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军占领法国巴黎后的法国人的痛苦心情！
1940年5—6月，为了逃避德军闪电般的推进，上千万法国人尽可能远地逃离家乡，逃往南方。他们有的徒步，有的骑自行车，有钱的人则开着自家汽车。城里的人走光了，村庄也荒无一人。作为这一黑暗年代具有悲喜剧色彩的一章，这次的大逃亡持续了两个月。
这些法国人在南方各省度过了这段不同寻常的时日之后，重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重新开始了他们的生活，但仍然处在德国当局的管辖之下。
1940年5月10日夜里，纳粹德国入侵荷、比、卢三国，从而结束了英法两国对德国的这场“奇怪的战争”，即宣而不战的战争。现在法国需要考虑的不再是在士兵的掩体里摆花的问题，因为铁丝网已经把这些掩体围起来了。法国今后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帮助那些拥挤在通往法国边界公路上的大批难民。尽管法国似乎还完全掌握着制空权，但德国空军却在对一些军事和平民目标进行狂轰滥炸。荷兰的鹿特丹是他们轰炸的第一座城市：5月14日，仅在几分钟里，就有900人被炸死，一些街区被夷为平地。炸弹给人们带来恐惧，甚至促使人们逃亡。
英法军队和德军交上了火。1940年3月开始担任法国总理的保罗•雷诺声嘶力竭地呼喊：“我们将会战胜他们，因为我们是最强大的。”他们的部队碰上了首批逃到法国的荷兰和比利时难民，汽车、自行车、马车、徒步的人群形成了一股长长的人流，它就像磁石般把经过的城市和村庄的人都吸引进来。200多万比利时人和荷兰人徒步逃难，而另外一些人则乘拖网渔船朝拉芒什海峡及大西洋沿岸的法国港口奔去。
当这股难民流越过法国边界后，他们就融入到另一股人流中，这就是法国北部居民逃难的人流。5月中旬，法国里尔的居民已由原来的20万人减少到2万人，图尔宽的居民已由原来的12万减少到1.5万人。
德国将军古德里安的部队越过了法国阿登省和默兹省，并向北海方向推进，这更加速了法国居民的逃亡。人们想乘火车离开家乡，但火车常常停在半路上，成为德军飞机轰炸的目标，特别是在阿布维尔更是如此。许多人乘汽车、灵柩车、工业用车辆、农民的马车或骑自行车逃难，更多的人则是徒步逃难。由于许多法国人出身农民，所以他们对走远路并不惧怕，他们拉着或推着儿童车、独轮车等走上了逃难之路。
这些逃难的人流任凭德国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的摆布，这种飞机俯冲时带着可怕的呼啸声，同时开动飞机和炸弹上的鸣笛，对地面人员颇具恐吓作用，并进行扫射。每经过一个地方，人们就要把路上死去的人、马、驮重牲畜及烧焦的汽车扔到大坑里，然后继续上路。这次大逃亡中，有近9万名儿童在路上与父母失散，等待他们的是流浪，有时他们也会被一些好心人收留。
1940年5月23日以后，由于前线局势相对稳定，离家逃难的法国人少了一些。巴黎人坐在露天咖啡座上看着一群群逃难的人穿过市区街道。但自1939年9月以来，在这些巴黎人当中，已经有52万人逃离巴黎去了南方，主要是小学生和有钱人家，他们在卢瓦尔省南部和布列塔尼地区有别墅城堡，他们去了这些地方。
到了6月3日，情况有了变化。德军的轰炸使巴黎及其效区250人丧生，这就告诉人们又该逃难了。车站又忙了起来，巴黎国营铁路公司增开了198趟列车。在巴黎，与那些富人少的街区相比，富人最多的街区的居民都已经走光了。在政府逃离巴黎的消息传出来后，巴黎每天有10万人逃离此地，最多时的6月11日、12日和13日每天有30万人逃离。诺曼底也一样，居民都走光了。埃夫勒原有居民2万人，现在只剩下172人！在沙特尔，市长“管辖”的居民只剩下了800人。没有人听从当局的劝告，只要有一些传闻出现，例如市长离开了，市政府机关撤走了，商人们都逃离了，枪走火了或者有个逃兵说了句“德国人离这里还有10—20公里了”这样的话，马上就会有一些法国人加入逃难之列。法国各地政府曾经预料会出现大逃难的情况，可他们没有想到情况会严重到这样的程度。
道路极其堵塞，逃难者用上20—30个小时才能走10公里。当然，一些唯利是图者做起了买卖，例如一个农民在阿尔帕容到埃特雷希之间的公路上向逃难的人卖水，他叫卖着：“拿钱来吧，一杯水10个索尔，一瓶水两个法郎。”
法国人也匆匆忙忙安排博物馆的撤离工作。6月13日，荣军院(拿破仑长眠于此，后来成为法国军事博物馆的所在地)把拿破仑时代的纪念物品装上了两辆卡车，运往多尔多涅省。在卡车司机死了之后，这些纪念物品最终被丢在了逃难的路上。尽管人们把马伦戈战役中法军的服装、皇帝的小帽子和一部分华丽餐具找到了，但那柄镶嵌着钻石、几年前还可以卖到9万法郎的滑铁卢之剑却可能永远找不回来了。
自从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在1940年6月10日对法国宣战之后，除了纳粹德国空军的轰炸机给法国人造成威胁之外，还有意大利的轰炸机也给法国人造成了威胁，从而迫使法国边界省份的居民向南撤退。6月15日马其诺防线被突破之后，东部各省和勃良第的居民开始向罗讷河谷方向撤退。很快，道路上就聚集了上千万难民，如果把被动员入伍的士兵算在一起，这些难民的数量占到了法国居民总数的1/4。在这些士兵当中，很多人在与自己的部队失去联系之后就与这些逃难的平民混在了一起，当然，他们与部队失去联系有的是有意的，有的是无意的。
在贝当政府1940年6月17日组成之后，整个法国都变了样。北部法国已经不存在了，南部法国则挤满了来自各地的难民。
直到1940年6月25日零时35分前线停火的消息传来之前，法国的大逃亡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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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我是法国人配偶，已经结婚五年了，有两个孩子。请问我如何申请加入法国籍？需要办理哪些手续？
律师：法国公民的配偶可以声明（DECLARATION ACQUISITIVE）的方式加入法国国籍，条件是：
·结婚三年以上，但婚前或婚后同法籍配偶育有子女者不受此限。
·共同生活未终止
·持有合法居留证
·能够使用法语交谈
·未受刑事处罚，未曾被遣返或被禁止入境。
申请法籍首先要向居住地的小审法院（TRIBUNAL D’INSTANCE）提交法籍申请。
·申请书共两份，上面必须有当事人的签名和受理法院的签收。
·当事人需要提供的文件有:
- 结婚证
- 配偶双方在法官面前签署共同生活证明
- 能够证明共同生活的文件，如两人的住房租约，房租单和税单等。
- 法籍配偶的国籍证明
- 此前十年居住国有关部门出具的无犯罪证明
- 居留证复印件
必要时还需提供 ：
- 子女的出生证明
- 子女在父母处居住的证明。
- 要求更名者的更名申请
当事人提交上述文件后，将收到一份回执。
如果文件齐全，小审法院的法官将申请转给内政部国籍处审理。行政部门在出具回执后的一年内作出决定。
审理包括是否掌握法语或融入法国社会。(民法典第 21-2 和 21-24条)。
如果申请获得批准，申请人将获得一个号码，作为拥有法籍的证明。获得法籍的时间自登记之日算起。
如申请被拒绝，申请人将收到拒绝信，·并可在六个月内通过律师向大审法院提出起诉。
对于以欺诈手段获得法籍者， 检察院可在发现欺诈行为后的两年内向大审法院提出异议。需要注意的是，加入法籍者自动丧失中国国籍。因欺诈而被检察院剥夺国籍者将成为无国籍者。
凡在入籍声明上注明未成年和未婚子女者，其子女在申请被批准时同时获得法籍。 获得法籍者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可担任公职。同时，入籍者还有承担法国公民应尽的义务（民法典在税收， 婚姻，家庭规定的义务）。其民事档案转由法国外交部中央档案馆保存。
最后，申请者还可要求根据法国习惯提出更名。更名启事应在宪报（Journal Officiel）上刊登。
被强制剃光头的法国妇女
等待审判的所谓“通敌者”妇女
在法国，有20多万人几乎被人遗忘，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份，因为他们的身世特殊，是二战期间法国妇女与德国入侵者的私生子。60多年来，他们忍受了常人难以想像的痛苦和耻辱，生活在巨大的心理阴影中。据英国《独立报》3月7日报道，随着德国同意给予他们德国公民身份以及法国方面不再回避那段历史，他们的处境终于得到了改变。
“战争私生子”的苦难人生
1944年10月出生的法国人德洛米在诺曼底的利雪地区长大，在很小的时候，他的同学甚至是他的舅舅就叫他“私生子”或者“德国佬的儿子”，他当时不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是觉得自己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因为从一开始他的生活就跟别人不一样，出生后是他的外婆抚养他。几十年后，他才清楚为什么他在童年没有见过妈妈，因为她妈妈因与一个德国士兵同居而被以通敌罪送进监狱。
德洛米并不是法国唯一的“战争孩子”，在法国，像他这样的人有20多万，他们是入侵法国的德国军人与法国妇女生的孩子。他们一直活得“毫无价值”，而且身份不明。
德洛米在成长过程中一直觉得人们似乎在守着一个秘密不愿意告诉他。12岁时，他就产生了怀疑，当她妹妹出生时，他看到了家里的户口本，发现在自己名字边的空白处写着“私生子”。17岁时，他再次问母亲，但她暴跳如雷，摔门而出。21岁时，他服完兵役，然后到巴黎工作，终于从外婆处发现了秘密。外婆拿出一个发了黄的信封，里面有他母亲与一个德国军人的照片。原来，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德洛米的妈妈在德军的食堂当服务员，与一个名叫汉斯·霍夫曼的德国军人产生恋情并同居，生下了他。
由于有关德国人的档案几乎都毁于轰炸，德洛米寻找生身父亲的路寻常艰难，持续了整整40年。直到2006年，德洛米才在朋友的帮助下知道了父亲的命运：1945年4月25日，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在与美国军队的一次战斗中被杀。德洛米还发现，他有一个兄弟和一个姐妹生活在德国。
“光头妇女”的耻辱
像德洛米的母亲一样的法国妇女有很多，她们因与侵占法国的德国军人有染而被称为“通敌者”，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和侮辱，最大的侮辱莫过于把她们的头发剃光。
战争结束后，德国人撤离法国，与德国军人同居的法国妇女的苦难日子也开始了。一些法国人千方百计找出这些“通敌者”，对她们进行严厉惩罚，把她们剃成光头，让她们赤脚半裸，头上画上纳粹符号，在大庭广众下游街，遭受众人的嘲笑和侮辱。有些人被卡车拉着，人们敲锣打鼓，好似一场狂欢。在人们的一片嘘声中，那些妇女羞愤无比。在一些极端情况下，有些与德国人睡过觉的法国妇女被活活打死，有些人则不堪侮辱而自杀。
其实，说这些法国女人“通敌”并不准确。一些人本来就是妓女，她们与德国军人只是交易，都与政治无关。有些法国女孩儿只有十几岁，不懂事，与德国军人私通只是因为无聊或者逞能，或者是受了欺骗。还有许多情况是，有些中学女教师自己单住，德国军人就被安排在她们那里居住，她们也被冤枉与德国军人有染。还有一些流产的女人也被人怀疑与德国军人通奸后怕出事才去流产，她们也被冤枉。当然，还有许多年轻的妈妈，她们的丈夫要么在前线，要么在战俘营里，在战争期间，她们得不到任何支持，与德国军人在一起是为生计所迫。正如当时的一个德国作家所说，“食品就是力量”。
欧洲共有80万“战争私生子”
在欧洲，不只法国有一群遭到歧视的“战争私生子”。在整个欧洲，共有80多万名德国入侵者与当地妇女生的孩子，他们中的很多人出生后也有着同样的命运。
在挪威，这样的“战争私生子”有1万多。战争期间，纳粹头子希姆莱鼓励德国军人与当地的挪威妇女进行感情联络，生下的每个孩子都有编号，德国政府给予支持。但战争结束后，这些“生命之源”计划产生的孩子却受到了残酷对待。比乔恩·莱格费尔德的父亲就是一名德国军人，他回忆说：“人们对我们充满了仇恨。我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也因为是德国军人的私生子而被放进猪圈里。人们用酸给他们洗澡，直到洗得没有皮肤，因为我们必须要洗掉纳粹留下的气味。”编号为2620的杰德·弗雷谢尔就因为是纳粹的孩子而受到继父的虐待，经常遭受毒打。
最近，情况出现了转机，这些几乎被人遗忘的“战争私生子”的处境得到了改善。1年前，德国政府宣布给予那些生活在法国的德国士兵的子女双重国籍。在德国入侵法国前6个月出生的法国外长伯纳德·库什内，近日也宣布帮助这些法国公民取得德国公民身份。他说：“他们是战争的无辜受害者，他们并没有看到战争，但法国和德国一直对他们的痛苦视而不见。这些孩子已经长大成人，60多年后，他们要求我们承认他们的价值、他们的生命，首要的是他们的身份。”德国给予这些孩子德国国籍，是对战争的补偿，而法国承认他们的身份，也是对他们受到的苦难的一个补偿。
二战期间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庇隆和夫人。
1961年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
德国检察官最近被批准查阅巴西和智利秘密档案，以证实“第三帝国”移民进入南美的真实人数。根据这些文件显示，二战后估计有9000名纳粹战犯逃往南美地区。
其中多达5000名战犯进入阿根廷，大约1500到2000名战犯逃到巴西，约500到1000名战犯逃到智利，其余的战犯则进入巴拉圭和乌拉圭。这些数字并未包含逃往中东右翼政权国家的战犯人数。
这些文件还显示，二战期间，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庇隆(Juan Peron)曾向ODESSA组织出售10000张空白阿根廷护照，ODESSA是德国万一战败专门负责保护前纳粹党卫军成员的组织。
参与查阅秘密档案的德国负责人科特·施瑞姆(Kurt Schrimm)说：“这些档案为我们提供了多年来最需要的数据。” 这些文件可能也含有现存逃亡者的线索。二战后，南美许多国家都被法西斯式的军事独裁者统治，他们对于纳粹分子的涌入几乎不过问。许多纳粹分子进入南美国家后，随后又将家人接走。许多纳粹分子后来甚至偷偷返回德国，过起隐居生活。
核心提示：在战争的头两年中，苏联战俘之所以数量庞大，是由于德国在战场上占据优势。但是，事情不仅如此。苏联的许多居民，特别是不久前刚刚并入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比萨拉比亚、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的居民们，从一开始就把德国军队看成是自己的救星。
许多从高加索、中亚和波沃尔日等地区迁来的人民也并不是特别愿意为斯大林和苏维埃政权而战斗。被纳入红军的前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军队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拿起武器投向了德国人一边。
俄罗斯解放军
实际上，弗拉索夫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真正控制名义上由他指挥的俄罗斯解放军。他们上战场的时候，作战非常顽强。但是这与其说是自觉的英雄主义，还不如说是岌岌自危。弗拉索夫这类人在德军撤退时面临的是德国人的严厉打压，而俄罗斯战俘面临的是频繁发生的死亡。我想起了我的一个白俄罗斯远亲讲过的一件事，他在1944年7月解放布列斯特时还是一名中士。德军撤退后不久，有两个苏军上校来视察布列斯特堡垒，想看看它的防御工事。地下工事里藏着一个弗拉索夫排，他们打死了这两名苏军上校。红军战士开始寻找失踪的上校，他们最终发现了弗拉索夫排，并用发烟罐迫使他们投降。红军部队指挥员对俘虏们说：“我可以把你们送交法庭，那样你们肯定会被枪毙，但我现在打算问问战士们，看他们决定怎么处理你们。”红军战士用刺刀把弗拉索夫排的人一一挑死，根本不听他们解释为什么效忠于德国人。
从1942年起，德军高级将领们已经认识到，对付斯大林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俄罗斯解放军和俄罗斯傀儡政府，以及别的民族的政府和军队，这是在东线取得胜利的惟一办法。但是，直到1944年初，希特勒和希姆莱一直反对这一建议，他们只是把“东方领土”看做德国的殖民地而已。然而，随着德军在东线和西线不断的失败，纳粹的首领们也开始在这方面做出让步。还在1943年时，德军就建立起了一个东方部队司令部，把所有的苏联投敌者的武装都聚集起来。1943年4月6日，北方集群的参谋长金采利将军批评了建立这些武装的命令，他给东方部队司令格尔米赫将军写信，说他们的主要问题已经解决。信中说，“对于这些东方部队的战士们，他们的将来怎么办，战后他们的祖国在哪里”，因为，如果认为他们“愿意站在德国人一边作战，是因为他们为德国人把他们从布尔什维主义解放出来而感激”，这是大错特错的。“实际上，对东方部队的战士来说，问题就在于，是选择从布尔什维主义的奴役之下摆脱出来后接受德国人奴役，还是应该为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战斗。”
类似的建议即使要得到象征性的同意，也要等到1944年夏天德军在法国和白俄罗斯溃败之后。1943年9月14日，弗拉索夫被希姆莱召见。作为俄罗斯解放军的司令，弗拉索夫被告知，要想恢复1939年9月1日前俄罗斯的疆界，必须赋予非俄罗斯族和哥萨克地区更大的自治权。希特勒和希姆莱同意组建俄罗斯解放军第1师（第600步兵师）。1945年1月，开始组建俄罗斯解放军第2师（第 650步兵师）。1944年秋天时，德国人准备向阿登地区发起反攻，打算给西方盟国以毁灭性打击，并迫使他们单独媾和，然后把所有兵力调集到东线，粉碎红军，而在东线俄罗斯解放军的部队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
1944年11月14日，在布拉格成立了以弗拉索夫为首的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他把俄罗斯委员会和其他民族的委员会，以及在德国人庇护之下（除了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以外）建立起来的其他军事力量联合起来。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通过了宣言，这一宣言基本上是重复了1942年12月27日俄罗斯委员会的宣告的内容。不过，宣言中只字未提向“英美资本家们”开战的事，对于德国的帮助则表示欢迎，“但是带着一个前提，即不损害我国的尊严和独立”。宣言同时强调，此时德国的援助是可以同“斯大林匪帮们”进行武装斗争的惟一机会。在宣言中，还表示了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愿意在战后同所有的国家维持和平友好关系。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还指出，现在红军向东欧、中欧和巴尔干半岛进军，战争已经明显演变成苏联人进行的侵略战争。这些内容给人的印象是，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宣言与其说是针对红军和苏联居民的，还不如说是针对西方盟国的。鉴于德国人注定很快要灭亡，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成员们转而希望得到西方盟国的庇护。
“苏联的”党卫军41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战斗机，从战争一开始就袭击了西乌克兰的苏军，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反苏组织甚至在德军还没有到来之前，已经占领了包括考纳斯在内的一些城市。由于斯大林多年实行恐怖政策和苏维埃制度本身的问题，俄罗斯、东乌克兰和东白俄罗斯部队中的许多战士和指挥员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战斗力，轻易就缴械投降了。
我已经谈过德国领导人对于开展俄罗斯解放运动这一建议本身怀有敌意，这在一些部队的地位上体现了出来（这些部队后来被编入弗拉索夫领导的俄罗斯解放军）。
但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部队的情形有所不同，甚至连立陶宛的部队或多或少也是这种情况，因为德国人最后还是准许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可以实现有限的自治。说实话，对待立陶宛的态度要差一些：与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不同，他们不被看成是雅利安人。所以，立陶宛党卫军师的组建要比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晚一些。
1944 年秋天以前，民族主义武装也为德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很早以前，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师就已经在前线作战了：党卫军第15师（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师，但拉脱维亚人占多数）、党卫军第19师（拉脱维亚师）和党卫军第20师（爱沙尼亚师）。由乌克兰人组建的党卫军第14师1944年夏天在布罗德陷入重围，突围出来之后，经过改编，在战争将要结束时再次投入东线战场南部的战斗中。从1943年起，第162步兵师开始在意大利进行战斗，它是由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突厥人组成的。德国冯·潘维茨将军领导的第15骑兵兵团在南斯拉夫作战，其中第1和第2骑兵师就是由顿河、库班、捷列克河和北高加索的士兵组成的。当时，还组建了布罗尼斯拉夫·卡明斯基指挥的俄罗斯解放人民军的党卫军第29师。卡明斯基以前坐过牢（刑事犯还是政治犯不详），曾住在布良斯克州的洛科济，在一个化学工厂当过工程师。德国人来了以后，他就领导了“地区自治”行政机关和同游击队作斗争的民兵组织。然后在民兵组织基础上建立了党卫军旅，这个旅在德国人走了以后，被调去同白俄罗斯的游击队作战，后又于1944年同华沙的起义者们作战。
在镇压华沙起义的过程中，卡明斯基的士兵们无情地屠杀平民。德国人决定逮捕卡明斯基，于是他跑到了喀尔巴阡山的塔尔诺波尔地区，企图同反共的乌克兰起义军汇合，但是11月份被德国安全机关的间谍杀害。之后党卫军第 29师被并入了俄罗斯解放军第1师。党卫军第30师由西格里格中校率领的旅组成，主要由白俄罗斯自卫武装组成（成员主要是一些以前被俘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后来这个师被合并到俄罗斯解放军的第1和第2师。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德国把党卫军第30师改编成了一个白俄罗斯民族师，成员主要是和德国人一起撤退的白俄罗斯投敌者。1945年4月，这个师被调集到了意大利战场，但最后仍没有参加战斗。
对于苏联大部分的非俄罗斯民族来说，与德国合作也是为了反对苏联损害他们的民族文化并使他们俄罗斯化的政策。对于二战中民族主义运动的悲惨处境，白俄罗斯的一个士官对俄罗斯解放军曾有过准确描述：“我们根本没有这样做或那样做的选择。如果德国人获胜，他们就会把我们全部消灭，如果苏联人获胜，他们就会消灭我们的文明并使我们的民族同化……没有第三种选择。”
由于这个原因，德国人与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演变十分有趣。战争刚开始，以斯捷潘·班杰拉为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就在利沃夫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是只过了几天，这个政权就被德国人摧毁，而班杰拉本人也被押送到扎克先豪津的“政治堡垒”。那里关押着一些政治犯，德国人企图与他们进行谈判。
以安德烈·梅里尼克为首的另一个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毫无保留地站到德国人一方，但是在乌克兰人中没有什么威信。班杰拉的人建立了乌克兰起义军，这个军队不仅同德国人作战，而且也同苏联的游击队作战。他们一直积聚力量，等待时机，希望将来德国人由于失败而被迫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签订政治和约，或者等到西方盟国向乌克兰发起进攻的那一天。
1944年10月，德国人被迫放弃乌克兰，班杰拉被释放。虽然没有达成和约，德国人开始给乌克兰起义军提供武器，并把他们的领导人派到苏军的后方与红军作战。
受2011年“盖昂通函”的影响，王先生的工作许可申请被绝。他脚下放满了准备的重审材料：（从左到右）上诉材料、初次申请材料、 上诉受理回执、给内政部长的信、国会议员支持信、法国总统府春节执行会邀请函。兰卉 图
如果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和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弗朗索瓦·奥朗德要在本周日的最终对决中一分胜负的话，他们将不得不依靠一个特殊群体的支持——移民。
19%的法国人是移民或者移民第二代。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影响之下，法国政府于1974年首次出台了移民控制政策。面对当前法国社会不断攀升的失业率，萨科齐和奥朗德在移民政策上的强硬态度更加明确。
奥朗德认为法国的合法移民人数“不嫌多”，但“有太多的非法移民”。非法移民在法国必须居住多少年才能转正？奥朗德回答：“在法国领土上连续居住至少5年，和拥有一个雇用承诺，以及小孩在法国上学至少已5年的无证家长。”奥朗德强调，他不会增加无证外国人身份转正的人数，目前每年大约有3万人。
萨科齐早先已宣布要收紧移民政策，“不是不喜欢移民”，而是接收能力有限。他重申要把法国每年接待的移民人数减半，从18万人减为9万人。他宣布要设立一个专门的行政法官职务，负责处理移民的留置问题。他也重申要对申请家庭团聚的移民设立法国语言与文化的考核措施。最后还重申要限制移民享受社会救济的权利：在法国居住至少10年和工作至少5年的外国人才可享受积极互助收入和最起码的养老金。
马什杜纳·穆罕摩提纳（Machtoune Mohammadine）：“我可不想有一天，没有权利见我的孩子和老婆，没有权利回家。”
法国东北部的梅尔塞姆（Melsheim）是个只有586名居民的小村子，村外望不到边的田地里偶尔有成群的小鹿伏着打盹，摩洛哥人马什杜纳·穆罕摩提纳（Machtoune Mohammadine）一家住在这个村子里。
马什杜纳是凯富保温材料公司的员工，公司承接了法国很多核电站的工程项目，他从进公司到现在的15年时间都泡在各大核电站里做内部的防火工程。家里三个孩子，两个儿子7岁和5岁，小女儿刚3岁。
1974年7月27日， 马什杜纳清楚地记得这是他踏上法国土地的日子。同年，法国首次开始实行移民控制。
二战结束后，法国因重建需要大批劳动力。从1946年开始，法国企业从欧洲其他国家以及前殖民地引进外来劳动力，其中有70多万阿尔及利亚人和大批摩洛哥以及其他非洲国家的移民来到法国，他们当中三分之二都是矿工和工厂工人。
当时马什杜纳的爸爸正在摩洛哥一处工地上干活，听完招工老板的介绍，便帮儿子签了一纸合同，完全不会说法语的马什杜纳在一个月后就到了法国。马什杜纳在快餐店打过工、卖过吸尘器，最后误打误撞进了核电站工作，“在核电站里面有很多北非来的移民，他们干的是最累危险系数最高的活，比如处理核废料的工序。我们这样的移民很少有做到高层的，最多就是小工程的头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2005年，马什杜纳第一次遇到了“证件问题”。“当时我是去北部上班，到了门口，他们不让我进去，说新规定光有这个居住证是不可以的，还要护照，而且必须是在有效期内的护照！有些人因为护照过期必须要等上几个星期、一个月拿到新护照才能上班。”马什杜纳无奈之下，重新通过大使馆办了新护照。
马什杜纳所在的公司有前往海外工作的机会，语言、技术、经验都没有障碍，但是马什杜纳去不了：“只是因为我不是法国人。”
马什杜纳家算得上法国典型的中产家庭，前两年买下的房子分上下两层，还有地下室和花园，太太是当地人，在5公里外的私立学校做老师，平日里照顾三个孩子和料理家务。
马什杜纳说，“相比起其他人来说，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是我还是决定现在必须申请法国国籍了，因为照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他们会说你十年的居留期限到了，现在请你离开法国，回到自己的国家去！想想巴黎埃夫里警察局门前那些睡在街上彻夜排队的人，他们仅仅是为了更换他们的长期居留证，就得睡在大街上？我有老婆孩子，我不要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马什杜纳期待着大选的总统候选人能好好想想居留证的问题，因为移民政策带来的恐慌头一次开始渗透到他这样的中产阶层。他拿着一摞要填的表格说，“希望我的申请可以被接受。”2011年法国公共当局批准入籍人数下降30％，由2010年的9.45万人降到2011年的6.6万人。
党东·马丁·弥拉 （Tendon Martin Mila）：“这是种族歧视，我不愿意求他们，求了，他们就赢了。”
46岁的喀麦隆人党东·马丁·弥拉（Tendon Martin Mila）同样也在准备申请加入法国国籍的文件，他希望这可以给他的找工作之路带来一丝曙光。
党东住在斯特拉斯堡火车站附近一个中低档社区里，只有最简单的卧室、厨房、卫生间。因为工作时间不固定，他并没跟老婆孩子住一起。
“我1989年到法国，在斯特拉斯堡读了10年书。”党东一边说，一边拿出他的学生证，每两年一换的学生证记录了党东的求学经历，最后三张学生证上面写着：他是博士生。
与他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证书放在一起的，是他的工作履历表，在麦当劳做夜间清洁工、在加油站工作，2000年他终于在家乐福签到了唯一一份CDI（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从2003年4月23日到2005年9月1日，党东失业了，“我几乎投遍了法国所有的省和所有类型的工作。后来我也学聪明了，在简历上不写Mila这个名字，因为一看就知道是非洲移民，简历直接就被扔一边了。这样操作我还真得到两次面试的机会，但是一进去，他们就惊讶了，‘原来你是 ……’是的，原来是个黑人。我自然被以其他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绝了。”
2005年萨科齐再次出任内阁部长并于年底铁腕镇压了“巴黎骚乱”，为2007年赢得大选打下了基础。这场号称“法国1968年后最为严重的骚乱”充分暴露了法国移民政策所存在的问题和不断加剧的种族歧视。
2006年10月开始，党东到当年的喀麦隆同学开的私人保安公司上班，他说：“大部分法国人说到安全问题就想到黑人，认为黑人就是暴力的、生来就是做保安的命，看看超市里的保安，清一色黑人。如果放一个白人在超市里抓小偷，是没用的，我们一上去就能把人给唬住。”像党东一样找不到工作的老乡太多，保安公司里全是非洲移民，80多人的公司有法国博士学位的就有6个，本科以上学历至少有20人。党东拿出他的工资单，最末尾写着：1103.48欧元，只比法国最低工资标准多7欧元，2011年底法国最低工资标准是净工资1096.57欧元。
党东几个月前申请了就业培训，但是被拒绝了两次，他说：“我很清楚，他们就是种族歧视，他们当然不承认。有些黑人会厚着脸皮，笑着去央求他们，这样当然是可以达到目的。但是我不会也不愿意，我去求了，他们就赢了。”
面对铺了一沙发床的文凭、工作履历、各类申请表格，党东并不太愿意现在就承认，过去近20年打零工是对智力的浪费，因为他还在坚持做他的商业企划书：“我一直想开餐厅，但找不到资金。我申请法国国籍一大原因就是，现在不换身份就没法向银行申请贷款，那我更是什么都做不了。”
“我跟一个法国人结婚，早就可以申请国籍，但我一直没换，因为我很骄傲于做喀麦隆人。”党东说着，从钱包里掏出一张翠绿色选票，“去年喀麦隆总统选举，我还去巴黎投票了。我留了一张作纪念，因为换了国籍，我就没有资格参加投票了。”
在内政部长盖昂的推动下，法国2011年收紧了取得法国国籍的条件，外国人要想申请加入法国籍，法语水平必须过关，申请人在相关的约谈期间通过法语和文化水平评估审查之后，还必须签署一份“法国公民权利与义务公约”，这个公约主要提醒签约人遵守法国的原则、价值及象征，公约还强调：“您成为法国人之后，就不能够再要求其他的国籍了。”
羽华、王先生：“这是爱丽舍宫的邀请函，这是内政部的拒绝信。”
2012年春节，巴黎13区政府请来了奥朗德的竞选班子和内政部长盖昂参加13区的春节嘉年华，26岁的羽华（化名）和另外5名中国学生在活动结束时见到了奥朗德，“当时我们6个人要跟奥朗德讲的是同一件事，我们的工作许可申请都被拒绝了。”羽华说。
2011年5月31日法国内政部、劳工部以及高等教育部发出一封通函“盖昂通函”（Circulaire Guéant）， 作为职业移民的总体政策的一部分，限制了外国留学生毕业后获得工作许可即领薪人的身份和在法国公司工作。
正是这一纸通函难住了羽华。羽华2007年来法国，去年拿到了计算机专业的硕士文凭。8月签下工作合同以后，她递交了工作许可申请。等到12月来了一封拒绝信。第二天羽华就到公司准备上诉材料，想力争这个留在法国的机会。
“盖昂通函”发出后影响学生人数超过千人，各高校、学生团体在法国各地举行游行，抗议“盖昂通函”。12月10日，60多名法国著名知识分子﹑艺术家﹑律师、医生等请愿呼吁将其废除。今年1月12日内政部对此前通函做出了修改，同意重审被拒绝的材料，称为“新盖昂通函”。新规称，获得至少硕士水平文凭的外国留学生可以享受新通函的措施，可获得颁发工作许可。
“新盖昂通函”出来以后，羽华第一时间递交了重审材料。“等来等去一直没有任何消息，不论是上诉的，还是重审的。”羽华讲述着那些繁琐的程序，其中夹杂最多的一个词是“等待”。
在等待一纸工作许可的6个月里面，公司和羽华签合同的岗位已经满了， 就算她拿到了工作许可也必须重新找工作。她说：“申请程序中需要公司准备非常多的材料，他们支持我到底，已经非常不错了。我也可以理解让公司空着位置等一个人6个月甚至更久，也是不现实的。”3月底，羽华接到了公司转发的邮件，她的工作许可已经获批。
羽华在巴黎一直跟姐姐、姐夫住在一起，就在她拿到工作许可的几天前，姐夫王先生也递交了自己的上诉材料。
“这是内政部的拒绝信，这是5位国会议员的支持信，这是爱丽舍宫的邀请函。”32岁的王先生拿出了厚厚一叠重审材料，解释道。
每逢春节，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都会组织新春招待会，邀请以华侨华人为主的亚裔代表共庆春节。2012年有800多名中国人参加，王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但法国总统也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他的工作许可申请同样被拒绝了。
马什杜纳期待着大选的总统候选人能好好想想居留证的问题，因为移民政策带来的恐慌头一次开始渗透到他这样的中产阶层。
在法国的外国移民中，北非移民比例大
国家统计及经济研究所（Insee，以下简称统经所）日前公布了按照新的年度抽样调查法对法国人口进行的普查结果。结果显示，2006年法国计有6318.5925万居民。这个数字对每个市镇来说都很重要。
这个新数字对每个市镇、省和地区的居民人数进行了详细统计。它校正并取代了统经所先前的估计数（6340万），但估计数不具有“法定人口”价值，法定人口是经费预算的计算所必不可少的。
若将这个数字与1999年的普查结果相比较，包括海外省和海外领地在内的法国人口增加了300万。统经所解释：“这些数字取代了1999年普查的法定人口，今后将年年补正更新。”
这些新数据虽然只是证实了统经所1999年以来每年公布的估计数揭示的人口发展趋势，但其法律价值对3.6685万个法国市镇来说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统经所指明：“大约350条法律或法规都参考人口数量，管理和组织市镇生活（财政、市议会的组织结构和规模、领土公务部门等）或者跨市组织结构。”
2006年的数字与1999年比较的结果证实，人口增长最快的是沿海地区，只有北方除外。
居民增长最多的地区依次是科西嘉（+3.3922万，+13%）、朗格多克-鲁西荣（Languedoc-Roussillon，+23.8496万，+10.4%）、阿基坦（Aquitaine，+21.1419万，+7.3%）。圭亚那（La Guyane）人口增长了近三分之一，增至20.5954万。
人口增长最少的地区依次是北方加来海峡（Nord-Pas-de-Calais,+0.55%，增至近400万居民）、洛林（Lorraine，+2.5318万，+1.1%）、勃艮第（Bourgogne，+1.877万，+1.2%）、上诺曼底（Haute-Normandie，+3.0863万，+1.7%）、奥弗涅（Auvergne，+2.706万，+2%）。
只有一个地区人口减少，这就是香槟-阿登（Champagne-Ardenne，-3513，-0.3%）。
最大的地区是大巴黎地区，其居民增加了58.0387万，增至1150万，增幅为5.3%.
上海首次发现的拥有中国签证的犹太人护照
1938年，犹太难民坐船到达上海
1939年，在上海创办的犹太难民子弟学校
古往今来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富有同情心和最肯帮助他人的一个民族，历朝历代都有一些诚心诚意地支援帮助外来民族的感人记载。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有关中国人支援帮助外来民族的历史记载被历史所淹没了。二战中，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曾有意收留10万犹太难民就是一例。
1937年11月，一位犹太青年因其家庭受到德国法西斯迫害，便持枪闯入德国驻法国大使馆，企图刺杀德国大使，结果误将三等秘书杀死。希特勒以此为借口在欧洲发动了大规模的疯狂排犹运动，导致大批欧洲犹太人纷纷逃离。然而，一些国家和地区出于听信来自德国的谣传或惧怕纳粹法西斯的淫威，或出于本国的其他种种利益考虑，对大批犹太难民流入均采取了“拒签”态度。比如，瑞士、瑞典和苏联等国，除对极个别的犹太富豪，实行有条件入境避难之外，均在边境设卡严禁犹太难民进入本国，由此使得大批犹太难民简直无法获得他国签证求生避难，只得眼巴巴地等着德国纳粹把他们送进集中营，直至惨遭屠杀毙命。
正当大批犹太难民走投无路之际，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向犹太人敞开了大门，使得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蜂拥而至，陆续来到上海、广州、宁波和哈尔滨等大中城市。然而，当时的中国正值抗战全面爆发，随着侵华日军的大举入侵和步步紧逼，南京国民政府的部门机关和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的工矿企业正准备沿江迁往四川重庆一带 ………
处在战乱和国难之中的国民政府，对大批犹太难民的处境既表示十分同情，又苦于受到自身条件限制而无法妥善安置，陷入了进退两难的艰难境地。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蒋介石多次指示国民政府有关部门抓紧研究会商，尽快拿出一个比较妥善的安置犹太难民的解决办法。
据相关历史档案资料记载，1939年3月2日，经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提议，拟在中国西南边境地区划定犹太人特区，专门用于容纳无家可归的犹太难民。来自立法院的提议还设想在中国西南接近国际通道的地区，划定若干平方公里的区域，专门作为犹太人的居住区，由国民政府或地方政府一道负责筹划该区的建设和管理，同时设置犹太失业技术人员登记机构，招收犹太难民中的专门人才，进入内地后方各部门工作，以此为中国的抗战出力。据说，孙科的提议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并引起了国民政府内部的广泛讨论。
国民政府对犹太难民安置问题的热情关注态度，立即引起了欧洲犹太人组织的积极响应。一位名叫白尔格拉斯的德籍犹太实业家，在考察了中国的社会环境后，感到中华大地是犹太人相对理想的居住地，于是他迅速拟订了《迁徙中欧犹太人来华之计划》，提出将10万犹太人移居到中国。
白尔格拉斯在计划中写道:“拟准10万犹太人移住中国内地，中国政府予以保护(移民之权利与义务应与中国公民同等)，选择气候上与经济上适宜之一地或数地，供给居住机会，并保障其居留及工作之权利。”为了争取正处艰难抗战的中国国民政府对该计划的支持，白尔格拉斯还表示，每名犹太人入境时将向中国政府交纳50英镑。
在当时的中国国内，民间组织“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也始终关注着犹太难民问题。据该会于1939年5月派人到上海进行调查发现，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已达万人以上，聚集于租界难民收容所，衣食缺乏问题日趋严重。出于人道关怀和抗战前途考虑，该会积极商讨解决办法。
当他们在收到了白尔格拉斯的移民计划后，认为计划中的多数条款可以接受，少数条款可进行补充和修改，于是他们增加了“犹太人来中国后，须无条件入中国国籍”、“中国方面组织犹太人移民委员会”等内容，并形成了《犹太人移民中国意见书》，上报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与此同时，白尔格拉斯也致函国民党秘书长朱家骅，商谈解决10万犹太人来华的问题。朱家骅接函后感到事情重大而复杂，需要周密考虑，于是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分析移民计划的利弊。朱家骅认为，此计划的有利方面在于可以引起美、英等国对中国抗战的同情，有利于吸收国际资本和技术人才，等等；不利方面在于犹太人善于经商，容易扰乱中国的商业秩序，也不适于农村开发。再说，国籍问题也难以解决，如让他们全部加入中国国籍，势必会与德国产生矛盾。朱家骅将自己的分析写成文字报告直接上报给蒋介石。
正当中国官方和民间都为犹太人来华事宜进行积极筹划时，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提出了另一种主张，即利用犹太人从事土地开垦。龙云给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发了一封电报，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云南省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数十里没有人烟的地方很多，如此多的良田弃之可惜。近来听说犹太人云集上海，他们知识丰富，财力雄厚，如果能将他们移到云南开垦荒地，必定一举而多得。但龙云对自己的主张是否可行并没有十分把握，他恳请张群上报国民政府，让政府定夺，如有可行性，立即拟订具体办法。张群接到电报后，立刻向行政院作了报告。
随着多种建议和计划的提出，容留犹太人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引起了国民政府高层及蒋介石的高度关注。国民政府认为，即使抗战战事再紧张，条件再困难，也要将这一问题圆满解决。蒋介石在接到孙科的提议后，当即批复：“原则同意，交行政院筹议。”行政院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专门召开会议，就犹太人国籍、领事裁判权、内地居住、入境手续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提出不少修改意见。
1939年4月，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召开会议，在行政院决议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将犹太人分为有国籍和无国籍两部分，帮助的主要对象是无国籍犹太人，他们在中国驻外领事馆将得到特别通行证，准许进入中国国境；入境后暂时寄居于通商口岸，不往内地安排；在就业方面，各级政府予以特别照顾。
国民政府的这一决定做出后不久，犹太难民迁徙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犹太移民计划涉及的方面越来越多，国民政府感到有必要作进一步讨论和研究。1939年7月21日，行政院就收留犹太移民计划再次召开审查会，内政部、外交部和经济部也派了代表参加，提出3项基本原则，对白尔格拉斯的计划提出6点办法。其核心内容是:犹太人可进入中国境内，无国籍者享受特殊待遇，有国籍者与其他外国人同等待遇，均只能分散居住于通商口岸；成立移民委员会；成立专门运送犹太人来华的运输公司一事与中国现行法律不符，不予批准；每一犹太人入境，须携带200英镑；其余问题处理方法不变。至于龙云等人的建议，需等待上述条款具体实施时再行磋商。这些原则和办法是国民政府的最终决定，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至此，容留犹太人的计划尘埃落定。
然而，随着中国沿海各大城市几乎全为侵华日军所占领，中国抗战总体形势急转直下，由此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容留大量犹太人；另一方面，中国的抗战越来越艰苦，国民政府也确实难以为如此众多的犹太人提供有效的帮助。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有关大规模收留犹太难民的计划，虽然最终因抗战总体形势急转直下而无法全面实施，但此事所反映出来的中国人这种热情无私的救助和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却仍被许许多多的犹太人至今牢记在心里。（石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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