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联合国难民署
全世界共有约5,000万背井离乡的人--他们是到另一个国家寻求安全的难民以及在本国流离失所的人。他们中的75-80%是妇女和儿童。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关注着其中的2180万人。他们中约有一半是妇女和女童。
许多人是由于战乱而逃离家园的，近几十年来，平民在战争受害者中所占的比例大幅上升，伤亡者已从5%升至90%以上。小型武器造成的伤亡中，80%是妇女和儿童，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伤亡的军人。
家庭暴力是最普遍的虐待妇女的形式，妇女中有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受到伴侣的虐待。只有44个国家具体规定了保护妇女免受家庭暴力的措施。
妇女普遍受到性骚扰。在波斯尼亚和卢旺达，强奸成了蓄意要实现的战争目标。仅仅在一年的时间内，波斯尼亚就有20,000名以上穆斯林妇女遭到强奸，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行动中妇女幸运者的绝大多数都受到过性侵犯。
在全世界，每5名妇女中有一名是强奸行为的受害者，许多人是被认识的攻击者强奸的。性侵犯的40-60%是针对不到16岁的少女的。
目前，世界各地有300,000名以上少年（其中许多人为女难民）在充当儿童兵。女孩往往沦为不同形式的性奴隶。
今天，1,640万以上的妇女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而在过去几年，受感染的妇女在受感染人口中所占比例已从41%升至47%。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少女受感染的可能性比男孩高5倍。
引入性教育和安全保护程序可带来巨大成果。在乌干达，1995至1997年期间，受过教育的妇女的性病感染率下降了一半以上。
约有170个国家已签署《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它们是保护妇女权利和实现男女平等的主要文件。
1998年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使该法院有权裁决包括强奸、性奴役、强迫卖淫和强迫怀孕在内的各种各样的罪行。
被贩卖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尤其是那些被送往世界各地性行业的妇女。妇女特别容易成为贩卖的对象，因为许多妇女没有个人安全保障，没有经济机会或财产和土地所有权。被贩卖妇女中最大的一部分来自东南亚、南亚和原苏联各国。许多受害者是被绑架或被家人贩卖为奴的。
在卢旺达，估计有45,000个家庭的一家之主是儿童，其中90%是女孩。
全世界估计有13亿人（其中70%是妇女）生活在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的绝对贫困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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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组织4月11日表示，该组织在尼日尔和利比亚的工作人员过去数周提交的报告显示，非洲难民前往欧洲的道路上存在现代版的“奴隶市场”，成百上千的非洲年轻人像商品一样被买卖。该组织接待的许多难民都反映了“奴隶市场”的存在，来自尼日利亚、几内亚、加纳、冈比亚等西非国家的难民是主要受害者。
报告提到一名塞内加尔难民的悲惨遭遇，他在利比亚被非法关押数个月后在国际移民组织的帮助下返回家乡。这名试图前往欧洲的难民表示，他在尼日尔北部城市阿加德兹向“蛇头”交纳大约320美元后开始穿越撒哈拉沙漠。在到达利比亚西南部城镇塞卜哈——该国最大的人口走私中心后，司机以他没有交钱为由把他带到一个停车场，那里有大量非洲年轻人被买卖。有工作技能的难民会被利比亚买家买走，其他人则被关押在一起。
走私犯让这些难民给家里打电话索要赎金，并对他们进行殴打。据他描述，关押地点卫生条件很差，一天只给一顿饭吃，许多难民因无法支付赎金而被杀死或饿死。当有人死亡或者被释放后，这些走私犯又会去“购买”更多的难民，许多女性难民还沦为性奴。
“真实情况十分悲惨。”国际移民组织行动和紧急情况部门负责人阿卜迪克尔说，难民落入走私犯的手中后备受折磨。去年在一个关押中心，1个月内就有14人因疾病和营养不良死亡。在穿越撒哈拉沙漠的路途中，也有大量难民死亡。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报告，截至3月22日，今年已有2.5万名难民穿越地中海到达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截止到4月9日，已有664名难民被发现在穿越地中海时死亡，其中90%发生在从利比亚到意大利的线路上。非洲难民的来源国大多经济发展落后。一名几内亚年轻人怀揣家人拼凑的150欧元就开始跋涉数千公里偷渡到欧洲，他给出的理由非常简单，“家乡生活贫穷，没有挣钱机会，只能选择偷渡”。
国际移民组织发言人莱昂纳德·多伊尔表示，试图通过利比亚前往欧洲的难民对于离开国境之后将面临的残酷经历一无所知，他们将沦为被买卖交易的商品，当失去价值时就会被丢弃。为了让更多试图离开非洲的难民了解这些信息，国际移民组织正在收集更多的难民证言，并将其在社交网络和当地广播电台发布。
“奴隶市场”让人们看到难民危机并非只有地中海的汹涌波涛和撒哈拉沙漠的飞沙走石，更有走私犯的良心泯灭。有分析认为，战后的利比亚满目疮痍，已无力制止有组织犯罪，为“奴隶市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帮助欠发达国家增强自身发展能力，改善国际发展环境，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加包容、普惠，才是解决全球性难民问题的根本之道。发达国家应当加大对非洲难民来源国的发展援助，切实提高非洲的发展水平。
如今，全球流离失所人数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截止到2016年年底，全球因冲突或迫害造成656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难民人数将近2250万，超过半数不满18岁，另有1000万无国籍人士，他们没有公民身份，也不享有教育、医疗服务、就业和行动自由等基本权利。
为难民提供帮助的机构数千年来，逃离迫害和冲突的人们始终能在异国获得庇护。联合国帮助难民的机构就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也称为联合国难民署）。难民署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目的是帮助受二战影响的欧洲流离失所人士。
难民署由大会在1950年12月14日设立，最初拟定在三年内完成所有工作，然后解散。次年7月28日，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公约》通过，成为帮助难民和指导难民署基本工作的法律基础。难民署自此一直开展难民扶持工作，并没有在三年后解散。
1960年代，非洲非殖民化引发了当地首次难民危机及后续众多危机，需要难民署介入。在之后的二十年里，难民署帮助处理了亚洲及拉丁美洲的多次流离失所危机。上世纪末，非洲出现新的难民问题，巴尔干爆发一连串战事，也重新掀起新一股欧洲难民潮。
世界上每分钟约有20人因冲突或迫害被迫流离失所。因此，难民署的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大。
近千万名叙利亚人流离失所叙利亚的冲突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诞生地（550万）。自危机爆发以来，叙利亚的人道主义需求就急剧增长，135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包括600多万名儿童。自2010年以来，已有超过40万人丧生，超过100万人受伤（这里原网页有）。
众多叙利亚人被迫离开家园，很多人已多次经历流离失所，这使得叙利亚面临世界上最大的流离失所危机，有630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近400万人在邻国登记为难民。据估计，偏远地区和被围困地点有453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土耳其容纳了超过290万已登记的叙利亚人。其中多数住在城市地区，约有26万人住在政府运营的21所难民营中。黎巴嫩有超过100万已登记的叙利亚人，约旦有66万。叙利亚人也不断涌入伊拉克，人数超过24.1万。在埃及，难民署为12.2万多人提供保护及援助。
巴勒斯坦难民尤其脆弱，估计有46万人正在叙利亚接受定期援助。叙利亚在学人数减少超过50%，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学校被破坏、毁坏或者用于集体避难所。一半以上的医院已经被毁坏或严重破坏。供水量不到危机前的一半。据估计，980万人粮食无保障，更多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南苏丹2016年7月，南苏丹和平努力被终止，导致今年年底73.74万人外流。这一数字在2017年上半年仍在上升。
难民署驻外业务联合国难民署总部设立在日内瓦，但是89%的员工在总部之外工作。如今，9700多名员工在126个国家为近5900万难民、回返者、境内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人士提供保护和援助。难民署员工大多部署在亚非国家，这两个洲拥有和产生的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很多地方属于偏远地区，员工的工作条件艰苦，并且常常很危险。难民署最主要的工作地点在阿富汗、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马里、巴基斯坦、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土耳其和伊拉克。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的近东救济工程处，是对在中东地区登记的巴勒斯坦难民的教育、卫生保健、救济和社会服务等基本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该工程处于1950年刚开始运行时，负责帮助75万巴勒斯坦难民。如今，约有500万巴勒斯坦难民有资格获得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服务。
为难民营提供支持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经常被派去保护难民赖以生存的营地。当难民没有粮食、水和卫生设备等基本必需品时，联合国大家庭为他们提供。这些支持大多由联合国人道主义行动机构提供。机构间常设委员会通过 “组群方式”将联合国系统内外所有主要的人道主义机构聚集在一起，相互协调行动。
难民署是负责保护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主导机构，与负责协调和管理难民营的主导机构国际移民组织相互合作。难民署还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合作，共同负责提供应急住所。
难民署于1954年和1981年两次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流离失所在21世纪，除了迫害和冲突，自然灾害（有时由气候变化引起）也会迫使人们迁徙到其他国家寻求庇护。洪水、地震、飓风、泥石流等灾害发生的频率正在增加，强度也变得更大。尽管这些事件造成的流离失所大多发生在国内，但是也会导致人们逃离本国。然而，目前还没有一个难民法律文书能够明确解决这些人的困境。
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比较缓慢，由此导致的流离失所也多发生在国内。但是气候变化会加速干旱、荒漠化、地下水和土壤盐碱化以及海平面上升，因气候变化引起的流离失所最终也会变成跨越国界的问题。
其他人为灾害，比如严重的社会经济剥夺等，也会导致人们逃离本国。尽管有些人可能是为了逃离迫害，但是大多人离开是因为他们没有留下来的意义。根据1951年《公约》，人们通常无法仅以缺少食物、水、教育、医疗和生计为理由申请难民资格。然而，其中一些人可能需要某种形式的保护。
冲突、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所有这些情况都对国际人道主义界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澳洲技术移民一直是大家首选的移民项目，不过随着政策的收紧，技术移民的门槛也在逐渐提高，澳洲政府不断调整政策，有意大家向偏远地区发展，现在想一步到位技术移民越来越难。
即使这样，每个财年，澳洲仍稳定引入数万技术移民，这个国家的技术移民签证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独立技术移民（189类别），州政府担保移民（190类别），偏远地区技术移民（489类别）。
189签证直接向澳大利亚移民局申请，申请成功后即获得PR（永居），没有工作生活地限制，但申请难度也最大。依据11月16日会施行的新政，189适用的是MLTSSL工作列表（The Medium and Long-Term Strategic Skills List)，有212种职业的申请者可申请189.
190签证对应州政府所紧缺的职位，申请成功一般需要在担保州生活至少两年，之后才可以移居去其它州。190适用的是MLTSSL与STSOL（The Short-Term Skilled Occupation List）,不同州政府所开放的州担保职业不同，但都在MLTSSL与STSOL列表之中，全澳共有427种职业可申请190。
现行的489签证会在19年11月16日以后被代码为491的签证所取代。其核心是申请成功后获得491的5年期临时签证，必须在偏远地区生活，工作3年后即可申请191签证获得永久绿卡。
偏远地区（Regional Area）是一个中文意义上有些混淆的概念，它所指的其实是所有人口密度不算太高的澳大利亚地区。依据11月16日的新规定，除了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黄金海岸和珀斯，澳大利亚其它所有地区都是偏远地区。像悉尼旁边的卧龙岗和纽卡斯尔，墨尔本旁边的Geelong，其它首府城市附近的地区，甚至连澳洲首都堪培拉都属于偏远地区。
如果4年前大家在澳洲技术移民上还可以潇洒的考虑去哪的问题，那么今天的申请者可能更纠结的是能不能走的问题。其实全球移民局势早在3年前便开始出现紧缩状态，但2019~2020财年对许多技术移民申请者更是雪上加霜。在莫里森政府竞选获胜后，此前被提出的“上山下乡”计划正逐渐被澳洲当局一步步兑现。
这一财年，削减3万技术移民配额，这让本来每年都用不满名额的技术移民形式更加严峻。申请者数量在只增不减的情况下缩减配额，让获邀分数一再创下新高。如果说2018~2019财年75分还可以秒捞，那么在这个财年可能75分只有吃灰的份了。在政府政策引导下，仍然想要移民澳洲的较低分数申请者只有被迫选择去往偏远地区这一条路了，这也是澳洲政府想要的。
其实澳洲政府上山下乡的真正用意也是为了解决悉尼，墨尔本这样大城市的住房，环境，基础设施短缺等问题。“上山下乡”第一步便是减少联邦独立技术移民名额，让更多的名额由各州担保承担，这样可以控制住申请者的去向，同时满足各州对于移民数量的需求，这就不会出现吃不下的被逼着吃，想吃的吃不着的局面。在各州瓜分大部分名额后，“上山下乡才”真正开始，第二步减少190配额，同时增加偏远地区担保名额。相信到这里大家基本都看清楚了，如果你的分数高的出奇，好的~澳洲每寸土地向你敞开，如果没有那么高的分数，没关系，州担保在等你，只要你还是能够达到190的标准那么还有希望不用下乡，如果你的分数少得可怜但是至少还能够上及格线，想来吗？偏远地区需要你的支援和贡献。
虽然澳洲技术移民政策收紧，申请独立技术移民稍难一些，其他方式还是有很大机会可以申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继续努力哦！
2005年，来自马其顿的难民受到被驱逐出境的威胁，得到洛桑一所教堂的庇护。© Julie Hunt
瑞士人为自己的人权传统感到骄傲。长久以来，瑞士一直是战争或政治难民的避难所，他们及其祖孙也为瑞士做出了贡献。
据联邦统计局调查：2001年，瑞士的三分之一的居民是其他国家的移民或移民后代。
但在二战期间，瑞士曾遣送或驱逐了上千难民，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当时，瑞士拒绝难民的理由是：种族迫害并非政治迫害，因此犹太人享有政治避难的权利。当时所使用的口号是：“已经满船(难民太多了)”。除犹太人外，来自波兰及俄罗斯的奴隶工人也禁止入境；还包括企图逃避纳粹强迫工作及服兵役的法国及意大利公民。
瑞士接收了来自世界各国的难民。2001年，九万三千多外国人被接纳或考虑被接纳为政治难民。该数据比较前一年少了5.2%。2004年，瑞士的多数难民来自塞尔维亚和黑山。
与西欧其它国家相比，瑞士的避难申请人数与自身人口较高。根据联邦移民局的统计，2003年年初到2004年9月，瑞士难民与人口比例为441：100000。
难民人数在1999年达到最高，有48000个难民递交申请。2002年以来，难民申请人数开始下降。2004年的难民申请人数为14250人，达到十年最低数，比2003年几乎少了不三分之一。
“我们必须告诉你们：在我们学校，遣送难民的问题很受重视；一点没有考虑到他们回去的艰苦处境，就把他们送回去……我们无法想象：瑞士，一个和平的天堂，一个自认慷慨的国度，会把这些不幸的人们驱赶出国境……如果我们现在不做任何建设性的事情，那么赞扬瑞士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又有什么意义呢? 也许你们不得不服从命令，因此不能接纳任何犹太人，但这绝不是上帝的旨意。服从上帝应高于服从强权。”
选自一位来自瑞士罗尔沙赫(Rorschach)的14岁女孩的信中。这封信写于1942年9月7日。当时，瑞士政府刚刚宣布不再接纳难民。
什么是公约加?
公约加是由联合国难民署发起并协调的国际社会共同行动。它的目标是改进全球难民保护，并通过多边特殊协议促进难民问题的解决。它将通过和各国以及其它合作伙伴的讨论和协商来促进对这个计划的支持，以及推动各国更加坚定地履行公约。
为什么为难民保护和持久解决提供新工具?
1951 年公约和它的1967 年议定书规定了各国对于难民的责任。这些文献仍然是国际难民保护的基石。
尽管他们持续的相关性，公约和议定书无法论及当今世界所有难民保护方面的紧迫的问题。这包括怎么更有效的为难民问题提供持久解决的方法，以及如何更好的分担难民入境和保护的责任。
因此，联合国难民署发动了"公约加" 计划。"公约加" 将是"本着国际合作的精神为了处理好当今和未来难民问题挑战而制定的一系列特殊协议。"
什么公约加是提出的新工具?
以前，UNHCR 频繁地和各国签订特殊协议。这样协议一般都有关和政府合作的操作安排方面的内容，常常关注某一部分难民或一个具体情况。这些协议大多有关自愿遣返。根据这些经验，公约加计划将扩展特殊协议的应用范围，并提升各国和其他相关方面的参与级别。
这些协议将关注那些领域?
联合国难民署致力于在三个优先领域达成普遍性的协议：
使重新安置成为保护的工具之一，并且成为责任共担的有效形式之一的策略； 在庇护国和返回地为支持难民问题的持久解决而更有效的利用发展援助的方法； 在难民和寻求避难者二次移动，即当难民以不规律的方式字一个庇护国迁移到另一个国家时，各国之间责任的明晰。
这些普遍性协议将设定一系列基于原先的应对某一特殊难民形势而达成的多边协议之上的共识和承诺，同时也将促进和支持这些协议的改进。
多边特殊协议如何被改进?
公约加过程由高级专员和难民署国际保护部的负责人共同主持的。他们为公约加处的工作提供指导。公约加处设立在难民署日内瓦总部，该处负责和各国一起研究普遍性协议的内容。同时也为难民署内部制定针对特殊情况的多边协议提供帮助。 普遍性协议的工作由五个“发起国”领导：加拿大负责重新安置问题，丹麦和日本负责发展援助的优化问题，南非和瑞士负责二次移动问题。他们的作用是和难民署一起，改进各特殊协议。每个发起国协调其他感兴趣各国之间的讨论，同时确保非政府组织有充分的机会表达他们的意见。
具体特殊协议的改进由难民署地方局带领，并由公约加处支援。
其他还有谁参与?
高级专员每年两次召开由执行委员会成员国和常务委员会观察员参与的论坛，同时高级专员也会邀请其他可以对论坛作出正面贡献的人参与。
论坛的会议将关注公约加各个方面取得的进展。执行委员会将收到定期的公约加进展和论坛工作情况更新。
联合国难民署驻各国办公室的作用是什么?
公约加是全难民署致力于的努力。虽然很多讨论需要在日内瓦举行，但是各个地方办公室员工的意见和支持对于鼓励各国政府的积极参与至关重要。大多数的宣传和联系工作其实是在地方一级开展的。
关于澳洲难民移民方案一直在争议却不得结果，如今澳洲终于得出了结论，虽然有些勉强，但还是批准了移民改革法案。这一法案正是针对难民而改革，让他们得到了在澳洲居住且工作三至五年的权利。
自2012年8月开始，就有了3万名难民试图乘船抵达澳洲，只是他们的要求在当时不被评估，因为那时的澳洲政府一点也不希望这些难民到来并且永久居留在澳洲，然后那批难民只得送往了巴人布亚新几内亚及瑙鲁拘留中心。而经过此次争议之后，改革势必形成，那些难民即将离开那可怕的拘留中心，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拥有此机会，但这是一次开始，给了人不少希望。
这此难民获得至少三年的居留机会，且他们将获得工作的权利，最终可以申请技术移民签证，只是，如果他们没有把握住机会，并没有获得长期的签证，那么就会被遣返回国。
这是一个仅2票之差才通过的法案，难民移民应该庆幸，但各位不要抱着太大希望，因为获得三年居留权不是定数，赶紧找到合适的地方合适的工作定下来才是正确的，不断把自己的技能提高，让当地人认可，就算不能通过技术移民方式移民澳洲，通过雇主担保形式也是可以的，只要雇主认可你，移民其实非常简单。
“泰坦尼克”号的知名主要因为它是当时世界最大船舶，它的沉没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也对航运安全敲响警钟。其实在和平时期民船事故中，它按死亡人员排也只居第7位（最高的是1987年菲律宾渡轮“多纳帕兹”号的4341人）。如果换成战时，最高的沉船死亡人数高达9343人，这发生在被苏联潜艇击沉的德国客轮“威廉·古斯特洛夫”号上。它的沉没背后的伦理悲剧远甚于“泰坦尼克”。
仇恨进军
二战中的欧洲，土地的争夺频繁而戏剧。作为德国军国主义支柱——容克贵族发源地的东普鲁士1939年随波兰西部一起被德军占领后，德国人大增，然而到1944年8月末，英国连续两晚向东普鲁士首府柯尼斯堡投下1000吨炸弹，将其化为火海，1945年1月，对当面德军拥有11：1兵力优势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和第2方面军挥师150万，杀入东普鲁士。
突然被围的东普鲁士指挥官撤离平民的请求被希特勒拒绝，柯尼斯堡地方长官埃里希·科赫（Erich Koch）直到苏军已近，仍只许该省东部的人撤离，却为自己的逃跑安排妥当。
这场战役，德国人是否打算保卫家园根本不重要，因为他们面临的是一支在德军近4年的残暴侵苏中蓄满深仇大恨的虎狼之师，大规模的摧毁、抢掠和强奸发生了，但多年不被提及。到4月的柯尼斯堡之战，德国人已根本无力抵挡苏军的大锤，6天狂轰滥炸后，苏军只用3天就从战斗转入抢掠。
对此，多数德国官员非常清楚，从1月23日起直到战争结束，一场称为“汉尼拔行动”的大撤退将被围在东普鲁士的平民、军人、纳粹官员从格但尼亚撤至德国和仍在德国占领下的丹麦。共有672艘民船和409艘军舰参加，共撤走80~90万平民和35万部队（这个规模是敦克尔刻大撤退的3倍。另一说共约250万人），直到4月26日撤退依赖的桥头堡彼劳港（Pillau）失守，仍有其它地方继续，当月共撤出265000人。5月前8天还有15万人从Hela海滩撤走。欧洲战事的最后一天5月8日，大小92艘船从拉脱维亚还撤回18000人。直到德国投降条款禁止此类行动。
乱世方舟
1945年1月30日中午12：20，4艘拖船拖着“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缓缓驶出格但尼亚港。这艘长208米、宽23米，排水量2.4万吨的客轮在1937年下水时是世界上最大的之一。最新研究结果显示，这艘核定载客量1865人的船上，登记在册的乘客就有173名船员（海上武装部队辅助人员）、第2潜艇训练师的918名海军官兵、373名海军女护士、162名伤兵、4424名难民，共计6050人，加上根本来不及登记的4000多难民，竟达10582人，平民中估计有4000名儿童。
鉴于63岁的弗里德里克·彼德森（Friedrich Petersen）船长已多年不航行，为确保在危机四伏的波罗的海上的安全，该船还配备了两名海军军官和一名撤退行动指挥，相当于4个船长。同时，还安排它与客轮“汉莎”（Hansa）号和两艘鱼雷艇一起离港。不巧的是，“汉莎”号和一艘鱼雷艇因机械故障很快返航，只留下一艘鱼雷艇（“吕韦”号，L?we）陪伴上万逃命者。
有文章称:出航前的深夜，彼德森船长收到德军波罗的海潜艇舰队司令部电报，称波罗的海中部和西部海域活动的3艘苏联潜艇处在严密监视之下，上述海域未发现其他敌舰。其实从当时德国海军的潜艇活动来看，这纯属自欺欺人。
果然，船上4位指挥员很快对躲避潜艇的航线选择发生分歧，虽有来自潜艇部队的威廉·扎恩（Wilhelm Zahn）少校建议应沿海岸浅水闭灯航行，级别更高的文职船长彼德森仍决意进入深水。
冰海屠宰场
18时左右，彼德森船长接到电报，称一队德军小型扫雷艇正朝它驶来，请注意规避。由于这片海域仍处于德军控制，彼德森不假思索地下令打开舷侧的红绿导航灯。这则电报的真伪无从考证，但事实上根本没有这样的舰队驶来。
更不幸的是，这片海域的水下已经不属于德军，苏军波罗的海舰队的S-13号潜艇正由亚历山大·马林涅斯科(Alexander Marinesko)少校指挥，在水下单艇游猎。
对马林涅斯科在夜间不良能见度下，从潜望镜中究竟能否分辨这艘航速不高、旁边还有一艘鱼雷艇的大船是德国重型巡洋舰还是客轮，其实没有意义，因为即使他看到乘客名单，也全无仇恨和立功意愿，也可以指出：该船虽是民船，但载有敌军部队和防空火炮，有军舰护航，根本不是专职的医院船。
19：30分，S-13号潜艇加速驶入“古斯特洛夫”号左舷与海岸之间，避开了鱼雷艇的视线。21时左右，S-13号加速后掉头，与缓缓驶来的“古斯特洛夫”号形成90度夹角，取得了理想的攻击阵位。
马利涅斯科一声令下，4条鱼雷以两秒的间隔，接连冲出发射管，雷体上被艇员们分别写着“为了祖国”、“为了苏联人民”、“为了列宁格勒”和“为了斯大林”。900米外的“古斯特洛夫”号在劫难逃，首条鱼雷命中左舷船首，第二枚命中中部前方,钻入船内的游泳池爆炸，第三枚钻入烟囱下方机舱，只有“为了斯大林”因故障未射出。
伴着剧烈的爆炸，“古斯特洛夫”号开始向左倾斜，人群一片恐慌，但德国人的素质值得钦佩，持枪官兵只允许妇女和儿童上救生艇，一些企图强行登艇的男人被无情地推下大海。
无力回天
不到40分钟，“古斯特洛夫”号船艏向下，沉入距海岸30公里、44米深的海底。
海面上到处是漂浮的人头，当时的海水水温约4°C，但当天气温只有-18~-10°C，水面漂着浮冰。
距该船只有15分钟距离的“吕韦”号鱼雷艇立即投入救援，但它实在太小，只捞起472人。“希佩尔海军上将”号巡洋舰也载着1500名难民，海因斯特舰长接到了望哨报告有鱼雷攻击后，未敢停船（另一说它救起564人后匆忙离开）。
附近的德国舰船纷纷赶来，无奈都是些小船。T-36鱼雷艇救起564人，M387扫雷艇98人，M375号43人，M341号37人，汽轮“哥廷根”号28人，TF19捞雷船7人，货轮“戈特兰”号2人，V1703号巡逻艇只救起一个婴儿。
由于该船实际载客量无法准确统计，战后对其死亡人数一直不明。最初，研究者埃尔文·卡佩斯在《航海经典》杂志上发表“船上超过6千人，死亡5348人”的结论，这一结论显然很不准确，直到海茵兹·肖恩（Heinz Sch?n）经过多年详尽研究，才得出死亡约9343人的结论。美国“探索”频道的“未解历史”（Unsolved History）节目还用EXODUS逃生软件进行了计算机模拟，考虑目击者报告的乘客密度、逃生路线和沉船时间内的存活可能性，估计10600人中有9400人必死无疑。
不大光彩的是，4名指挥员都活下来，而且居然只对提出正确意见的扎恩进行了正式的海军调查，只是因为纳粹的垮台，他的责任一直未确定。
现在，在波兰海图上标为“第73号物”的“古斯特洛夫”号已被划为一处战争公墓，坐标是55.0729°N 17.4213°E。为保护船上的财产和死者尊严，波兰格但尼亚海事局禁止在距残骸半径500米以内潜水。
不止于此
如果我们只以死亡人数最高才关注这一事故，显然是不人道的。事实上，就在同一海域，悲剧也不止一起。
1945年2月10日，苏联潜艇S-13再次击沉14660吨的德国豪华客轮“冯·斯陶本”（SS General von Steuben）号。该船也是1939年还只充当德国海军宿营船，1944年被征用为武装运输船，将德军运到波罗的海东部港口，将伤兵运回基尔。“汉尼拔”行动开始后，该船2月9日从彼劳启航时，装载了2800名伤兵、800名难民、100名士兵、270名海军医务人员（医生、护士和辅助人员）、12名地方护士、64名防空炮手、61名海军人员（无线电员、信号兵、机枪手和指挥人员）、160名商船船员，共4267人。
当天午夜后，被S-13号的两条鱼雷击中，20分钟内就告沉没，死亡3~4000人，只有约300人被T-196鱼雷艇救起。
4月16日，5230吨的德国货轮“戈雅”号（MV Goya）也载着第25战车团的200名军人和6100名旅客（只是登记数量），驶回德国西部。在但泽湾出口经过黑尔半岛时，被苏联布雷潜艇L-3发现。虽然“戈雅”号比潜艇快，但船队因其它舰船发动机故障停下修理时，L-3艇长弗拉基米尔·科诺瓦洛夫（Vladimir Konovalov）于23:52下令开火。由于没有客轮的安全措施，“戈雅”号7分钟内就沉入约76米的海底，估计船上约7000人中只有183人幸存。
当然，灾难并非单方面的。早在1941年11月7日，苏联建造的首批黑海客轮之一、后改为医院船的“亚美尼亚”号（Armenia）就在从克里米亚半岛的几所医院撤运难民、伤兵和物资时被一架德军He 111轰炸机用鱼雷击沉，估计有5000~7000人死亡，其中2000人是未登记的平民，只有8名幸存者被一艘护航船救起。该船两侧都涂有红十字。
道义困境
由于事关纳粹德国，战后对“古斯特洛夫”号灾难的评说，各方可谓五味杂陈。
一些德国人认为，由于死难者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苏联人当时犯下了滥杀无辜的罪行。不过，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原为纳粹工会组织德国劳工阵线旅游船的“古斯特洛夫”号1939年9月1日的确曾被德国海军征用，作为“医院船D”（Lazarettschiff D）。1940年11月20日，由于英国封锁德国海岸，该船又被德军买下，拆除医疗设备，停泊在格但尼亚，作为德国第2潜艇训练师近1000名学员的浮动营房，外观也从带绿条的白色喷涂成标准的海军灰。
因此，在被击沉时，该船装有防空高炮，没有医院船标志，也没有通报过它正执行医院船功能，而且船上的确载有作战部队，就否应受战争法保护，显然只能靠对方的仁慈。何况，希特勒1944年11月11日已宣布波罗的海为战区，命令德国战舰可对海面上任何敌国目标开火。再考虑到纳粹垂死挣扎时，将大量德国男子编入“人民冲锋队”，进行无谓的抵抗，在本已被仇恨占据的苏军眼中，哪里还有“难民”的概念。而且在当时，为避免国内民众陷入恐慌，所有幸存者均被要求严禁透露消息，德国报纸、广播对此只字未提。直到2002年，随着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Günter Grass）以该事件为背景的小说《蟹行》（Crabwalk）广为流传，这次大海难才浮出水面。
即使是格拉斯，2003年4月8日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也表示：“我写这部小说的原因之一是反驳极右的观点，他们说这起惨剧是战争罪行。它不是，它很可怕，但它是战争的结果，战争可怕的结果。”
当然，二战中双方都击沉过载有平民的船只，这的确是战争本身的罪恶。对“古斯特洛夫”号灾难，美国知道后也并未借题发挥，因为他们也不希望留下“德国人也是受害者”的印象。
但是，随着时光流逝，欧洲人已经能够坦率面对二战的仇恨时，随着苏军二战末期在德国疯狂报复行为（也包括进入中国东北后的军纪败坏）被逐步揭露，对这一系列灾难也应有另一面的评说。S-13获得红旗勋章，其艇长和L-3的艇长都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古斯特洛夫”号上的德国海军女护士也被歪曲为“集中营的党卫军”。
其实，只要看看东普鲁士，包括围绕它的波兰所在的这块领土，在欧洲近代史上的命运，哪怕仅仅是每个地名被改来改去，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民族仇争史。直到今天，这块地区才总算在欧洲一体化框架下恩仇渐消。
苏联著名诗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也是1945年1月进入东普鲁士的红军上尉，后来在他的《古拉格群岛》（Gulag Archipelago）中写道：“我们都深知只要是德国姑娘，就会被XX后杀掉，这几乎成了一种作战荣誉”。在他的诗《普鲁士之夜》（Prussian Nights）中，描写了在东普鲁士城市莱登堡一所住房内目睹的景象：半死的母亲面前横陈着女儿被凌辱后的尸首，乞求“大兵，杀了我吧”。
二战当然有正义一方和非正义一方，这是大是大非，但战争本身的残酷绝对超出人类控制。虽然没有被拍成电影，但希望“古斯特洛夫”号在你眼中，绝不仅仅因为是史上死亡最多的海难而好奇。正如“泰坦尼克”号一样，在灾难面前，一切荣耀和卑微都是浮云，只有人性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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