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不移，流民似水”，大饥荒面前，为了求生，逃荒成为灾民不得已的选择，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远赴异地，用双脚走出一条逃荒路。对很多逃荒者来说，逃荒路简直是死亡路，但求生的本能还是让他们毅然走上这条“希望之路”。山西人的走西口，山东人的闯关东，以及1942年中原大灾荒发生后河南灾民的西行之路，铸就了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几条移民之路。
走西口：山西人的苦难史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止不住那伤心泪蛋蛋，一道一道往下流，正月里你娶过门，二月里你西口外行，早知道你走西口，哪如咱们二人不成亲……”
这首二人台唱的正是当年走西口的老百姓为了生存经杀虎口到口外谋生的那段历史。
据历史记载，走西口现象大约从明代中期开始，其高潮出现于明末清初，直到清末民初，走西口的人口数量最大，前后经历了大约300年的历史。
“走西口的主要是山西人，陕西、河北也有流民涌入走西口的大潮。”山西不但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清光绪初年出现被称为“丁戊奇灾”的近代最严重的旱灾，造成大饥荒，与其挨饿坐以待毙，不如走出去，也许能闯出条活路来。刘晓焕告诉记者，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不得不流离失所，奔赴口外，涌入归绥(今呼和浩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
“自古那个黄河向东流，什么人留下个走西口？”在民歌里，山西人凄惨地唱出当年走西口的人们的哀怨心声。为了谋生，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泪别父母妻儿，远走异地过着孤苦艰辛的日子，心中难免充满悲伤与酸楚。
当年一代又一代的山西人走西口，走出了一部苦难史，也走出了一批历经磨练而精明强干的晋商。包头，现在是内蒙古草原上最大的工业城市，人口超过200万。在100多年前，它还只是个叫包克图的小村子。包头人说，因为山西人到这里做生意，才慢慢有了今天包头城的雏形，现在包头城里还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这样的说法。复盛公就是山西乔家在100多年前开的商号的名称。
到了清末民国时期，西口之外的地区政局动荡不安、灾患频仍不断，走西口的移民仍然和口内一样生存无着，走西口的规模渐渐变小，从此走向衰落。
走西口给处于落后游牧状态的内蒙古中西部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文化，伴随着“走西口”移民的进程，口外内蒙古地区当地的整个文化风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闯关东：千万山东人的宿命
19世纪，山海关大门敞开，流民潮涌。自此，闯关东浪潮开始。
清朝入关后，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颁布禁关令，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晓焕告诉记者，清初，统治者处罚犯人时将其遣送边陲之地，山东触犯刑律者多发配到“极边寒苦”的东北。19世纪，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依旧禁关，成千上万的灾民不顾禁令，冒着被惩罚的危险，“闯”入东北。
民国时期，闯关东洪流澎湃，山东移民进入东北的规模大大超过清代。刘晓焕表示，山东人多地少且土地占有极不合理，造成广大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像京杭运河两岸，人口众多，随着运河通航能力的下降，生计出现困难”，而东北三省地广人稀，土质肥沃，对山东破产农民有很大的吸引力。“另外，东北工农商业比较发达，贸易较多，需要大量劳动力，许多山东人也选择到东北打长工。”
“灾荒与战乱是促使山东人闯关东的直接原因。”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王林表示，19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天灾频繁，兵连祸结，战争连年不已，兵匪、旱灾、蝗灾常常轮番发作，酿成极严重的饥荒，当时灾民逃荒的主要途径就是闯关东。
王林告诉记者，山东人闯关东历史悠久，到清朝末年移民数量已不下几百万，他们与山东老家的亲属邻里保持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联系，灾民由此取得各种信息，“当时的报纸记载‘其稍有力者则投奔东三省北满一带，因东三省北满皆山东人多故也’。”
“山东灾民到东北逃荒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由陆路逃到京津，再乘京奉火车到奉天。一条是由海路乘船到营口、大连上岸。”刘晓焕说，他们由烟台、威海卫、青岛等地然后坐火轮船到大连登陆，或者在沿海的黄县龙口等小渡口坐帆船到对岸营口，“路程近，路费比较便宜。”“据相关资料，1927年至1929年，内地移入东北人口300余万人，山东人占全数80%。”王林告诉记者，民国时期闯关东的山东人达1500万以上，“规模之大，极为罕见。”
陇海线：河南难民的死亡线
1942年的中原大饥荒让1000多万河南难民，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在无尽的死亡线上挣扎，逃荒成为他们求生的选择。“从八月份起，我便看到这些破破烂烂的人，开车之前，冲锋似的攀援到火车的顶盖上。头顶上炎炎烈日张着火伞，脚下是烙人皮肉的炙热的镔铁，人们肩挨肩地在一起堆砌着。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时光又飞过半年，现在是滴水成冰的严冬了，而这破烂的行列，却依然滚滚地向西流着”。
当时南阳的一家民营报纸《前锋报》特派记者李蕤在1943年“灾区系列通讯”《豫灾剪影》中这样描述：陇海铁路，在灾民的心目中，好像是释迦牟尼的救生船。他们梦想着只要一登上火车，便会被这条神龙驮出灾荒的大口，到达安乐的地带。
因为战争，洛阳成为陇海线暂时的始发站，也成了逃荒的始发地。
拥挤不堪的车厢，满载着攀爬在外面的人们，但这只能疏散饥民中的一部分。在这场十万火急的大逃亡中，成千上万的难民只能沿着陇海线一步步前行，沿途树皮被吃光，饿殍载道。
西行的路一路向西，直至西安、宝鸡、铜川、天水。“逃到西安的人，才算灰心绝望到了极点，有许多是活活饿死，有些则是一家人集体自杀。”许多逃荒难民在西安扎根，生存下来，还有许多难民将西安作为中转站，像蒲公英般四处散去。
从西安开往宝鸡的火车同样拥挤。据有关部门统计，1942年前后，从河南逃荒出去的难民有近百万人在宝鸡安家落户。这近百万河南难民，来到当时仅有数千人的宝鸡县城(今宝鸡市)，在宝鸡城外的河滩、山坡上搭起一片片难民棚。说河南话、喝胡辣汤、唱豫剧，直把宝鸡改造成了“小河南”。
灾荒连年，老百姓不免经常逃荒。1942年中原大饥荒时，为什么大多数灾民都向西逃荒呢？这与当时的战乱有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副所长、著名灾荒史学家夏明方表示，河南北部、东部已经沦陷为敌占区，西边是国统区，相对来说是后方，相对稳定，而且还有铁路，灾民以为只要到后方去就有饭吃，于是拼命地往西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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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泛指今天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及内蒙古东部构成的东北地区，明朝称“辽东”。清人入关后，这一地区被称为“关东”——因位于山海关以东，故名。以山海关为界，又有关里、关外之别。“闯关东”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指的是清朝，尤其是清末至新中国成立时期关内民众向东北的移民运动。“闯关东”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闯”，说明向关外移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属于越轨犯禁的非法行为；而且，因为 “关东”的自然和社会条件比较恶劣，进入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冒险行为。东北地区逐渐开禁后，移民关外变得合法，但“闯关东”一词却被沿用下来，成为17至20世纪中国内地向东北移民运动的代名词。
从历史上看，内地向东北移民由来已久。从两汉开始，北方每遇战乱，便有百姓迁往东北避难。在清中期之前，因盛京（今沈阳）系“龙兴之地”，故清廷对东北地区长期实行封禁政策，“闯关东”没有形成规模。到了19世纪60年代，清廷在东北部分地区开禁，于是山东、直隶（河北）等地人民纷纷“闯关东”，并在民国时期形成了大规模的“闯关东”浪潮。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东北的移民及其衍生人口已由明末的300万人增加到3000万人。纵观“闯关东”的历史，其移民历时之长，人数之众，在世界移民史上也属罕见。
“闯关东”的发生有移民自发的主观因素，也有当时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根据清朝至民国年间不同时期的不同政策，以及移民的多寡，“闯关东”的历史过程大体经历了招垦——封禁——局部开禁——全面开发几个时期。
从招垦到封禁（1651—1860）
清朝初年，由于明清王朝更替而发生的战乱等原因，东北地方经济遭到很大破坏，人口损失严重。为恢复东北经济，清廷于顺治初年颁布一系列条件优厚的招垦令，大量汉人应召前往。一时间，“直鲁豫晋之人，来者日众”。但这种情形很快引起了清廷的恐慌，害怕关内汉人的大量迁入会损害满人利益，破坏满人风俗，尤其是有害于“龙兴之地”，故从顺治年间开始，至康熙中期，清廷沿辽河等地筑起一道壕沟，沟上植柳，或筑土为堤堤上种柳，即“柳条边”，又叫“边墙”，择地设立关卡，查禁犯规之人。康熙七年（1668），清廷废招垦令，正式推行封禁政策，即禁止边民越过边墙打猎、采参、放牧、耕种。康熙九年到二十年（1670—1681），清廷又构筑威远堡至吉林北边法特哈的“新边”。
尽管有“边墙”的阻隔与律法的惩处，大量流民仍然设法冲破封禁，进入东北地区谋生。据光绪《吉林通志》记载，乾隆五十四年（1789），三姓地区（今黑龙江依兰）一次就驱逐流民61户303人。然而到嘉庆中期，吉林府每查一次，辄增出流民数千户，“边墙”形同虚设。乾嘉之交，直隶、山东等省遭遇严重旱灾，大批灾民背井离乡，或泛海辽东，或陆行辽西，涌向关东谋生。清廷为稳定政局，不得不一度放松禁令，允许灾民出关谋生。
清前期的东北也是内地“罪人”的流放地，这些人发配至此，当兵为奴，被称为“流人”，而一般“闯关东”者，则被称作“流民”。
从局部开禁到全面开禁（1860—1904）
咸丰、同治年间，战乱和灾荒使山东、直隶等省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为了求生存，大批涌入东北谋生，其势如潮水漫涌，强烈冲击着清廷对东北的封禁政策。另一方面，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叩开了东北的大门，沙俄更是不断侵扰北部边疆，东北防务吃紧，而人丁不足，又加剧了这一情形。凡此种种，均要求清政府改弦更张。咸丰十年（1860），黑龙江将军特普钦数度奏请“解禁”，清廷宣布“移民实边”。自此，东北局部开禁，首先在奉天开放官荒、牧场。近200年的封禁，渐趋瓦解。
这一时期清廷对东北开禁的态度是犹豫不决的。同治二年（1863），有官员奏请清廷开放奉天官荒马场，清廷饬副都统恩合查复此事，后将大凌河以东牧场全部放垦，以西牧场则封禁如故。光绪十年（1884）、十三年（1887），清廷曾两次下令永远封禁黑龙江。
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军在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东北面临空前危险，促使清廷改变立场，发布一系列招民实边的谕旨，以实际行动宣告全面开禁。光绪三十年（1904），日俄战争在东北爆发，黑龙江将军达桂、齐齐哈尔副都统程德全奏请全体开放，旗、民兼垦，并对垦民加倍奖赏，实施数百年的封禁政策至此结束。
大规模开发时期（1904年以后）
1904年以后，关内移民东北的浪潮持续高涨。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形成移民东北的高潮。其中，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而山东人口压力最大，因此山东人成为“闯关东”的主力。据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统计，民国38年间，山东平均每年有48万人闯关东，总数超过1830万，留住的山东人达792万。“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专门设立掠夺华北劳工的机构——“满洲劳工协会”。该机构仅在1939年到1941年间，就从山东、河北等地抓捕400万人赴东北做劳工，这又是一种变相的“闯关东”。
新中国成立之初，山东因为人口压力，移民东北的惯性仍然在进行着。20世纪60年代，“进军北大荒”成为新一波、也是最后一波移民东北的浪潮。
到东北的移民一般分为两种，即季节性移民与永久性移民。季节性移民春去冬回，年复一年，渐渐地，有人开始安家落户，变为永久性移民。早期以季节性移民为多，清末以后，永久性移民逐年增加。
大量人口迁入，使东北的社会和经济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没有广大移民披荆斩棘、含辛茹苦的艰难创业，就没有东北后来人烟稠密、经济发展的局面。
封禁时代的东北，极边寒苦，风貌原始，生产落后。移民们通过种种形式的垦荒，使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生产关系也有所变化。在清代，移民垦种的荒地主要分为旗地、官荒和蒙荒三种。移民初至，大多一贫如洗，往往被旗人雇为佣工，小有积蓄之后，开始向旗人佃种地亩，随后便借旗田之名额外开荒。旗人为了获利，开始出租典卖旗地，原先的农奴依附关系逐渐瓦解，旗地制开始向封建租佃制转变。此外，由移民带来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使粮食产量不断提高，至清末，所产粮食除东北自给和消费外，还大量销往关内。
移民的进入，也使东北各地大小城镇迅速发展。满人入关后，清廷对商人出关贸易未加禁阻，出关经商者日众，但那时的商贾大多为行商。后来，在移民浪潮影响下，关内商人日渐增多并定居下来。商业兴旺，带动了大小城镇的迅速出现。晚清以后，东北开始出现中国的工业重镇，其中铁路、矿业还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上千万移民的到来，为东北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繁荣了城乡市场。在社会文化领域，大量移民进入东北，加速了民族融合，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质，形成新的地方文化。在抵抗外国侵略的斗争中，移民也做出了巨大贡献。时至今日，进取、拼搏、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的“闯关东”精神，不但是千百万移民的人生写照，也是后人们积极进取、团结奋斗、振兴东北的精神财富。
根据历史学界的研究，“走西口”之人，既有来自晋中的贸易商贩（其中当然有部分巨腹商贾，但更有下层的提篮小卖），也有营谋开垦的丁壮，还有一些为逃避兵役和官司的社会闲杂。
“闯关东”、“下南洋”、“走西口”是我国历史上几次比较有名的大规模移民活动。最近，央视播出的电视剧《走西口》形象地反映了上世纪初山西人背井离乡“走西口”的某些历史细节,引起了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和热议。那么，“走西口”的历史情况如何？请看——
●历史上的“ 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等地民众前往长城以外的内蒙古草原垦荒、经商的移民活动
历史上的“走西口”，亦称“走口外”，是指山西、陕西等地民众前往长城以外的内蒙古草原垦荒、经商的移民活动。“走西口”中的“西口”，其具体位置历来众说纷纭，目前比较主流的看法是，最早的“西口”特指杀虎口（今山西省右玉县），后来则改指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但是，由于“走西口”的人群极为庞大而繁杂，对于不同地域的人群而言，各自心目中“西口”的确切所指其实并不相同，概乎言之，“西口”实际上也泛指秦晋各地至内蒙的各个通道隘口。
从历史上看，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陕西，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是中国内地最早得到开发的地区，农耕文明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及至明清时代，因地狭人稠，加上天灾频临，不少下层民众荡析离居，动辄流移。而自地理环境视之，晋、陕北部为中国传统上重要的农牧分界线，口外蒙地地广人稀，当地人出于各种需要，主动招募内地民人垦种，而清朝政府则出于移民实边等诸多方面的考虑，也逐渐放宽政策，鼓励放垦蒙地、发展农业。于是，晋、陕民众遂呼朋引类，前往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上述诸种因素的合力，遂导致了清初至民国时期，“走西口”之风愈煽愈炽。
●“走西口”之人的成份极为复杂，并不能简单地与旅蒙晋商等同视之
近年来,由于《乔家大院》等晋商剧作的热播，不少文学作品、舞台艺术都简单地将“走西口”与晋商的精神内涵、成功之道联系起来，甚至有人更以“走西口的哥哥曾最富”为题，将“走西口”的男子与晋商等同起来。其实，“走西口”之人的成份极为复杂，并不能简单地与旅蒙晋商等同视之。根据历史学界的研究，“走西口”之人，既有来自晋中的贸易商贩（其中当然有部分巨腹商贾，但更有下层的提篮小卖），也有营谋开垦的丁壮，还有一些为逃避兵役和官司的社会闲杂。一般说来，“走西口”之人，开始是春去秋回的“雁行人”，主要是些揽长打短的青壮年男子，后来逐渐发展为携家带眷永久性的移民定居。
●“走西口”极大地加强了口外边地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加强了蒙、汉人民文化上的交融
“走西口”极大地加强了口外边地与内地的联系。以山西为例，清代以来有一句谚语说：“雁门关上雁难飞，归化圆宝如山堆。山西亢旱没啥事，归化一荒嘴揪起。”所谓嘴揪起，也就是饿肚子的模样。雁门关在今山西省代县西北，为山西冲要三关之冠。归化亦即现在的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此句谚语的意思是说：归化为商贾辐辏之地，对于山西经济的影响极大。山西的一些地方，即使本省发生大旱，对于当地社会并无太大的影响；但如果归化一带发生灾荒，那这些地方的民众就只能忍饥挨饿了——这当然反映出山西的一些地方对于口外经济有着极大的依存度。
而对口外蒙古地区而言，内地大批移民的到来，带来了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促进了口外农业的发展，移民的辛勤耘作，将传统的农耕界线向北推移，使得当地单一的游牧经济发生变化，逐渐形成了农牧并举、蒙汉共居之乡。而大批经商务工者的纷至沓来，则刺激了蒙古地区商业的繁荣和城镇的兴盛。“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复盛公”是山西乔姓商人的商号之名，他们之于包头城的形成和发展，凸显了昔日晋商与边塞城镇繁荣的密切关系。
此外，“走西口”还加强了蒙、汉人民的相互交流，此种交流，除了前述经济方面的影响外，在文化上的交融亦相当显著。譬如，蛮汉调（又称蒙汉调或漫瀚调），就是蒙汉人民在生产和生活的交往中，逐渐融合了信天游、山歌、蒙古歌曲的艺术风格，相互交流而催生的一种新民歌。而广泛流传于晋北、陕北、河北以及内蒙西部的地方小戏“二人台”，更是内地文化与草原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的产物。
“二人台”中最具代表性的《走西口》，状摹的是太原府女子孙玉莲，与丈夫太春新婚不久，就遇到了“咸丰正五年，山西省遭年限”，只得离开爱妻，外出走西口。该剧刻画了一对被迫分离的恩爱夫妻，在离别之际凄苦缠绵的情景。《走西口》剧种的流行很广，目前所见，山西、陕西和内蒙等地均有《走西口》。但就像“西口”对于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涵义一样，《走西口》主人公玉莲的籍贯也有不同的说法，譬如，陕西的《走西口》，就说孙玉莲为延安府人，而不出自太原府。在《走西口》中，对情爱如火如痴的“妹妹”，千叮咛万嘱咐，让“哥哥”记住眼前的土窑洞、热炕头，牵肠挂肚又无可奈何的温柔与烦躁，伴随着起伏跌宕的音乐旋律，穿越了时空，闻之令人动容。这首脍炙人口的山西民歌，将男女至爱、离情别绪与人生苦情一并抒发，以凄婉的歌声，揭开了移民史上波澜壮阔的一页，饱含着时代的沧桑。
●作为移民运动，“走西口”亦存在一些负面的影响
当然，也应当看到，“走西口”的移民运动，亦存在一些负面的影响。诚如西北民谣所述：“在家中，无生计，西口外行；到口外，数不尽，艰难种种。”茫茫草原、无垠沙海，内地民众迫于生计背井离乡“走西口”，这完全是一种自发性的经济行为，其移民活动遂呈现出无序的流动状态。人们为了寻找新的生计，前往口外蒙古地区发展，他们初莅异地，其农耕活动难免带有一些盲目性。因此，汉地农民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也开发了原本不宜开垦的土地，破坏了一些天然草场，导致了部分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王振忠/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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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人“走西口”的路线图
历史上，山西人“走西口”多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形成两条主要路线：一条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蒙古草原；一条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蒙古。民间所说的“走西口”中的“西口”一般指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杀虎口。走出这个西口，就到了昔日由山西人包揽经商天下的归化与绥远（统称归绥）、库伦和多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及新疆等地区。“杀虎口”还是通往蒙古恰克图和俄罗斯等地经商的重要商道。“杀虎口”的兴衰史也反映了晋商发展兴衰的历史。 (本文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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