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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移民:加国劳动力更依赖于中国华人!

2020-12-24
加拿大移民中的管理经验

今年7月加拿大移民部发布了一份关于2006年至2014年期间,以商业移民身份移民加拿大的新移民带入资产的情况。

中国移民给加拿大带入巨额资产

2006至2014年之间,加拿大的商业类移民一共带入资产总额高达856亿加元。其中中国移民带进来的钱最多,达到了252亿元。

而且,专业人士普遍认为这是一个“低估金额”,因为只计算了申请人本人带进来的钱,没有算申请人配偶和孩子带进来的钱。

带进来的钱多还不能说明什么,更厉害的是华人移民其实比一般加拿大人更会赚钱。

高收入华人比例远超原住民

今年6月份,房地产专业网站Better Dwelling就通过一项民意调查,曝光了各阶层华人的收入水准。

数据显示,加拿大华人移民的收入远远超过本地人。超过一半华人年薪超过$80,000。此外,年薪$8万到10万、$10万到15万,以及$15万以上三个区间,华人所占比例都远高于平均。

其中,16.5%的加拿大华人年薪能达到$8万 – 10万,而在所有加拿大人中,这个比例只有10.8%;

23.2%的华人年薪达到$10万 – 15万,所有加拿大人的比例仅16.1%;

15.1%的华人年薪超过$15万,而只有13%的加拿大人能达到这一水平。

总体来看,大约54.8%的华人上班族能拿到$8万以上年薪,加拿大全国的平均比例只有39.9%(如果把华人的部分剔除,那么“非华人”所占比例还要更低一些)。

同时,如果看年薪低于$2万、$2万到4万、$4万到6万这三个区间,华人所占比例则明显低于全部加拿大人的平均水平。

而收入越高意味着纳税越多,自然就是为加拿大这个国家贡献越多。

此外,除了移民加拿大的华人带来的高素质人口之外,加拿大国民受教育程度之所以世界第一,加拿大的教育质量也功不可没,因此也吸引了众多中国家长。

编辑推荐

加拿大安省劳动力短缺,亟需移民补给!


加拿大比任何国家都更焦虑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众所周知,这个国家国土面积全世界排第二,人口则只有3700万,人口的老龄化、生育率低直接影响未来长远经济的发展。

而采取措施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向来是加拿大联邦选举中的热门话题。

自2008年以来,加拿大总人口虽略有增加,但劳工人口参与率却连番下降,这意味着,除了老龄化,越来越多的当地人不想找工作。

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CFIB)发布的一份新闻报道称,加拿大平均职位空缺率连续四个季度一直保持在3.2%。这意味着2019年第二季度有429,000个工作岗位无法完成,比2018年第二季度多出23,000。

对于民众来说,加拿大的生活实在是优渥到了让人闲散的程度;对于政府来说,却早就火烧眉毛了。

这就是为什么加拿大致力于通过鼓励移民的方式招揽全球人才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移民部长艾哈迈德.胡森所说的“加拿大最近历史上野心的移民计划”(2018年到2020年之间,将有近一百万新移民将在加拿大定居,也称“百万移民计划”)出台的背书。

一言以蔽之,目前加拿大政府对人才的渴求更胜从前,想要通过各种加拿大技术移民的方式移民加拿大,眼下的时机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安省更是登陆之选地。

此话从何说起?“高大上”岗位等你补缺的留学移民加拿大

6月14日,移民部长胡森(Ahmed Hussen)在安大略省苏圣玛丽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又宣布了一个利好消息,就是乡村和北方移民计划(Rural and Northern Immigration Pilot Takes off)出台。

这是一个为期5年的试点项目,于今年9月1日正式开放。联邦政府将和当地市政当局合作,选出各地需要的移民申请人。最早一批新移民预计明年抵达。

加国劳动力增长多来自移民 需办理海外资历认证


中国侨网消息:据加拿大《环球华报》报道,加拿大每年接纳大约25万新移民,主要来自经济及家庭团聚这两大类,当然亦包括一些难民。加拿大人的生育率不断下降,在最近10年,70%的劳动力增长来自移民人口,预计在不足10年后,所有劳动力增长都来自移民人口。近期移民的学历及技能水平越来越高,但调查发现他们却比一般国民需要更长时间,才可以找到一份与他们学厉或专长匹配的工作。与此同时,不少雇主却找不到合适技术工人。这个错配现象如果未能实时得到改善,再加上人口结构性改变,加拿大的竞争力将会大幅倒退。

为了让海外受训专材可以更快投入加国工作,联邦政府在2007年的5月新开设了海外资历认证转介办公厅,未来5年的运作费已获拨款3200万元,整个计划的成立及运作共得到7300元。

海外资历认证计划,集中帮助关键性行业及经济领域改善资历评审及确认程序。资历认证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议题,须要联邦及省政府互相配合。加国10省及3个自治区都有各自的监管制度,包括超过50个专业及400个监管机构。受监管专业的资历认证是省政府的权责,监管机构则获受权执行。联邦政府透过这个计划,协助各监管机构制定更公平及公开的认证程序。

计划首期集中在3个特定专业:工程、医生及护士。得到各省政府及医疗组织的配合,现时海外受训医生的资历认证已得到明显改善,护士及其它医疗卫生专业的资历认证亦正在改善。上月亚省一个医疗组织获得53万6千元联邦拨款,设立一个海外护士离岸资历评审试验计划。联邦政府也有拨款给加拿大专业工程师议会,设立一个名为“从考虑到融合”的计划,帮助海外受训工程师投入加国劳动市场。

联邦政府亦已开始工作,为一些没有受监管行业,例如飞机维修、旅游及电脑软件开发,制定资历认证标准和提高雇主对海外资历认证的认识。

专业及教育团体、工业机构、监管组织、工会、省或市政府可向海外资历认证计划申请拨款,用以发展帮助海外受训人士资历得到认证。每一个申请单位,合约年期最长为5年,每年最多可得到拨款2百万元。申请函件可向海外资历认证转介办公厅索取,邮寄地址是:

Foreign Credential Recognition Program

Workplace Skills Strategy, HRSDC

Portage IV – 5th Floor,

西班牙移民劳动力增长持续 中国移民只有十万多


随着西班牙经济转好,越来越多移民选择到西班牙就业。据西班牙社会劳动保障局公布的官方消息显示,从今年二月起,西班牙移民劳动人口已连续三个月保持增长,今年四月达到190万人,恢复到2007年经济危机前水平。其中,中国移民劳动人口有10.1万人,目前排名第四位。

西班牙社保局公布的官方数字显示,西班牙移民劳动人口排名首位的是罗马尼亚人,共有339631人,紧随其后的是摩洛哥人,有250782人,排名第三的是意大利人,共有106066人,排名第四的是中国人,共有101109人缴纳社保、参与就业。

目前,在西班牙缴纳社保的劳动人口共有1930622人,仅今年四月就增加了5.6万人,比前一月增涨了3%,二月和三月移民增长人数分别为2.1万人和3.7万人。较去年同比增长了7.4%。

在西班牙各地缴纳社保的劳动人口中,巴塞罗那(455363人)和马德里(387186人)两地之和占西班牙总移民劳动人口的43.6%。接下来依次为安达鲁西亚(257953人)、瓦伦西亚(206018人)、加那利群岛(95488人)、巴利阿里群岛(89790人)、穆尔西亚(89272人)、阿拉贡(65876人)、巴斯克地区(59270人)、卡斯蒂亚-拉曼恰(56965人)和卡斯蒂亚-来昂地区(51376人)。

中国劳动力供给绝对量趋减 未来就业供给不足


中国就业数据显示,一个对政策构成硬约束的“就业红线”并不存在。也就是说,即便经济软着陆至6.5%左右的增速,中国也不会遇到严重的就业问题。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供给开始绝对地减少,而劳动力新增需求依然稳定在每年1000万以上,中国未来的就业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一个刺激性的政策只会加重中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当中国农村“被就业”的1.4-1.6亿农民在2020年前后被吸收殆尽,中国经济将完全跨入一元经济时代。

中国劳动力

供给绝对量趋减

国家统计局2013年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中国15-59岁或者15岁以上不满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首次下降,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减少了345万人。

国际上对劳动年龄的划分是“15以上不满65岁”。据估计,2013年开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减少规模近70万。时间越靠后,下降幅度越大。

如果以64岁为劳动人口年龄的上限,从2011年抽样的年龄分组数据看,劳动年龄人口的“进和出”开始进入势均力敌阶段,5年后退出劳动年龄的人口数量快速增加。如果以59岁为劳动年龄人口上限,则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开始快速减少。

更值得警醒的是,未来5~20年内,中国一个巨大的年龄层逐渐老去,直至丧失劳动能力。数据显示,40~59岁的年龄组占总样本的29.9%,可见中国老龄化程度将快速上升。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在2012年已达14.4%,这一比例已相当于日本1995年的水平,说中国“未富先老”不为过。预计这一指标2020年达18.8%,2030年达24.1%。

劳动力供给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劳动参与率。世行统计数据显示,1986年之后,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从超高的80%持续下降至2010年的74.2%,但显著高于中等收入国家2010年的63.6%和我国台湾地区的60.4%。

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中国劳动参与率在2010年高达78.4%,比世行数据高出4.2个百分点。较高的劳动参与率意味着更多人愿意提供劳动,但也预示着其下降空间更大。本质上,劳动参与率反映了潜在劳动者对于工作收入与闲暇的选择偏好,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因此,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劳动参与率越低。

类比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劳动参与率至少还有10~14个百分点的下降空间。过去20年中国劳动参与率平均每年下降0.4个百分点,按此推算中国未来劳动力供给,2013年将为7.77亿,2020年减少为7.35亿。按此计算劳动力供给的年度变化,2012年正好处于由正转负的临界值。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供给的绝对量开始减少。

非农就业与需求预测

量化中国就业,最大的问题在于就业统计缺陷造成数据质量不高,而就业统计最大的缺陷在农民就业。

用就业人数和经济活动人口构造一个就业率指标,根据其涵义,这个指标应该可以反映劳动力的利用率,但在中国,这个指标与经济增长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

原因何在?除了数据质量问题,农业就业统计可能是另一个主因。统计局解释,就业人员是指“在16周岁及以上,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由此,乡村就业人员就成为劳动力蓄水池,除了学、孕、病、残,15~64岁的农村人口就可以成为乡村就业人员,这部分就业与经济增长基本无关,而与人口结构等社会和制度性因素有关。数据可证,2000年劳动参与率高达93.2%,2010年降至88.3%,这还是一个极高的水平,2010年,中国整体劳动参与率才74%,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参与率仅为75%。这说明,农业或农村就业里“不存在失业”,在农村,只要有劳动能力的适龄人口,都被统计到就业中去了。

以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加总看中国非农就业人口,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1992~2012年两者相关系数达0.79。

可以估算就业-GDP(国内生产总值)弹性和GDP增长率来大致判断未来非农劳动力需求。2006年以来,非农就业-GDP弹性处于上升趋势中。这个趋势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逐渐走向成熟:非农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在经济增长和就业吸纳中的作用逐渐增强。

中国就业弹性曾经历1998到2004年间的大起大落。其中1998~2002年间超低的就业增长弹性,被认为是该期间中国统计作假的证据之一。2004年之后,中国GDP就业弹性的下降,主要是因为期间加速重化工业化,使得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趋弱。

假设非农就业弹性按照2006年以来的平均速度增加,在服务业比重逐渐提升下,这种假设并无不合理。如果2020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速在6.5%~7.5%之间,则中国非农就业需求2013年为5.2亿,2020年为6.22~6.06亿。

农业就业实际需求:

1.2亿~1.4亿

广义农业部门就业,即第一产业就业情况。

通俗讲,就业人员是指“16岁以上能挣钱的,从业人员是指有正规工作的就业人员。从业人员是就业人员的子集”。由此,农业就业是指“在16周岁及以上,在农业部门从事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城镇人口是指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乡村人口是除上述人口以外的全部人口”。因此农村就业可以理解为“在16周岁及以上,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农村人口”。

农业就业和农村就业不完全等同,但有交集。农业就业人员里面有“城里人”,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的长表数据,1.27亿的人口样本,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9372万人,城镇劳动年龄人口4925万人,中间有486万16~64岁的人员从事农业,占样本中城市劳动年龄人口约9.8%。

农村就业人员也从事非农产业。按照官方统计,2010年,农村4.14亿的就业人员中,有53%、即2.18亿人在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就业或从事个体经营,我们相信这2.18亿的相当部分为非农就业 。

中国农业部门就业相当于劳动力的“蓄水池”。农业部门即第一产业就业增长率与第二产业就业明显负相关,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其背后的逻辑是:当经济变差时,工业部门就业减少,从农业部门转出进入非农就业的人数就会变少,反之亦成立。按照中国统计实务,农业就业统计应该是“有工作意愿、但没有从现代部门获取劳动报酬的劳动力的总和”,包括“农业就业人员和农村户籍的失业人员”。

以中国2010年每平方公里耕地面积可吸纳104-121个农业劳动力计,农业就业的实际需求在1.2亿到1.4亿之间。未来农业部门的就业依然会保持在1.2-1.4亿这样的区间。

未来就业供需

与劳动力转移

以农业就业需求估计中值——1.3亿、对非农就业需求采用6.5%增长率下的估算,2012年之后,劳动力供给缓慢减少,而劳动力需求稳步上升。

我们将每年就业供需的边际变化做一个比较,即便我们不知道中国真实失业率处于何种水平,但供需边际变化所提供的信息显示,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供给开始绝对地减少,而对劳动力的新增需求依然稳定在每年1000万以上,中国未来的就业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的问题,一个刺激性的政策只会加重中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劳动力供需变化有重要时点。

2004年开始,中国的民工荒现象开始产生,主因是出口大幅增长,沿海地区对农民工需求突然增加,接近并超过了劳动力供给。

2008年,虽然经济下滑导致劳动力需求放缓,但就业供需形势并没与明显逆转。此后刺激政策下,劳动力需求继续回升,供给紧张状况进一步扩大。

2013年,劳动力供给开始转向负增长,但对劳动力的需求依然在增加……

如果综合考虑农村和城镇就业,中国2012年的就业率为82%,这意味着中国还有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可供吸收,这部分剩余劳动力在农村。据统计,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比2012年已达1.07,这意味着就业岗位比求职人数还多,这说明,城市就业市场供不应求。

城镇就业状况

2010年城镇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70.6%,低于全国平均劳动参与率,但依然高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从城镇就业率(失业率)估算,1992年以来,中国城镇的失业率水平平均在5.5%,即中国的城镇就业状况较为充分。

实际上,中国城镇失业率只能反映摩擦性失业变化,其中关键在于流动人口就业统计。因为中国城镇户籍人口远不能满足非农就业需求,如2011年,我国城市户籍人口为4.7亿,考虑就业能力和劳动参与率,城市户籍的劳动力供给约为3亿,但2011年我国的非农就业达5亿。

城镇就业的供需缺口靠进城农民工弥补。而农民工无论在城市和农村,只要没有去劳动部门登记失业,其从业状态都是“就业”,在城里打工算就业,失业回农村,也被统计部门认为是“就业”,因为中国农村的就业统计里根本没有失业。

从城镇就业行业分布看,2010年样本城镇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统计中,一、二、三产业的就业占比分别为15%、35%和50%。2010年城镇就业人员共约3.5亿,按此计算,三个产业的就业人口分别为0.5亿、1.2亿和1.7亿。

农村:1.4~1.6亿“被就业”

从8.9亿农村户籍人口剔除2.2亿常住城镇的流动人口,2010年中国农村人口达6.7亿,其中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为4.6亿,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70.8%。

假定中国农村就业人口即等于经济活动人口,2010年为4.1亿,按此计算劳动参与率高达87.1%,但65岁以上农村人口或被纳入统计,在2010年人口普查长表中,65岁以上劳动人口占样本农村劳动人口的5.2%,若剔除高龄农村劳动人口,中国农村劳动参与率则为82%,仍然高于2010年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参与率75.1%的水平。

2010年的4.1亿农村劳动人口干什么了呢?统计数据显示,就业于乡镇企业的有1.6亿,占比38%,就业于私营和个体企业的有0.6亿,占比14%,其他48%应该从事传统农业。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样本就业人口中,有74%的农业适龄劳动力从事农业,17%从事第二产业,10%从事第三产业。按此比例,4.1亿农村就业人口中,3亿从事农业、0.7亿从事第二产业,0.4亿从事第三产业。若将年度就业统计中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减去城镇就业人员中的农业劳动者,得到农村就业人员中的农业劳动者。2010年普查数据中,3236万适龄农业就业人员有486万来自城镇,占比15%,这意味着剩下的85%来自于农村。按此比例,2.8亿农业就业中有2.4亿来自于农村,0.4亿来自城镇。

由此,包括农业就业在内的全国就业的行业分布和地域分布。2010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3.5亿,其中3.1亿为非农就业,0.4亿从事农业;乡村就业人员4.1亿,其中1.7亿为非农就业,2.4亿从事农业。从另一个维度看,2010年中国非农就业4.8亿,其中3.1亿为城镇居民,1.7亿来自农村;农业就业共2.8亿,其中0.4亿来自城镇,2.4亿为农村居民。

但是,中国的耕地资源禀赋决定了,农业人口只需要1.2~1.4亿。显然,城镇居民中从事农业的0.4亿是主动就业,剩下的,有0.8~1.0亿为农村居民的真实就业,1.4~1.6亿个劳动力“被就业”,这部分人员仍可以转移到城镇,这就是中国农村和农业就业的现状。

城乡劳动力转移

中国的真实就业率低,主要是因为农村中的农业就业人员没有充分就业,1.5亿(估计中值)“被就业”人员占2010年全部就业人员的19%,挤出就业水分,2010年就业率从97%下降到了78%。既然农村还有剩余劳动力,为什么城市就业形势还是比较紧张?

城市新增人口构成显示,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人口以年均2110万的规模增长,其中,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年均70万,城市化人口约年均增加1250万,平均每年进城农民工790万。这就是中国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现状。

按此估算,每年转移的城市的人口规模为2040万。按照城镇平均71.6%的劳动参与率和平均94.4%的就业率,城市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1379万,这解释了城市就业紧张的问题。

为什么不能以更快速度进行人口转移?我们认为,这主要与城市户籍管理放松的力度、城市软环境或硬环境对新增人口的吸纳能力、城市就业信息向农村的扩散速度、农业劳动人口隐性失业的机会成本和农村“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的调整速度等因素有关。

因此,人口转移速度一定时间内受客观因素的限制。这也决定了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城镇化就业处于紧平衡状态,即便经济缓慢减速在6.5%左右,人们所担心的“就业红线”可能并不存在。按此速度,中国农村“被就业”的1.4~1.6亿农民将在2020年前后被吸收殆尽。届时,中国经济将完全跨入一元经济时代。

(作者系海通证券宏观研究员)

加拿大移民 新移民抵埠前需先了解劳动力供求市场


资深顾问提醒加拿大移民同胞新移民们在抵埠前需要先了解劳动力供需市场,也要知悉加国雇主如何评价其教育专业,因为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些新移民由于找不到适合专业的工作而沦为出租车司机,又或者学历不被加国认可、或不符加国标准的现实。

据了解现在加国移民部正计划对新移民抵埠前,先进行教育专业认证评估,此作法可令来自国外的技术移民,较能了解自己的教育专业,在加国劳力市场的需求性,进而能更快速融入并贡献最大能力,以期解决“博士沦为出租车司机”的新移民问题。即使通过国际教育认证评估,也并非意味着联邦技术移民来加之后保证就业,更无法保证在有规管团体的行业内,直接取得执照并执业;相反地,这些新移民应向各省的规管单位,进一步提出资格接受评估。

联邦人力资源部长范茵丽说明,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相互合作,共同改善专业认证,让技术类新移民能在移民加国后,发挥原先具备的知识、技巧与专长。至于如何评估外国学经历,向来是移民政策中备受争议的议题。政府部门有一查核办公室,以研究外国专业认证问题,并建议评估外国训练及专业的做法,用以弥平新移民专业与加拿大标准之间的差异。

其实加拿大政府此举不仅帮助了有意移民加拿大生活的新移民,同时也在帮助加国自己。不论未来在加国是否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找到工作,在抵埠前透过对教育专业认证的评估,让尚未抵加拿大的新移民,对加国的就业市场先心里有数。

澳洲移民高就业,改善澳洲劳动力市场结构!


数据显示,过去5年里,澳洲移民正在改变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近8成澳大利亚新增劳动力为澳洲移民,且大多数澳洲移民的年龄普遍较为年轻。尽管近年来,海外移民为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注入了一股年轻的力量,改善了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架构。然而,新增澳洲移民数量仍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

一、新增澳洲移民数量惹争议

随着澳洲移民的高就业率表现,外来移民抢占澳大利亚本地人工作机会的言论也甚嚣尘上。然而,从澳大利亚技术移民项目中不难看出,澳洲移民与失业人士所在的劳动市场不同。虽然澳洲移民与非移民人士在某些领域有一定的竞争,但从整体上讲并非如此,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对立竞争关系。

事实上,澳洲移民劳动力以青年为主,年龄段偏小,属于高技术导向型工种。而澳大利亚本地劳工的年龄偏大,属于经验导向型工种。此外,大多数澳大利亚失业人口均为低技术含量型人士。他们大部分缺乏技能,早早辍学,主要从事体力工作,与澳洲技术移民的就业竞争较少。

但是,澳大利亚移民接收量依旧引发了新一波的争议。澳洲联邦政府于2017年4月开始实施一系列举措来优先保障澳洲本地人的工作权益,在“澳人优先”(Australian jobs for Australians)的移民政策框架限制下,海外求职和移民澳洲的难度逐渐提升。

二、澳洲移民改善劳动力市场结构

在2011至2016年间,澳大利亚的就业人数增加了73万人次,其中澳洲移民就业人口就高达60万人次。目前,海外年轻移民已占过去5年澳洲劳动力市场总增长值的80%。

墨尔本研究所统计学家称,“若没有澳洲移民,过去5年间就不会出现低于55岁的年轻劳动力增长。”他表示,原本所有新增就业人员的年龄将在55岁或以上。新移民澳大利亚的年轻移民改变了劳动力的年龄构成,其余新增劳动力多为年纪稍长的妇女,年纪较大的人口正不断增加。

哥斯达黎加移民信息:媒体综述哥国劳动力资源情况


据哥斯达黎加移民专家了解到,哥媒体《金融家》周刊报道过,面对外国直接投资收缩的现状,金融家周刊以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为基础,从哥投资促进局(CINDE)提供的竞争对手清单中选取了一小部分国家,并比较了哥国与这些竞争对手在高附加值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人力资本关键指标,以了解本国劳动力在吸引高附加值业务方面的竞争力。服务业中选取的竞争对手为智利和巴拿马,制造业中选取的对手为泰国和墨西哥。结果表明,在服务业人力资本指标的比较中,哥国表现不佳;但对于制造业,该国具有优势。

如果一个国家拥有更多有资质的劳动者,更少的基础工人,就能够提高吸引尖端业务的可能性。在高附加值服务业的比较中,智利和巴拿马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比例以及高级职工(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比例均超过哥斯达黎加。其中巴拿马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的比例为30%,高级职工比例为13%,高于哥国的21%和11.3%。在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人力资本指数排名中,智利在总计120个国家中排名45位,位居拉美第一。巴拿马排名49位,哥斯达黎加排名53位,名列拉美第五。芬兰在世界人力资本指数排名第一,远超哥国。其20%的员工为高附加值服务业的高级专业人员,比哥国高了将近10%,而在制造业人力资本的比较中,墨西哥和泰国大学学历的劳动者比例较哥国更低,其人力资本排名也均低于哥国,但这三国的表现均远逊于芬兰。在芬兰制造业的劳动力中,4.2%为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而哥、泰刚刚超过2%,墨西哥最低。相对的,墨国基础工人比例最高,达3%,而在芬兰该比例仅为0.5%。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CEPAL)2015年报告指出,2014年哥外国直接投资(FDI)为21.06亿美元,同比减少21%,是中美洲外国投资唯一降低的国家。哥60%的劳动力没有完成大学学业,在17到21岁的年轻人中,46%没有完成高中学业。从某种程度上说,哥国缺少高级人才,其比例不足以迎接挑战,增强竞争力。前教育部长认为造成该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八十年代教育投入的下降,但他认为,过去十年中教育水平、质量、覆盖面及专业性的提高,将会对未来二十年内的劳动力质量产生积极影响,高级人才的数量以及劳动者的专业化水平都将进一部提高。哥投资促进局(CINDE)认为免税区制度下成立的外国公司的影响被低估了。根据新公式,在四年内,上述公司出口额的附加值可能提高20%,目前每出口1美元的附加值为0.43美元,而在2018该数字有望提高至0.60美元。

人口老龄化促使劳动力不足 加拿大欲3年“扩招”百万移民


加拿大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已经有些年头,如今已经进入十分紧急的状态。缺人是加拿大目前存在的严重现场。有很多的客户会问技术移民加拿大要多少钱?在本文小编不能给出 ** 准确的解答,但小编可以确认的是,目前是移民人群移去加拿大的 ** 佳时机。

去年11月,加拿大政府在官方网站上发布了2018年—2020年移民计划:2018年,移民加拿大的人数至少要达到31万,包括经济移民、家庭团聚移民以及难民,2019年和2020年分别要达到33万和34万。

加拿大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10月,加拿大市场共创造了88700个全职工作岗位,但同时有53400个兼职岗位减少。如果算上9月份新增的11.2万个全职工作岗位,那么9月和10月新增全职工作岗位创下了历史纪录。

一方面,就业岗位的增加意味着市场对劳动力需求上升;另一方面,加拿大人口老龄化问题却导致劳动力供不应求。

1971年加拿大劳动人口相对老年人的比例为6.6比1,2012年该比例缩小为4.2比1,预计到2036年只有2比1。加拿大移民部长艾哈迈德·胡森表示,到2035年,有500万加拿大人将退休。

彭博社预计,2017年加拿大GDP增速将达到3%,但2019,可能会减慢到1.9%。

因此,经济数据似乎是支持加拿大政府移民“扩招”计划的。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了反对。

非营利性的新闻组织MotherJones ** 近发表的《机器人将取代你》的文章表示,未来20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半的工作岗位都将由机器人占据。因此,“扩招”移民的必要性似乎并不大。

据统计,如今,加拿大人口增长的75%依靠移民,到2036年几乎将完全依靠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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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5月劳动力市场报告出炉,失业率又创历史新高!


近日,加拿大统计局发布了5月份的劳动力市场报告结果,调查数据来源于5月10日至5月16日这一周的劳工市场状况,全国失业率上升至13.7%,再一次创下了历史新高。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加拿大实施了一系列旅行限制和安全措施,同时这些行动也给加拿大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影响,300万加拿大人在此期间面临失业,失业率更是从2月份的5.6%一直下滑至今,感到欣慰的是5月份失业率的增速还是非常缓慢的,对比4月只增加了0.7%。

一、各省劳工市场的变化

5月份,加拿大BC省、萨省、曼省、魁省和大西洋省均已经开始逐步放宽公共卫生的限制,而那些还未开放的省份,如阿省、安省和NS省相比之下受到疫情冲击的影响仍在继续。

BC省

BC省财政部长表示,自疫情蔓延以来,全省已经失去了35.3万个工作岗位,其中30%以上的岗位流失直接影响到了年轻人,5月份BC省的总体失业率上升至13.4%,而青年失业率则达到了约28.7%,主要原因在于年轻人多数都从事于如住宿、餐饮服务、批发和零售等影响严重的行业中,这些部门的失业率一直高于其他行业,占失业总数的46%。

魁北克省

上月魁省的失业率下降了3.3个百分点至13.7%,就业人数增加了231,000人(增长率6.5%),是全国就业增长最大的省份,其中增长最多的行业为建筑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不得不说魁省除了在移民政策上大胆,在疫情当下的复工复产更是雷厉风行…

安大略省

安大略省是5月份全国唯一一个就业人数持续下降的省份,失业率继续保持上升趋势,从4月的11.3%上升至5月的13.6%,由于疫情发展较为严重,大多数经济活动的限制仍在安大略省实施。

大西洋省份

大西洋省份的省级政府于5月初便开始逐步的放宽限制,四省在5月份的就业人数均有所增加,失业情况也不像大城市那样严重,因此其政府下的大西洋移民试点计划在此期间所受的影响也是相对较少的。

二、加拿大工人陆续到岗复工

随着各省经济的逐步重启,各类营业场所也相继恢复营业,越来越多的加拿大工人也停止了在家办公的模式,并重新返回到了正常的工作岗位,5月份有800万加拿大人至少有一半的工作时间是在常规的工作场所度过的。

三、平均工时有所增加

随着限制放宽和经济活动的增加,5月份所有行业的总工作时间增长了6.3%,其中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是增长较为显著的行业,此外加拿大员工的周平均工作小时数也上升至29.5个小时,但仍远低于2月份的平均水平。

四、最近的移民就业没有反弹

5月份,新移民(5年或以下)的就业情况变化不大,比2月相比下降22.6%,而超过五年的老移民就业情况会更好,就业人数环比增加2.4%,与2月相比下降了15.1%。

虽然加拿大的失业率仍在上升,但整体的疫情已经算是出现了拐点,各省的就业人数正在慢慢恢复,加拿大统计局将继续监测和评估各省经济活动的复苏情况,希望各类旅行禁令能在未来1-2个月内完全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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