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首次发现的拥有中国签证的犹太人护照
1938年,犹太难民坐船到达上海
1939年,在上海创办的犹太难民子弟学校
古往今来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富有同情心和最肯帮助他人的一个民族,历朝历代都有一些诚心诚意地支援帮助外来民族的感人记载。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有关中国人支援帮助外来民族的历史记载被历史所淹没了。二战中,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曾有意收留10万犹太难民就是一例。
1937年11月,一位犹太青年因其家庭受到德国法西斯迫害,便持枪闯入德国驻法国大使馆,企图刺杀德国大使,结果误将三等秘书杀死。希特勒以此为借口在欧洲发动了大规模的疯狂排犹运动,导致大批欧洲犹太人纷纷逃离。然而,一些国家和地区出于听信来自德国的谣传或惧怕纳粹法西斯的淫威,或出于本国的其他种种利益考虑,对大批犹太难民流入均采取了“拒签”态度。比如,瑞士、瑞典和苏联等国,除对极个别的犹太富豪,实行有条件入境避难之外,均在边境设卡严禁犹太难民进入本国,由此使得大批犹太难民简直无法获得他国签证求生避难,只得眼巴巴地等着德国纳粹把他们送进集中营,直至惨遭屠杀毙命。
正当大批犹太难民走投无路之际,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向犹太人敞开了大门,使得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蜂拥而至,陆续来到上海、广州、宁波和哈尔滨等大中城市。然而,当时的中国正值抗战全面爆发,随着侵华日军的大举入侵和步步紧逼,南京国民政府的部门机关和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的工矿企业正准备沿江迁往四川重庆一带 ………
处在战乱和国难之中的国民政府,对大批犹太难民的处境既表示十分同情,又苦于受到自身条件限制而无法妥善安置,陷入了进退两难的艰难境地。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蒋介石多次指示国民政府有关部门抓紧研究会商,尽快拿出一个比较妥善的安置犹太难民的解决办法。
据相关历史档案资料记载,1939年3月2日,经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提议,拟在中国西南边境地区划定犹太人特区,专门用于容纳无家可归的犹太难民。来自立法院的提议还设想在中国西南接近国际通道的地区,划定若干平方公里的区域,专门作为犹太人的居住区,由国民政府或地方政府一道负责筹划该区的建设和管理,同时设置犹太失业技术人员登记机构,招收犹太难民中的专门人才,进入内地后方各部门工作,以此为中国的抗战出力。据说,孙科的提议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并引起了国民政府内部的广泛讨论。
国民政府对犹太难民安置问题的热情关注态度,立即引起了欧洲犹太人组织的积极响应。一位名叫白尔格拉斯的德籍犹太实业家,在考察了中国的社会环境后,感到中华大地是犹太人相对理想的居住地,于是他迅速拟订了《迁徙中欧犹太人来华之计划》,提出将10万犹太人移居到中国。
白尔格拉斯在计划中写道:“拟准10万犹太人移住中国内地,中国政府予以保护(移民之权利与义务应与中国公民同等),选择气候上与经济上适宜之一地或数地,供给居住机会,并保障其居留及工作之权利。”为了争取正处艰难抗战的中国国民政府对该计划的支持,白尔格拉斯还表示,每名犹太人入境时将向中国政府交纳50英镑。
在当时的中国国内,民间组织“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也始终关注着犹太难民问题。据该会于1939年5月派人到上海进行调查发现,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已达万人以上,聚集于租界难民收容所,衣食缺乏问题日趋严重。出于人道关怀和抗战前途考虑,该会积极商讨解决办法。
当他们在收到了白尔格拉斯的移民计划后,认为计划中的多数条款可以接受,少数条款可进行补充和修改,于是他们增加了“犹太人来中国后,须无条件入中国国籍”、“中国方面组织犹太人移民委员会”等内容,并形成了《犹太人移民中国意见书》,上报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与此同时,白尔格拉斯也致函国民党秘书长朱家骅,商谈解决10万犹太人来华的问题。朱家骅接函后感到事情重大而复杂,需要周密考虑,于是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分析移民计划的利弊。朱家骅认为,此计划的有利方面在于可以引起美、英等国对中国抗战的同情,有利于吸收国际资本和技术人才,等等;不利方面在于犹太人善于经商,容易扰乱中国的商业秩序,也不适于农村开发。再说,国籍问题也难以解决,如让他们全部加入中国国籍,势必会与德国产生矛盾。朱家骅将自己的分析写成文字报告直接上报给蒋介石。
正当中国官方和民间都为犹太人来华事宜进行积极筹划时,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提出了另一种主张,即利用犹太人从事土地开垦。龙云给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发了一封电报,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云南省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数十里没有人烟的地方很多,如此多的良田弃之可惜。近来听说犹太人云集上海,他们知识丰富,财力雄厚,如果能将他们移到云南开垦荒地,必定一举而多得。但龙云对自己的主张是否可行并没有十分把握,他恳请张群上报国民政府,让政府定夺,如有可行性,立即拟订具体办法。张群接到电报后,立刻向行政院作了报告。
随着多种建议和计划的提出,容留犹太人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引起了国民政府高层及蒋介石的高度关注。国民政府认为,即使抗战战事再紧张,条件再困难,也要将这一问题圆满解决。蒋介石在接到孙科的提议后,当即批复:“原则同意,交行政院筹议。”行政院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专门召开会议,就犹太人国籍、领事裁判权、内地居住、入境手续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提出不少修改意见。
1939年4月,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召开会议,在行政院决议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将犹太人分为有国籍和无国籍两部分,帮助的主要对象是无国籍犹太人,他们在中国驻外领事馆将得到特别通行证,准许进入中国国境;入境后暂时寄居于通商口岸,不往内地安排;在就业方面,各级政府予以特别照顾。
国民政府的这一决定做出后不久,犹太难民迁徙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犹太移民计划涉及的方面越来越多,国民政府感到有必要作进一步讨论和研究。1939年7月21日,行政院就收留犹太移民计划再次召开审查会,内政部、外交部和经济部也派了代表参加,提出3项基本原则,对白尔格拉斯的计划提出6点办法。其核心内容是:犹太人可进入中国境内,无国籍者享受特殊待遇,有国籍者与其他外国人同等待遇,均只能分散居住于通商口岸;成立移民委员会;成立专门运送犹太人来华的运输公司一事与中国现行法律不符,不予批准;每一犹太人入境,须携带200英镑;其余问题处理方法不变。至于龙云等人的建议,需等待上述条款具体实施时再行磋商。这些原则和办法是国民政府的最终决定,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至此,容留犹太人的计划尘埃落定。
然而,随着中国沿海各大城市几乎全为侵华日军所占领,中国抗战总体形势急转直下,由此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容留大量犹太人;另一方面,中国的抗战越来越艰苦,国民政府也确实难以为如此众多的犹太人提供有效的帮助。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有关大规模收留犹太难民的计划,虽然最终因抗战总体形势急转直下而无法全面实施,但此事所反映出来的中国人这种热情无私的救助和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却仍被许许多多的犹太人至今牢记在心里。(石学峰)
1941年12月7日,日本向停泊在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舰队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突袭,使美国人蒙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惨败。使这次偷袭显得更为惊人的还有下述这样两个事实:一是这次偷袭发生时,日本外交官正在华盛顿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二是日本同时也在西太平洋地区发起攻势,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给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造成了一系列重创。人们普遍担心,美国西海岸将是日本军事攻击或直接入侵的下一个目标。
美国人对日本的气愤与恐惧,一股脑儿发泄到美籍日本人身上。对日本人进行辱骂和施暴时有发生,联邦调查局则以美国安全的潜在危险为借口,搜捕了约15 000名日裔美国人。这次搜捕得到日裔领导人的公开支持,他们把本族年长者的亲日立场看做是对美国的不忠,是对一般日裔美国人的威胁。可是,对日本人的此种歇斯底里发作和搜捕的范围不断扩大,随时都可能发生。1942年2月,罗斯福总统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授权军队可以将“有关人等”从军方指定的“军事地区”内赶走,“安置”在其他地方。虽然这项行政命令没有明文使用“美籍日本人”一词,但实际上在西海岸大批被抓走的就是他们,与别的种族无涉。在1942年3月至11月间,有10万名日本人,包括男女老少,被运往加州到阿肯色州一带荒无人烟的各个巨大的拘留营。这一带是“以前没人住过,其后也没人住过的”不毛之地。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偷袭虽然发生在夏威夷,可那儿的15万日裔美国人却没有被拘留。拘留政策与其说和官方解释的“军事需要”有关,倒不如说美国本土上强烈的反日情绪和负责西海岸防卫总部的那位将军的人品有关。J?L?德维特将军是一个年迈的职业官僚,其经历主要在后勤而不是实地作战,在同僚中的威望不高。给日裔美国人建造拘留营使他能扩大其官僚势力,从而在公众眼里显得他是个大人物。诚然,使此举成为可能的,还是那种对日本(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的普遍恐惧和敌意。当德维特将军公开声称“日本鬼子就是日本鬼子,不管是不是美国公民”时,他道出了珍珠港事件之后的广大民意。拘留日裔美国人的政策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右翼的赫斯特报系和专栏作家威斯特布鲁克?佩格勒一类的种族主义者,厄尔?沃伦和瓦尔特?李普曼(微博)那样的开明人士,以及左派人士加莱?麦克威廉姆斯、威托?马克安东尼奥和共产党的《每日工人报》及《人民世界报》主编们,皆表示赞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将拘留政策视为合法,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无一反对者。可是,尽管当时对日本人的惧怕心理无处不在,但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判有通敌罪的美籍日本人连一个也没有。
大规模拘留对日裔美国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仅经济损失一项就十分巨大。在被迫去拘留营之前,他们匆忙地把房子、家具及其他财产卖掉。他们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企业,必须在几周之内清算了结。以1942年的价格折算,据美国政府自己估计,日裔美国人遭受的经济损失在4亿美元左右。除了经济损失之外,许多人蒙受了委屈,被迫离乡背井。美籍日本人公民团领导人也遭到致命的一击,他们还代表第二代日裔,正在努力争当优秀的美国公民并被美国人接受呢!由于认识到反对拘留政策是徒劳的,加上反对拘留政策会引起对美国不忠的嫌疑,美籍日本人公民团的官方立场,是遵从拘留政策。但是,公民团的这种立场,立即招致那些认为拘留政策是种族主义大棒的日裔美国人的愤怒和蔑视,尽管他们先前也曾竭力争取当美国良民。被拘留的日本人有时会产生严重的内讧。一些更好战的反抗者宣布放弃他们的美国国籍,甚至以武力威胁同伴,迫使他们跟着干。
可是,从总体上讲,日裔美国人接受了拘留生活的严酷事实,并不得已而求其次,尽力改善自己的境遇。拘留营的设备是同一号码的,且十分简陋;他们在集体食堂吃饭,在公共浴室洗澡,厕所也是公用的。全家人挤在斗室之内,周围全是带电的铁丝网,还有武装的哨兵巡逻。为了把环境搞得“人道”一些,他们种了花,并用废木料做家具。但是,他们住的是“长排长排的用油毛毡搭起来的小木头屋子”,室内仅有“一个炉子、一盏吊灯、一张铁板吊床及垫子”。在这种情况下,能美化到何种程度,只有天晓得了。
拘留营内的生活,使传统的日本家庭模式发生了颇大的变化。在那里,男女老少干着不同的活,但拿着同样的低工资,因此,父亲作为一家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个旧传统被大大削弱了。况且,拘留营里那些留给日裔美国人的行政职务,也只有具备美国公民身份的人才能担任。这么一来,年青的一代人就爬到了他们父辈的头上。由于巴掌大的陋室一个紧挨一个,家庭的隐私根本不能谈。以家庭为中心的活动,比如进食,不能在家中进行。
美国在战时需要大量的人力,这种情况甚至没等到所有的日裔美国人被赶到铁丝网之内,就开始改善拘留计划了。1942年春,某些季节性农业工人获准离开拘留营,以缓解农业劳力的短缺。后来,只要这些农工在军事地区范围之外干活,再通过忠诚审查的话,他们便可以永远地迁到那里去居住。1942年夏,几百名第一代日本移民铁路工人被允许回到东俄勒冈州继续干活。4 000多名第二代日裔大学生被允许离开拘留营去继续求学,他们去了东部或中西部,意在回避而不是抵抗“军事需要”这个政策,该政策是西部防卫司令部为大拘留制造的借口。负责拘留营的文官当局,总的说来对日本人比较同情,他们制订的释放各种具备特殊情况的日本人的计划,屡屡遭到军方的谴责。可到了最后,连军方的高级长官也开始在打日裔劳动力的算盘了。于是在1943年1月,美国陆军开始征招先前因被划为“敌侨”而无资格参军的第二代日本人去服役。尽管情况很反常,而晚一些被拘留的日本年轻人仍感到一肚子委屈,但那些有资格参军的人还是抓住了这个机会,以便在战场上证明他们对美国的忠诚。
共有30多万名的日裔美国人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单独由日裔美国人组成的团队曾在欧洲战场作战。他们于1943年被派往“二战”中一些打得最惨烈的战场上去拼搏。日裔组成的442团成了“二战”中(甚或美国历史上)获得荣誉最多的一支劲旅。在与纳粹部队的较量中,日裔阵亡人数达9 000多,赢得了52枚杰出军功十字勋章和一枚国会荣誉勋章。在太平洋战场,几千名日裔担任翻译,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日军往往以为美国人不懂日语,而没把军事情报译成密电码。可是,“每个战场上都有随军的美籍日本人,他们能读懂截获的日军文件,并把情报传递给盟国将领”。
在“二战”中的悲惨经历,最终被证明是美籍日本人在美国站稳脚跟的一个转折点。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证明自己对美国的忠诚。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渐渐地有的在政府内部,有的在公开场合开始替他们主持正义。最后,连西部防卫司令部也宣布,过去用来使拘捕合法化的“军事需要”已经结束,文官当局也宣布拘留政策行将结束。曾在1942年下达拘捕令的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公开为日裔美国人的忠诚辩护。到1944年年底,最高法院宣布,拘留那些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日本人是违反宪法的。
尽管第一代日本移民遭受了巨大而不可弥补的损失,但对第二代人来说,拘留营成了他们迈入美国社会的开端,从此就沿着社会和经济的阶梯青云直上。原来那种狭隘的种族牢笼被打破了。他们再也不必步其父辈的后尘,仅仅从事少数几种职业了。在拘留营里,日裔美国人比平时的工作面更广。未进拘留营时,由于受营业执照和其他限制性措施的影响,他们职业的选择面较窄。因为第二代日裔是美国公民,他们在被拘留的人中享有特权,首批释放的人中他们占大多数。他们迁到东部或中西部之后,门路就更广了。无论是作为高校学生还是在部队当兵,他们都以自己的献身精神赢得了其他美国人的接纳和支持。
偏执分子的嘴巴并没有被完全堵住。特别是在加州,当一些被拘留的日本人从战后美国的拘留营中回来时,发生过欺侮日裔的零星“事件”,严重程度各有不同。但是,当一个反日议案于1946年在加州历史上首次以压倒性多数被推翻时,清楚地表明了人心的向背。
据报道,目前澳洲有非法移民超过6万人,其中多数为外国学生和游客。澳洲内政事务部(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承认,该部门缺乏足够的权力对此类人员进行审查。
据了解,澳洲目前有6.29万名非法移民,其中75%为游客,15%为学生,这些人员的签证已经过期,却拒绝回国。更意外的是,有18,750 人非法居住在澳洲的时间至少已长达15年,1/3至少10年。
在非法滞留澳洲的人员中,有1/4来自中国或马来西亚,5170人来自美国,3680来自英国。
内政事务部希望房东和儿童日托中心在出租物业或接纳儿童前,要先核查移民人员的签证。
该部门还要求相关机构针对移民人员多方面事务进行更严格审查,包括开通银行账户、考取驾驶执照、申请在建筑工地工作的WorkCover许可等。
一份政府的内部报告指出,由于在澳洲比回国能赚更多的钱,因此临时签证持有者甘愿冒险非法滞留澳洲。
报告还显示,部分非法移民甚至在澳洲组建了家庭,并希望一直等到孩子满10岁,然后获取公民身份。
内政事务部门希望能在机场进一步实行生物检测(biometric screening),以防止有人使用其它名字再度进入澳洲。
此外,该部门也呼吁澳洲税务局(ATO)和民政部(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合作进行更好的数据比对,以确定社区内的非法就业者,同时也希望对雇佣非法移民的人员进行更严厉处罚。
二战期间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庇隆和夫人。
1961年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
德国检察官最近被批准查阅巴西和智利秘密档案,以证实“第三帝国”移民进入南美的真实人数。根据这些文件显示,二战后估计有9000名纳粹战犯逃往南美地区。
其中多达5000名战犯进入阿根廷,大约1500到2000名战犯逃到巴西,约500到1000名战犯逃到智利,其余的战犯则进入巴拉圭和乌拉圭。这些数字并未包含逃往中东右翼政权国家的战犯人数。
这些文件还显示,二战期间,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庇隆(Juan Peron)曾向ODESSA组织出售10000张空白阿根廷护照,ODESSA是德国万一战败专门负责保护前纳粹党卫军成员的组织。
参与查阅秘密档案的德国负责人科特·施瑞姆(Kurt Schrimm)说:“这些档案为我们提供了多年来最需要的数据。” 这些文件可能也含有现存逃亡者的线索。二战后,南美许多国家都被法西斯式的军事独裁者统治,他们对于纳粹分子的涌入几乎不过问。许多纳粹分子进入南美国家后,随后又将家人接走。许多纳粹分子后来甚至偷偷返回德国,过起隐居生活。
核心提示:在战争的头两年中,苏联战俘之所以数量庞大,是由于德国在战场上占据优势。但是,事情不仅如此。苏联的许多居民,特别是不久前刚刚并入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比萨拉比亚、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的居民们,从一开始就把德国军队看成是自己的救星。
许多从高加索、中亚和波沃尔日等地区迁来的人民也并不是特别愿意为斯大林和苏维埃政权而战斗。被纳入红军的前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军队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拿起武器投向了德国人一边。
俄罗斯解放军
实际上,弗拉索夫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真正控制名义上由他指挥的俄罗斯解放军。他们上战场的时候,作战非常顽强。但是这与其说是自觉的英雄主义,还不如说是岌岌自危。弗拉索夫这类人在德军撤退时面临的是德国人的严厉打压,而俄罗斯战俘面临的是频繁发生的死亡。我想起了我的一个白俄罗斯远亲讲过的一件事,他在1944年7月解放布列斯特时还是一名中士。德军撤退后不久,有两个苏军上校来视察布列斯特堡垒,想看看它的防御工事。地下工事里藏着一个弗拉索夫排,他们打死了这两名苏军上校。红军战士开始寻找失踪的上校,他们最终发现了弗拉索夫排,并用发烟罐迫使他们投降。红军部队指挥员对俘虏们说:“我可以把你们送交法庭,那样你们肯定会被枪毙,但我现在打算问问战士们,看他们决定怎么处理你们。”红军战士用刺刀把弗拉索夫排的人一一挑死,根本不听他们解释为什么效忠于德国人。
从1942年起,德军高级将领们已经认识到,对付斯大林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俄罗斯解放军和俄罗斯傀儡政府,以及别的民族的政府和军队,这是在东线取得胜利的惟一办法。但是,直到1944年初,希特勒和希姆莱一直反对这一建议,他们只是把“东方领土”看做德国的殖民地而已。然而,随着德军在东线和西线不断的失败,纳粹的首领们也开始在这方面做出让步。还在1943年时,德军就建立起了一个东方部队司令部,把所有的苏联投敌者的武装都聚集起来。1943年4月6日,北方集群的参谋长金采利将军批评了建立这些武装的命令,他给东方部队司令格尔米赫将军写信,说他们的主要问题已经解决。信中说,“对于这些东方部队的战士们,他们的将来怎么办,战后他们的祖国在哪里”,因为,如果认为他们“愿意站在德国人一边作战,是因为他们为德国人把他们从布尔什维主义解放出来而感激”,这是大错特错的。“实际上,对东方部队的战士来说,问题就在于,是选择从布尔什维主义的奴役之下摆脱出来后接受德国人奴役,还是应该为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战斗。”
类似的建议即使要得到象征性的同意,也要等到1944年夏天德军在法国和白俄罗斯溃败之后。1943年9月14日,弗拉索夫被希姆莱召见。作为俄罗斯解放军的司令,弗拉索夫被告知,要想恢复1939年9月1日前俄罗斯的疆界,必须赋予非俄罗斯族和哥萨克地区更大的自治权。希特勒和希姆莱同意组建俄罗斯解放军第1师(第600步兵师)。1945年1月,开始组建俄罗斯解放军第2师(第 650步兵师)。1944年秋天时,德国人准备向阿登地区发起反攻,打算给西方盟国以毁灭性打击,并迫使他们单独媾和,然后把所有兵力调集到东线,粉碎红军,而在东线俄罗斯解放军的部队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
1944年11月14日,在布拉格成立了以弗拉索夫为首的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他把俄罗斯委员会和其他民族的委员会,以及在德国人庇护之下(除了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以外)建立起来的其他军事力量联合起来。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通过了宣言,这一宣言基本上是重复了1942年12月27日俄罗斯委员会的宣告的内容。不过,宣言中只字未提向“英美资本家们”开战的事,对于德国的帮助则表示欢迎,“但是带着一个前提,即不损害我国的尊严和独立”。宣言同时强调,此时德国的援助是可以同“斯大林匪帮们”进行武装斗争的惟一机会。在宣言中,还表示了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愿意在战后同所有的国家维持和平友好关系。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还指出,现在红军向东欧、中欧和巴尔干半岛进军,战争已经明显演变成苏联人进行的侵略战争。这些内容给人的印象是,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宣言与其说是针对红军和苏联居民的,还不如说是针对西方盟国的。鉴于德国人注定很快要灭亡,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成员们转而希望得到西方盟国的庇护。
“苏联的”党卫军41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战斗机,从战争一开始就袭击了西乌克兰的苏军,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反苏组织甚至在德军还没有到来之前,已经占领了包括考纳斯在内的一些城市。由于斯大林多年实行恐怖政策和苏维埃制度本身的问题,俄罗斯、东乌克兰和东白俄罗斯部队中的许多战士和指挥员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战斗力,轻易就缴械投降了。
我已经谈过德国领导人对于开展俄罗斯解放运动这一建议本身怀有敌意,这在一些部队的地位上体现了出来(这些部队后来被编入弗拉索夫领导的俄罗斯解放军)。
但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部队的情形有所不同,甚至连立陶宛的部队或多或少也是这种情况,因为德国人最后还是准许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可以实现有限的自治。说实话,对待立陶宛的态度要差一些:与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不同,他们不被看成是雅利安人。所以,立陶宛党卫军师的组建要比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晚一些。
1944 年秋天以前,民族主义武装也为德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很早以前,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师就已经在前线作战了:党卫军第15师(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师,但拉脱维亚人占多数)、党卫军第19师(拉脱维亚师)和党卫军第20师(爱沙尼亚师)。由乌克兰人组建的党卫军第14师1944年夏天在布罗德陷入重围,突围出来之后,经过改编,在战争将要结束时再次投入东线战场南部的战斗中。从1943年起,第162步兵师开始在意大利进行战斗,它是由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突厥人组成的。德国冯·潘维茨将军领导的第15骑兵兵团在南斯拉夫作战,其中第1和第2骑兵师就是由顿河、库班、捷列克河和北高加索的士兵组成的。当时,还组建了布罗尼斯拉夫·卡明斯基指挥的俄罗斯解放人民军的党卫军第29师。卡明斯基以前坐过牢(刑事犯还是政治犯不详),曾住在布良斯克州的洛科济,在一个化学工厂当过工程师。德国人来了以后,他就领导了“地区自治”行政机关和同游击队作斗争的民兵组织。然后在民兵组织基础上建立了党卫军旅,这个旅在德国人走了以后,被调去同白俄罗斯的游击队作战,后又于1944年同华沙的起义者们作战。
在镇压华沙起义的过程中,卡明斯基的士兵们无情地屠杀平民。德国人决定逮捕卡明斯基,于是他跑到了喀尔巴阡山的塔尔诺波尔地区,企图同反共的乌克兰起义军汇合,但是11月份被德国安全机关的间谍杀害。之后党卫军第 29师被并入了俄罗斯解放军第1师。党卫军第30师由西格里格中校率领的旅组成,主要由白俄罗斯自卫武装组成(成员主要是一些以前被俘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后来这个师被合并到俄罗斯解放军的第1和第2师。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德国把党卫军第30师改编成了一个白俄罗斯民族师,成员主要是和德国人一起撤退的白俄罗斯投敌者。1945年4月,这个师被调集到了意大利战场,但最后仍没有参加战斗。
对于苏联大部分的非俄罗斯民族来说,与德国合作也是为了反对苏联损害他们的民族文化并使他们俄罗斯化的政策。对于二战中民族主义运动的悲惨处境,白俄罗斯的一个士官对俄罗斯解放军曾有过准确描述:“我们根本没有这样做或那样做的选择。如果德国人获胜,他们就会把我们全部消灭,如果苏联人获胜,他们就会消灭我们的文明并使我们的民族同化……没有第三种选择。”
由于这个原因,德国人与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演变十分有趣。战争刚开始,以斯捷潘·班杰拉为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就在利沃夫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是只过了几天,这个政权就被德国人摧毁,而班杰拉本人也被押送到扎克先豪津的“政治堡垒”。那里关押着一些政治犯,德国人企图与他们进行谈判。
以安德烈·梅里尼克为首的另一个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毫无保留地站到德国人一方,但是在乌克兰人中没有什么威信。班杰拉的人建立了乌克兰起义军,这个军队不仅同德国人作战,而且也同苏联的游击队作战。他们一直积聚力量,等待时机,希望将来德国人由于失败而被迫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签订政治和约,或者等到西方盟国向乌克兰发起进攻的那一天。
1944年10月,德国人被迫放弃乌克兰,班杰拉被释放。虽然没有达成和约,德国人开始给乌克兰起义军提供武器,并把他们的领导人派到苏军的后方与红军作战。
据最新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称,中国正经历第三次移民潮,中国对世界几个主要的移民国家永久性移民数量超过15万人,富裕阶层和知识精英正成为新一轮移民的主力军。朝阳法院今日向媒体透露称,近年来,部分案件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故意隐瞒其已加入外国国籍的事实,而持未注销的身份证或户口簿参加诉讼,给法院的审判、执行工作造成诸多困扰。
精英阶层成新一轮移民主力军
近期,因为一起普通诉讼案件,俏江南创始人张兰悄然变更国籍的事被意外曝光,引发了社会热议。
近年来,企业家移民的现象也呈现上升趋势。据12月17日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称,中国正经历第三次移民潮,富裕阶层和知识精英正成为新一轮移民的主力军。
报告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海外华人华侨数量超过4500万人,绝对数量居世界第一。2011年,中国对世界几个主要的移民国家永久性移民数量超过15万人,其中在美国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数达87017人,在中国国际移民总数中排名第一;其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报告指出,近年来,我国高净值人群中具有移民意愿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在我国,个人资产达到亿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数量约为6.35万人,平均年龄为41岁。
报告表明,我国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一千万元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
报告认为,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对外交流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移民海外,富裕阶层和知识精英正成为新一轮移民的主力军,移民人口的组成日益偏向中产阶级,移民现象已渐渐影响大众生活。
法院调研指出诉讼风险建议完善户籍制度
据朝阳法院今日发出相关调研结论表明,“部分当事人为省去涉外公证、认证等法律手续或尽快获得法院判决,在诉讼中故意隐瞒其已加入外国国籍的事实,而持未注销的身份证或户口簿参加诉讼,给法院的审判、执行工作造成诸多困扰”。
“选择加入他国国籍是公民的自由权利,但是更改国籍后仍持有中国身份证和户口簿甚至故意隐瞒变更国籍事实给社会管理造成了不少的麻烦”。朝阳法院认为,“这次调研结果主要是根据近年来奥运村法庭(涉外法庭)所审理的该类案件的情况所作出情况分析”。
“当事人隐瞒国籍变更事实,导致法院仅能依据其提交的身份证或户口簿等按照本国公民身份确定管辖权,而无法根据涉外程序的相关规定判断管辖法院,易导致管辖错误”。朝阳法院表示,当事人隐瞒其外国籍身份后,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只能适用简易或普通程序审理相关案件,而不会适用涉外程序,导致审理程序错误,不仅造成案件的发改,也严重影响司法机关的国际形象。
此外,有的当事人在隐瞒其国籍变更事实的同时,在诉讼前或诉讼过程中将财产转移至境外,导致法院判决后根据其户籍信息无法开展执行工作。
为此,朝阳法院呼吁应尽快完善户籍管理制度。“公安机关应在向移民者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籍证书》的同时,收回其身份证、户口簿,并将其退出中国国籍的信息及时录入身份信息管理系统,但目前《国籍法》仅规定退出国籍需公安部审批,根据公安机关的相关要求,办理退籍申请时仅需提交身份证、户口簿的复印件,导致很多取得外国国籍的当事人仍持有有效的中国身份证和户口簿。”。
针对有的当事人利用部分国家允许双重国籍的法律规定,在获得外国国籍时不主动申请退出中国国籍的现象,法院建议出入境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出入境人员的监控,向户籍管理部门通报相关情况,定期排查双重国籍身份者。
“有的当事人加入外国国籍后故意隐瞒,仍以国民身份享受相关社保待遇、购房政策等,因此,有必要建立公民户籍、社会保险等信息的共享机制,便于不同的机关查询当事人的准确信息,防止当事人利用不对称信息谋求不当利益”。朝阳法院为此作出补充,“应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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