家庭长于移民,另一些家庭长于生产物品,解决的办法可能就是通过信贷机构(小额信贷往往比较适合)使两者联系起来,这就会产生生产性投资。否则,没有移徙人口的家庭因缺少信贷,总会找到移徙的途径,这样投资当地生产的动力就会减少。
由于汇款是国际移徙立时可见的好处,决策者很容易让国际移徙不间断地继续下去。这是个错误。国际移徙很容易假扮成良好的发展政策的替代物,国家可能会依赖于汇款流入。若没有适当的经济环境,国际移徙就会把产生移徙人口的地区变为“幼儿园和养老院”,而非有活力的经济体,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创造除移徙之外其他有吸引力的出路。各国政府需要掌握环境的形成,使国际移徙成为有效的发展手段。具体措施如下。
A. 降低汇款交易费用
大多数移徙者送出的汇款数额不大。汇款代理人收取的费用会下降,尤其是在汇款多的地区,但同国际汇款的实际费用相比,仍然很高(Orozco,2006)。显然,交易费用高,减少了移徙者家人最终得到的钱数。
迄今为止,正常的汇款渠道只由少数汇款运营商把持,如Moneygram汇款公司或西联(国际汇款)公司。汇款业务利润很高,已经吸引了其他商号加入。例如邮局就越来越多地转向费用更低、更安全、有时间保证的电子汇款业务。目前,万国邮政联盟(万国邮联)的大约160个成员每年处理100多亿邮政汇票和资金汇划,大约50个成员已经提供电子汇划服务。商业银行也承认,汇款是新商机的重要来源。
最近,银行、信用社、甚至服务于发展中社区的小额信贷机构也进入了汇款业务,因客户基础扩大而获利。Orozco(2006)记录了这些机构在以下国家提供的创新服务:孟加拉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埃及、危地马拉、印度、肯尼亚、墨西哥、摩洛哥、巴基斯坦、菲律宾和乌干达。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美洲开发银行通过多边投资基金,自1999年以来开展研究和宣传,降低汇款费用,扩大汇款给发展带来的影响(Orozco,2006)。多边投资基金资助了私营部门金融机构的活动,在发展中国家扩大服务;还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一道争取资金,推动农村地区的小额信贷和投资。双边捐助者也扩大了供资,开办项目,以便利汇款,扩大汇款对发展的影响。
尽管出现这些进展,汇款费用仍然很高,尤其是在汇款额低的地区;而且在交易之前不向客户透露的货币兑换费用,也是一项负担。各国政府可以开展许多工作,增加汇款市场的竞争,保持压力,争取降低费用。这种措施包括:降低设立汇款服务的资本要求,向同汇款代理商建立的开放型合作伙伴开放邮局、银行和零售网络;要求汇款代理商在交易之前公布所有收费和费用;有系统地公布关于费用的信息。
扩大获得银行服务的机会也很重要。各国政府可以帮助海外银行设立分行,促进商业银行和储蓄银行、信用社和小额信贷机构参加汇款服务。汇款可以存入储蓄账户,赚取利息,使其本身也成为一种资源,提供其他金融产品,如贷款或保险,尤其是向原籍社区的人口提供。为推广使用正式汇款渠道,原籍国政府和目的国政府可以减少移徙者使用银行机构的条例限制。还应协助移徙人口及其在原籍国的家人了解更多的金融知识,同时考虑到,妇女虽然常常比男子能够更好地管理家庭财务,但可能面临文化障碍,很难获得金融机构的服务。
各国政府还可以协助汇款机构协调统一电子汇款系统。目前主要的汇款代理商和银行都利用自己专有的汇款系统,这就增加了成本。商业银行使用的环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通信系统,每笔交易费用不到15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开发维护的一个电子汇款系统“Fedwire”,可以把每笔交易的费用降低到大约45分。万国邮联的国际金融系统可以迅速安全地利用一个万国邮联自有的安全网络,传送邮政汇票和银行间汇款;并且已经同其他的汇款系统和银行建立伙伴关系,扩大了服务范围。使用提款卡和信用卡及自动取款机,也正在降低劳动成本,导致了总体服务费用下降。还可以通过促进汇款公司与在原籍国,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拥有广泛分发网络的机构建立伙伴关系,降低交易成本。
降低汇款费用,不仅会增加移徙者家人得到的款额,也会增加通过正式渠道进行的汇款流动,甚至会增加总的汇款数。为此,正规汇款服务的费用、可靠性和方便程度必须证明优于非正规渠道。显然,原籍地和目的地的政府都以协助汇款流动和降低成本为目标。但由于汇款活动遍及全球,因此应采取全球行动,至少要求全球协调各种活动,尽快并尽可能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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