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邮政卫报》2月8日文章，原题：为何非洲不应猛烈指责中国移民 在非洲一些国家，反华情绪正逐渐上升，有的地方甚至失控，发生攻击中资企业和中国人的事件。南非国际问题研究所最近一篇有关中国人移民非洲的论文剖析了这种排外根源。
一些人的反华情绪产生于以为外国人太多，要控制非洲大陆。记者霍华德·弗伦奇在《中国的第二大陆》一书中估计，过去20年移居非洲的中国人超过100万。但1990年到2013年，约220万中国人移居美国；截至2009年，法国有40万中国人，日本有60万；目前有90万华人生活在加拿大。如此一比，非洲是中国人泛滥目标地的说法就太夸张了。一些非洲媒体夸大中国人数量以达到耸动效果。此外，不能区分中国人与其他东亚人也是原因之一。尤其别忘记一件事：仅仅10年，就有大约20万非洲人移居中国的广州。
有些人觉得自己生意受损而怨恨中国人。但许多中国移民来非洲是为暂时谋生，多数在合同期间停留(通常一到三年)，期满就回国了。中国人并非唯一按照契约在非洲工作的外国人。相比在非从事类似工作的西方人，中国人工资低很多，生活也更简朴。
对那些留下来的移民来说，确实产生了竞争并造成潜在贸易损失。但这在所有地方都是如此，我们却通过“掠夺”透镜看待中国人。政治学家巴里·索特曼指出，在全世界，中国出口与非洲出口的竞争几乎只在纺织和服装业上。就个人而言，中国移民关心的往往不是进入既有劳动市场，而是自主经营，常见的是零售或批发中国产品、食品或中药。这部分解释了中国城遍布全世界的现象。
有人称中国对非关系助长腐败、支持不自由政权，西方拿此类看法说事，却对西方支持专制的政策及自贸造成的负面影响只字不提。对中国的一些负面看法已形成，若不及时纠正会酿成更多的文化冲突。(作者萨曼莎·斯普纳，乔恒译)ym16.COm
延伸阅读
在南非开设商店的中国移民
第一代移民南非的中国人经营杂货店、洗衣店、蔬菜店、茶馆和餐馆。当时南非法律严格限制中国移民可以从事的经营活动和地点以及他们的生活。
在南非历史的黑暗时期，中国移民无法得到贸易许可，贸易时间受到限制。在德兰士瓦省(现在的豪登省)，中国移民必须事先获得许可后才可以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一个地方(如从比勒陀利亚到约翰内斯堡以及在各省之间)。中国移民勤奋工作，使第二代移民可以接受大学教育，并从事各种职业(如医生和会计师)。
由于种族隔离制度，大批年轻的华裔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离开南非前往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定居。
20世纪70年代，由于一项鼓励在所谓的“独立家园”及附近投资的产业政策，来自中国台湾的投资者开始在南非投资。这些来自中国台湾的投资者因南非政府投资政策的要求，在南非远离城市的地区和农村地区进行投资。同时，少数来自中国香港的中国人以及华裔南非人也开始在南非投资贸易。
据估计，到1989年为止，来自中国台湾的商人在南非共设立了大约150家工厂，投资资本达到3亿美元，生产的产品包括服装、礼品、塑料、餐具、鞋类和电子产品。
非国大(ANC)1994年执政后，结束了白人统治，曼德拉上任后做出第一件外交决定就是与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转而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全面的外交关系，双方随后便开始进行充满活力的双边贸易。
新外交关系的影响在南非城市郊区特别明显。约翰内斯堡郊区Cyrildene新出现的唐人街极好地证明了来自中国的新一波移民潮。中国人在南非城市郊区购买了房产，用于居住以及商业目的，如餐馆、茶馆、出售中国货的杂货店和百货店。
随着近年的发展，不少来自粤港澳的华人成为了南非华人的贸易领袖，这与当年广东人成为南非的祖先，不知是否一种历史的呼应呢？
今年9月，美国布朗(Brown)大学两名教授发表新研究报告，挑战一般美国人对移民子女的传统看法。
中国学生成绩好 颠覆传统观念
很多人在移民时会有这样的顾虑：自己的孩子没有美国的教育背景，语言又不通，会不会跟不上老师的课程呢?这项最新的研究显然打破了这种担忧。
胡其瑜(Evelyn Hu-DeHart)和莘霞.柯尔(Cynthia Coll)两位教授在所作的《儿童教育与行为的移民矛盾现象：新研究的证据》(The Immigrant Paradox in Children's Education & Behavior: Evidence from New Research)报告结果显示：第一代移民子女的少年犯罪率，低于在美国第二、第三代移民家庭的子女。
一些第一代移民的子女在标准考试中的成绩，好于第二、三代移民家庭的子女。在对待学校和教师上，第一代移民的子女持正面态度。尽管他们最初在学校常常落后于美国出生的子女，但之后会迅速赶上。
这一研究结果多少让一些移民申请人放下了悬起的心。更有意思的是，9月15日，奥巴马在给一所学校的开学典礼致辞时鼓励学生们胸怀大志，以免被中国、印度的学生超越。奥巴马说：“中国和印度的学生比以前更加努力学习。你们将来要和他们竞争，你们在学校的成功不仅仅决定了你们的未来，也决定了21世纪美国的未来。”
移民顾问认为：“中国学生越来越优秀，这一点全世界都有目共睹。中国拥有着全世界最庞大的工程师群体，然而在创新上却始终欠佳。很多移民的家长也正是看中了美国教育中的这一点，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有创造力的教育，以弥补国内教育的不足。”
美国教育模式轻松了学生 也轻松了家长
尽管关于国内差生到美国变为优等生的报道比比皆是，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只要是差生就能成为美国优等生。想要成为美国的优等生，也有很多的条件。
由于美国对学生的考评标准并不局限于考试成绩这一项，因此学生就需要提高其他各个方面的能力，如平时的课堂活跃程度、创新能力、全面思维能力、动手能力等等。
这对于部分中国孩子来说可能有些难以适应，但是如果能够以学生的兴趣爱好为线索进行培养，进步还是会很快的。从这一方面来说，孩子越早接受美国的教育则能够越快地适应美国的教育模式。而一旦适应以后，家长们会发现，这种教育模式不仅轻松了学生，也轻松了家长。
为了让孩子接受纯正的美国教育，张女士早早地就通过EB-5投资移民项目办好了移民美国的手续，如今她的孩子已经在美国读小学，她说：“我的孩子来到美国以后不用再哄着去上学了，也不用逼着她去上补习班了，她还小，接受能力强，现在英语说得挺流利，与同学交流也没什么问题。我们都挺欣慰的，我们就是希望孩子的学习压力能小点，这样，我们的心理负担也轻了。”
“众所周知，在全球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上，美国学校的数量总是遥遥领先，前20名的大学，美国的学校一般都占了一大半，这与其开放式的教育模式是分不开的。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的教育一般都会让孩子自然而然地将学习从一件被动的事变成一件主动的事，这样老师轻松，学生也轻松，家长也轻松。”资深移民顾问解释道。
据悉，由于美国经济下滑，在其他国家都纷纷提高移民门槛的情况下，美国的投资移民价格始终保持着低位。目前，最低只需要50万美元就可以办理EB-5投资移民，移民后子女即可享受美国免费教育，最快2年即可获得永久绿卡。
核心提示：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涌入非洲，针对中国的质疑声也屡见不鲜。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吕友清就此表示，非洲对中国人总体信任，同时华商也恶习缠身，在非洲窝里斗，曾为互相竞争将坦桑尼亚交通部长、副部长同时搞垮，还经常走私象牙等，诸多行为令国人形象严重受损。
“新殖民主义”、“掠夺资源”、“不遵守当地法律”、“不雇佣当地劳工”……近年来，随着中国走进非洲的步伐越来越快，针对中国的质疑声在国际媒体上屡见不鲜。真相究竟如何，越来越多的国企、民企和外贸商涌入非洲，对中国形象的建立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驻非使领馆又如何面对这些新的挑战？日前，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南都特约记者就此对话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吕友清。
2013年3月，习近平访问坦桑尼亚时，称坦桑尼亚为中国“全天候的朋友”。中国是现在坦桑尼亚最大的贸易伙伴，2000年中坦双边贸易总额仅为9053万美元，13年后，2013年双边贸易额达36.9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额31.4亿美元，进口额5.5亿美元，处于绝对顺差地位。中国也仅次于英国，成为坦桑尼亚第二大投资国。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中坦关系在中非关系中都极具代表性。
“我们的人恶习缠身！”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作为驻坦大使，请你介绍一下中坦关系。
吕友清：现在中国对非洲的重视超过任何时候。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非洲，提出了三个一极，“非洲是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一极，是全球经济增长新的一极，是人类文明的多彩一极”，这是很大的鼓舞。非洲现在面临很多矛盾，一方面全球都看好它的增长，另一方面，非洲人自身感觉到问题多多矛盾重重，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但在我们看来，坦桑有自己的优势，例如政治社会稳定，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连续十多年经济增长，有地理位置，有杰出的领导人，有非常良好的国际关系，特别是有广阔的市场，坦桑尼亚每年150亿美元的进口市场，周边腹地有9个国家，加在一起，就上千亿市场，再加上其国内市场需求，潜力非常大。现在中国产能过剩，资源能源也存在约束，就需要坦桑这样的市场，而我们一来就能帮助解决他们的一些问题。像就业的问题，跟据一家非洲机构IMARA的研究报告，中国为坦桑提供了15万个工作岗位，是为坦桑尼亚提供最多就业机会的投资国。
中国的优势，第一，有市场眼光，因为中国有几十年发展经验。第二，我们有人才。第三，我们懂管理。现在坦桑尼亚的管理很粗放，各种资源的整合能力很弱。第四，最重要一点，我们有资金，国家现在的外汇储备有四万亿美元，用得不好，对不起人民，恰恰在非洲这成了优势，我们有投资能力。其他的优势，很重要一点，我们有良好的国际形象。非洲的朋友信得过我们，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总体是信任的。
南都：你提到我们在非洲有良好的国际形象，但我们也从国际媒体上不断看到对中国人在非洲所作所为的批评，这几日在坦桑尼亚的采访，我也接触到各个领域的中国人，大家都在抱怨针对中国人的抢劫、海关搜查、警察的骚扰问题。
吕友清：在坦桑尼亚，大概有70位外国大使。没有一个国家的大使，像我们这样，成天愁中国人在这边的领事保护问题，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公民像我们的公民一样，不断抱怨在这里受到不公待遇，比如在机场过海关查行李，在路上被警察拦……这是很头疼的事情。
我们的人恶习缠身！到了非洲，第一，肯定是习惯性地窝里斗，不团结，相当多的人有这个问题。一个人一家公司没问题，如果是几个人，几家公司，就相互抢。承包商往往也是自己的人先互相竞争，做买卖的，更是彼此之间挖墙脚，相互诋毁。甚至有些企业还在当地政府内部去寻找代理人，各自收买一批为自己说话的当地官员，2012年，两家公司把坦桑尼亚的交通部长、副部长同时搞垮了，他们为了争项目挑起正副部长的内斗，结果总统把两个人都撤了。
第二个，就是缺乏法律意识。明知不可为偏要为，当然这是少数人。比如走私象牙、犀牛角、矿石等等当地法律命令禁止带出国的违禁品。每一次坦桑尼亚说要抓走私象牙了，我们就紧张，但总发生这样的事情。达累斯萨拉姆省的省长对我说，有一天他看到警察当街拦住中国人的车，省长说你这样对待中国人太不友好了，就上去训斥警察。警察说，报告长官，有人举报他们的车里有象牙。开车的中国人还坚持说没有。就彻底查，结果把车头的顶盖打开，发动机上绑的都是象牙，搞得这个省长都不好再为中国人说话。
机场出境，中国人常常被查行李。为这个事，我找过坦桑海关的关长。他说，我们也不想这么做，这得增加我们多少工作量，我们人手很紧张。然后给我看一摞照片，哪里都夹带象牙制品，有一个女的，甚至在胸罩里面都藏象牙制品。坦桑海关人员又不傻，如果他查一个没有，查两个没有，查十个没有，他还会遇到中国人就查么？而被查到的人还振振有词，说，“大使，我们援助了这么多，他们怎么还这么对我们？”没有一点点法律意识。
不能回避假冒伪劣商品问题
南都：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卡利亚库地区有非常多的中国商人，不过我们也了解到，便宜但质量差是非洲人对中国货普遍的印象。
吕友清：中国商人诚信仍然是比较大的问题，最严重的就是假冒伪劣。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回避。我看到美国有篇文章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假冒伪劣产品生产地，人民日报海外版发了专文批驳，说诋毁中国抹黑中国，忽视了中国政府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决心和行动。这样的做法，越说越糟糕。我公开在坦桑尼亚的电视节目中讲，在中国确实有假冒伪劣，也确实有部分假冒伪劣商品到了坦桑尼亚。但我也跟他们讲原因。首先是有不法商人，有买，有做。第二在进出口环节的管理不够。第三，你们这些媒体的监督也不够。因为炒作这些话题的，正就是坦桑媒体。我说，你们媒体人应该曝光假冒伪劣，应该去追踪假冒伪劣的来源。但最根本的是坦桑现在经济发展的阶段，消费力普遍较低，一分钱一分货。中国的产品，你说质量不好，我们制造的航天器能飞到月球上去？但好的东西需要好的价钱。
讲清楚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在一起来商量怎么办。我们使馆宣布，进口假冒伪劣商品的坦桑商人，我们不给你发放签证，我们也大力支持坦桑海关查处。我刚来坦桑出任大使，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全部在追我这个问题，弄得我无地自容，现在没有人再跟我提这个问题了，首先都怪他们自己，他们自己人去中国买这些假冒伪劣，他们自己的官员不作为，自己的媒体不监督。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强和中国的合作。一方面中国政府可以帮助他们提高海关的监管能力，第二，特别是中国人的投资，增加坦桑的就业和收入，让他们有能力买好产品。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努力，让负资产变成正能量，但前提是我们得实事求是。
南都：坦桑尼亚80%的工程由中国承包商承包，这一块是不是也面临挑战？
吕友清：工程质量这一块，我很担心过几年会出问题。我2012年刚到坦桑出任大使时，大约每公里公路的造价在50万美元左右，现在有所增加了，这跟我们使馆的经济商务代表处敢管善管有关系。经商处一直在采取措施避免承包商的恶性竞争和过度竞争，我们成立了承包商协会，进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建筑承包这一块，已经狼多肉少，再压低报价恶性竞争，我们不允许。我们到周边一个国家开会，发现那里每公里公路的造价是三四十万美元，也看到一些坦桑不准来的企业也在那里施工，这种情况三年五年之后怎么办？到时候非洲人不会说这条路是哪一家中国公司修的，而会说，这条路是中国人修的。我们国家如此大的投入，出了问题，形象毁了怎么办？
加强华人华商的组织化管理
南都：面对这些问题，使馆采取了哪些措施去处理和解决？
吕友清：我想，大使和大使馆的职责是维护国际利益和国家形象的统一，根本上说，国家形象是最大的国家利益。当某些具体利益和国家形象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一定要以国家形象为先。我们从四个方面来抓中国人的形象问题，第一是规范人的行为，第二，提高产品质量，做到货真价值，维持良好的性价比。第三，规范公司的行为、企业的行为，主要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第四，确保援外项目的效果。
南都：具体的措施有哪些？
吕友清：人的方面，就是加强组织化。横向，每个城市成立华人华侨组织；纵向，要求每个行业成立自己的行业协会，像你们来了去中餐馆吃饭，我们就有餐饮旅游协会，希望这些组织也能经常讲一讲在坦桑的各种事项，不要害自己，也害别人。我们有四句话，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保护，依靠组织的力量来保护自己。
另外，依靠坦桑的政府部门，例如警察、移民局等等，要把领事保护工作的灾星和克星变成救星和福星。原来坦桑，一年四季都因各种原因抓中国人。我们去找了坦桑的内政部长，我跟他们说，你们发现一起“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查处一起，我坚决支持，但如果你要搞群体性执法，大规模抓人，我认为，说大，你是对我的国家的挑战，说小，是对我这个大使的不尊重，而且你让我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待下去。坦桑内政部长问，那你说怎么办？我说，如果发现中国人违法，每次不能超过十人，不能集体处理，要分开处理。结果内政部长说，我保证不超过五人。事实上，这两年多来，连五人的事件都没有发生。很好的例子是去年7月，当时，坦桑军警一起出动，抓捕了5万多名非法移民。达累斯萨拉姆的省长到大使馆来通报情况，整个抓捕行动结束后，所有被抓获的中国公民在一起，没有超过十人，而全是一个一个处理的。
这个靠什么？要靠坚强的两国关系，政府领导人之间的良好的工作和私人关系。
南都：假冒伪劣商品和工程质量这两个方面，你们有什么措施？我们也听说针对中国人的抢劫事件频发，对此使馆有何措施？
吕友清：中国商品这一块，我们是帮助在中国商人最集中的卡利亚库地区成立了一个卡利亚库商会。这个商会成立以后，他们自己出来做质量承诺，自己出来打假，让非洲人感觉到，中国人对待假货也是零容忍的。另外也要教育大家，赚钱适可而止。工程质量，我们也帮助成立了工程承包商商会，加强管理，避免低价竞争恶性竞争，有序招标，对违规低价竞标的企业，我们会予以处罚。
2011年，在坦桑因为被抢打死的中国人就达到十几人，这两年一个都没有。我们现在反复要求，一律不得使用大额现金，要进行大额现金运输的，一定要进行严格严密的防抢预案。坦桑是重债穷国，虽然国家稳定，但总有一些犯罪分子，你怎么能要求它的治安环境比中国还好呢？还有不少中国人爱进赌场，我在华侨华人大会上公开说，只要有赌场记录的人，一律不提供领事保护。纸醉金迷，一掷千金，你给人家什么感觉？包括餐馆点菜点饭，使馆跟中餐馆也有要求，适可而止，不要以为你的钱就可以随便浪费，你吃不完浪费，坦桑服务员看到了，他会觉得，中国人来糟蹋我们的粮食，一传十，十传百……这些细微之处，使馆也要想得到。
援外，我们现在做得远远不够
南都：你刚才提到援助，援外现在在国内是一个敏感话题，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中国要花巨资援助非洲，我们国家同样还有很多贫困地区和穷人。
吕友清：我们的援外金额是非常有限的，少数人以为我们给了非洲多大的援助，其实我们的援助是力所能及的，没有超过国家发展阶段和我们的财力。我们的援助与美国与西方比，不是一个数量级，中国对坦桑的援助大概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到十分之一。而和我们从这里得到的利益比，我们的援助规模是很小的。我们现在是坦桑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我们是绝对顺差，20多亿美元的顺差。坦桑的工程承包市场80%是中国公司拿下来的，每年大概有40多亿美元的承包，就是10%的利润，中国公司也有3亿美元的收入。现在中资还拿了大量的能源资源项目。在这个背景下，不要以为我们的援助有多大的规模，援助是互惠互利的，这也是在履行我们应尽的国际责任和国际义务，是国际惯例。
针对援外项目的管理，就是要选好点。本来我们援外资金就有限，一定要选政府急需，能够增加财政收入的，不能成为财政负担，老百姓能够感受到好处的项目。项目实施过程中，使馆，特别是经商处做好监督，一定要保证质量，不能出来成了豆腐渣工程。
事实上，在我们的发展中，我们也得到国际社会极大的支持，至今我们也还在接受国外援助。可现在的社会舆论弄得我们不敢说，一说中国援助，就招人骂！在国际社会里，我们不能当铁公鸡一毛不拔，一点国际责任都不履行，没有这个道理，而且我认为，现在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南都特约评论记者 宁二
(原标题：吕友清：国家形象是最大的国家利益)
据新西兰天维网援引nzherald报道，当地时间10月11日，新西兰移民部长Michael Woodhouse突然宣布，将收紧移民政策，父母团聚类别签证临时关闭，英语要求也更加严格，对此，梅西大学社会学教授Paul Spoonley表示，受影响最大的还是来自中国的移民。
政府宣布，将暂时关闭父母团聚类别签证，未来两年内不再接受新的申请，家庭团聚签证数量也将从每年5500个名额减少到2000个名额。“申请父母团聚类别的大多是中国移民，因此中国受此次新政影响是最大的。”梅西大学社会学教授Paul Spoonley说道。
2015年，新西兰共发放了5739个父母团聚类别名额，在过去的10年里，这项签证每年发放的数量都在4401到6364个名额之间。根据新西兰移民局向Herald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新西兰居留计划下，有近11000名50岁以上的移民都来自中国。
Paul Spoonley表示，家庭团聚移民最大的来源国就是中国，父母团聚类别中中国也占到了50%。“我不认同在这一类别下发放的签证名额过多，但如果整体数量减少，那么相关的类别也应该有所调整。我比较担忧的还是英语要求提高这一项，我担心移民来源国对这项政策的解读会产生误解。”他说。
Paul Spoonley称，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曾推出过相似的政策，亚洲国家会认为这种要求是对他们的一种排外。
据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是新西兰永久移民中最大的来源国，占了17%，印度占了16%，而英国则占11%。
很多家庭为了孩子的教育，选择了澳洲移民。移民到袋鼠国之后，孩子将接受到优质的西方教育，也将享受到良好的教育环境。而最近，有个调查显示，在所有的移民来源国当中，中国的子女在学习成绩上变得得更为优异。
中国移民的子女教育表现优秀
文件显示，澳大利亚是西方世界中，移民孩子教育和经济成果最好的国家之一。这一成功使澳大利亚把大多数欧洲国家抛在后面，在某种程度上也优于美国和加拿大。
报告称，移民根据来源国的不同，表现有巨大的差异。
＂来自中国和印度等许多亚洲国家的移民子女，他们的教育成绩特别高。＂
大城市移民家庭教育水平更高
移民的居住地也很重要。与澳洲本地的家庭相比，移民家庭更可能居住在大城市，而大城市的教育水平较高。
同时，孩子所属的群体也起作用，少数族群中年轻人在本族群找到有较高学历的榜样并与之为伍的机会较大，强大的人际网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另外，学校系统也起作用。和其它国家如美国相比，澳洲的教育质量较少受到社会经济背景或所在地的影响。
中国移民的子女毕业后收入最高
该研究对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劳动力的市场的分析结果是：＂在第二代的少数族裔的人口中，中国的移民在经济成果方面的表现是最好在，而中东则是最差的。＂
而移民到袋鼠国的孩子，可以接受到最为优质且全面的西方教育，并且能够在双语的文化环境当中，培养自己的语言方面的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同时，澳大利亚的空气质量极好，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空气质量最好的国度之一，在这里，孩子将会免受恐怖而可怕的雾霾的侵袭，能够在一个清新的环境当中，较为健康而快乐的成长，再也不用担心冬日顶着大雾霾出去玩耍的问题了。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选择澳洲移民是一个较为正确的选择，你和家人将在这里享受到生活带来的舒适和安然。
“人类都服从于一个共同的法则……进一步，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为一个共同体。”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古罗马时代，帝王哲学家马克·奥勒留就有了“人类共同体”的识见。全球化的今天，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人类共同体变得越来越紧密。开放的年代，出国“打洋工”变得越来越常见。
山东有个名字很文雅的村，叫后楚庄村，最近很出名。这个位于济南长清区孝里镇的村庄，仅仅800多个村民，却有100多人在澳大利亚打工，许多人拿到了绿卡——永久居住证。他们都是技工，有着一手过硬的电焊技术，经过“传帮带”，出国“洋打工”，这个颇有点像广西上林有大批人马到非洲的加纳去淘金。
《都市快报》记者深入这个“移民村”，探访村民的生活生存状态。其实“出国打工”与“进城打工”没有多大的差别，青壮劳力外出打工之后，村里留守的老人孩子相对较多，平常如何组织好社会化照顾，是很现实的问题。从澳大利亚坐飞机回来，需要十几个小时——这与国内在东部打工的坐火车回一趟西部老家的时间差不多，只是来去要签证，路费高许多。
人往高处走。“成群结队”出国打工去，一定有内在的道理。在当地，不仅仅是后楚庄村，临近的四街村、金村、常庄村等都是移民村，整个孝里镇，已有1000多人获得了在澳大利亚工作签证，涵盖了电焊、水电安装等多个工种，其中近一半人申请了绿卡。他们都属于技工，但大多是比较辛苦的那种。在国内干活的话，这样的技工一般也不会失业，但到澳大利亚“洋打工”“打洋工”，收入毕竟高很多。
这是一个“技工全球化”的时代。不仅国内总体上技工供不应求，国外制造业发达的国家，技工也需求量很大，常常出现缺人的情况。
有些工种，不一定非得正规学校学出来才行。在过去出国谋生者当中，厨师和缝纫工就比较多。这些都是很辛苦的行当，老外不想干，不免会缺人。像服装业比较发达的意大利，缝纫技工的需求量就很大，许多中国人就是在意大利做缝纫工的，你若是缝纫技工，在那里失业的可能性就很小。
山东的孝里镇后楚庄村，可谓是“新侨乡”，是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形成的。与传统的“老侨乡”相比，各方面的情况会生涩一些，这也很正常。老的侨乡各个领域都已磨合得很好，比如浙江的著名侨乡青田，有23万华侨遍布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全县人口五分之二强，他们来来去去早已成为常态，家乡也被戏称为“联合国”，全县私人外汇储蓄高达3亿多美元，青田人侨居国外已有300多年历史，除传统的餐饮业和制造业之外，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商贸业。新的侨乡走向成熟，需要时间磨砺。
新时代，新侨乡，新梦想。走出家门，走出国门，融入人类共同体，热烈拥抱全球化，不再“冷眼向洋看世界”——以此理念，那么，我们更应向后楚庄村的农民电焊工们学习，谁说他们手上激发的电焊火花不能照亮发达国家！
山东一个镇千人赴澳做技工
山东济南长清区孝里镇后楚庄村100多人靠着一手过硬的电焊技术，拿到了澳大利亚绿卡，村里几乎看不到年轻男子。 记者朱丹阳摄
记者刘彦朋 摄影朱丹阳发自济南
这几天，后楚庄村因为媒体的报道打破了千百年来的默默无闻，被作为“移民村”拉到了公众面前。
这个位于济南长清区孝里镇的村庄有800多个村民，却有100多人靠着一手过硬的电焊技术，拿到了澳大利亚绿卡（永久居住许可证）。他们移民后被描述成“月入两三万，住数百平米花园洋房”。
其实在当地，移民村不止后楚庄村，临近的四街村、金村、常庄村等都是，孝里镇已有1000多人获得了在澳大利亚工作签证，涵盖了电焊、水电安装等多个工种，其中近一半人申请了绿卡。
当澳大利亚和中国农民因电焊结缘，会产生怎样的微妙反应？
子女在澳大利亚打招呼：别乱说
8月6日下午4点一过，太阳开始温柔起来，没了中午时的火辣。跟往常一样，后楚庄村六七十岁的老年人搬着马扎，四五十岁的妇女搬着小木凳，各自聚在一起，东家长西家短地开始拉呱。
青壮年“逃离”之后，后楚庄跟当下中国许多村庄一样，剩下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孩童。约两个多小时后，吃过晚饭，紧挨着的四街村也和后楚庄一样进入夜间聊天时间。
“因为出国移民的事，这两天咱们这个‘日本国’村火啦，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昏黄的路灯下，不知道谁喊了一句，大家都跟着笑了起来。
后楚庄人自称“日本国”村，原本是个早就被忘了的“外号”。抗日战争时，因为民兵防守得力，后楚庄村铁板一块，日本兵只能“望村兴叹”，再加上后楚庄村依山傍水，风水绝佳，就自封了“日本国”村，现在因为后楚庄村拿到“澳大利亚绿卡”的人最多，这个绰号又被叫了起来：“风水宝地，宝岛日本国村——后楚庄。”
“唉，别提了，他们（媒体）写得也太夸张了，好像在国外干电焊坐着就能捞钱一样。”这时说话的是程志东（化名），今年66岁，已经去过澳大利亚两次了。
住在王金明（之前多次被媒体提及，其儿子也通过电焊技术移民澳大利亚）家附近的一个大伯说，老王家儿子已经来电话了，不要再让老王“乱说”了，他们在网上看到报道后很恼火。
四街村的几户“典型”干脆直接不给陌生人开门，只要说明来意是记者采访，就直接往外赶撵。四街村和后楚庄村的干部，也都躲了出去，以免又要带着记者去找“典型”，让人家烦。
“我偷偷给你说几个好说话的人家，你们自己去找吧，省得村干部落埋怨。”后楚庄村一个村干部的妻子说。
刚刚从澳大利亚回家探亲休假的王飞（化名）跟妻子则一直认为，之前的报道是人发的帖子，不知道竟然是正规媒体的报道。“虽然我们过得比以前好了，但绝对不像网上说的那样，啥都好，没一点不如意。”
近两三年几乎没人 通过技术获得绿卡
尽管觉得国内媒体说得太夸张，但回想起去澳大利亚的经历，王飞还是有些激动。
初中毕业后，王飞跟邻村后楚庄村的大多年轻人一样去深圳船厂打小工。因为年龄小、工龄短，他只能拣脏、重、累的活干，想学点技术，也得看带队师傅的脸色，有时候还得送包烟拉关系。
2006年前后，国内一家中介公司和澳大利亚人合作，在济南锅炉厂办了焊接培训学校，专门向澳大利亚输送电焊工。“说是培训学校，其实就是帮忙办手续，我通过技术考试，完全靠之前在船厂打下的底子。”王飞说。
那一年，全国有400多人报名，孝里镇考上了21人，这其中就包括王飞，以及程志东的三个儿子。说起六七年前那次考试，程志东满脸骄傲。
通过考试去澳大利亚时，只办457工作签证，“并不用过英语关，只要技术过硬，就会被老板选中带过去。”后来因为表现好，由老板担保申请绿卡时才要求考雅思4.5分（接近大学英语4级的水平）。
王飞记得，考试之前他一直死记硬背英语单词、短句，听说都没问题，就是读写太差，跟国内盛行的“哑巴英语”正好相反，最终他们大多数人都没考到4.5分。
不过澳大利亚移民局也不是不能变通，只要给政府交2000澳币，到当地一个英语培训机构在周六周日读一个英语课程就行。“还有人干脆只交钱不去读，当地也不管。”王飞说。
直到现在，王飞的英语水平也只是跟当地人日常交流没问题，如果去看医生说一些专业词汇就不行了。不过，澳大利亚政府在各个公立医院配备了各种语言的专业翻译。
王飞觉得这点当地想得很周到：“医生只要发现你语言不太通，就不和你说了，立即根据你的母语找来专业翻译，即使你带着精通英语的朋友也不行，必须用医院的专业翻译来转述发病症状。”
受国际经济形势持续低迷影响，澳大利亚近几年的发展状况也不乐观，当地早已收紧了移民政策，这两三年孝里镇几乎再没人通过技术获得澳大利亚绿卡，但持工作签证的仍有数百人。
除了工作 不用为人际关系费脑筋
和其他在珀斯或墨尔本的老乡不同，王飞一直呆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一个小城市。他贷款买了带花园的房子，400多平方米，买了小轿车，3岁的儿子出生时就获得了澳大利亚国籍，政府每月给300至500澳元的抚养费（1澳元相当于5.6元人民币）。
澳大利亚政府规定，蓝领工人一周工作38个小时（每天约7.6小时），但王飞的工作时间通常都在44个小时以上，至今还没换过工厂。
“咱们没受过高等教育，英语又说不好，唯一能回报老板的就是拼命干活。”王飞说，当地会根据加班
时间长短计算工资，每天从第7.6小时到第10小时，是1.5倍工资，从10小时到12小时是两倍，如果周六上班，前3个小时是1.5倍，超过3小时是两倍。
在澳大利亚，还有一个让王飞最满意的就是不会受到歧视，即使对方是老板，大家也都是平等的。“人人平等真的不是句口号。除了工作你不用想别的，不用在人际关系上费脑筋。如果你觉得政府做得不对，随时可以起诉总理，而且它们有制度保证案子得到公正判决。”
但工厂老板对待当地人和中国人还是有细微差别。比如，主管看见两个中国人工作期间聊天，会走过去警示一下；如果看到两个当地人闲聊，他们一般会绕着走。
“从一个不太好的环境走到一个相对规范的环境，就会感到知足，而且付出的跟得到的相称，干活就很卖力。”王飞笑着说，中国人技术远超老外，老板非常满意，愿意让这些人留下并提供担保，这让他们最终获得了澳大利亚“绿卡”。
忙碌了一周之后，因为住在城郊，王飞跟家人要专门在周六腾出时间去超市采购，然后星期天去上语言课或做礼拜，“除了圣诞节和复活节，假期比较长，平常节奏都差不多，忙得团团转。”
有时候闲半个月才找到活
“人家那地方确实比咱这干净，空气也好，吃得也放心，但钱不好挣啊，俺儿今年45岁了，一星期光房贷就得还1060澳币。”越说越激动，金村75岁的金兴辰急得直拍大腿。
“俺儿在澳大利亚珀斯，一个星期就要还房贷1060澳币，现在那边金融危机，经常找不到活干，说不定哪天房子就被银行给卖了。”金兴辰真觉得不如在老家好，不管怎样有田地种饿不着，在澳大利亚一天不干活就没饭吃，领补贴还得看人家脸色。
想给儿子省钱，金兴辰也没住够一年就提前回家了。“孩子找不到活干急得像油锅上的蚂蚁，我实在不忍心住下去。”
金兴辰从儿子那听说，因为价格问题，作为澳大利亚铁矿石的最大买主，最近中国已经不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了，改从法国进口。“他们卖不了钱，怎么雇工人干活？不可能养闲人啊。俺儿干过的一个船厂，直接从200人裁员裁得只剩下20多人。”
金兴辰说，儿子出国7年，前5年在新西兰，工作还算比较稳定，但收入低，一小时才20澳元，还要缴税，再还一些办出国手续时借的12万元（人民币）外债，几乎没存下钱。儿子最近两年去了珀斯，没想到他刚去经济环境就“变天”了。“他这两年已经记不清换了多少工厂了，有时候闲半个月才找到活。”
王飞也说，现在老外也很“狡猾”，只招短期工、零工，有活就让你去，没活就解除劳动关系，甚至还有的新招一批工人，干够15天就重新再换一批，这样就能避免裁员时发补偿金，又不违反法律。“反正工人多的是，除了我们，还有印度、越南和菲律宾人。”
失业两个月后才可以申领失业保险，“但那点钱刚够吃饭。”金兴辰说，儿子为了省钱每天都算账：面粉五毛澳币一斤、食用油一块一斤、冬瓜3块钱一斤、生姜31块一斤。如果一天花费超过30澳币，就到不够还房贷的警戒线了。“俺儿的房子就得给银行了。”
有好几次，儿子都想带着金兴辰出去转转，都被他拒绝了：“玩嘛啊？出去玩就是撒钱，你还房贷这么紧张。到星期天市场逛逛、海边走走就行了。”
因为找不到工作，不能总吃闲饭，“俺孙子被他爸撵回来了，先在国内学点技术。”金兴辰说。
去年去澳大利亚时，为了省钱，金兴辰给儿子背了两床棉被、几件棉衣服过去。那边不用棉花的，都是太空被，二三十澳币一床，“盖着不舒服，俺儿也盖不习惯。”
王飞说，收入不稳定，频繁换工作，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少数。但对这些事，王飞很能看得开：“没事，老外什么待遇，咱就什么待遇，大不了房子让银行收了，绝不至于活不下去。”
虽然在澳大利亚7年了，王飞觉得自己骨子里的东西几乎没变。
他说，自己在国内没机会，也没意识参与公共事务，到那边也一样。虽然获得绿卡后，基本上就成了澳大利亚人，只要去登记注册，就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过大多数华人技工都不会去登记，“法律规定选不选都行，但对我们来说没什么用，而且一旦登记上，以后每次都得参加，太麻烦！”王飞说，几乎整个华人圈都不太热衷这个。
程志东也说到三个儿子，别看在国外待了六七年，观念几乎没变，还是榆木脑袋不开窍。
差点和菲律宾籍同事打架
王飞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在国外待的时间越长，对祖国的感情就越深，就更爱国。
在澳大利亚，王飞和同乡一天到晚聊的都是国内的话题，“日本人又跟我们抢钓鱼岛”“菲律宾跟我们争南海”。因为黄岩岛，王飞他们还差点和菲律宾籍同事发生冲突。
“大家各自站在各自国家的立场上说话，有一次跟菲律宾同事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他们说黄岩岛离菲律宾近，他们的地盘被中国强占。”王飞说，他和中国老乡就急了，立即让他离开餐桌出去说。“我们人多技术也好，菲律宾人在工厂的地位肯定不如中国人。不过在工厂怎么争吵都行，不能打架，因为澳大利亚人才不管黄岩岛是谁的，只要有肢体冲突就立即报警。”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奥运火炬全球传递到达澳大利亚堪培拉站，王飞和他分散在澳大利亚各地的工友们分别开车赶到堪培拉保护奥运火炬，和境外敌对势力发生多次肢体对抗，“毕竟我们人多，当时去了2万多华人，直接把捣乱分子给围住了。”
“实在住不习惯。”十几天前刚从澳大利亚珀斯儿子那回来的程志东说，签证是一年，他住7个月就回来了。每天一早，儿子、媳妇忙着去上班，孙子去上学，晚上才回家吃一顿饭，他出去只能单溜，虽然当地人都跟他热情地打招呼，但他接不下来话，“整天没人拉呱，很不习惯，真能憋死人。”
老伴去世后，程志东一个人住在四街村守着四处大院子，每天一早起来就先把四个大院子转一圈看看。特别是一到夏天他最紧张。因为长期不住人，三个儿子结婚后盖的亮堂的砖瓦房屋顶都风化漏雨了。
比起越发糟糕的房子，更让程志东无法忍受的是，没了老伴之后，他没人照应，单身一人过日子。“以前有老伴，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惯了。现在三个儿子不在旁边，闺女嫁出去了，不亲自动手，饭都吃不上。如果万一摔一跤摔死了，说不定生蛆了、化成灰都打不开大门，没人知道。”
有人提议给他再找个伴，他跟儿女们商量，结果儿子们都不吭声，以示反对。“闺女、女婿竟然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还能活多少天啊，还找（老伴）？”程志东说起这个特来气儿，“他们就怕我找个‘病娘娘’，还得伺候人家。”
进家门第一句话：机票钱就得7万啊
后楚庄村有村干部说，附近几个村数百名村民移民澳大利亚后，虽然村民的物质、精神面貌都有改观，但传统的乡土社会里应该有的亲情被撕裂了。“实在是太远了，来回一趟也要花一万多元，残酷的现实让亲情显得苍白无力。”
还有村干部说，20多户100多人移民澳大利亚，加重了村里的负担。“他们留下的20多对无依无靠的老人，我们要照应吧，万一有个头疼脑热，村里两委会都得跑前跑后。”
后楚庄村人经常为一个真事争得面红耳赤：村里一个老人得了癌症，移民澳大利亚的儿子专门飞回来照看老人近一个月，就回去上班了。“刚回去没几天，他老爹就死了，你说还回不回啊？最终还是儿媳妇办的丧事，儿子请不到假。按北方人说法，养儿为防老，这养儿有啥用？”
还有一户人家，也是家里老人去世，儿子带着老婆孩子从澳大利亚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赶回来，进家门第一句话就是：“我这一趟回来，一家4口人，光机票钱就得7万多（人民币）啊。”
人家最好的地方是法律说一是一
但金村的金家银老人不这么看，他的两个儿子也都在珀斯，这两天儿媳妇已帮他订好机票，这已是他第三次去澳大利亚了。觉得孩子有那份心就行了，只要下面几代人能过得好，自己和老伴能照顾好自己。
金家银觉得澳大利亚最好的地方就是“人家的法律说一是一”，说不能抽烟，即使是民宅，买下房子时就已经装了烟雾报警器，一旦被执法部门发现，有了违法记录，“以后做什么事都受影响”。
还有，各种规定出得很人性。像全民免费医疗，当地政府也要根据具体每个纳税人年实际收入情况，决定享受福利的程度。如果收入高，买同等价位的在澳大利亚政府补贴清单上的处方药会贵很多，而退休老人买则会非常便宜。
当地的税务、医院、福利机构、银行等部门全部联网，公民的纳税记录、银行存款、利息收入、信用记录统统都能查到，“就是根据这些信息定药价”。
金家银还跟孩子去海边抓过鲍鱼，澳大利亚政府对民众能抓的鲍鱼尺寸都有明确规定，抓了小于规定尺寸的要罚500澳币，抓螃蟹只能抓公的，不能抓母的，要不抓住你也罚500澳币。“你现在都吃光，以后子孙后代还吃不？这道理在国内也都懂，就是做不到！”
除此之外，金家银更惊叹于澳大利亚的教育，他第一次去儿子那，有一回跟儿子在室外散步时吃着瓜子，扔了一路瓜子皮。金家银的大孙女就在后面跟着边捡边说：“大家还光着脚走路呢，扎到别人的脚怎么办？”再想想国内这些孩子都当小太阳、小皇帝伺候着，金家银挺为孙女高兴。
在我们看来这太可笑了
相对于金兴辰希望儿子回来，王飞更希望以后定居在澳大利亚，只是想先让儿子回国内接受基础教育。
对比两地的教育，王飞说，中国人觉得有钱了就是贵族，让孩子读贵族学校，能学习成绩好，考好大学；但澳大利亚人觉得贵族纯粹是精神层面的，最起码先要让孩子学会礼貌、遵守法律等这些常识，避免出现“中国式过马路”，再学其他的。
但看到澳大利亚同事，以及当地一些白领，他又觉得澳大利亚教育有些失败。“他们的初中跟高中连着读的，我们这的小学生去读他们的高中，数学都比他们强。就是澳大利亚当地的成年人，对三位数以内几百或几十的加减算法，都必须拿笔或计算器算，只用脑袋根本转不过弯，算不出来，在我们看来这太可笑了。”
即使对工作，王飞也觉得如果从中国的角度看，澳大利亚根本没什么效率可言，还浪费了很多资源。“同样100个人用同样的设备干一样的工作量，他们当地人的效率连我们的三分之一都不及。如果从这个角度讲，澳大利亚没多大前途。”王飞嬉笑着说。
他觉得澳大利亚学校的任务就是给看好孩子，特别是公立学校，根本不会逼迫孩子做什么事，不会从小就注意提高孩子的做事效率，想不想学习都无所谓。即使是常识教育，也都是由父母从孩子一两岁开始家教完成的。所以，王飞还是愿意送孩子在国内接受基础教育。
对于金兴辰所说的儿子在澳大利亚的困境，王飞也能理解：不管是工作签证过去的，就是留学生、投资移民的也一样，都要经过一个困惑期，只是时间有长短。
王飞觉得，这是文化差异造成的，比如国内结婚送红包，澳大利亚人就理解不了。如果他们结婚，有人丢下500块礼金，老外就傻了。“最终不光是你花了钱，他们还看不起你，因为参加他们的结婚仪式，你带个鲜花就足够了，或者啥也不带，直接穿正式礼服去白吃白喝就行。”
“刚开始去不了解人家的法律、文化、风俗，前几年肯定舒坦不了，有些事一个电话就能搞定，你可能跑了十几趟还没定。”王飞说，即使完全留在那，他觉得第一代移民也永远融入不了当地的圈子，因为双方思维方式太不一样，第一代移民接触的圈子也都是华人……
（来源：都市快报）
根据西班牙统计部门于当地时间2月22日公布的数据，中国移民成为巴塞罗那最大的移民群体，在整个加泰罗尼亚大区的亚洲移民群体中则排名第三。
统计显示，2017年，加泰罗尼亚大区外国移民人数4年来首次增加，突破百万人大关，达到104.14万人，占总人口的13.8%，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1.8%。
就加泰罗尼亚大区而言，2017年，来自欧洲国家的移民人数最多，占移民人口总数的33.2%；排名第2的是非洲移民，27.3%；美洲移民占24.8%。
亚洲移民群体占总数的14.7%，中国移民人数排名第3，共5.72万人，占总数的5.5%，仅次于摩洛哥人(19.9%)和罗马尼亚人(8.6%)。
与上一年相比，非洲移民人数则减少了1.6%(4520人)。
2018年2月，西班牙的外国人社保人数减少了2.3万人，比2017年12月下降了1.2%。生活在加泰罗尼亚和马德里两个大区的外国人数量最多，上保人数超过移民总数的25%。西班牙华人缴纳社保人数达到10.02万人，在西班牙非欧盟国家移民中排名第2。
申请政治庇护已成为移民美国的捷径
华盛顿专门研究移民政策的智库——移民政策研究所（MPI）4月28日发布关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移民数量、构成等方面的变化。由于研究过程较长，此次发布最新数据是2012年。截至2012年，出生于中国的移民数量在外国出生的移民群体中排在第3位，且“新移民”数量较多，移民美国势头旺盛。
根据发布，2012年美国共有4008万左右的外国出生移民，出生于中国（包括香港）的移民和菲律宾移民并列排在第3位，约占总数的5%左右；印度排在中国的前面；而排名第一的墨西哥出生的移民数量则遥遥领先，占到了总数字的28%。如果看绿卡，出生于中国的“合法永久居民”数量排名第二，为8%，仅次于墨西哥出生的绿卡持有者的14%。可见相对于墨西哥等国，中国的非法移民数量较少。
数据显示，持有临时签证（不包括游客等短期签证持有者）、在美生活的外国公民共有190万，其中45%为工作签证持有者及其家人，学生签证及家人紧随其后。这其中，来自亚洲国家的居民占了一半左右，来自欧洲的则占到1/4。这次，中国来的临时签证持有者数量依然排到第二，排到第一的是印度。另一方面，这一年寻求“政治庇护”的中国人有10151名，是所有“外国”中最多的，美国政府有34%的政治庇护资金花在他们身上。
2012年入美籍人数的排行榜中，中国则排到第五位，共31868人。排到前四位的分别是墨西哥、印度、菲律宾和多明尼加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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