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旺达种族大屠杀（英文：Rwandan Genocide）又称卢旺达内战，发生于1994年4月6日至1994年6月中旬，是胡图族对图西族及胡图族温和派有组织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共造成80-100万人死亡，死亡人数占当时全国总人口1/9以上。大屠杀得到了卢旺达政府、军队、官员和大量当地媒体的支持。除了军队，对大屠杀负主要责任的还有两个胡图族民兵组织：Interahamwe和Impuzamugambi，大量的胡图族平民也参与到了大屠杀中来。
事件背景
卢旺达地处非洲中部，有千丘之国”之称，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1992年被联合国列为世界47个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胡图族和图西族两个民族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99%，其中胡图族人口占85%，图西族人口占14%。
16世纪，图西族人在卢旺达建立了封建王国。自19世纪中叶起，英国、德国、比利时等西方殖民势力相继入侵。1890年，卢旺达沦为“德属东非”保护地。1916年，比利时获得卢旺达的委任统治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卢旺达成为联合国托管地，但仍由比利时统治。20世纪60年代以前，仅占人口10%—15%的图西族在卢旺达占据统治地位，88%的政府官员都是图西族人，并拥有绝大部分可耕地。1959年，卢旺达南部的胡图族农民开始反抗图西族贵族的统治并掌握政权，把土地重新分配给无地的人，许多图西族贵族逃到了邻近国家。1962年，卢旺达宣布独立后，在比利时人离开后，政权交还给占多数人口的胡图族。在1962年卢旺达独立后，政府也未妥善处理民族之间的对立问题。[1]图西族和胡图族多次发生冲突，战事持续不断。在20多年的时间里，卢旺达政府一直对图西族实行种族歧视政策。在大屠杀前的三年里，国家控制的媒体甚至把图西族人视同为国家的敌人，大力加以挞伐和煽动，引起图西族人的恐惧和仇恨。一家受到党政军多名要人支持的RTLM广播电台在大屠杀前九个月，宣传对图西族人的仇恨，甚至公开宣布须被处决的名单。
在1990年，由图西族难民组成的反政府集团-卢旺达爱国阵线从乌干达入侵至卢旺达北部，企图推翻由胡图族领导的政府。在卢旺达内战期间，非洲法语国家和法国支持胡图族，乌干达支持图西族。这加剧了卢旺达国内种族之间的紧张气氛。在卢旺达政府控制的媒体鼓吹下，许多胡图族人开始着迷于胡图族权利意识形态。
胡图族权利意识形态中宣称图西族应当被奴役，胡图族人应当不惜任何代价来平定图西族的骚乱。持续的种族冲突导致反对派占领了北方，从而取代了北方的大量胡图族人，而在南方，胡图族则定期屠杀图西族人。由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领导的卢旺达政府迫于国际压力，在1993年签订了停火协议，这个协议也叫作阿鲁沙协议（Arusha Accords）。
在1994年4月份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总统被暗杀，这在卢旺达国内掀起了激烈的暴力反应。胡图族人开始大规模屠杀图西族人（其中也包括那些帮助和同情图西族的胡图族人）。这次种族大屠杀由胡图族组织阿卡祖（Akazu）策划，这个组织中的许多人就职于国家政府高层职位。
事件经过
1990年，侨居在乌干达的图西族难民组织卢旺达爱国阵线（RPF）与胡图族政府军爆发内战。在周边国家的调停和压力下，1993年8月，卢旺达政府和爱国阵线在坦桑尼亚北部城市阿鲁沙签署旨在结束内战的和平协定。即将到来的和平令卢旺达政府高层中的极端势力感到恐惧，他们逐渐对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总统感到不满，认为他在与爱国阵线的谈判中让步太多。
1994年4月6日，载着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的飞机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附近被击落，两位总统同时罹难。该事件立即在卢旺达全国范围内引发了胡图族人针对图西族人的血腥报复。7日，由胡图族士兵组成的总统卫队杀害了卢旺达女总理、图西族人乌维林吉伊姆扎纳和3名部长。在当地媒体和电台的煽动下，此后3个月里，先后约有80万至100万人惨死在胡图族士兵、民兵、平民的枪支、弯刀和削尖的木棒之下，绝大部分受害者是图西族人，也包括一些同情图西族的胡图族人，卢旺达全国1/8的人口消失，另外还有25万至50万卢旺达妇女和女孩遭到强奸。
同年7月，卢旺达爱国阵线与邻国乌干达的军队反攻进入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击败了胡图族政府。200万胡图族人，其中一些屠杀参与者，由于害怕遭到图西族报复，逃到邻国布隆迪、坦桑尼亚、乌干达和扎伊尔（今刚果民主共和国）。数千人由于霍乱和痢疾死于难民营。[3]
国际态度
由于美国在索马里进行的“黑鹰坠落”行动的失败，因此美国并不想介入卢旺达内战。对此美国总统克林顿于1998年3月访问卢旺达时，在基加利机场对大屠杀幸存者发表讲话时婉转地表达了歉意。
比利时政府因10名比利时维和军人遭到杀害为由，撤出了全部在卢旺达的部队，并带走了所有的武器。
联合国在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事件中表现消极。大屠杀发生的第四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投票，决定象征性地在卢旺达保留260名维和人员，职责仅仅是调停停火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持续了近一个半月后，联合国才决定将联合国驻卢旺达援助团人数增加到5500人，扩大其行动授权，并说服其他国家参与救援。
法国在基伏湖附近建立了野战医院，尝试收容难民。加拿大、以色列、荷兰和爱尔兰也提供了一些援助。红十字会、无国界医生等国际救援组织无惧炮火，到达当地，拯救平民百姓。
事件影响
1994年的卢旺达内战和种族大屠杀，给卢旺达带来了巨大灾难，使这个原本贫困的国家雪上加霜，大批劳动力丧失，国家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大屠杀还使这个国家的人口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全国14岁以下的儿童约占总人口的40%，许多妇女成为寡妇，大量逃亡邻国的胡图族极端主义分子渗入邻近国家，给这些国家的安定带来负面影响。
事件后续
1994年联合国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成立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审判卢旺达种族大屠杀高级政府官员或军人。卢旺达政府则负责审判较低层级的领导人或平民。
联合国大会于2003年12月23日宣布将每年的4月7日定为“反思卢旺达大屠杀国际日”。
2004年3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卢旺达大屠杀1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防止卢旺达大屠杀事件重演。同年4月7日，卢旺达举行卢旺达大屠杀10周年的全国性纪念活动，以哀悼大屠杀遇难者。
审判责任人
经过历时十年的审判，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6月24日宣布，判处涉及卢旺达大屠杀案件的6名嫌疑犯25年到终身监禁，其中唯一被起诉的女性、卢旺达的一位前部长尼拉马苏胡科（Pauline Nyiramasuhuko）及其儿子因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等罪名被判终身监禁。
尼拉马苏胡科（Pauline Nyiramasuhuko），1946年出生，卢旺达前家庭和妇女发展部长
1992年4月至1993年7月任卢旺达家庭和妇女事务部长
1993年7月任家庭和妇女发展部长
1994年前往刚果（金）
1997年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被捕。[4]
审判过程
1994年针对图西人的种族大屠杀导致80多万人被杀害，相当于卢旺达总人口的1/9。当年底，安理会决定设立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起诉应对1994年1月1日至1994年12月31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种族灭绝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责任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种族灭绝和这类犯罪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
自2001年以来，法庭在审理过程中仔细审查了来自50多个国家的超过160名证人的证词，法庭程序和实际操作繁琐，加上案件本身的复杂性，使案件审理历时长达10年之久。
审判结果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发言人阿穆苏加："（英文）尼拉马苏胡科与其儿子恩塔何巴利（Arsène Shalom Ntahobali）被法庭判罪，尼拉马苏胡科因犯有阴谋策划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包括消灭罪、强奸、迫害）以及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中的相关条款罪名被判处终身监禁。她的儿子以类似罪名也被判处终身监禁，其他四人分别被判处25年、30年、35年和终身监禁。"
尼拉马苏胡科与其他政府成员1994年合谋在南部布塔雷地区“实施种族屠杀……她下令在布塔雷省办公室实施强奸”。鉴于这些罪行，以及考虑所有关联状况，法庭对她判处终身监禁。
尼拉马苏胡科面临11项种族屠杀指控，其中7项指控罪名成立。她的儿子阿尔塞纳・沙洛姆・纳塔霍巴利作为同案被告，因种族屠杀、种族灭绝、强奸、煽动强奸等罪名被判终身监禁。
周年活动
在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再次指控法国“参与”了1994年造成80万人死亡的大屠杀之后，法国周六决定取消参加纪念卢旺达种族大屠杀20周年活动。
这一决定标志着两国间因猜忌而恶化的关系再次受阻，尽管双方在2010年曾和解。双方争执的关键在于法国及其军队支持卢旺达胡图族政权的问题，而该政权是针对图西族大屠杀的罪魁祸首。
卡加梅总统在即将出版的《青年非洲》周刊的访谈中谴责法国和比利时“直接参与种族大屠杀的政治筹划”，“法国甚至参与行动”。
他指控1994年6月在联合国授权下部署在卢旺达南部开展“绿松石行动” 的法国士兵是发生在1994年4月至6月间大屠杀的“同谋”，而且还是“积极参与者”。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罗曼·纳达尔强调说，“法国对无法参加纪念种族大屠杀20周年活动深感遗憾，因为它一心想参加纪念受害者活动，并与卢旺达百姓一起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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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北京9月4日电，新西兰中华新闻网消息 NZ华新社奥克兰9月4日电：英文媒体Stuff网站消息，随着20世纪的到来，麻风病曾在新西兰社区里造成了一阵恐慌。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皮肤病除了隔离并没有什么其他的疗法。而惠灵顿地区，在这个时期也曾出现过一阵强烈的“恐华”风潮。本地人认为移民都是吸毒者、罪犯和流行病患者。
1903年7月11日，Newtown的百货商人Kim Lee成为为了这两股风潮的受害人。他的脸上出现红色的病变，两腿失去了知觉，随后被送往卫生部。
在卫生部的官员赶到时Lee曾试图逃跑，但是最终被抓获并被送到了位于Matiu/Somes的传染病隔离站。
当时的Lee已经来到新西兰11年了，起初在Hutt Valley从事市场园丁工作，1903年因吸食鸦片而面临指控，隔离期间法院判罚Lee需要交纳?23（约$4000）的罚金。
随后卫生部对Lee的店铺进行了烟熏消毒，店里的水果、蔬菜以及个人用品均被销毁。之后的事情让Lee更加绝望。Somes岛上的病人向官员投诉说Lee是麻风病人需要隔离。随后Lee就被赶到了Mokopuna岛上去了，说是岛其实就是一块与世隔绝的大石头。
上岛之后，Lee只收到一个工具箱，家具和房屋都需要他自己来建造。晴天时，灯塔的工作人员会给他提供食物和补给；而在恶劣天气里Lee只能通过缆道来接收米饭和水果。
1904年，当地报纸The Post曾报道称，“Lee在Mokopuna岛上生活的很好，而且麻风病的症状正在消退，看起来很快就能痊愈”。
然而3月14日，Lee在岛上生活了9个月后死去，随后被埋葬在Mokopuna岛。
根据Lee的死亡证明显示，造成Lee死亡的原因是心脏衰竭、肝脏肿大以及急性肾功能衰竭。当代医学专家表示，Lee所得的传染病并非麻风病；相反，他所得的可能是肺结核或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2004年，历史学家Lynette Shum在惠灵顿华人社区的一个仪式上表达了自己对Kim Lee的尊敬之情。并表示：“种族歧视才是真正的杀手”。
“你能想象在严冬里被驱逐到一个无人岛的那种绝望吗？如果他不是中国人那么事情的发展可能不会变的如此糟糕”。
据巴西南美侨报网报道，巴拿马国家移民局(SNM)局长萨米拉•戈赛内(Samira Gozaine)近日宣布，他们正在针对境内停留的外国人制定一系列规范措施。
古巴拉美通讯社(Prensa Latina)8月8日报道，戈赛内指出，政府针对移民推出的新措施中包括从现行的移民制度中移除“种族熔炉”(Crisol de Razas)( “种族熔炉”政策：鼓励和推动民族和文化的多元性发展。)这一项，并将废除建立这种特殊移民类别的法令。
“令人遗憾的是，什么样的人都能留在巴拿马，即便是通过非法途径入境。就算不符合现有移民类别中任何一种，其身份也能得到正规化。”戈赛内说。
戈赛内还解释说，上述移民大多为廉价劳动力，这是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巴拿马共和国现任总统劳伦蒂诺•科尔蒂索和安全部(Minseg)部长罗兰多•米罗内斯(Rolando Mirones)已经做出决定，对外国人的入境条件进行约束，以便让投资者知道，来到巴拿马的外国人有能力推动巴拿马的经济发展。
戈赛内表示，前总统胡安•卡洛斯•瓦雷拉在其任期结束前几周(2019年6月10日)签署了一项法令，允许当时已经成功更新其特殊移民正规化10年期居留证和6年期临时居留证的外国人获得永久性居留权，该法令将被废除。只要全面的移民法尚未出台，新政府就有必要对在境内拥有固定住所、工作和家庭的正规化外来人员采取措施。
据统计，目前向巴拿马国家移民局申请特殊移民正规化手续的外国人主要来自以下国家：委内瑞拉(125570人)、哥伦比亚(4287人)、尼加拉瓜(4189人)、萨尔瓦多(619人)、多米尼加共和国(364人)、洪都拉斯(236人)和中国(221人)名列前茅。
另一方面，米罗内斯部长称，巴拿马必须搞清楚想让什么人入境，如何将其分类。留在境内的应该是投资者、专业人士，以及其他符合巴拿马国家利益的外国人。
巴拿马劳动和就业发展部(Mitradel)部长多丽丝•萨帕达(Doris Zapata)表示，将对国内企业进行巡查，若发现雇佣外来非法居留者的情况，将给予严厉制裁。
巴拿马国家移民局称，仅在2019年7月一个月内，就有357名在巴拿马境内非法居留的外国人(主要来自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接受了行政处罚，其中大多数自愿回国，也有一部分被强制遣返。
“巴拿马人都应该关注入境管制和外国人居留审查问题，并积极参与相关讨论，但要注意避免被冠以‘仇外’之名。” 支持政府新移民措施的律师阿尔多•莫雷诺(Aldo Moreno)说。
中新社4月29日电 近日，在美国东南部城市巴尔的摩，数千人参加在被警方拘留期间死亡的25岁黑人男子格雷的葬礼后，该市多个街区爆发骚乱、抢劫和暴力冲突，引发外界关注。美国媒体列举出了有关巴尔的摩的十项数据，每一条都反映出这座城市中种族间、警民间所存在的深刻矛盾。这些数字可能会比骚乱更加令人震惊。
第一，巴尔的摩市居民中，非裔因持有大麻而被捕的可能性比白人要高5.6倍，即便白人和非裔一样吸食大麻。事实上，巴尔的摩县是全美大麻持有逮捕率第五高的地方。
第二，自2011年起，巴尔的摩已有超过100起有关警察暴力的诉讼，受害者总共获赔超过570万美元。警察执法暴力的受害者绝大多数都是有色人种，并也包括孕妇、老人、儿童和教堂执事。
第三，巴尔的摩出生的白人婴儿平均寿命比非裔婴儿长6年多。
第四，巴尔的摩的非裔因感染艾滋病毒死亡的可能性是白人的8倍，因糖尿病并发症死亡的几率也是白人的2倍。
第五，巴尔的摩市的失业率为8.4%，其中非裔民众的失业率被认为远高于白人。全美范围内，白人的失业率为4.7%，而非裔的失业率则是10.1%。
第六，巴尔的摩非裔婴儿在一岁前死亡的可能性，是白人婴儿的9倍。
第七，在巴尔的摩市最富裕地区居住的居民，其预期寿命比在最贫困地区居民的长20年，尽管两地相距不过六英里。
第八，14.8万人，也就是巴尔的摩总人口的23.8%，都生活在官方的贫困线以下。
第九，巴尔的摩市高中的毕业率仅为56.4%。全美平均水平是约80%。
第十，在巴尔的摩市因大麻持有被捕的人中，92%都是非裔。
Radio NZ此前通过官方信息法获得的文件中显示，新西兰移民局制定了一个试验项目，主要对印度学生的学生签证。据RNZ报道，根据公布的信息，新西兰移民局的北部地区合规小组在其每周例会上都会使用一种“点数矩阵”来优先处理遣返案例，而是否为印度裔就是作为遣返的标准之一。
在另外一份被曝光的文件中，“Harm”建模的电子统计数据表显示了一系列诸如性别、年龄在内的标准。
统计表上列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因严重犯罪正在接受调查的人员，第二类是在被拒签后再申请配偶签证的男性，第三类是在私人培训机构（PTE）出勤率低的男性学生，有非法工作嫌疑。
新西兰移民律师Richard Small认为，第二类和第三类人群的说法较为委婉，实际针对的就是那些逾期居留的印度人。
他认为新西兰移民局在统计数据表中针对逾期居留的印度人，在“点数矩阵”将是否为印度人作为是否优先处理遣返案的标准之一，是一种变相的种族归纳（racial profiling）。
对此，新西兰移民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在2014年7月就开始实施一项针对逾期居留者的“高伤害实验模型”，并于2016年将该模型用于制定遣返优先级电子表格。
虽然移民局助理总经理Peter Devoy证实说，该实验模型和遣返优先级电子表格均已不再使用，“我们的分析工具并未用于‘种族归纳’，也未以任何可能引发争议的方式使用。”
四月，新西兰移民部长Iain Lees-Galloway也曾对此表示否认，并叫停了这个统计模块分析项目。
但是，目前仍有多名拒签案例相关人员认为，移民局在处理签证申请存在种族归纳行为。
在其中一个案例中，一名印度男子很担心种族偏见会阻碍他的印度父母成功搬到新西兰。
而在另一案例中，一位穆斯林印度男子的四次签证申请都被拒签。其妻子认为是移民局对她老公进行了种族归纳。
据Radio NZ报道，Jatin Khurana表示，他的家人对新西兰移民局决定拒绝其印度父母的居留签证感到非常伤心，他们担心这背后存在反移民的因素。
新西兰移民局认为Khurana的母亲Sarla Khurana过去患有乳腺癌，但她的家人说她没有得过乳腺癌，还提供证据证明她曾经只是乳腺组织损伤。
目前在新西兰拥有全职工作的Khurana说：“最终，负责审批签证申请的移民官还是人，他们都会受那些广传的负面宣传或假新闻影响。”
“我认为整体形势的错误会影响到人们做出决定，他们都会受到微妙影响。”
Khurana自己有两个孩子，但是他是自己父母的独子。他的父亲Bhim Sen Khuran退休前曾是一名银行经理，而他的母亲则是一名教授，父母两人曾经来过奥克兰两次。
但是由于在居留申请中，移民局对其母亲Sarla Khurana的健康问题存疑，甚至不打算给这对祖父母批准访问签证，这样也就意味着他们甚至没有机会看到他们刚满一岁的最小的孙子。
Khurana讲述说，移民局似乎坚信他的母亲Sarla已经接受手术，切除了乳房肿块。
因为担心她真的有乳腺癌，Sarla现在已接受过四次检查，但是专家并没有发现任何乳腺癌的迹象，只认为是旧伤让她留下了疤痕组织。
Khurana说，移民局在过去几个月里实际收紧了签证审批，与人们对新政府能有同情心的期待相去甚远。
而且更让他不解的是，在他这个个案里，他们家的家庭收入很好，有多处房产，他的父母对新西兰会做出很大贡献，移民局竟然拒签。
“我认为有种反移民的情绪正在悄然滋长，特别是针对那些想从新西兰和印度来新西兰的人，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但当然，没人会明说。”
Khurana谈论说，“他们愈发关注负面因素，这样他们就可以拒签了。”
新西兰移民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移民局理解Khurana一家对被拒签很失望，但移民局的确是遵循了特定的规则和标准。
“作为她申请的一部分，Sarla Khurana根据要求提供了体检和胸部X光检查结束，”移民局发言人说。
“两位医疗评估员对结果进行了检查，最后确定Sarla Khurana不符合申请永久居留签证的健康要求。”
“在医疗评估过程中，Sarla Khurana也应邀对医疗评估员的调查结果发表了评论。”
移民局表示已经告知Sarla说，她拥有上诉的权利。
在Sofia Ali Malik的案例中，Sophia的穆斯林印度籍丈夫申请配偶签证，却被移民局认为是欺诈。Sophia认为新西兰移民局存在种族歧视。
“我坚信我们成了种族归纳的对象。跟印度人有关，他们就会马上说，‘哦，印度人啊’，这就是他们的本性，他们都是骗子。”
“新西兰移民局让我很恼火很恼火。在新西兰，在这个果然，他们居然会做这样的事，让我真的太失望了。”
Sophia每天都和丈夫Inamul Haque通话，两人已经为了签证的事情和移民局斗争了三年。
目前，他们已经向申诉专员提出上诉。
新西兰移民局表示，他们不相信这对夫妻的婚姻关系是真实的，因为两人并没有在一起共同生活过。
中新社1月21日电 据澳洲新快网报道，1名51岁的中国移民虽然持有神经学的硕士学位，而且有17年的专业经验，但在首都领地(ACT)申请一份实习工作却遭到拒绝。首都领地已经因此被判种族歧视罪名成立。
据报道，王庆林(Qinglin Wang，音译)曾是天津一家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在2001年移民到澳大利亚之后，他想在澳大利亚继续专业工作，但按要求必须先完成1年的实习医师工作，不过他却始终无法获得这个至关重要的实习机会。
根据递呈首都领地民事行政仲裁庭(CAT)的文件 ，王庆林除了没有实习经验之外，“满足在澳大利亚注册成为医师的一切条件。”
2013年向堪培拉医院提交的实习申请被拒绝之后，王庆林联系了人权委员会并提起法律诉讼，称他“因为自己的种族和年龄而受到不利对待”。
在上周五（16日）公布的一份判决书中，首都领地民事行政仲裁庭高官安福思称，首都领地政府通过自动降级他的申请，“直接及间接地因为其种族的原因而对他有所歧视”。
在2013年，堪培拉医院对申请实习的人士按就读大学所在地及教学质量进行排名，澳洲国立大学(ANU)的学生获优先考虑，而海外毕业生则自动排在最后。堪培拉医院的实习机会向来以“一位难求”著称。在王庆林递交申请那一年，首都领地政府一共收到463份申请，但实习机会只有96个。其中有78个都分配给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医科毕业生，余下的18个机会都给了澳大利亚本地毕业生。
但首都领地政府的律师否认了王庆林的说法，还说申请人的国籍和毕业大学的地点是不同概念。
安福思说首都领地的甄选政策可能有合理理由，但这些与是否存在歧视无关。他说排名系统以及拒绝实习申请的做法无疑伤害了王庆林，不仅给他造成经济损失，还带来身心压力。
首都领地民事行政仲裁庭正在等待双方的进一步回应，以确定判决是否合理以及是否要就判决上诉。
小萱是生长在美国的华裔学生，小时候上幼儿园时，她有许多白人小朋友，经常互相邀请参加生日聚会，她最要好的小朋友也是一个白人男孩。然而随着年龄增长、年级升高，转过一次学的小萱上小学以后，白人朋友越来越少。而她所在的小学天才班28名学生，一大半是亚裔，一小半是白人，非裔和拉丁裔学生分别只有1名。
从去年开始，小萱上了她家所在地区的好初中，学生构成类似，基本上是亚裔与白人平分天下，非裔与拉丁裔寥寥无几。现在小萱最要好的是一名韩裔女生。她说，在学校里休息吃饭时，基本上都是亚裔与白人学生各自扎堆聊天，相互间很少凑到一起。
这是美国好学区公立学校的典型场景。在这些外人看来的好学校里，亚裔学生比例远远高于本地区人口中亚裔的比例，亚裔学生的学习成绩出众，数学、科学奥林匹克班，亚裔学生更是大显身手，学校乐队中亚裔学生占一大半，但在体育场上则多是白人学生的天下。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校园族裔分野现象。而在另外一些贫困人口聚居的学区，学校里非裔或拉丁裔学生占绝大多数，白人学生屈指可数。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民权项目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纽约州公立学校的族裔分野情况在全美范围内最严重。很多学校连一名白人学生都没有，仅有非裔和拉丁裔学生。2009年到2010年，纽约州的白人学生占学生总数的近一半，但非裔学生常去的学校，白人学生平均比例仅占17.7%。
以全美最大、有110万学生的纽约市学校系统为例，过去12年内建立了许多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s)，但73%的特许学校仅有少于1%的白人学生，其他多是非裔和拉丁裔学生。特许学校经常设有项目，专门面向贫困家庭。民权项目主任兼该报告作者奥菲尔德(Gary Orfield)称，很多非裔和拉丁裔学生注册那些穷学生比例高的学校，而在收入和肤色多样化的学校里，非裔和拉丁裔学生的学业表现，通常比那些在族裔分野现象严重的学校的学生好很多。
其实这种学校种族隔离在全美范围普遍存在。根据这份报告，这种现象严重程度排在纽约之后的依次为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和加州，比如在加州，非裔学生集中的学校，白人学生比例平均只有18.9%。
报告指出，学校的族裔分野现象，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住房分布。美国的公立学校是划片入学，学生只有住在这片区域里，才能到管片学校(home school)上学，于是形成富人和中产阶级中上层聚居的地区学校较好，而穷人和中产阶级下层聚居区学校较差的现象。现实生活中，非裔和拉丁裔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滞后，贫困率较高，其子女也只能在较差的学校里就学，形成恶性循环。而本来居住在这些区域里的白人则逐渐搬离，或者让孩子去读私立学校。比如华盛顿国会山以东区域，已经成为非裔聚居区，但有一片仍是白人聚居区，但那个区域的公立学校里，却几乎看不到白人学生。
奥菲尔德表示，如果纽约想要一个社会和经济多元化的未来，它的决策者和公民应该要尽快意识到多元化的价值和不平等带来的危害。多年来美国各地教育部门并非没有想办法促进学校的多元化，但实际效果似乎不明显。俄亥俄州曾经尝试公立学校跨片入学，但结果是有能力的走了，没能力的留下，原来学校的族裔分野现象更加严重。族裔多元化和移民大量涌入后形成的隔离居住现象，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学校的种族隔离现象。有大苹果、大熔炉之称的纽约和移民最多的加州，反倒是学校种族隔离现象更严重的地方，就说明美国实现种族平等依然任重道远。
即便是享受好社区、好学校的亚裔，在校园中依然存在族裔分野现象。小萱说，在学校里亚裔学生聚到一起，多讨论作业难不难，课余上什么班等话题，而白人学生聚在一起更多讨论美国主流社会的时尚。在学校里，亚裔与白人学生的交往基本上是“公事公办”，如果谁跟另外一个族裔打得火热，反倒显得有点另类。亚裔第一代移民家庭保留的母国文化氛围，使第二代亚裔虽然生长在美国，但与白人文化仍存在一定的文化隔阂，由此产生的族裔鸿沟，恐怕不是一两代人就能完全弥合的。(于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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